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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百年 系列--残阳如血剑如虹-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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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应该说表现很是机敏,他看出了汪精卫唯求一死,于是向摄政王进言,说姓汪的其实就是想死,并以此来鼓舞他们本来已经沉沦的士气,咱们爷们不能上他的当啊。
载沣此人本就不是那种暴虐之人,听了善耆的话觉的有理,于是命善耆酌情宽大处理,以彰显朝廷的仁德之心,于是谁也没想到的判决结果出现了——汪、黄二人都被判终身监禁。
善耆不老糊涂吗?人家汪精卫舍死忘生刺杀摄政王,其“唤醒民众,重树形象”的目的已然达到,这时候你杀了他,既符合法律又能震慑革命党,何乐不为?你这样假仁义,结果只能被革命党认为是软弱。
其实,善耆看到汪黄二人在法庭上大义凛然,同时又读了汪的一些文章,顿起爱才之心,作为清廷皇族,他又何尝不希望国家富强呢,他又何尝不希望自己的阵营中多一些汪精卫这样智勇双全的青年才俊呢, 于是善耆以亲王的身份,多次去看望狱中的汪精卫,并与汪展开了一系列很有见地的对话,
肃亲王认为效法西方的*政体并不一定要用暴力方法推翻皇权统治,何况现在政府已经预备立宪了,什么事都有过程,为什么不能看到政府的进步?三*义是十分狭隘的,为什么不能五族(满蒙回藏汉)共存,非要搞民族对立,搞排满兴汉呢?现在列强虎视眈眈,你们这么搞,徒增国家混乱,于民何利?而汪精卫认为现在载沣搞的这套假立宪根本不是向西方*政体过渡,反而是将更多的权利向皇族集中,因而不能幻想着皇族会主动的交出权力,必须要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制,建立真正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两个人观点虽然尖锐对立,不可调和,但通过一系列对话,二人都向对方展示了自己的人格魅力及政治头脑,以至于后来获释的汪精卫评价善耆,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而善耆则说,我如果不是皇族,我也叛变革命党了。
在狱中之时,汪精卫始终没有放弃他的革命理想,且坚定的拒绝了来自善耆的游说。
当有一日,有人给他送了十个鸡蛋,其中一个上写了一个小小的“璧”字,他知道已经脱险的陈璧君又冒险回来了,百感交集中,想起两人都熟读的顾贞观金缕曲,匆匆改写后答复陈: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
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
一腔血,为君剖。
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
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
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
肠已断,歌难又。
由此,陈璧君终于被汪精卫所接纳,这段在战斗中结成的革命友谊,终于转化为汪陈之恋,而这段恋情竟然在最后被倔强的陈璧君演绎的旷烁古今,这是后话,我们以后再提。
最后,我们以汪精卫在狱中所写的《慷慨篇》中的四句作为本节的结束语,让我们在这英雄的诗篇中一起回味那个波澜壮阔的年代:
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九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岁月的车轮终于驶入了公元1911年,农历辛亥年,这一年发生了一件大事——辛亥革命,本节将和大家一起去体验山雨欲来的中国
大家还记得之前咱们说过的同盟会分裂吧,1907年的事,孙中山的领导地位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削弱,这件事的导火索固然是“孙中山贪污”事件(此事真伪难辨,故不加置评),但单有导火索,如果没有炸药包的话,依然不会有什么危险。遗憾的是,同盟会当时就是一个炸药包,因此爆炸是必然的结果,只是哪件事成为导火索的问题。
