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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这年，在抵制日货的强大声浪下，对日进口创历史新高。愤青们会说，人民愚昧，呸，你们只会说日本人每年从我们这里赚了多少钱，如果我们大家都不用他的东西，我们的民族工业就如何如何，他们就被咱们整的如何如何的陈词滥调，喊了90年了，有效果吗？怎么就没丁点进步呢。我以为该改改口号了，叫“打败日货”，所谓“抵制”是人家的东西又好又便宜，我就是拧着劲不买，那能坚持长久吗？所谓“打败”是咱生产出比他更好更便宜的产品，让老百姓就不想买他的东西，所谓“抵制”不过是在中国一隅，所谓“打败”则可发扬到全世界，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树立信心，积聚勇气在全世界范围内去打败日货，而非几十年如一日捂着被打红的脸骂娘。

　　在学生们的不懈努力下，士农工商都知道了远在不知道多远的欧洲，还有几位代表着我们的外交官，而这些外交官在列强的逼迫下，有可能要出让山东了。“抵制日货”不是目的，让大家知道日本是坏蛋才是目的，这个目的确实达到了，因此日货抵制与否倒不重要了。

　　再说巴黎那哥几个，虽然并不和睦，但在国家利益问题上几个人还是表现出了足够的爱国热忱，他们在尽最大的努力保卫者国家利益和尊严。在一次次不得已让步后，5月6日，中国代表团提出了有限签字的主张，即我们可以签字，但签字同意的内容是除中国山东以外的条款。毕竟国际事务不同于市井小民打鸡骂狗，牵涉面要广的多，争得此利益的同时可能会丢掉更多的利益，因此一个出色的外交官是不能像火烧赵家楼的那帮学生一样冲动的。可人家竟然连这个除了保留脸面再无实际意义的要求都不予答应。

　　此时已经不是总理但依然大权在握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就在总统召开的针对此事的特别会议上说，美英都不可靠，我们现在必须依靠日本，可咱们政府却全然不考虑我们对日本的依赖，在巴黎与日本为敌，这是不利于我们国家整体利益的，力主马上签约，了解此事。　　　　

　　5月21日，北京政府在段祺瑞势力的压力下，正式电令陆徵祥：“和约签订之际山东问题保留主权，既不能带来何等实质性利益，无庸固执，可无条件签字。若王正廷、顾维钧拒绝联署，可使施肇基连署。”

　　此时，中国代表团的压力更多的来自国内，来自政府，屡屡抗命的结果，使几个人面临回国后受到严惩的可能，也许就此结束政治生命，第三谈判代表施肇基此时以陪同梁启超访英为名，擅离职守，返回伦敦，再未回归，其他驻欧各国公使也纷纷离开巴黎，只剩下四个谈判代表和驻法公使胡惟德等几个人，要说没有动摇恐怕也没有人信，陆徵祥就有些摇摆，但在摇摆之下，以他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依然顽强的坚持，必须允许我们就条约中关于山东问题的三个条款保留意见方可签字。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几个人呢，首先当然是他们作为中国人，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热忱，其次，就是国内正在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从这场运动中，他们听到了人民的呼声，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使他们敢于和甘于违抗上命而换得一世清名。这里要为几位在列强倾轧和政府强令下，依然勉力坚持的外交官喝一声彩。

　　此时的北京，与巴黎遥相呼应，学生们再次成群结队走向街头，发表演说，反对政府妥协政策。参加演说的人中已经不光是年轻的学生，也出现了陈独秀这样的著名教授的身影，参加行动的也已经不单是学生，而是形成了学生罢课，工人*，商人罢市的强大声势。整个政局开始不稳，政府开始抓人了，大量的学生被拘捕，但这和当初拘捕那32个火烧赵家楼的学生不同，现在的学生所进行的*、罢课、演讲都是非暴力不违法的，政府此时大规模捕人立时激起了更大的反对声浪，上海，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此时接过了北京的接力棒，开始了大规模“三罢”行动，一时间运动声势波及全国。

　　6月8日，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湖北督军王占元，及北洋军第3师师长吴佩孚等军政要员的介入从根本上改变了对峙双方的实力对比，这几人联名通电北京政府，声明对时局的处理意见，反对逮捕学生，政府按学生的意愿将曹、陆、章免职；不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召开国民大会，力争收回青岛。政府终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责难声中，放弃了强硬对抗的立场，迅速释放了学生，这次名不正言不顺的抓捕只历两日即告结束，并于6月10日下令将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总裁陆宗舆撤职以谢天下。

　　6月24日，和会秘书长杜塔斯塔，在约会顾维钧说：不允许对约文作任何保留。法国外长亦称：“保留无先例”，力劝中国代表无条件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此时离签字的最后期限越来越近了，北京政府依然不给几个前敌外交官拒绝签字的命令。

