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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墨：人生中充满亮点
曾子墨：人生中充满亮点

　　作者：天明

　　
　　曾子墨，祖籍地湖北武汉，1973年10月22日出生于北京，1991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国际金融，1992年赴美留学，1996年以最高荣誉毕业于美国达特茅斯大学（长春藤盟校），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毕业后加入国际著名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工作，先后在纽约总部及香港分公司参与完成超过700亿美元的企业收购及公司上市项目，其中包括新浪上市。2000年，毫无新闻采访经验的她，加入凤凰卫视资讯台担任财经节目主播，发挥其事业判断透析全球经济形势及第一手金融行情。她专业的财经知识及高度良知责任惑，令她赢得「2002中国电视节目榜」之「最佳财经类节目主持人」。她是一个对新闻工作有热情、有干劲，对财经世界有触角、有判断的女孩子。

　　
　　我叫曾子墨，曾子的曾，孔子的子，墨子的墨；她就是这样跟人介绍自己的，单从介绍中，我们就能亲切地感觉到这个与文化十分有缘的中国女孩。

　　十八岁的选择

　　在人大附中度过的六年，对我说，就是一个最简单、最纯净、最开心的日子。

　　不管怎么说，其实大部分的时间还是要用在学习上，当时在学校里，流行着一句话：考，考，老师的法宝；分，分，学生的命根。在学校里，凡是期中、期末和各种名目繁多的统考联考，班里和年级都会排名次，名次，就是检验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这就决定了，每一位学生都要循规蹈矩的学习。

　　高二时分文理班，我选择了文科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也无所谓“子承父业”，就是觉得文科班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些，不用再做那些没完没了的习题，只要多看几遍书本就可以了，其实这是错误的。在文科班，同学们大都多才多艺，琴棋书画，人才济济。很奇怪的是，每一次统考我都排第一，长此以往，老师和同学们开始习惯于默认我就是第一，我自己也开始有了一种必须考第一的使命感。如果哪一次考的不够理想，便会趴在床上哭个没完，担心自己的第一名让别人给抢去，爸妈就会劝我，要对自己有信心。其实我爸说的没错，觉得自己没考好，然后哭哭啼啼，结果大都是虚惊一场。事实证明，就是这样的，每次走出考场，如果我说“还行”，那就是非常好；如果我说“不好”，那就是比较好；如果我觉得“很差”，其实结果还是不错的。就因为这种感觉，让我浪费了不少感情和眼泪。

　　中学时光就这样过去了，转眼间到了考大学的时候了。我有幸被“保送”将我从“黑色七月”中搭救出来，并且还有可以选择学校和专业的特权。老师的意思，让我去北大，我拒绝了，因为当时在北大，新生必须在正规军校里接受一年的严格军训，我曾亲眼看到过北大的一位师哥，原本是阳光男孩，最后训的死气沉沉。为了当时不让别人说我什么，我选择了人大国际金融专业，而当初之所以选择金融专业，则完全出于好强。考分最高的专业一定是最好的，既然我的成绩不比别人差，别人能学，我就能学。

　　被父母“赶”到美国

　　因为“保送”不用再参加考试，待在家里，又无所事事。正好当时，报纸上说“舒尔美”公司设立高考奖学金，凡是成绩在北京进入前10名的女生，就可以获得1500元的现金奖励，当时对我来说，诱惑确实很大。所以我就跑到学校，找到班主任，想参加高考，被拒绝了，理由是保送就不能参加高考了。

　　回到家里，开始发牢骚，爸妈就说：“你要真是闲不住，不如试着考考托福，没准儿还能提高一下英语水平。”想想这话也很有道理，于是，我就这样懵懵懂懂的加入到考托福的行列。报名以后，像所有的“托派”成员一样，我从书店里抱回一堆有关托福的书，还给自己制定了周密的“60天计划”。

　　考试成绩出来了，673分的试卷，我考了660分，这意味着我只做错了两三道题。660分带给爸妈的喜悦，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原来，在他们的心里，660分就像一张船票，可以把我送到美国去。爸妈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们竭尽所能，强忍着思念，送走了我姐和我哥，现在，又轮到我了。于是，领取托福分数后，他们就开始了地毯式的疯狂轰炸，极力说服我出国要趁早，留学要趁小。我开始也是不情愿，渐渐的也就接受了爸妈的决定，我答应他们，尝试着去申请美国的大学。就这样，几个月后，我不可思议的收到了达特茅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