很多人质疑了孙中山的管理能力,笔者也认为孙同志是一个革命活动家、思想家,但却不是一个善于处理各种矛盾的政治家,这点将会在以后详细阐述。但就1907年,同盟会解体来说,我认为与其说是管理者能力偏弱,倒不如说被管理者能力太过突出,你瞧瞧黄兴、宋教仁、汪精卫、廖仲恺、章太炎、蔡元培、陈其美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什么人物啊,日后叱咤中国的蒋介石此时只是陈其美的小弟而已啊。
在大家谁也不服谁的氛围当中,先是孙中山和黄兴为了给未来的*选国旗问题争论到了拍桌子瞪眼的地步,孙要用*,黄说这玩意和日本国旗相似,还是用井字旗好,孙中山说这把中国分的四分五裂的像什么样子,还是青天白日好,结果谁也不肯妥协,黄兴竟然为此威胁退出同盟会,你老人家自己干吧,我不奉陪了。这时候章太炎出面调解,民国还八字没一撇呢,您老哥俩先专心把眼前的事做好不行啊,这才算把这事暂时搁置了,没过多久,章太炎因为“贪污案”要求罢免孙中山,并最后率领他的浙江帮脱离同盟会,重新起用他们原来的名字——光复会,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率领着他们的广东帮去了南洋,在那成立了个同盟会总部,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帮与章太炎为首的浙江帮的论战中,黄兴又站在了孙中山一边。但之后的广东帮与黄兴所代表的湖南帮虽然都叫同盟会,但事实上互不隶属,各干各的。
除了这几个大的派别,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要提到的,由长江中下游各省同盟会员组成的派别。当时,孙中山坚持“边地革命”或叫“边角革命”,就是在远离中央政府,天高皇帝远的边角地带进行暴动、起义,利用此处统治薄弱的机会建立自己的根据地,然后徐徐图全国。而另一种思想是,在长江中下游各省进行起义,一旦成功,可以直接割裂清廷与南方各省的联系,迅速推翻满清。孙中山的想法比较符合历代农民起义的模式,加上孙中山在同盟会中的地位,因此前面的大多数起义都是按照孙中山的方略进行的。而坚持第二种想法同盟会会员因观点一致而结成了一个新的派别,而这些人也多来自长江中下游各省,1907年,在同盟会分裂的大背景下,他们成立了“共进会”,推举张百祥为总理,主要领导人有焦达峰,孙武等,他们主要的工作就是通过联络和策反新军,以图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实施起义,他们自称是同盟会的行动队,事实上和同盟会已无隶属关系。黄兴对于他们的另立门户很是不以为然,质问焦达峰,达峰回答,同盟会行动迟缓,我们只是急革命所急,并非内心有异。黄说,咱们两家闹革命,革命成功了,谁听谁的?达峰说,还没起兵呢,你就提这个为时过早,等哪天革命成功了,如果您势力大,我听您的,我要势力大,您就听我的呗。
这个共进会中的领导人在当时没有太高的威望,日后也没出现影响中国的大人物,他们主张的在长江流域革命然后直接扩展到南方各省的想法也让人感觉过于理想化,可就是这帮人竟然策划了武昌起义,而且成功了。
和共进会共同策划武昌起义的还有一个“文学社”,文学社怎么还能策划起义啊,哈哈,这个“文学社”和文学完全不搭界,只是为了掩人耳目而已,他们是革命党在新军下层军官及士兵中发展起来的组织,文学社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人为骨干力量,他们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上千人,比共进会还要多一倍。在起义前,这两个组织所能影响到的力量已经占到了湖北新军的近三分之一,革命条件非常有利。
1911年,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开始了,其实咱们教科书上把保路运动说成反帝革命行动,我看有些牵强,它的情况很类似咱们现在经常看到的群体性事件。
