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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里，还应该说一下妓女死后的葬身之地问题。在八大胡同之南，也就是南横东街上，即现在中央芭蕾舞团对面的位置，有一座明朝古庙，叫都城隍庙，在乾隆年间改名为江南城隍庙。之所以改成这个庙名，是和南方班进京有关联。在京城，南方妓女逐渐增多，死后一般都埋在这座庙边上的一片洼地里。前来为自己姐妹扫坟的妓女，也就顺便祭拜一下这座庙。崇彝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上曾经专门记载：“江南城隍庙，在南下洼。庙外为丛葬处，大凡妓女死去多葬于此。故每岁清明、中元二节，妓院多去焚纸哭奠，亦兔死狐悲之感，因而其他游人，亦趋之若鹜。”这是京城唯一一所和妓女关系如此密切的庙，被称为妓女的义冢，附近有老人干脆把这座庙叫成了“妓女庙”。据说，江南人死后要到这庙里领牒之后，魂灵才能够落叶归根。每年阴历十月初一，是妓女专门为死去的姐妹烧纸祭奠的日子，一时庙里庙外香火缭绕，纸灰如黑蝴蝶一样弥漫。那时的江南城隍庙，因妓女而有名，它的没落和凄凉是到了民国晚期，随着八大胡同的衰落而荒没，终成了荒坟野地。
　　不管怎么说，从妓女的规矩和讲究，从她们的归宿，及死后也有专门埋葬她们的地方和专门祭奠她们的寺庙种种迹象可以看出，鼎盛时期的八大胡同，妓女和妓院都还是比较安稳的，像一池活水，在不断地吐故纳新之中，周而复始地运转着她们自身的生命力和生物链，维持着八大胡同的生态平衡。
　　

八大胡同的反攻倒算（1）
不过，这里所说的只是清末民初鼎盛时期的八大胡同，在以后特别是民国中期以后，八大胡同在急速发展的过程中，颇有些萝卜快了不洗泥一样，数量与质量并不是成正比。
　　当然，我们今天这样来谈论所谓妓女的水准，并不是现在世俗意义上的，在诸如长相身材或性技巧等方面对妓女的品头论足，而是从青楼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妓女的问题，看待一个时代的投影。因为在青楼文化中，昔日妓女真的和现今不一样，那时的妓院也不仅仅是争逐性欲的风月场，而是兼有文化沙龙、商业交往，乃至政治的起承转合作用的场所，情色只是它的一件鲜艳的外衣，或者只是一种功能而已。明白了这一点，便会明白在我们民族历史的传说和传统中，妓女的形象为什么和现在流行的妓女形象不尽相同，为什么会出现红拂夜奔，协助李靖成就了开国之大业；为什么会出现李师师，冒险为燕青巧做安排，让他和宋徽宗在自己的闺房中会见，成为巾帼中的英雄；又为什么陈圆圆能够被后人叹为“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些一般女人难以甚至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却奇迹一般发生在昔日妓女的身上，这往往是寄托了人们的情感，超越了一般道德意义上的评判，也不是一般的风花雪月所能够比拟和企及的。从青楼文化意义上，来考察八大胡同，也许才会让我们的眼光开阔一些，而不仅仅囿于暧昧的情色之间。
　　八大胡同在咸丰到光绪年间完成了自己的形象塑造，成长到了自己的顶巅，却并没有达到以往青楼文化的顶巅，仅就清代而言，妓女质量最高的时期在清中叶。那时期的妓女文化水平和艺术水平都很高。这和自唐宋以来受宫廷重视的传统有关，那时妓伎通用，艺妓不分家，还有专门的机构负责管理，人们对待她们的态度，和我们现在看待妓女是不一样的。只有这样来认识，我们才会对琴棋书画俱佳的柳如是有所认识，明白清初的才子兼重臣钱谦益为什么说死说活非要娶柳如是不可；也才会明白为什么在我们古典文学的画廊里，有了色艺绝代且气节逼人的李香君的故事，描写她的戏剧《桃花扇》常演不衰；也才会明白清初的礼部尚书龚鼎孳，为什么在其爱妾金陵名妓顾横波死后，出重金在长椿寺旁特意修建妙光阁，并情意殷殷地祭诗云：化为魂归无色界，悲来佛是有情人。居然将佛和一个妓女相提并论。
　　那时候的妓女，和现在穿着露点的装束，手里攥着安全套，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妓女，确实不完全是同一个概念。