　　6月28日，中国代表团做了最后一次极限让步，签字之前，我们发表一个口头声明，做个说明，我们今天签这个条约，但并不妨碍将来于适当之时机，提请重议山东问题，这总可以吧，这已经不是谈判，几乎是哀求了，求求你们给我留条*吧，做出这个让步的几个外交官心情肯定好不了。早晨，由驻法公使胡惟德将中国的意见带去和会磋商，中国代表团都不到签字现场，而是在住所等着，等到中午，协会秘书长回馈了消息——概不应允。靠，欺人太甚，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中国代表团当即决定，拒不到场，决不签字。陆徵祥、顾维钧、王正廷、魏宸组四人联名致电北京政府：“此事我国节节退让，不料大会专横如此，竟不稍顾我国纤微体面，曷胜愤慨！弱国外交始争终让，几成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由于拒绝签字是几个外交官个人决定，而非得到政府许可，因此几人以没有尽职为由，请求罢免并“交付惩戒”。

　　我弱，你打我我可能不敢还手，但我不能爬起来拍拍屁股就走，我要告诉你，我保留还手的权力，你等着。

　　感谢那些毛头小伙子，黄毛小丫头们，是你们的努力，唤醒了民众，是你们的努力，给予了中国百姓第一次*启蒙，普通百姓是可以用非暴力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并最终改变政府决策的。

　　感谢几位外交官，你们辛苦了，你们的恪尽职守，并没有给中国带来负面影响，相反，你们向世人展现了弱国外交官的风骨，赢得了普遍的尊重与同情。

　　用陆徵祥的话结束本节：弱国无公义，弱国无外交。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十八章　“十月革命”炮声响，中国出了共产党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主义。

　　这马老爷子是个德国大胡子，一生醉心于哲学、经济和政治的研究，研究成果颇多，洋洋洒洒的写了一大堆，后人将他的思想总结归纳为*主义哲学、*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合在一起就是*主义。其中*主义哲学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政治经济学呢，就是我们上学都学过的政治经济学，其中最著名的观点就是剩余价值理论，他认为人类社会进入到奴隶社会后就有了阶级区分，而阶级又有先进和落后之别，具体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没钱的阶级，也就是无产阶级是先进的，而资产阶级是是腐朽没落的，自然也就是落后的，他们利用资本获取了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这些本该属于无产阶级的，所以他们是剥削阶级，这个观点和现在大学经济类专业必读的《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尖锐对立。科学社会主义认为生产社会性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无产阶级必然也必须建立自己的政党，然后领导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消灭阶级的存在，建立一个没有阶级矛盾，没有剥削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进而过渡到人民道德水平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共产主义社会。

　　*这套理论有很强的内在逻辑性，他所描绘的世界大同的美好愿景也着实令人心动。然而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理论并不为大众所接受，相反，其所倡导的暴力革命理所当然的为统治阶级所不容，一辈子不断被人从这个国家驱逐到另一个国家，甚至很多时候生活无着，在贫困与不得志中走完了人生旅途。不过，这几乎成为了历史常态，孔老先生那套玩意不光在当时不为大家广泛接受，甚至在身后还经历了“焚书坑儒”这样的毁灭性打击，　相比之下，*是幸运的，在他身后几年，他的学说就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有越来越多的下层知识分子开始接受并宣传*主义，34年后的1917年，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布尔什维克发动“十月革命”，一举推翻了沙皇的统治，不久即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苏联。*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之后，其内在矛盾就会越来越深刻的体现，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就会引发暴力革命，并最终由无产阶级埋葬资产阶级，但之后的事实一而再再而三的否定了*这一论断，最后走向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非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似乎马氏所说的“矛盾”在发达国家反而得到了调和。

　　本文主写历史而非政治，所以咱们多讲会儿故事，少谈些主义。

　　随着“十月革命”的成功，*主义以极快的速度开始了在中国的传播，中国最早接受*主义的人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这二位当时都是北大的教授，当时的环境还是比较宽松的，可以自己办报纸、办杂志，想说什么都可以放心大胆的讲，不会有大的干涉，所以陈、李二人都写了很多的文章来介绍这一新的思想观念，因为当时还没有*原著的译本，陈、李二人对*和*主义的认识多来自其他人的转述与演绎，更多的应该来自布尔什维克的宣传，这些再加上二人对共产主义未来的理解和向往，就构成了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理想。之后，陈去上海，李留北京，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陈独秀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咱的党叫什么名合适，李提议叫共产党，陈独秀当即表示同意，对，我们就是要建一个符合*主义要求的无产阶级政党，消灭私有制，实现公有化，就叫中国共产党。之后两人各自开展工作，中国最早的两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二人的努力下得以成立，并积极的鼓动和帮助其他地方建立共产主义小组。