政府认为“要想富,先修路”,于是允许招商局以招商的名义,吸纳民间资本修建铁路,各地都成立了很多商办的铁路公司,从民间吸纳了不少的资金,然而这官办的模式其效率之低下,成本之高企,匪夷所思,这有资金不足的原因,更有官员*的原因。中央政府为了推进“修路致富工程”,决定收回路权,所谓的“路权”其实主要都是些半拉子工程,希望已国外银行入股的形式解决资金问题,同时将修筑权交给国外公司,来解决贪腐横行的局面,迅速建立国内的铁路网。笔者认为清政府无论是初衷还是方法都是对头的,引进外资建设自己,有什么不对啊,事实上引进外资修建的如京汉铁路、沪宁铁路和汴洛铁路三条长线陆续竣工,早早的见到了效益,根本不是那些商办铁路可比的。
可是,一个好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却出了问题。政府没有考虑到当初被招商局忽悠着入股的股民们的利益,规定只收路,对于投资款项,根据亏损情况,按一定比例还款,其余部分兑换成股票。政府也有她的道理,你们入股是投资,投资应该自担风险,现在干了这么多半拉子工程,国家有什么义务去替你们弥补经营亏损,而这群股东坚决不干,他们也有他们的道理,你国家如果不把铁路收走,我们总还有些希望建成,然后去弥补亏损,现在可好铁路归了你们,我们的本金就损失巨大了。
其实,对于政治正确的“修路致富”大局来说,这本是小事。你们那些个民办铁路公司眼瞅着是个无底洞,现在国家及时介入帮你们止损,归还你们一部分本金,减少你们的损失,本该感谢才是,如果好好的沟通安抚,讲明道理,也许就可以解决,起码不会激化,就算是不能很好的解决,所涉及的人数也不过时那些个股东,股东当中虽有不少普通百姓,但大部分还是当地士绅,涉及的人数不是很多。可是一件小事却以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方式高速度大范围的蔓延开来,尤以四川为甚,先是罢课、罢市、上街*,再继续就是警民暴力冲突,警察开枪,平民殒命,最后竟然变成了武装暴动。
怎么会这样呢?这个中原因,一是多年贪腐横行,政府决策朝令夕改,导致政府本身的公信力严重不足,你即使想做好事,老百姓也不信;二是政府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强硬乃至蛮横的态度,没有和普通民众沟通的欲望和能力。三是,这是“皇族内阁”上台后发布的第一条政府令,那些立宪派与革命党正愤愤不平呢,正好把对假立宪的不满发泄出来。和所有的群体事件一样,一件小事被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他们打着“保卫主权”的旗号,煽动大批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进来,一个政府引进外资造福于民的政绩工程,成了卖国求荣的反动行动,而企业股东争取个人利益的事件最终变成了普通百姓抒发对政府不满的大规模群体事件。
保路运动始于1911年5月9日,清廷在邮传大臣盛宣怀宣布“铁路国有”政策,迅速在湖南、湖北、广东、四川等地展开,至9月,在同盟会的策动下,已经在四川发展成了反抗清廷腐朽统治的大规模武装起义,清政府无奈之下迅速从湖北、湖南、广东、陕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派兵前往四川增援,此时已是10月上旬,而湖北新军的调离,给了策划已久的武昌起义一个绝佳的机会。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十章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
武昌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历史事件,但它和之前的那么多次失败的起义最大的区别就是组织更加混乱吧。
1911年9月14日,在四川保路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在两湖等地活动频繁的革命党共进会与文学社结成了联盟,相约趁军队调去四川之际,在长沙武昌同时进行起义。9月24日,在武昌胭脂巷11号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确定农历八月十五,也就是1911年10月6日,举行起义,并确定了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武昌起义军事总指挥,共进会孙武为军务部长,大约相当于参谋长吧。
这不是挺好的吗,时间选的很好,正是守军空虚之际,地点在长沙武汉两个中部大城市,一旦成功,影响巨大,指挥员责任到人,这怎么还会更混乱呢?
