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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中原野战军司令部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首次与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粟裕接通电话后，陈毅即请教攻打黄维兵团办法。粟裕详细介绍了近迫作业的战法。此后，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决定，“立即使用华野之7纵、13纵（预备队）加入进攻，其战法仍采用碾庄经验”。华东野战军13纵司令员周志坚后来在其1994年6月出版的《峥嵘岁月：周志坚回忆录》中记载：
　　（1948年）12月4日，我们奉华野首长命令，归中原野战军指挥，参加围歼黄维兵团，具体由中原野战军1纵指挥，接中原野战军2纵原来的防区。接防后，我们又改为中野3纵指挥。部队一接过防地，我就指示立即连夜挖交通沟。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消灭黄百韬兵团时，我们在野战村落攻坚作战中，在大小宋庄、贺台子伤亡很大，我牢记这个教训，所以在战役第二阶段消灭黄维兵团时，我特别注意到挖交通沟，部队除了负责警戒的部队，全部扛起了洋锹，一夜之间，便在敌人前面组成了纵横交错的交通壕。在双堆集消灭黄维兵团的整个过程中所有接敌阵地，全部采取了这一办法，使部队活动隐蔽，而不至于使部队在开阔地遭敌杀伤。敌人不知道我们接防。5日凌晨，敌85军二个师的兵力向39师阵地疯狂反扑，企图打开一个缺口，突出重围。激战竟日，敌遭受重大伤亡，116团乘势反击，敌人丢了400多具尸体和一些伤员撤退。从俘虏的口供中得知，这天天一亮他们发现我们这里地形变了，军装变了，一打起来，又发现枪声也变了。地形变，是因为我们连夜挖好了网状的交通沟，使地貌变了样；军装变了，是指中野部队穿灰军装，我们华野穿黄军装。枪声变了，我们用的大都是美式武器。敌人经过激烈反击，没有反得动，我们的阵线稳定住了。
　　此时，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得到情报：杜聿明向蒋介石建议，从山西、台湾、甘肃抽调几个军到蚌埠，与李延年、刘汝明合股北援；宋希濂兵团已由武汉向浦口开进；蒋介石派他的儿子蒋纬国率领战车部队到蚌埠参战。粟裕分析战场态势，认为南线阻援兵力不足。万一出意外，势将影响全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他估计，华东野战军对杜聿明集团作战还需十天到半月时间，可以再抽出部分兵力到歼黄战场，首先集中兵力歼灭黄维兵团。
　　12月10日，粟裕即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并中央军委、华东局，主动建议“再由此间抽出一部分兵力，以求先解决黄维（对邱、李暂采大部守势，局部攻势）”。经刘伯承、陈毅、邓小平同意和毛泽东复电同意，华东野战军前委决定，由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率3纵、鲁中南纵队和特种兵纵队主力，于当天晚上南下参战。这样，就使参加围歼黄维兵团的兵力达到12个纵队零两个旅，解放军在数量上也处于优势地位。
　　应特别指出的是，陈士榘出发前，粟裕即特别交代，缴获的武器装备一支枪一粒子弹也不留，全部交给中原野战军。若干传记写道：“黄维兵团最后试图分散突围全部就歼时，陈士榘、陈锐霆（华东野战军特纵司令员）都接到陈毅指示：黄维兵团的东西华野部队一律不准拿，华野各纵队战斗结束后即时归建。于是陈锐霆这位原定负责打扫战场的华野战地司令只得‘两袖清风’而归。”显然，这个叙述是与历史事实不相符的，实际上贬低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的豁达与陈士榘、陈锐霆执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命令的坚决。陈士榘、陈锐霆早已奉代司令员粟裕的命令，缴获的武器装备必须全部留给中原野战军，因而陈锐霆“这位原定负责打扫战场的华野战地司令”并非就要带走战利品，“两袖清风”早在计划中，“只得”一词显然值得商榷。当然，陈毅的指令起了强化作用，同样是一种高风亮节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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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下）（8）