　　那时候的妓女有不少如柳如是、李香君或顾横波一样能诗能画，并且有着一般女人都没有的气节和骨气，并不仅仅是出卖色相，也不仅仅图对象高官厚禄，不像我们现在被包的“二奶”，如金丝雀一样只会躲在笼中撒娇卖俏。
　　那时候的妓女可以演出李渔改编的连台本《游园惊梦》。清珠泉居士著的《续板桥杂记》中这样描写舞台上的她们：“含态腾芳，传神阿堵，能使观者感娱目心，回肠荡气，虽老使师，自叹弗如也。”
　　难怪乾隆爷都要亲自召见并款待她们。而文人更是为之题诗赠画，这在清《画舫录》上都可以查到。
　　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清末，我们也就容易明白，同治戊辰科一甲一名的进士、后当过欧洲四国大使的洪钧，当年为什么在苏州一眼看中了赛金花。他看中的是赛金花的色艺双全，才把她娶进门来，而且看作正室夫人一样带着她出使欧洲四国，如此才有了后来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烧杀抢掠中面对德军元帅瓦德西时赛金花的出色表现。换成现在的妓女，行吗？
　　可是，到了小说《孽海花》中，赛金花变成了和仆人勾搭成奸、一起合唱下流小曲《十八摸》、故意从楼上甩下珠玉头簪勾引他人的形象。
　　也许，这时候赛金花的形象，就已经是八大胡同后期下跌的形象了。赛金花在八大胡同，是她自己也是八大胡同质量急剧下滑的象征。妓女，便也从古典急剧滑落到现代。现代妓女的形象，是依门卖俏，是旗袍开衩到大腿，一手叼着香烟卷一手拽着你的衣角甚至你的要害处，是和金钱和花柳病相连的形象。上等的，是曹禺《日出》里的陈白露；下等的，是老舍《茶馆》里的小丁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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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的反攻倒算（2）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八大胡同已经快到了尾声。它的鼎盛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从咸丰到光绪年间，还不是这样的，尽管和清中期已经无法相比，却毕竟保存着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如同李渔诗中所写：“琴书虽漫灭，出入可携将。”大概的意思和韵致还在。南北妓女的构成，以及出入八大胡同的人员，毕竟也还都保持着以往遗存下来的传统，前者并非仅仅是为生活所逼而走投无路的贫苦妇女，后者也不仅仅是为发泄性欲而来的地痞流氓或军阀官僚。
　　这一点，我可以简单作一点具体的说明。后者，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一书所作的记载，就可以作为佐证。他曾为我们列举了一串名单：“咸同以来，京城诸贵公子，多以轰饮征歌为乐。据予所知，以钟石帆方伯秀之子文兰畦，舒溪制府之四公子崇龄（即瑜太妃之父），松龄、惠年、益龄，及景星桥，征蓉塘兄弟为最。”
　　前者，从解放初期查封八大胡同妓院时候所作的统计，还可以看出来一些前朝的影子，即使那已是它奄奄一息的尾声了，真正雇农做妓女的只占，贫农当妓女的占，而地主、官太太、学生当妓女的分别占、和　。
　　这样来说，没有其他的意思，只是想从一个侧面说明八大胡同鼎盛时期人员身份的组成，并不像我们在政治时代里以阶级划分，或者在影视中所看到的、由此而想象的那样简单。同时，也想说明鼎盛时候的八大胡同与后来衰败的八大胡同，所呈现的景象不尽相同。
　　那时候的八大胡同，确实因这样两色人等的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彼此使劲，而造就了它的辉煌，是以后的岁月难以再现的。
　　《清稗类钞》曾经记录下那时八大胡同的辉煌：“道光以前，京城最重像姑（即男优），绝少妓寮。咸丰以来，妓风大炽。胭脂、石头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知怪，身败名裂，且有因之褫官者。”