问题是从这之后,整个武昌起义的进程几乎就没有一件是在预定轨道上进行的,一次次的偶然,一次次足够灭顶之灾的偶然,竟然都没有影响到最后误打误撞的走到终点。
别着急,听我慢慢讲来。
就在9月24日,确定起义时间的这天,发生了一起意料之外的南湖兵变,起因是一个叫孟华臣的炮兵士兵吃酒带醉,不听排长劝阻,还殴打长官,在被管带责令重责军棍时,这小子率领一帮士卒砸了营部,管带也被打跑,等到*的官兵赶到,孟华臣等落荒而逃。这本来是件很小的事,孟华臣虽然是共进会会员,但层阶较低,估计他应该不知道他们的组织正在策划一起惊天大事,可这次不经意间的醉酒闹事,却引起了湖北当局的警觉,就在这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竟然街谈巷议起来。
所谓“八月十五杀鞑子”,本是一个传说故事,说是元朝末年,汉人不堪蒙古人(鞑子)的残暴统治,朱元璋揭竿反元,但元军控制严密,义军无法传递消息,适逢中秋节将至,刘伯温献计,在中秋节互赠糕饼里面夹纸条,上面写着“八月十五杀鞑子”。有些版本作“月圆杀鞑”的字条藏在月饼里分发给其他人,纷纷约定在八月十五那天起义,大家一起把鞑子杀了,据说这也是中秋吃月饼的起源。
当地政府非常重视此传闻,湖广总督瑞澂宣布八月十五不放假,全城戒严,官兵皆不能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戒严时除值勤士兵可允携带少量子弹以外,所有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革命党定的起义时间是中秋节,而满人同样被称作鞑子,这时候,出现“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闻,恐怕很难用巧合来形容,从官方并没有让部队枕戈待旦,以备突发事件,而是对全城官兵缴械的举动来看,他们不光确认革命党要在中秋举事,而且知道是准备通过兵变的方式举事。一个如此机密的事情竟然成为了贩夫走卒的谈资,竟然让官方提前做出了正确的防范,可见组织工作极其粗疏。
就在武昌这边进展遇挫之际,9月28日,湖南共进会领导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湖南准备未足,请展期10天。
还能有别的办法吗?没有。
那就延期吧,起义时间被重新定在了10月16日。
其实这次延期歪打正着,武昌人民度过了一个安静的中秋节,同时也让当局的警惕性有所松懈,这时如果按计划起义,必能打清廷一个措手不及,不过,这帮革命党可能觉得革命的道路太过平平坦坦,后人写东西都没的写,所以为了照顾诸如笔者这样唯恐天下不乱的写手,他们还是要将曲折进行到底。
10月9日下午,本次起义的总理刘公、军务部长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部点验完党员名册,接着发生了一个大意外,存放的炸弹发生了爆炸,关于爆炸我至少看到三种说法:1、刘公和孙武正在安装炸弹,刘的弟弟刘同来玩,抽烟时火星引燃了炸药,引起的爆炸。2、孙武进行炸弹实验,配置炸药过程中发生了爆炸。3、孙武在搬运炸弹过程中,一个装有药水的小瓶打翻,药水流入炸药中,引起反应而爆炸。这三种说法中,第一种最有戏剧性,但也最不靠谱,都是大人,一边在那安装炸弹,这边就抽烟,太小瞧革命党的智商了。
不管是哪种可能,有一点是肯定的,发生了爆炸,起义的参谋长孙武还未参加起义,就把自己给炸成了重伤。刘公急忙命令李春萱将孙武送往同仁医院医治,忙乱间,未及逃离的刘同、李淑卿等6人被闻风而至的俄国巡捕抓获,更要命的是搜去了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等物,湖广总督瑞澂在得到俄国巡捕的通报并引渡了几名革命党后,随即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
此时已经被调防到岳州的武昌起义总指挥蒋翊武匆匆赶回了武昌,召集刘复基、彭楚藩等人在位于武昌小朝街85号的文学社总部召开紧急开会,与会的还有各标营的革命党代表,因为情况紧急,与会者一致认为事以至此,迟则生变,应马上起义,于是蒋翊武便签发起义命令,令各起义部队当晚(10月9日)十二点以南湖炮队鸣炮为号,城内外同时举义。随后大家该回营的回营,该送信的送信,为保安全,能撤走的都撤走,总部只留下蒋翊武和刘复基等少数几人。
正在革命党紧急应对之时,刘同已经叛变,这小子太爷们了,你哪怕挺上一天,就能成英雄了,可惜他做了狗熊。
按照叛徒的交代,小朝街85号的文学社总部暴露,当晚未及子夜,大批军警即包围了小朝街85号,彭楚藩、刘复基被捕,蒋翊武当时打扮的像个老学究,竟然没有引起军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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