战至12月15日，第二阶段作战胜利结束，全歼黄维兵团12万人。其中华东野战军派出的7纵歼敌10639人；13纵歼敌9274人；3纵歼敌642人。另据13纵司令员周志坚在其《峥嵘岁月：周志坚回忆录》中记载，13纵共歼敌17781人。他指出：“在围歼黄维兵团的作战中，我纵毙伤敌10军军长覃道善以下4100余人，活捉18军军长杨伯涛以下13681人。除我纵补充自己几千人外，其余的约10000人，遵照华野首长指示，多数拨归中野第二纵队。”与此同时，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主力又将李弥兵团歼灭近半，将邱清泉兵团歼灭三分之一。取得了淮海战役的第二个巨大胜利。
　　在第二阶段作战中，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几个方向作战，加上情况复杂多变，特别是徐州的杜聿明集团全力突围，作战方式立即由钳制、阻击转换为追击、合围，这些都大大加重了他临机处置的难度。华东野战军部队因部署多次调整及转移使用兵力，作战行动相当紧张。华东野战军共16个纵队，先后归中原野战军直接指挥参加歼击黄维兵团的有第7、13、3、鲁纵及特纵主力共五个纵队；另以五个纵队担负阻击李延年、刘汝明的任务，保障中原野战军侧背安全，并作为战役预备队；而追击合围杜聿明时最大使用兵力为11个纵队。这不仅可以看出转移使用兵力之频繁，也可以看出当时兵力使用已达到极限了。然而，华东野战军各个纵队都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1月18日，代前委书记粟裕签发华东野战军前委《关于淮海战役第二阶段部队情况简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于12月22日批示：“报告内容甚好”，并转发东北、华北、西北各野战军及兵团首长参阅。因此一阶段直接围歼黄维兵团以中原野战军为主，１月３日，中原野战军政委、前委书记邓小平也起草并签发了中原野战军《关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初步总结》，上报中央军委。
　　　　三、瓮中之鳖，军政并用。雨雪霏霏，四面楚歌，名将杜聿明束手就擒。
　　淮海战役进入第三阶段，人民解放军已占绝对优势，杜聿明成了瓮中之鳖，被全歼是早晚的事情了。此时，粟裕考虑的是什么时间发起总攻对全国战场最为有利。
　　为了稳住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部队，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各部国民党军南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于12月11日决定，在歼灭黄维兵团之后，留下杜聿明集团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12月14日毛泽东再次电示粟裕：“你们围歼杜邱李各纵，提议整个就现阵地态势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
　　同时，为防止平津、塘沽的傅作义部经济南逃往青岛，中央军委于12月13日致电华东局并告粟裕、谭震林，林彪、罗荣桓，指出：东北野战军主力已经入关，正在部署切断北平、天津、塘沽之间的联系，准备攻击北平、天津、塘沽。如果敌人其他地方无路可逃，可能由天津经济南向青岛逃走，此时，“你们即须担负阻击之责，以便配合我追击大军歼敌于济南一带黄河北岸”。
　　粟裕立即予以部署，12月13日，他致电华东局、华东军区并报中央军委，决定令鲁中南军区司令员傅秋涛集中全力限期赶修临城至滕县段铁路，以便于必要时调兵至济南，堵击可能南逃的傅作义部队，同时建议：“将何基沣、张克侠部即调至济南附近待机，必要时并可从胶东抽一部分兵力前往济南”。
　　在淮海战场上，粟裕决定利用这个时间组织部队休整，并乘机对敌人展开政治攻势。为保证战场休整顺利进行，防止敌乘机突围，粟裕调整了部署，以第1、2、4、8、9、10、11、渤海纵队为一线部队，一面对国民党军进行围困，一面组织战场休整。第3、6、7、12、13、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和35军、豫皖苏军区独立旅、冀鲁豫军区基干团以及华东野战军直属之骑兵团、总部警卫团为二线部队，分别位于铁佛寺、宿县、萧县、薛家湖、马村桥、会亭集、永城、山城集、酂阳集、夏邑等地区休整。12月17日，粟裕与来到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参加总前委会议的陈毅、谭震林一起署名致电中央军委：“我们遵令休整十天，消除疲劳，溶化俘虏，研究战术，整理组织，开展对敌政治攻势，作为十天中心工作”。后来，粟裕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命令所部再延长休整了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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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下）（9）
