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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巴金的黛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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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过一篇文章《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我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我希望你能够了解。我想，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
祝
好
金 十一月十日
此信距离上一封信，隔了整整40天。正如巴金所说，“这些时候我特别忙”。可也是：巴金先生首先要为着连载而日夜写《春》，又必须参加《文化生活丛刊》、《文学丛刊》、《文季月刊》和《译文丛书》等书刊的编校劳作；而上海文坛两大阵营关于“两个口号”的激烈论战正处在高潮之中；同时，文化界声援北方爱国抗日行动浪潮迭起，巴金先生亦积极参与其中。又在突然间，鲁迅先生病逝，从10月19日起，一连多日，巴金含悲参加治丧送葬活动，连续撰写纪念文章，并在《文季月刊》集中编发“哀悼鲁迅先生特辑”。这些事，都是一贯主张文学参与社会生活的巴金先生要积极去做的，但是，接下来说出一句“有时可以说是无事忙”，却又为何？通过已有的研究可知，巴金出现了“无事忙”，也足以造成一个人“没有工夫多写信”的局面。一方面，在那些日子里，巴金与萧珊的恋爱关系刚刚确立，对此陈丹晨认为，“从老家出来过了十多年飘零生活的巴金，这时开始体尝到了爱情的甜蜜和温馨”，在上海公园或者电影院或者苏州青阳港的小河边，时常可见他们的踪影；另一方面，还有许多少女向巴金示爱、求教乃至寻求援助，信件纷至沓来。有同时期友人评价巴金，说他既是一个忧患千重的工作狂，又是一个充分享有幸福的人。对于*吾等挚友发出“巴金幸福”的喟叹，巴金回应道“我求幸福，那是为了众人；我求痛苦，只是为了自己”。
而赵黛莉，这位知识女性，拿她与诸多致信巴金的女生相比较，她不是一般的寻求援助，而是要求战斗，向往革命，要重建人生。竟抱着“牺牲的渴望”，要将“所有的一切贡献出来”，为同时代的人去谋幸福。从信中可见，巴金先生十分尊敬这位黛莉而不是怜悯与安抚。如是巴金才会由衷地倾诉：“倘使我能够在你面前絮絮地向你解说时，那么我会有许多许多的话对你说。但是这怎么能够呢？我很怀念你！”唔，一位声名显赫的当红作家，能向一名普通读者如此真诚地敞开心扉——在我等看来极其不易，而巴金先生以其经久不渝的大爱，就这么做到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八 信仰应是文学之根（2）
向往革命的赵黛莉，她后来的人生命运究竟如何？令人切切牵挂。
信中谈到，“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轮着每个中国人都必须为一个大的战斗来牺牲他的一切”，此言寄托着巴金先生对于全民族奋起抗日的渴盼。有史料载，就在同月，巴金和靳以的文季社积极联络了黎烈文主持的中流社、黄源主持的译文社加上孟十还主持的作家社，四家联名致电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声援该部官兵浴血抗击日寇的壮举。
安那其主义（Anarchi*）即无政府主义。毋庸讳言，青年巴金正是一位无政府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巴金名字中的这个“金”字，就是从克鲁泡特金的名字中取来的，这位克氏被刘师复称作“科学大家、无政府主义之泰斗”。而“巴”字，则是为着纪念与巴金在法国一起留学的中国同学巴恩波。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与志向，而巴同学却绝望地在异国投水自杀。巴金先生选取这个名字，于1929年元月在国内首发小说《灭亡》，轰动文坛，其思想理论方面的起点，远远高于同时代和以后岁月里的许多作家。