　　签证受阻，泰然面对

　　沿着“秀水街”走进去，远远的就会看到星条旗在风中时隐时现，这就是美国领事馆的驻地。去签证那天，和托福报名那天一样，领馆对面排着九曲十八弯的长龙。等了很长时间，才听到扩音器里开始叫我的英文名字。我拿着录取通知书和全额奖学金证明，走到窗口前。结果呢，签证官却说我不会拿到奖学金，除非能拿出充足的资料证明奖学金的真实性，否则是不会办理签证的。我从来就没有想到，获得学校的奖学金，居然还拿不到签证，真是让我哭笑不得。就在这一刻，我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冲动，我要证明给他们看。我对他说：“我会向你证明，我的奖学金是真的。”

　　从美国领事馆回来，我翻出了达特茅斯大学寄来的所有材料，我把它们统统地塞进纸袋里，要让签证官看看，这些都是真的。然后，等到美国时间上午9点时，我专程跑到邮局给学校录取办公室打电话，说明原委。接电话的工作人员叫JOE；他亲切地安慰我，最后对我说：“我们会竭尽全力，让我们录取的每一位学生都能够来到这里学习。不管是签证还是其它的障碍，我们都愿意帮助你克服。”

　　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家里的电话突然响了，“嘟嘟”的响着，我也睡眼惺松的拿起电话，对方传来的是JOE的声音，他说，他们已经给美国驻京领事馆发了传真，证明了我确确实实得到了学校的资助，希望我能顺利地得到签证，他和他的同事都会在学校等着我去学习。

　　早晨，我回到了美国领事馆，接过那张“黄条”开始，就意味着，我可以去美国了。

　　就这样，1992年，我第一次真正离开家、离开父母，带着两个硕大的皮箱，雄赳赳、气昂昂，远渡重洋到一个陌生的国家，开始独自一个人的生活。

　　一个人的考场

　　美国的大学一直传承着“自由教育”的传统特色，它的最大特点就是被定位在基础教育和素质教育，而不是专业的技能教育，学生在入校时并没有系别专业之分。在每个新学年的开始，我都回拿到一本厚厚的课程介绍，里面则密密麻麻的罗列着这一学年中的所有课程。学生们可以按其所好自由选择课程，但是4年内必须修满35门课程，其中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类的课程各3门。

　　在达特茅斯，每个学期的最后一周都被称作“期末考试周”，所有科目的期末考试都会集中在这几天进行。在二年级，我选择了经济学作为专业，一共需要修8门课，其中有一门是公司财务，授课老师是Bowdoin教授。上课时，他时常点名，把爱逃课的同学修理得老老实实；考试时，他出的题目难度大、数量多，能在他的课上得到A的，绝对是凤毛麟角。那个学期，“公司财务”的考试偏偏安排在“期末周”的最后一天进行。正好当时，我即将在新学期里到日本留学，就想着利用这两周的春假回家里看看，再从北京转至东京。我查询了好几家航空公司，如果等到考试完当天启程，根本就没有机票了，所以，我想提前考试，便去找他。见到他，我吞吞吐吐的兜了半天圈子，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说才好。其实，教授听出了我找他的目的，直截了当的问我：“是不是想提前考试？”我连忙点头。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本翻得破烂的日历本，戴上老花镜，仔细看了半天，说：“我可以把你的考试单独安排在期末周的第一天。”

　　在“期末周”的第一天，我如期来到平时上课的教室。Bowdion教授拿出试卷，吩咐我：你有两个小时的考试时间。结束后，把试卷放到我办公室外面的邮箱里，明天我会去取。是的，不用迟疑，没有人监考，赶快开始吧，祝你考试好运。说完后，他转身匆匆离开了，留下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教室里，独自面对这场特殊的考试。我明白，诚信和荣誉远比成绩重要，如果考试作弊，那是在欺骗。我还明白，这是教授对我的信任，他没有派助手监考，也没有检查我的书包，他甚至没有叮嘱我不要泄题……的确，在美国老师和学生的心目中，自觉地遵守考场规则就像地球自转一样天经地义。

