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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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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号下午6时，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全体代表出席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政务院总理周恩来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②之后，全体代表向人民英雄脱帽静默致哀。最后，毛泽东等领导人和包括粟裕在内的各大单位首席代表一一铲土，为纪念碑奠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粟裕是第四个铲土的代表；在其前面的人分别是毛泽东、朱德、贺龙。
粟裕作为首席代表，代表解放战争战绩最大的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出席全国政协一届会议，并当选代表三野的全国政协军队委员，是当之无愧的，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了他在第三野战军军事上的核心作用。
原华东野战军9兵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认为，粟裕最能代表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因为他是在华东地区这个特殊战场成长起来的一代名将；如果粟裕当年跟着主力红军长征了，他的聪明才智自然同样能够得到发挥，但那就不是现在的粟裕，更不是代表整个华东部队的粟裕了。他说：“我所说的粟裕，不仅仅指他个人，而是指我们整个华东部队。粟裕最能代表我们整个华东部队。第一，是他从未离开过华东战场；第二，华东部队的所有变革与重大胜利都与他密切相关。”③
郭化若这一有着两点充分理由的新颖观点，显然与一般的说法有所不同，为此，他又根据客观的历史事实，进一步解说了华东野战军两位主要领导人陈毅与粟裕的关系。他说：“同时，我要说说陈毅与粟裕。由于工作需要，陈、粟之间有分有合，而且分多合少。就四年解放战争而言，陈、粟始终在一起只有11个月半，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特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段时期，陈总在中原野战军，即二野工作。当然，陈总在政治工作上辅助邓小平同志，在军事工作上辅助刘司令员，都有突出成就，特别是在解决、促进高层团结方面，功不可没！”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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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野战军的代表……粟裕（2）
1949年粟裕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
朱德（左）毛泽东（中）粟裕（右）。作为华东野战军的历史见证者和深为毛泽东倚重的军事高参，郭化若的结论是十分严肃、客观、公允的。显然，作为历史学家考证、转述历史，也应当这样通过事物的表象看出它的本质，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从而得出符合历史事实的结论。正如萧克所说的：“历史的事实是最大的权威。”不能仅仅依据某些表面的官衔、名义或者为尊者讳而人为掩盖历史的本来面目。从华东野战军（三野）的整个军事指挥轨迹来看，粟裕显然是军事核心和统帅，是人民解放军负责一个方面军的（野战军）军事指挥，后来仅授大将军衔的唯一将领。
二、华东野战军战役指挥员。陈毅说：“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
