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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百年 系列--残阳如血剑如虹-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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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本科毕业论文没有引起李中堂的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也许李大人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也许看到了，懒得作秀，于是没有回信。总之，孙先生的这篇寄托了自己革命理想的大作发出后，即石沉大海。
可孙中山显然将这看做了李中堂的傲慢，于是跑到美国檀香山，创建了一个叫“兴中会”的组织，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口号，本来想报效朝廷，结果不给老子机会，老子推翻了你。
几个月之后的1895年2月21日（正月二十七日），兼并了“辅仁文社”的兴中会在香港正式成立总会，与会者皆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
这个誓言的前两句，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反清复明，后两句概括起来六个字——等贵贱，均贫富，有人说，你就扯吧，伟大的*主义革命先驱难道狭隘到和韦小宝一样吗？难道就会拾人牙慧，拿宋朝农民起义领袖的政纲直接照搬吗？
你还别说，孙先生后来加入了洪门，而许多资料显示，这个洪门就是当年的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韦小宝同志是天地会青木堂堂主，孙中山同志是洪门致公堂洪棍，二人职位相当。
这里要表明一下本人观点，本人绝对不认为孙先生这四句口号狭隘，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反清复明”这个口号是狭隘的，“驱除鞑虏”就是大汉族主义，纯粹是这些年错误的历史教育造成的。
元朝，清朝作为我们中国国土上曾经出现过的历史时期，是客观存在的，于是我们弱智的历史教科书的编撰者不知出于何种目的，竟然简单的将这两个朝代的入替等同于中国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根本抹杀了侵略者以武力征服弱小，以野蛮*文明的罪恶，在CCTV一套竟然在黄金时间播出《施琅大将军》，公然将一个先投降侵略者，后又狐假虎威，帮侵略者将祖国最后一个据点攻陷的大汉奸涂抹成民族英雄，这是纯粹的颠倒黑白。
所以说，基于正确的历史观，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很有见地的，以反抗侵略者为由，不仅可以得到广大大汉族群众的共鸣，也更容易化解汉人知识阶层、汉人官僚阶层的敌意，应该说这是一个和大汉族主义无关的政治正确、效果显著的政治口号。
如果您不同意我上述的历史观，那就不用往下看了，因为我后面会讲到很多很多的抗日英雄，如果以现在那帮弱智历史学家的观点，薛岳还打什么长沙会战，直接投降，然后率领虎狼之师一举攻克重庆，大东亚共荣圈建立后，也许也可以拍一部《薛岳大将军》的电视剧在黄金时间播出，岂不扯淡。
至于“等贵贱”，与人本思想，*思想相符合，与资产阶级革命“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相符合，是及其积极的，是我们大家至今还在为止奋斗的目标。而“均贫富”则有其历史局限，这一点，待咱们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实践”时，会和大家一起深入探讨。
言归正传，接着说我们的孙先生，从这之后，孙中山就是一个社会活动家，在游历列国，宣讲自己的思想的同时，也在逐渐完善自己的思想，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已经不再是给李中堂写毕业论文时候的毛头小伙子了。
及至同盟会在日本成立，孙中山的地位日隆，此时的他及他的战友们已经不满足于零敲碎打的宣传革命了，他们准备主动的向保守的立宪派，也就是保皇派发起论战，《民报》于是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他们的阵地，孙中山在这个阵地上发出了第一声呐喊，在这里他首次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也就是“三*义”，这次为《民报》所写的发刊词【注2】，言简意赅，深入浅出，与十年前那份洋洋洒洒的“毕业论文”已经是天壤之别。
清末的革命党与历次农民起义不同，晚清的革命党不是官逼民反的下层群众，正相反，他们是一群衣食无忧，且大都有过留洋经历前景看好的年轻知识分子，因此他们的抛头颅洒热血才更多的具有理想主义的光辉，记住这些人物吧，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张继、章太炎、陶成章、汪精卫、朱执信、廖仲恺、陈天华、黄侃，他们是同盟会的第一批会员，他们那时都很年轻，不知是清末的摄影技术高，还是这些革命家真的都具备了偶像明星的气质，一个个文弱清秀中又透着勃勃英气，单看照片，你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是一群坚定的暴力革命的信仰者、鼓吹者，更不能把他们和心狠手辣的暗杀活动联系起来。
可是，无数次的实践证明，一群精英组成的团体，也许是最没有效率的团体，没有强势领导的一群精英组成的团体则肯定是没有效率的团体，很遗憾，在这一群自视甚高，也确实十分有才的愤青之中，孙中山确实还没有让所有人心悦诚服的资本，而未经众议，私自收受日本政府的资助离开日本，则导致了成立不足两年的中国同盟会分裂。