　　校园打工

　　在很多人眼里，出国留学是一种十分光荣的事情。殊不知，他们在留学四年里面，吃尽了多少苦。记得有一次，我从楼梯上摔下来，扭伤了脚，一个人坚持走到两公里外的医院去看医生，却恶化了伤势，被警车送回宿舍。之后，无法下床又不愿意麻烦别人，我只能躺在床上，饿了渴了就叫外卖，足不出户地熬过了6天。

　　其实，最吃苦的要算校园打工（勤工俭学）了。在达特茅斯大学，每个部门都会给学生提供一些勤工俭学的机会。像餐厅、图书馆、商店的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是在校学生，如果有一技之长，学生还可以担任电脑中心程序员或者校报的记者和编辑等等。我们很清楚，勤工俭学的目的不只是“赚钱”，更多的是学会自立，了解社会。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学校剧院里做舞台制景。　因为其他的紧俏工作早就被别人抢光了，只有这个舞台制景，没有名额限制，没有资历要求，甚至不用面试就会通过。

　　第一次做制景，是给一部音乐剧。我下课后，匆匆赶往剧院，气喘吁吁的到达后台时，主管已经开始分配工作了，因为来得晚些，我无从挑选，能做的只剩下调灯。主管问我，有没有恐高症。因为找工作心切，我的回答很坚决，高度对我没有任何障碍。就这样，我跟着主管开始爬“天梯”。天梯是铁质的，就像工厂烟囱上的梯子，很细，很高，几乎与地面呈90度。借着昏黄的灯光，我紧紧扶着两侧的扶手，目不转睛地盯着脚下的隔板，慢慢的往上爬，不敢抬头往上看，更不敢低头看下面。要说不害怕，那是在自欺欺人。

　　来到剧院的最高处，主管打开电灯，在灯火通明中，我看到连接铁梯顶端的是一条向各方延伸的廊桥。廊桥大约两人宽，前后左右，到处挂满了射向不同角度的舞台灯。扣上绳索，缓缓地深深地呼吸，只能自己安慰自己，然后听从下面的指挥要求，调整灯的角度和位置。面对巨大的压力，人总有无限潜能可以被激发。最后，真是惊魂未定，手心里浸满了冰凉的汗水，有惊无险，我脸上掠过一丝苦涩的笑。

　　此后，几乎隔上两三天，我就跑到图书馆里去询问消息，甚至到后来整个图书馆都知道了，一个新来的中国女孩在疯狂的找工作。

　　让我庆幸的是，一个月后，我心满意足的成为了阅览室里“白领阶层”的一分子。再后来，因为我的数学成绩优异，受聘到数学系协助老师们批改作业。

　　走进华尔街

　　离开北京以前，“投资银行”这个词从来没有在我的世界里出现过。直到在达特茅斯念书，才第一次对头顶无限光环的投资银行有了模糊的概念，因为高年级的同学总是一批一批前仆后继，削尖脑袋费尽周折，希望能在那里占据一席之地。仿佛摇身一变就成了投资银行家，身份就会高人一等，财富就会滚滚而来，生活就会充满阳光，连丑小鸭都会变成白天鹅。

　　记得四年级一开学，我便身不由己的卷入了一轮又一轮的面试漩涡中。已经到了11月份时，还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穿着西装短裙和薄薄的*，披着黑色长大衣，在汉诺威旅馆和教室宿舍间来来回回，奔走穿梭。

　　汉诺威旅馆是投资银行来学校进行前两轮面试的地点。那阵子，旅馆每一层的走廊里都挤满了要面试的学生。

　　第一次面试是和第一波士顿公司的一位副总裁，让我讲自己的经历，让我说怎么样团队合作。我就跟他讲：我在人民大学是怎么军训的，我们在团队成员的相互帮助下，我们如何在泥沙混杂的壕沟里匍匐前进，如何在烈日当空时俯卧打靶，如何在漆黑的夜里轮流站岗值班，如何在睡梦中被哨声叫起紧急集合。最后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后来听说，他回到公司后，在办公室里逢人便说，他在达特茅斯发现了一个中国女孩，所以，当我去纽约参加他们公司的最后一轮面试时，好几个陌生人竟然对我说：“原来那个中国女孩就是你啊。”后来，我因为选择了摩根斯坦利而谢绝了第一波斯顿的聘任。