在这封信中，一句特别值得重视的话，“从前有过一个时候，我也写了同样的信，给一个我未见过面的人”，这句话连着上句“我了解你那牺牲的渴望”而来。青年巴金正是一个激进的安那其斗士。他拼命翻译推介大量无政府主义革命家的理论著作，常常直接写信寄给远在天边的、所崇敬的革命党人，表达他那激愤之情。而这些著名的革命党人，也往往将巴金视为一位中国小兄弟，或曰小同志，非常认真地回复长信给他。直到半个世纪以后，有陈思和等先生还重新翻译和发表过此类珍贵信件。一位远赴美国组织劳工运动的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职业革命家，名叫凡宰特，他甚至在波士顿一座深牢大狱中，在即将被电椅处死之前，还耐心地给从未谋面的巴金回复了两封长信，“这位即将就刑的长者，以从容的气度、严密的逻辑和充满思辨的语言，对他娓娓讲述无政府主义者建设新社会，创造新秩序的宏大使命”①，称中国巴金为“亲爱的小同志”②，在长信结束时，凡宰特写道：“亲爱的李，我现在以兄弟般的喜悦心情拥抱你！”③此信后一个月，这位革命党人死于电刑。
与巴金通信最多者，是著名的国际无政府主义者高德曼，这位圣洁的女性成为青年巴金精神上的母亲。巴金先生成名后，长年累月坚持回复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且非常真诚细致，绝非一时间心潮袭来，而是一种信仰的郑重传承，是一种关于“利他”理念的自身坚守。
如今，有着无数私心杂念之我辈，岂能做到？
不久前，一位作家与我讨论当代中国文学为什么难以超越前人，为什么难以崛起和领先于世界。我的感想是，除了汉语言自身确有限制外，最要命的是，我们这一代作家许多人既无中西学养亦无自身信仰！我们仅仅凭着一点聪敏悟性甚至圆滑世故，便可以混迹文坛，自然难成大器。更多后来者所继承所迷恋所利用的，是写作在中国具有敲门砖功能，乃至倾心于文坛艺苑极腐朽、极堕落的一面。一个作家，如若拥有真学问、真信仰、真道德、真品位，那么，占有哪怕其中一样都会大成。而我们，惶惶然十三不靠，心中没谱，不知朝着哪一路和牌。在这里，我们丝毫不必讳言文学艺术的社会功能性，只是该问：你要发挥什么样的社会功能？替怎样的人生发挥怎样的功能？好作品进而大作品，从来都不是一个庸人为名利的产物，而是高贵的文化理想结晶。我向那位作家举了巴金的例子，巴金于1921年4月发表第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怎样建立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却与所谓纯文学毫不相干。想一想，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纯作家以及纯文学，凡是喜欢这么说话的，无非因为精神世界包括阶级出身的贫困——想说点儿什么主张吧，反正也想不出来，干脆说说纯文学得了。而文学怎么可能纯粹呢？
在这封信里，巴金先生明确提到一篇作品，即中国早期报告文学名篇《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宋之的先生这篇作品，和夏衍先生的《包身工》以及萧乾先生同年的《流民图》，加上范长江先生稍后推出的《中国西北角》等等力作，被学界认作中国现当代报告文学奠基石。巴金先生正是通过阅读此类作品，去了解昔日山西，“知道你们那地方的环境是很特别的”，阎锡山管得真严，他可不要什么无政府主义！“我只能这样简单地告诉你，免得给你招来一些麻烦”。巴金很细心，他在1937年上半年以前，往往慎用“抗日”这个直接词语。信寄阎锡山辖地，他同样十分谨慎。殊不知阎锡山为保故土，是真正要决死抗日的。阎锡山在1936年管得严酷，只是因为红军突然东渡黄河入晋，而这时，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形成，国共两党尚未二度合作。红军突来，威胁阎政，阎固拒之。待到一年后，“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共合作，阎锡山力倡枪口一致对外，*八路军3个主力师，唯有在这一伟大基础奠定后，才能在山西公开立足。如果这时有人写一部“一九三七年夏在太原”，情况就完全变了。