　　胭脂、石头，只是八大胡同中的两条，因此，我们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如果不是书中这样记载，我们现在真的很难想象当初那里的红火程度，居然每天刚刚过了中午就开始游客如织，门庭若市；而且，这时已经开始高声送客，在迎接第二拨的客人了。
　　从咸丰之末到光绪之初，这中间不过一二十年的时间，让八大胡同积攒了经验，积蓄了力量，网罗了人气，吸纳了势力，而羽毛渐渐丰满起来。这真是它的爆发期，像暴发户一样迅速地发达起来了。
　　于是，八大胡同，觉得自己有了底气，有了资本，不满足于眼前的地位和态势，想要发展、扩充自己的地盘，更想把原来老北京在东西城曾经占有而后来失落的红灯区，像收复失地一样，重新夺回来。它不奢望自己“一夜恨不高千尺”，却也不愿自己只是“小荷才露尖尖角”。
　　它开始了它的“反攻倒算”。
　　这样的“反攻倒算”有两次，在八大胡同的历史中，是绝无仅有的两次。
　　一次是光绪之初，当时妓院蔓延回流到了西城的砖塔胡同、钱串胡同、三道栅栏、小院胡同、玉带胡同一带。这是自元代就有的老红灯区，不过因后来妓院逐渐转移东城，也因顺治帝坚决把汉人驱逐出内城而彻底败落。哪里想到会有这样一天，八大胡同的潜在力量，让它重见天日，杀了一个回马枪。据说，一时宗戚朝臣，名士商贾，趋之若鹜。
　　一次是光绪二十五年，妓院再次杀回西城，这回从传统地带砖塔胡同，往南占据了口袋底胡同。据说，那时口袋底有大小玉凤两位名妓，被当时的达官贵人胜克斋和征蓉塘所包，一时地以人名，让口袋底的声名越发大振。这一次声势比上一次更为浩大，而且妓院相对集中，成珠成串，卖淫卖唱，此起彼伏，声浪不绝。那情景，因有了在八大胡同的演习和磨练，轻车熟路而显得有恃无恐，全无了以往岁月里的能诗会画以及唱全本《游园惊梦》的斯文与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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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的反攻倒算（3）
当然，这是不能为当时清政府所容忍的，让你们在外城八大胡同里去闹就不错了，你们却蹬鼻子上脸，越闹越不像话了，居然自以为是，“反攻倒算”，跑到砖塔胡同不说，还跑到口袋底来了。这便是历史中有名的“口袋底事件”。砖塔胡同，成了那时不容侵犯的一种有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象征。
　　这样，八大胡同的两次“反攻倒算”，都以短暂的胜利、最后的失败而告结束。
　　第一次，是由御史张元奇指参而被清政府尽数驱逐内城，又返回八大胡同。
　　第二次，是由步军统领载澜出面禁止而驱逐内城，再次返回八大胡同。
　　八大胡同，彻底安稳踏实了下来。它明白了，自己取代不了别的地方，但别的地方也取代不了它。
　　就是在这第二回合之中，拔出萝卜带出了泥，阴差阳错地把赛金花捎带上了，让她和八大胡同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让后场的她成为了八大胡同的一个主角。当时从天津初到北京的赛金花，开始住在八大胡同边上的李铁拐斜街挂牌接客，但她嫌那里吵，便搬到内城刑部街后面的高碑胡同，离口袋底胡同很近。那时是光绪二十五年，谁想到，正赶上“口袋底事件”，不仅砖塔胡同这一带不允许妓院存在，所有内城一刀切，都不允许设户立班。没有办法，赛金花虽然那时生意正火，也只好先回到天津，权且栖身。日后和大多数从内城又迁回八大胡同的妓女一样，也在八大胡同里的陕西巷落户而重张艳帜，那是庚子年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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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胡同中四大名妓的头牌是谁（1）
这一章，来说说赛金花。
　　可以说，如今提起八大胡同，就不能不提赛金花。
　　其实，八大胡同里名妓并不仅仅赛金花一个，苏三、陈圆圆、小凤仙和赛金花都在八大胡同里住过，都是齐名的，曾经号称八大胡同四大名妓。
　　除了她们，乾隆下江南时候曾经宠幸过昭容、雪加，并将她们带进京城，一时名气也不小。
　　清庚子之前，八大胡同是北方班的天下，当时有民谚：“六部三司官：大荣、小那、端老四；九城五名妓：双凤、二姐、万人迷。”