1946年10月15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为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而成的华东野战军制定指挥体系：“在陈（毅）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⑤这一决定的实质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赋予了粟裕华东野战军全军的军事指挥重任。
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陈毅在晋绥对敌工作会议上坦然指出：“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粟裕）。”⑥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令，他还在华东野战军正式组建之时对粟裕说：军事上主要由你考虑，按照毛主席、党中央赋予的作战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敌人。至于先打谁，后打谁；什么时间，什么地方，怎样打？请你大胆负责地考虑和指挥。⑦值得指出的是：粟裕作为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按照毛主席、党中央赋予的作战任务，有计划有步骤地消灭敌人”，显然是直接对中央军委负责。
早在1946年，文学青年与政工干部出身的陈毅接待来访的美军雷克上校，回忆过去时坦率地说：“我的兴趣不在军事，我愿做记者，我喜欢写小说。”⑧后来，陈毅之子陈昊苏于2001年8月26日在人民网谈到他父亲时回忆说：“我父亲曾经说过，在华东野战军的军事斗争中，他主要是依靠粟裕同志进行战争的指挥工作，而他自己可能更多的是起了一个政治委员的作用”。显然，陈毅在建国后主要从事外交工作而非军事工作，与他的经历和特长是不无关系的。
1947年2月，莱芜战役取得空前大捷。粟裕在战后华东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上，从军事角度上作了《莱芜战役初步总结》的报告，着重从谋略思想和指挥艺术上总结了莱芜战役的经验教训，成为他军事理论的代表作之一。他说，这次战役的重要收获之一，是进一步取得了大兵团打运动战的经验。关于以后作战和建军，粟裕强调指出，必须适应战争发展的需要，加速技术兵种的建设，培养掌握新式武器装备的技术干部，加强司令机关和参谋工作。他说：“根据战争发展趋势，当敌人被歼灭到一定程度失却进攻能力时，可能改取守势，我将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由运动战进至阵地攻击。这就需要我们开展爆破运动，学习土工作业，加强炮兵、工兵的建设。”同时要“选择培养和大批提拔有发展前途的新老干部，学习各种武器的不同性能和结合使用的方法，研究对敌人新武器（如坦克、火焰喷射器等）的对策，以期在现有水平上提高一步；如仍停留在现阶段上，将不能担负起今后更重大的任务。”⑨
随后，陈毅主要从政治角度作了《关于增强纪律性，反对不良倾向，加强政治工作等问题》的报告。其中说道：“这次战斗布置与指挥及宿北、枣庄之战，粟司令负主要责任，做的工作最多，最负责任。我们同意他的意见，他对于战役胜利贡献最大。”同时陈毅向原山东八路军系统的将领介绍：“（粟裕）在江南江北是负总责，反磨擦、黄桥、天目山战斗也是负总责。在自卫战争中，粟司令领导的战略区（指华中军区），表现最好，他经得起考验，作风老实，埋头苦干，成就很大。”在这里，陈毅实事求是地指出，从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江北指挥部、黄桥战役、天目山战役，到华东野战军时期的宿北、鲁南、莱芜战役，粟裕均在军事上“负总责”或“负主要责任”。从而清楚地表明，粟裕是华东战场的主要军事指挥员。
华东野战军的代表……粟裕（3）
1947年3月9日，陈毅就莱芜战役对记者发表谈话，进一步肯定粟裕的战役指挥，认为，“我华东野战军在最近宿北、鲁南、鲁中三次战役中刚刚创造了一个空前大胜利，就被下一个更大胜利打破了纪录。空前之后又来一个空前，接着还有另一个空前。……这证明了我军副司令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
1947年5月，粟裕创造的战争奇迹孟良崮战役，是其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在此战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原华东野战军６纵司令员王必成回忆说：“这次战役，从调动兵力创造战机，到战役实施的全过程，无一不是按照粟裕同志提出的方案实施的。”