不过分分合合在晚清革命党当中确属常见，于是孙中山没有气馁，似乎所有人都没有气馁，大家在折腾中继续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之后几年，革命党最主要的成绩就是组织了无数次失败的武装起义。
第八章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败，不仅使革命党人士气低落，也使本已在舆论上处于劣势的温和的立宪派重新找到了突破口，立宪派著名领导人，坚决反对暴力革命的梁启超先生1908年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指出，你们革命党领导人煽动人家子弟去送死，自己却住着高楼华屋，安然自在，不过是“远距离革命家”而已。
这个说法确实太有杀伤力了，确确实实，一次次起义，这些革命家们都躲的很远，幕后操纵，很少有人到前线去厮杀，出了事转身就亡命海外，竟然连类似维新派中的“戊戌六君子”的人物都没有出现过，这绝对是授人以柄的。
而在此之前的1907年，竟然出现了上节咱们提到的同盟会一把手孙中山私收资助案，以这件事是这样的，日本政府按清政府的强烈要求，驱逐在日从事反清活动的孙中山，离开时，孙中山收到了日本友人两万多日元（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的赠款，因为同盟会的收入都是靠从各界募集，因此孙得到的这些费用理所当然应该属于同盟会的收入，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这下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时任主编章太炎急了，直指孙中山贪污，并领着自己的一拨人愤然退出同盟会。之后，孙中山写了详细的收支明细，以证明自己这些钱都用于革命，自己没有多花一分钱。但作为同盟会的一把手，以前财务制度不明晰，此时出来辟谣，不管真假，都已为时太晚，同盟会就此竟然四分五裂。
面对革命党声誉的每况愈下，一个时年27岁的年轻人勇敢的站了出来，
“我要去北京，刺杀清廷高官，让世人看看革命领袖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不是什么远距离革命家”。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同盟会创始人之一，三大支部之一评议部的部长，曾任《民报》主编的汪兆铭，因其发表文章时笔名精卫，后人多以汪精卫称之，在同盟会分裂后，他一直追随孙中山到了南洋。
孙中山一听就急了，说你是革命领导人，怎么能去做刺客呢，汪的朋友胡汉民更是坚决反对，对此汪精卫回应道，革命如同烧饭，需要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某愿意为薪。大家见汪精卫死意已决，同时这也确实是挽回革命党声誉的不是办法的办法，组织只好同意。
于是汪精卫开始找寻合作者，他先找到了四川人黄复生，还没等汪吞吞吐吐的说完，黄就大笑起来，直说无妨，我和你一起去北京。看到黄复生如此豪爽，汪精卫也就直截了当起来：此次北京行刺，成功是死，不成功也是死，断无生还之理。黄回道：黄某参加革命，何曾畏惧过生死。
接着，汪精卫还需要一个会鼓捣炸弹的帮手，他选中了喻培伦，喻和黄一样没有任何犹豫就答应下来。
正当汪精卫精心准备时，一个娇小的女子站在了他的面前，我要和你一起去，汪精卫说，此一去有去无还，女子说，没关系，和你一起同生共死，此生足矣。
汪精卫只有苦笑了，这个女子叫陈璧君，马来西亚巨富之女，家住马来西亚槟城，17岁在马来西亚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历史上年龄最小的会员。此女在女校读书之时，就非常喜欢看《民报》，更是注意到其中一个叫精卫的人，此公文章如《民族的国民》【注3】、《驳革命可以瓜分说》【注4】等，说理透彻，文风犀利，颇得这小女子仰慕，于是在同盟分会会长吴世荣的引荐下，她第一次见到了自己心中的大才子汪精卫，一见之下，不禁心惊，人常说郎才女貌，可眼前这位汪大才子不仅有才，而且年轻，不仅年轻而且英俊，这下可了不得，陈大小姐一下就相中了眼前这个儒雅的男子。
这里要插一句，后来的民国四大美男虽然有多个版本，但几乎每一个版本的第一名都是这个汪精卫，也就是说，此人是公认的民国第一美男。
这陈小姐的性格可是敢恨敢爱，拿起笔来就给汪美男写了一封求爱信，然而却遭到了汪的拒绝，哪和哪啊，刚认识就求爱。其实汪倒不是对陈有什么成见，他对谁都是一样，理由是：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因此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
陈大小姐可不是知难而退的人，那可是个有心计，有胆识，有魄力的奇女子，你汪到哪里，我陈大小姐就跟到哪里，敢不从我，反了你了。
陈碧君跟随汪精卫参与《民报》的工作，做事十分麻利，又有钱，又豪爽，经常请这帮穷编辑去吃大餐，还把家里给的钱都捐给同盟会，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在这过程中，陈碧君更深的了解了汪精卫，这个人不嫖不赌不酗酒，真是一个各方面都极其优秀的有为青年。
这次当陈璧君知道自己心爱的人要去开始一段有去无回的旅程时，她没有阻止，只有一个要求，带我一起去。汪精卫被陈小姐的真情所打动，终于同意陈璧君加入刺杀小组，陪伴自己最后的旅程。这时，有人半开玩笑的对陈璧君说，你有大英帝国的护照，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
之后，几个人于1909年初潜回北京，在琉璃厂马神庙胡同内，弄了间“守真照相馆”做掩护，有生意没生意的他们也不在意，只是在里面鼓捣炸弹和等待机会。
2月底，机会来了，摄政王载沣的俩弟弟，咱们前面讲过的，陆军贵胄大PARTY的毕业生，已经是国家最高军事领导人的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