　　在一家投行的前两轮面试中，通常要接受五六个人的“拷问”，到纽约参加最后一轮面试，则要在一天之内至少见8个人，几乎每个人都不按常理出牌。我总在告诫自己，不懂的千万不能装懂，不知道的更不能胡编乱造。

　　参加摩根斯坦利的最后一轮面试，有一位分析员面无表情的与我握手寒暄后，问我工资是愿意按年支付还是按月支付，搞得我一头雾水，还好我拿出了书本上学到的实际利率计算法应付过去。可是那位分析员紧接着问我，到底什么才是实际利率、现在的联储基金利率是多少、通货膨胀率是什么水平。这一次，我还真的就被难住了，我实在想不透，何苦这么咄咄逼人呢？没办法，我自能回答，对不起，我不知道，如果需要，我会回去查清楚后打电话给他。她又问我，有9个硬币，有一个重量和其他的不一样，用两只手，最多几次可以找出这枚特殊的硬币。庆幸的是，这个题目我已经做过，当然要假装出思考的样子，停上几秒钟后，回答出正确的答案：三次。她又接着问我，还是这9个硬币，改变其中的一个条件，两次就可以找出来这枚特殊的硬币，应该怎么改。我的回答是，告诉我这枚特殊的硬币比其他的硬币重还是轻。这时，他终于开始缓和了情绪，对我小声说了一声“Good”。然后又问我，现在又没有其他投行提供的工作。我开始庆幸，这个问题肯定会在最后一轮面试中被问到，我便理直气壮地如实回答。就这样，我终于挤进了摩根斯坦利的门槛，成为投资银行的一员。

　　新浪上市

　　新浪上市，是我在摩根斯坦利参与完成的最后一个项目。第一次见到新浪CEO王志东先生，是在新浪律师行位于硅谷的办公室里。当我从香港飞到旧金山又乘坐出租车赶到硅谷时，已经是第二天的傍晚时分。当时，我的几位同事正忙着和新浪的管理团队以及律师一起起草招股说明书。

　　1999年9月底，新浪上市准备工作在硅谷基本完成，然而，中国国内的审批迟迟没能拿到，截止到2000年4月，我们一直都在等待那一纸批文。对新浪上市的审批，除了因为是红筹，还涉及到广告、信息科技等领域，更敏感的是新浪还牵扯到新闻，又外资控股，还要到美国上市，这样的新生事物自然没有哪个部门敢擅自决定，所以，谁都管，但谁都不敢负责。等待的这半年，我们不断更新公司的状况和数字，向美国证监部门申报。但是，更大的风险却在于市场。

　　进行了无数次的彩排后，2000年3月30日，新浪路演首先在香港开始。路演就是证券发行公司和承销商在发行证券前，针对机构投资者的推介活动。公司会向投资者就业绩、业务、未来发展前景等作详细介绍，充分阐述公司的投资价值，并回答机构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之后的13天，我们马不停蹄地飞越了大半个地球，新加坡、伦敦、爱丁堡、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丹佛，一圈下来，最后会纽约商量定价。4月12日，新浪终于迎来了定价的关键时刻。不幸的是，纳斯达克居然会三度狂泻，收盘下挫286点，创下了第二大单日下跌点数记录。对任何一家公司来说，都不能有比这更差的上市时机了。直到晚上6点，已经到了必须作出决定、否则次日无法交易的时间了，新浪才最终定价为17美元，逆市而上。

　　结缘凤凰

　　我来凤凰，牵线人是石宁宁。初识宁宁，恰逢凤凰上市。2000年，我在摩根士坦利时，宁宁在凤凰卫视担任财务总监，因为凤凰准备登陆香港创业板，我们之间也算是认识了。

　　记得我爸爸说起过，凤凰卫视董事长刘长乐曾经在广院念书，与我爸爸关系挺好。当时，恭逢凤凰上市，我马上想到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