　　前面那三位，是当时有名的嫖客；后面这五位，都是当时的名妓。双凤指的是二凤和三凤，她们是名门之后，只是父亲病故之后，家道中落，不得已而跌入娼门。因其不减当年名门闺秀之风，加上机巧灵敏，善于察言观色，懂得何时施展情色，便越发的风情万种，颇得人缘，后被人用七万两银子赎身并双双纳为小妾。
　　二姐指的是老大、老二两位妓女。万人迷，曾是都统的一个丫鬟，和仆人私通后被赶了出来，无路可走，投身石头胡同的妓院，因其长相出众，又有过大户人家的历练，举手投足，都有着那么一种与众不同的范儿，便渐渐有了名声，京城阔少争先恐后地来看她、泡她，内务府的一位郎中为了她，还倾家荡产。所以，人们给她起了这个万人迷的外号，可谓人见人爱。传说，她人在八大胡同，心里还一直惦记着都统府里那位初恋情人，她在接客的时候，曾经得到过四块金石，还偷偷地把其中一块给了都统府里的那个仆人。只是那个仆人不争气，没有足够的力量让万人迷演出一场红拂月夜私奔的好戏。
　　庚子之后，南方班大量进驻八大胡同，据说那时有名者由谢珊珊和苏宝宝两位挂帅。听听这名字，珊珊和宝宝，与二凤、三凤、大姐、二姐、万人迷相比，就透着不一样的劲儿，南国气息扑面而来，一股绵软的劲头让许多北京男人香酥了骨头。两位都是色艺双全，体态玲珑，肤色姣好，自然备受宠爱。谢珊珊是江苏人氏，苏宝宝是上海浦东人氏，当时各有王公贝子的追逐，事情闹大了，前者曾经受到过御史张元奇的奏参，而后者苏宝宝笼络上的是庆王府里庆二爷，倒一直逍遥自在，让自己跟着八大胡同一道出名。
　　不过，即使当初何等风流风光，现在，谁还记得住这些人的名字呢？人们记住的，还是苏三、陈圆圆、小凤仙和赛金花。其中，赛金花是最重要的主角之一，说她是这四大名妓的头牌，也许并不为过。
　　这样来说赛金花，是因为没有一个名妓能够比得上她身世浮沉、命运跌宕，她和前清状元郎洪钧的关系，和八国联军中德军元帅瓦德西的传闻，以及她和德国公使克林德夫人的传奇，都有着八大胡同里其他任何一位名妓没有的魅力。人们对她的好奇乃至关注，便是自然而然的，她的声名超越风月场上而荡漾在政治历史之中，便也是绝无仅有的了。
　　于是，无论民间的传说，还是文人的创作，赛金花都是取之不尽的素材和蓝本。早在1899年，也就是庚子之前，尚没有传说中的赛金花与瓦德西之染时，就有清末名士樊增祥写的《前彩云曲》和《后彩云曲》（显然是模仿吴梅村写陈圆圆的《圆圆曲》）。之后又有曾朴的《孽海花》和张春帆的《九尾龟》。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抗战时期，夏衍先生和熊佛西先生先后又都写作了同名话剧《赛金花》。建国以后，以赛金花为主角的各种著作，又有包括国内著名小说家张弦和海外作家赵淑侠所写的小说和传记等多种。可以说，在中国众多的名妓中，没有一位能够赶得上赛金花，如此受到人们的青睐、关注和研究，她已经日渐成为了一种显学。
　　我们也就不会奇怪，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为什么江青非要和王莹争着主演夏衍的那部话剧《赛金花》不可。以致波澜延续到了文化大革命之中，王莹因此而遭到江青的迫害，入狱，最后死在狱中。
　　

八大胡同中四大名妓的头牌是谁（2）
于是，赛金花便不再仅仅是赛金花本人，更不仅仅是八大胡同里人们惯常见到的形象，在那种妓院的翠暖红酣、玉笑珠香中舒展自己的腰身，她便不再是欲的高潮，性的迷谷，色的诱惑，或妖姬的化身，她成为了一面多棱镜，照见了她自己的身影，也照见了当时的政治与历史。按照美籍华人学者王德威的解读，这叫做“身体政治”，或曰“情色政治”。他说：“我们还能够找出比赛金花更为奇诡的情色政治范例吗？义和团之乱中，盛传赛金花与德国元帅瓦德西伯爵有染，使她名噪一时。按照这一神话，她的这段露水姻缘使千百万中国百姓幸免于八国联军的劫掠。一名妓女淫荡的身体，成为救赎中国的法宝。这桩传奇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与政治有深远的影响，甚至及于文化大革命。”
　　正是因为赛金花有着如此的魅力和多义性，坊间有着这样多种版本的流行，人们很希望知道真相到底是怎么样的，赛金花本人又是怎么样说的。据说，最早蠢蠢欲动追根究底的人有很多，真正实践的第一人，则是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