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准备载洵、载涛一从门出来，汪、黄二人就扔出炸弹，然后冲回来跳上骡车就跑。
没有想到的是，人家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不设保卫，混杂在一般乘客中一起出站。于是，汪精卫和黄复生这炸弹就扔不出去了，只好把那个炸弹又拎了回来。
有人说这俩大人物是在作秀，其实作秀成为习惯有什么不好，时时刻刻都想着作秀，总比明目张胆的欺压百姓强，你看人家保了条命不是。
几个人并不气馁，他们打听到摄政王载沣每日上班都会路过银锭桥，就在这里下手吧，炸死丫的。于是，计划由黄复生和喻培伦夜深人静之时，在桥下埋炸药，布引线，第二天由汪精卫负责引爆炸药。
3月31日晚上，汪精卫与陈璧君依依惜别，准备第二天慷慨赴死之际，黄复生和喻培伦跑了回来，说埋炸药时让人看见了，那人转身就跑了，他们急忙躲在暗处观察，不一会让警察就来了，咱们埋炸弹的事暴露了。
汪精卫让大家不要慌，他们发现了炸弹，不是没看见你们俩人吗？等等看，结果第二天报纸就出来了，说有人想刺杀摄政王，并普遍认为是宫廷内部权力争斗，没人往革命党上去想，大家长出一口气，这次不行，咱再来下次，小子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非弄死他不可。于是派喻培伦去日本搞炸药，派陈璧君回南洋搞钱，看来这小照相馆还真是不挣钱。
可就在4月16日，守真照相馆突然被大批军警包围，黄复生被捕，与此同时，汪精卫在他的住地东北园被清兵抓走。
原来，汪精卫几个年轻人在秘密战线的工作经验实在不足，革命警惕性实在不高，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想到是革命党。报纸上关于炸弹起因于宫廷争斗，不过是清政府故意放出的烟幕。他们仔细检查了炸弹，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作的。于是顺藤摸瓜，到京城各铁匠铺核对，找到了它的出处；铁匠铺老板稍做回忆，就想起这是“守真照相馆”要求他做的；警探紧密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真照相馆”搞装修，几个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汪精卫随身的机密文件都被他们从房间偷了出来……
负责审理行刺摄政王一案的是统率全国警察机关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公开审理汪精卫行刺未遂案，这可是100年前的刺杀国家最高领导人案件啊，竟然得以公审，让我感觉梁启超的温和改良主张不是完全不可能的，此是后话，我之后会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这方面的探讨。
这个案件竟然审理异乎寻常的顺利，炸弹、电线等物证一摆，人证鸿泰永铁匠铺老板一到场，黄复生哈哈大笑：“连你也来了，我还有什么话好说！是我做的，那个叫汪兆铭的是我的跟班”。
咱们再看看人家汪精卫是怎么说的【注5】：我叫汪精卫，以前在东京留学时，曾做过《民报》主笔。我的所有政治主张都发在《民报》上，就不多废话了。丁未年孙逸仙在钦州镇南关起事时，我也参与其中，兵败后，我把炸药军器等带出，寄存友人处。之后，在南洋各地演说，联络同志。后来考虑到这北京市首都啊，在这里刺杀你摄政王，可以震奋天下人心，所以我就来了。因为我在东京交游素广，京师如宪政编查馆等处，熟人太多，怕被人认出，后来听说黄复生有个照相馆，我就拿了三百元入股，在这里隐蔽了。黄复生他们根本不知道我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在一起相处了月余。后来他发现我的行止有怪异之处，就起了疑心，所以照相馆中有人辞职而去。至于今日，听说照相馆中有事，即忙过去查看，知道事情败露，不忍连累无辜，急忙往寓所赶，准备留书证明黄是清白的。没想到还没到寓所，就被你们逮住了。
刺杀皇族是什么罪名，这哥俩当然清清楚楚，可临此大危难，二人不但不供出同志，还都自认主谋，替同志开脱，视死如归之心感天动地，真英雄也。特别是汪精卫，把公开审判的法庭当成了自己宣讲革命道理的讲堂，大义凛然，慷慨陈词，言辞指出载沣所倡导的立宪不是放权于民而是巩固君权的假立宪，并大声疾呼【注6】：立宪之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实革命党所久已决议者也。
一个明知不久于人世的年轻人，仍然能够洋洋洒洒的写出如此条理清晰，逻辑缜密的“供词”，其心理之强悍，匪夷所思。
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
“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此行无论事之成败，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这说明，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着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着眼于用鲜血回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
这里，我们要提一下肃亲王善耆了，就是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告袁世凯黑状的爱新觉罗。 善耆，他时任民政部尚书，统领全国警察机关，这次负责刺杀摄政王一案。
此人应该说表现很是机敏，他看出了汪精卫唯求一死，于是向摄政王进言，说姓汪的其实就是想死，并以此来鼓舞他们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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