根据粟裕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要求，华东野战军司令部和政治部立即做出部队休整计划，发出对国民党军展开政治攻势的指示，并立即开始实施。
　　首先，华东野战军经连日激战，人员伤亡较大，特别是营、连级干部伤亡很大，缺额达5000以上。为解决这一问题，粟裕指示对各级机关进行了精简，从各级机关抽调出1000余参谋、干事等到战斗部队任职；将各教导团的干部全部补入部队；从老战士和经过考验的解放战士中提拔了一批基层干部；并且从鲁中南抽调600余名、胶东抽调500余名、渤海抽调400余名共1500多名干部充实野战部队，基本解决了干部缺额的问题。同时，在战役第一、二阶段共俘虏国民党军10万余人，绝大部分按照“随俘随补，随补随战”的原则立即补入部队。有些在1948年11月攻打黄百韬兵团时俘虏的士兵，到了12月围歼杜聿明集团时已当了排长甚至连长，这种情形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经过休整，华东野战军部队兵员充实，装备改善，战术提高，士气上升，更加壮大。淮海战役开始时，华东野战军总人数为万人，战役过程中伤亡万人，战役结束时增长到万人。增长部分，除了补充几个地方团以外，主要是补进“解放战士”。
　　其次，华东野战军各部队深入开展形势、任务、纪律教育，还广泛进行了火线评功、立功活动，积极发展优秀分子入党。这些活动大大激励了战士们团结互助、不怕牺牲等精神。同时针对国民党军防御特点，开展军事民主，集思广益，深入研究战术技术，并且不畏天寒地冻，掀起阵前练兵热潮。第一线部队积极开展近迫作业，构筑的交通壕距敌前沿仅三五十米，大大限制了国民党军活动，也为日后的总攻准备好了出发阵地。
　　再次，体恤所属官兵，慰劳参战部队。12月16日，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报告部队因连日作战，而且经常吃不到油盐，非常疲劳，提议慰劳参战部队，平均每人香烟五包，猪肉半斤，举行会餐，恢复体力。周恩来于次日代表中央军委回电，批准了这一要求，并电示中共华东局、中原局：淮海战役已进行月余，前线将士浴血奋战，辛劳备至。兹决定凡参战部队前线人员，一律慰劳每人猪肉一斤，香烟五包，不吸烟者以其他等价物品代替。1948年12月31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向前线指战员发出新年慰问。各级政治部门纷纷组织部队文艺工作者到前线进行慰问演出，进一步激发指战员的斗志。
　　最后，也是休整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开展群众性的对敌政治攻心，华东野战军部队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攻心战法。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后来回忆说：“空前胜利的淮海战役，对政工领导的考验与政工干部的锻炼也是空前的。粟裕同志既是代司令又是代政委，军政工作都重视，既全面规划，又具体指导，充分发挥军政机关的助手作用。贯彻‘军事指挥与政治工作指导相结合’、‘政治工作在前线’的方针，在下达军事命令的同时，都要提出对政治工作的要求。师以上设立了精干的政治工作指挥所，随作战指挥所一起行动。这对组织政工干部深入前线，直接了解战场情况，加强上下联系，及时指导工作，具体帮助连队解决实际问题，随时总结推广作战经验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广播毛泽东起草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的同时，粟裕还多次亲自主持起草致杜、邱、李的劝降信，这些文笔畅快、入情入理的劝降信以陈毅、粟裕的名义发给了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聿明。（而此时本来继续在中原野战军履职的陈毅早已与刘伯承一起去了中共中央汇报）其中1949年1月1日的信中说：
　　迩来天候转寒，风雪交加，空投不继，亦系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贵部官兵露宿郊野，以树根充食，士气沮丧，不仅携械来归者日众，且有倒转枪头，杀死反动官长弃暗投明者。先生如再固执己见，压迫士兵作顽强抵抗，则贵军内部实行兵谏之革命行为，亦将接踵而起，众怒难犯，尚望再思之。况徐总撤滁州后已令李刘部窜江边，蚌埠即将放弃，北上援军已成绝望，贵部已成南京之牺牲品也明甚！……为蒋介石一人效忠，反人民而死，徒落千古骂名；能勒马回头，尚能将功折罪，为人民所宽恕。是非利害，幸速图之。