　　除了陈李二人外，*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1919年至1920年，中国形成的空前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动热潮，在毛泽东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蔡和森做了充足的行前准备，之后带着妹妹蔡畅、女友向警予和母亲葛健豪远涉重洋去了法国，最近一部叫《人间正道是沧桑》的电视剧热播，其中瞿恩一家的原型就是蔡和森一家，蔡母葛健豪可不是寻常人家的老太太，年轻时就主动结交鉴湖女侠秋瑾，对儿女们的政治理想非但不予阻止，还鼎力支持，年过半百出国留学，成为课堂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人家一儿一女，一媳一胥出了四个*中央委员，去世时，毛泽东亲自为其写了挽联：“老妇人，新妇道；儿英烈，女英雄”。

　　当时去法国的中国留学生有1600多人，之所以选择法国是因为法国的花费较之其他欧洲国家要低廉的多，加上法国因为一战的原因需要大量的劳工，二者一拍即合。除了蔡和森一家，还有周恩来、赵世炎、李立三、陈毅、李富春（后来成为蔡和森的妹夫）、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李维汉等人，他们组成了留法学生共产主义小组，开始认真的研习*主义。这中间有一个年仅16岁的小个子四川人，叫邓希贤，在法五年，俭学了5个月，剩下时间光勤工了，他很活跃，大哥们讨论家国大事，他很喜欢参与，尽管没人在意一个小男孩儿的意见，这个人后来改了名，叫*。

　　*和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结尾一句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所倡导的一个观点，即在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的背景下，实现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国家将不再是大家的利益共同体，阶级归属才是把大家团结在一起的纽带，工人没有祖国，他们的经济状况是国际性的，他们的阶级敌人是国际性的，他们解放的条件也是国际性的，他们的国际团结比民族团结更为重要。在这一观点指导下，*极其追随者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全世界工人运动的统一领导机构，只不过这样的努力总是失败再失败，到十月革命后，在莫斯科成立的“共产国际”已是第三国际了。“工人没有祖国”这个观点是不是很遥远啊，哈哈，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提及了，在100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是工人依然是有祖国的，而他们试图打倒的资本却因其逐利的天性而实现了无国界大融合。

　　“共产国际”非常执着的挑起了领导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重担，理所当然的要指导一下处在起步阶段的中国革命，于是在1920年3月，共产国际代表卫经斯基来华，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他们研究了中国的情况，认为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正式建党了，两个人非常高兴，毕竟人家是正宗，能得到正宗的首肯，“旁门左道”很是欢欣鼓舞。

　　1920年11月，陈独秀接到了广东军政府大员陈炯明的邀请，南下广州就任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并在陈炯明的帮助下于翌年春建立了广州共产主义小组，即有陈独秀的领导又有当地政府的鼎力支持，广州组搞的风生水起，至此包括李大钊、张国焘的北京组，董必武、陈潭秋的武汉组，毛泽东、何叔衡的长沙组，张申府、周恩来的旅法组，陈独秀当初建立的上海组等等，国内已经涌现出了不少共产主义小组了，人本来就不多，还各做各的，也确实是时候大家见个面了，暂时做不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咱们这几个人先联合一下啊，起码有个统一名称啊，于是上海组向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出了通知，请大家派代表到上海来，开个建党会议，事后大家把这次会议命名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在当时，好像并没有人把这太当回事。首先，你上海组本来也没资格召集这样的大会，陈独秀在广州，李大钊在北京，要召集也该是他俩中的一位，你上海出面召集无非是因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在上海而已。其次，当时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可不是咱们现在的党组织，拿着工资坐办公室看报，那会儿都是业余性质，得有份糊口的工作，一下来来回回十几天，假都不好请，所以选代表时也比较随意，没什么人有争当代表的意愿，北京组之所以选张国焘，只是因为当时张正好在上海。第三呢，大家普遍对这次会议的里程碑式的意义估计不足，因为会前对于会议的议题议程并没有统一规划，毕竟是第一次，要讨论什么问题，大家本来心里也没数，上海组又没有一位如南陈北李这样有足够威望的领导，所以就只好等代表们到了后现商量，事先谁也没想到这个会一开完，中国共产党竟然就成立了，人家陈独秀、李大钊来都没来，毛泽东和董必武想必也没有对这次大会给予特别的重视，否则也不至于两个人都记不起大会召开的日期了，当时在延安的只有他两个参加过一大，只记得是7月，手边又没有资料，一商量，党的生日就定在了7月1日算了。

　　后来经过考证，*一大召开的日期是1921年7月23日晚上，地点是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一桩上海典型的石库门住宅，这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的家，客厅有个长餐桌，这就成了会议室，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参加会议各地正式代表一共是12人，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达、李汉俊，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海，武汉小组还来了一个人，叫包惠僧，他是在广州与陈独秀商谈工作期间，受陈个人委派参加会议的，他们代表着全国５０多名小组组员。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俄国人尼克尔斯基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所以参加*一大的总共是15人。

　　会议开始，两个外国人对这次大会表示祝贺，马林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