宋之的先生把昔年的太原描绘为一座“死城”，说此地“流言所播，草木皆兵”，并且枪杀女学生，兵匪凶悍无比。难怪巴金先生由不得要为黛莉的处境担忧。
赵黛莉，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女性？她生了一幅什么样的面貌？她何以能让年轻的巴金如此关切？
九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1）
赵黛莉是不是赵逢冬家的小姐？问题迫切地摆在我们面前。2008年冬，我求证答案，寝食不安。
张发兄说得不错，襄汾作家杨志刚，确实是一个认真做事之人。电话拜托他寻查赵逢冬，不过半月工夫，他便将消息报了回来。
杨志刚相告：西贾村大户人家赵逢冬，确是阎锡山属下兵工专家，民国年间长期居住于太原城内中心地带。膝下二男三女。如今，至少有一人不难找到，就是赵家次子赵少嵘，曾任太原无线电二厂厂长，退休后仍住太原，只是地址不详。一旦找到此公，必知其姐妹下落！而赵家长子赵某，当年随其父疏散新疆，已经于乌鲁木齐去世。次子赵少嵘成为唯一线索。
我在电话里向志刚兄致以谢意，告说找到这么一个姓名和单位，已是重大突破了。
放下襄汾杨志刚老兄电话，我即给太原刑警杨志强老弟打电话。拜托志强动用户籍管理程序，尽快查找无线电二厂退休人员赵少嵘现状及其住址。山西太原，发案率很高，破案率也不低。彼公安局重案队，要查找市内这么一个人，不过顷刻之间。
2009年元月4日上午，雪后初霁。重案队长杨志强，换了便衣，显出另外一副瑰奇干练模样。我们手持一张警用户籍卡片，驾车前往桃园南路一带，找到了赵逢冬之子赵少嵘的家。
我和志强，短发板脸，黑乎乎两条大汉。如此突然地敲开人家门子，生分得很，只怕会吓着赵老夫妇。然而赵少嵘老人开门后，见两条陌生汉子，并未惊慌失措。他神情镇定，对答如流。两只眼睛极端明亮，完全不像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他让我一下子感觉到，从事理工科的人，到老都比文人墨客聪敏冷静。他是赵黛莉的兄弟吗？换言之，他有一位曾经叫做黛莉的姐姐吗？找了这么些天，今日总算得见赵家真人，不由生出一种莫名的激动。
我慢慢地说清来意，从容探问当年赵逢冬一家特别是子女们的情况。
赵少嵘先生和老伴坐在床沿上，我和杨志强坐在简易沙发上，无形的巴金老人和一位名叫黛莉的民国女性，端坐在我们中间。一系列探秘话题层层展开。
只可惜，赵少嵘先生出生时，赵家已经入川，其父已经在为国军改造落后的手榴弹了。他1940年9月19日诞生在成都，人到中年才转调太原工作。对于抗战前的家族生活包括“坡子街20号”，所知不多。但有一点可以忆定，其父赵逢冬离晋赴川之前，确实住在解放路中段坡子街、后营坊街一带。
接下来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赵家三姐妹的年龄以及学历。赵老肯定，三姐妹全都读过书。不是高中便是大学，尤嗜文艺类书籍。
严重的失望在于：三姐妹年龄都偏小，大姐赵文采生于1930年“属马”，到1936年不过六七岁；二姐赵文郁生于1936年“属鼠”，小妹赵文慧生于1952年。均与巴金信中所提年龄不符。赵黛莉，应该生于1920年才对。
赵少嵘老人平和地讲述着这一切，间或征求一下老伴意见。二老彼此佐证，气氛祥融。又谈及大姐嫁在上海，二姐嫁在天津，小妹嫁在北京，都不在太原生活。
失望，不是一般的失望。谈话变得枯燥起来。
辞别赵老夫妇，我和志强绷着脸下楼来。二人坐在车里，慢慢分析一番，仿佛眼前又发生了一起重案。
不对呀，莫非当年坡子街上，还有一个大户人家，也姓赵？
九 寻访到一位赵文英（2）
我手握汽车钥匙，正要发动车辆离去，突然志强说“慢”！这位强悍的侦查员盯着我的眼睛，沉沉相问：这个赵家，除了姐妹仨，会不会还从老家带来过其他女孩儿？会不会有什么堂姐、表姐，也在太原读书呢？