　　

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下）（10）
同时，其他将士们也纷纷开展以战场喊话、劝降、释放俘虏、打宣战弹、树宣传牌、送新年礼物等形式，展开了连续不断的政治攻势，以加速国民党军的动摇和瓦解。很多纵队、师、团都成立了“政治工作指挥所”和“投诚人员招待所”，前者负责具体领导政治攻心，后者负责收容、照顾投诚人员，并从中了解敌情，争取投诚人员、派出打入工作等。为鼓励更多的国民党军来降，华东野战军还公布了对自动携械来归者的奖励标准，阐明了对携械来降者的安排和处理，规定了所携各种枪械的具体奖励金额。从12月20日起，陈官庄地区雨雪交加，气温骤降，国民党空军的空投也因天气而时断时续，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20余万人，每天需要粮食30万斤，靠空投根本无法解决。在天气恶劣、空投中断的情况下，大批士兵冻饿而死。国民党军官兵饥寒交迫，把包围圈内老百姓的门窗甚至棺材板都烧光了，把麦苗、树皮、马皮等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吃光了。为了争夺吃的，他们互相残杀，甚至活埋伤兵。这时，华东野战军又及时对国民党军阵地播放《白毛女》、《孟姜女》等悲曲，更使他们大有四面楚歌之感。尽管国民党军各级军官采取各种限制手段，依然有成班、成排甚至成连的官兵越过火线向华东野战军部队投降。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以前，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已经被毙伤、瓦解10余万人，其中整营整连投降者有万，平均每日达七百余人。
　　杜聿明后来承认由于华东野战军采取的政治攻势，瓦解了士气，并使得国民党军内部上下狐疑，惶恐不安。刘峙也在回忆中说，解放军的内部策反和阵地喊话等政治攻心，等于无形中增加了10万兵力。粟裕后来也说：“敌人最后被解决得这样快，应该归功于政治攻势的成功。四天四夜还不到，就歼敌十多万，平均每天歼敌四五万人。如果没有政治攻势，最后解决敌人不会这样快，我军的伤亡一定还要大些。证明攻心为上是正确的”，“对饥寒交困中被围之敌进行瓦解工作，以尽可能地减少我军的伤亡，以最小的代价来换取总攻的胜利。这对我军保存更多的骨干，使之在渡江南下作战中发挥作用也有重要意义。”
　　经上报中央军委同意后，粟裕决定发起总攻，于1月2日以代司令员、代政委的名义下达《华野全歼杜聿明集团的命令》，“统一于一月六日十六时发起战斗（如阴雨提前于该日十三时发起战斗）”。
　　从1月6日16时到1月10日16时止，华东野战军全部歼灭了杜聿明集团近20万人，活捉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化装潜逃。从1948年5月起，华东野战军即一直寻歼的“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也被歼灭在其中。
　　至此，历时66天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实现了中央军委关于在淮海地区歼灭国民党刘峙这个主要战略集团的决心。蒋介石在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被基本上歼灭了，打垮了国民党政权的支柱，使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获得了解放。
　　1月9日，粟裕将总攻杜聿明集团的战斗经验进行了总结，并致电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于15日将这个战斗经验报告，转发给了东北、华北、西北各战略区的军政首长借鉴。
　　　　四、毛泽东说：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粟裕将军事上精于筹算的特长发挥在了后勤上。
　　后方保障是夺取战争主动与胜利的客观物质基础。搞好统筹保障是做好后方保障工作的重要内容和前提。毛泽东说过：如果不考虑战争消耗，不考虑几百万人的吃饭穿衣，就不是战略家。而粟裕恰恰是一个能够考虑到这个问题并能提出具体解决办法的战略家。因此，原国防部长迟浩田称赞粟裕：“从作战指挥到后勤保障和思想教育，粟裕同志都要经过缜密思考，系统运筹，做到成竹在胸。”
　　早在抗战时期的1942年12月，粟裕即在《关于军队供给工作问题》中强调后勤供给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