真不愧是老刑侦，他居然能想到这一层。当我犹疑之际，志强已经果断下车，并向我猛一摆手。二人复又站在赵老门前，按响了门铃。
赵少嵘老人见我俩返回家来，就笑：还有什么问题？杨志强便把他的想法提了出来。赵老略作思索，即以光明答案相告：那时我尚未出生，但是听大姐说过，确有一位堂姐在太原读过书，正是父亲从老家带来的。我们叫她文英姐，后来她一直在老家教书。1965年去天津看望过我父亲，1984年父亲病重，她又来太原照顾过老人，和我家关系很好，尤其和大姐特别熟识。
赵文英？我差一点儿就要当面激赏杨志强啦！接下来，杨志强代替我提出一连串新问题，那真是太专业了。
赵少嵘老人说：这位堂姐一生喜欢读书思考，要说她年轻时致信巴金，不是没有可能——杨志强思路跳跃，进而使这位老人也有些坐不住了：我现在就给上海大姐打个电话，有什么问题赵作家直接可问！
真是喜出望外。老人拨通了上海，大姐赵文采接话。姐弟俩先是一番交流，使用纯正的四川话，说明情况。我们静静地等着。
最终，由我和这位将近八十岁的老大姐直接对谈。电话那头传来一阵爽利的四川普通话。老人思路清朗，有问必答，川音悦耳。人们回忆少年往事总是格外明白。
上海赵文采老人相谈堂姐赵文英，综述如下：
赵文英是其大伯父之女，肯定生于1920年以前，自小聪颖。可叹这位伯父吸食大烟，把一座豪华大院吸得七零八落。其父赵逢冬看此女可惜，遂带到太原供她读书。后来上了女子师范学校，思想进步。因为迷恋文艺类书籍，父亲还生过气。后在赵逢冬主持下，赵文英与阎锡山帐下一位小官员成婚，住在坡子街！这一点决然没有疑问，只是忘了门牌。堂姐夫姓董，是山西大学法律专业毕业生。抗战爆发后，太原失守，赵文英与丈夫追随阎府，坚决抗日，随晋军及省政府撤往黄河岸畔克难坡。这里是抗敌临时省府驻地。文英丈夫在什么什么厅做事，文英参加妇女劳动，纺布做鞋支援前线。八年抗战胜利后，随阎返回太原。1949年解放军破城，文英夫妇返乡教书。到1957年，她对“反右派”运动有看法，同情被打成“右派”的赵家二姐赵文郁。到1965年曾来天津看望赵逢冬，团聚中评议时政，多有不满，还说自己在襄汾教书，县里知识分子常来常往，悄悄发些牢骚。她打趣道，她家成了县里“政治文化中心”。1984年最后一次到太原，她看望病危叔父赵逢冬，还伺候了一段时间。1986年，这位赵文英去世，不久后，堂姐夫也去世了——最后，这位生于1930年的赵文采老大姐强调说：堂姐赵文英比自己大十几岁，住过坡子街，是足可肯定的。至于给巴金写信包括赵黛莉这个名字，却没有听她说起过。这也难怪，按年份说，1936年人家通信，这位文采大姐才六岁多。
结束了上海长途，我们与赵少嵘老人又乘兴谈议了一阵子。赵老分析说，父亲并不保守，他干涉堂姐读文艺书，想来是怕她耽误学业，或是想让她习读理工科吧。这些信发现于老房顶棚之上，说不定是父亲为了保护侄女呢。
出得门来，我重重捶向杨志强一拳。如不是他，赵文英的线索岂不流失了？眼下事有突破，收获很大，腹中饥渴，必得请志强饮一杯好酒。
二人坐下吃酒，复又讨论。惊喜的是，赵文英年龄比1930年出生的赵文采大个十来岁，而且家住坡子街，对头；犹疑的是，赵文英居然在抗战前就成了婚、嫁了人，而婚后致信巴金的可能性不大呀！那么，这些信是写于婚前吗？他们成婚的日子是在1937年以后吗？亦可能，赵文英对这场婚姻不满，在婚前婚后的矛盾中给巴金写了信 ，反抗父权、夫权、男权，因而反复谈及自己要离家，去革命，去牺牲。但是，为什么从全部七封信中，对成婚之事一点也看不出来呢？
看来，很有必要深入到襄汾县去，寻找赵家后人和遗物，进一步研考赵文英与巴金通信的可能性，或确定，或推翻。
现在，此“案”从太原杨志强手上，再一次转移到襄汾杨志刚那里了。作家杨志刚，按照我在电话中提供的新线索，在县里具体“摸排比对”赵文英详情。有了这个“具体对象”，有了姓名，也就好查多了。必要时，我将专程前往，一鼓作气，扩大成果。
酒到微醺，重案队长杨志强宣布：以我的经验，赵黛莉就是赵文英了！
但愿如此。二人举杯过头，一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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