据《华东野战军孟良崮战役阵中日记》（1947年5月14日至20日）摘录记载：
五月十四日△（上午情况：七十四师固守。四纵得悉当面敌人后撤模样。）粟令全面出击，十二师由坦埠向南攻马山，十一师攻佛山杨家寨，十师由旧寨沿沙河南攻重沟，东攻岸堤。
△粟令：九纵攻至赵家城子，与一、八纵联系向北打。八纵西占万泉山后，主力北攻。一纵一部占领孟良崮，主力由孟良崮西南向北打。二纵、七纵全责对付桂顽。令六纵下午二时由观上急进界牌垛庄。
△（十五时，九纵二十六师至赵家城子，敌二个团。）粟令派部监视之，主力即速西占孟良崮。八纵占了盘龙山，一部向西，一部包围大平、小平之敌。
△（十八时，八纵二十三师一个团攻万泉山，二个团插向垛庄了。）粟令其打下万泉山后，北攻孟良崮。
△（二十二时，七师苗家区一带敌已南撤河阳，河西敌亦南缩，有集结西援模样，河阳仅留少数敌人。）粟令七师积极动作，吸住敌人，不让西援。
△（二十二时）粟令三纵：十一师南援可能极大，务截断常路及新郯间交通，阻敌南援。
△（二十三时）粟令九纵：一纵已占复浮山、天马山及孟良崮西山地，四纵部队已过汶河南下；八纵部队已抵万泉山，敌已为我包围，退路基本上已截断。九纵应即由现地由东向西攻击，配合一纵由西向东，由西南向东北，四纵由北向南，务于今晚缩小包围圈，明日拂晓前三时发动总攻，以期尽可能于明日上午解决战斗，并要九纵设法与八纵取得联络。
五月十五日△（十二时，八纵王司令报告：主力在万泉山东休息。）粟即令其向芦山攻击。粟令一纵、六纵积极向东北攻击。
△（十二时三十分）粟令八纵向横山芦山，向北打，一纵由大山场以东及北打，现敌大部集中五四○高地，六纵由垛庄向官山、宫山庄、紫家沟攻击，粟并令其继续向东北打。
五月十六日△（十二时）粟令一纵所有机动部队及陶、王纵歼击二十五师，复浮山可放。
△（十三时三十分）粟令八纵解决芦山，九纵孟良崮已占，四纵解决六○○高地，合力打芦山。
△（十五时）粟令陶纵留一部打扫战场，余西去并六纵西去配合一纵，由叶指挥消灭六十五、二十五师，改为包围。
△（十五时十五分）粟令王建安指挥二纵及八纵向南出击八十三师，改成包围。九纵一个师打扫（战场），二个师岸堤休息，为总预备队，七纵仍牵制桂顽。
△（十七时）粟令九纵、四纵打扫战场，肃清残敌，一、六纵仍打二十五师。
△（十八时）粟：停止攻击二十五师、八十三师，续肃七十四师，明午前完成。大碾、孟良崮、芦山以东、善堂庄以北属九纵，线以南属八纵，线以西属四纵。
△（二十四时）粟令：（1）一、四、六纵暂停对二十五师之攻击，二、八纵暂停对八十三师之攻击。均在原地休息，稍向后靠，派出小部队肃清残敌，加强警戒及侦察。（2）一纵以三师即刻向曹庄集结，控制尧山、黄斗顶山。（3）滨海地武向临郯、郯新间攻击，鲁南向临淄及临沂近郊攻击。鲁中配合主力打扫战场。
华东野战军的代表……粟裕（4）
这些原始记录均只有“粟令”，而无通常情况下应该常见的“陈令”，清楚地展现了粟裕在孟良崮战役中实施战役指挥的全过程。因此，绝非如有人简单地论断：粟裕最多不过是提出方案，有似参谋长一类，实施指挥另有他人。事实表明，从筹划到战役指挥，粟裕是孟良崮战役军事奇迹的主要创造者。
因为筹划及指挥战役必须消耗巨大的脑力、体力，从莱芜战役到孟良崮战役，粟裕的身体日渐消瘦。由高血压引起的头痛症时常发作，不得不戴着铝制的健脑器工作。他在与国民党军进行智力、毅力搏斗的同时，还要同疾病进行顽强的斗争。在孟良崮战役中，粟裕连续几昼夜不休息，血压高达220汞柱。战争是残酷的，三军统帅所付出的精力与体力非局外人所能想象，绝不似文人想当然的“谈笑间”，“樯橹”即能“灰飞烟灭”。所以，粟裕曾经少有地对人发脾气说：“仗打不赢，下两手臭棋有什么用。”
在华东野战军这个特殊的指挥体制中，司令员不负责战役指挥，却有人事权等权力，副司令员本是副手，起协助作用，却拥有独立的战役指挥权。因而，指挥部成员之间协奏的音符也不总是十分和谐的。1947年7月，在粟裕的战役指挥下连战皆捷的华东野战军，为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奉中共中央严令，进行了“七月分兵”。此时，粟裕认为“内线歼敌的条件还是存在的”，而大量地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正是对友军最好的战略支援。《传檄到中原》记载：“在山东时，他俩（陈毅、粟裕）为了分兵的问题，曾昼夜争论。粟裕对分兵很有意见，对远距离外线出击的做法不理解。”但粟裕当时毕竟仅为副司令员，当指挥部其他成员坚持按中央要求仓促分兵的时候，粟裕只好执行，从而导致南麻、临朐等战役相继失利，打了几个消耗战。这是粟裕军事指挥生涯中极少的败绩之一。作为主要军事指挥员，他的心情自然十分沉重。
1947年8月初，粟裕起草了南麻、临朐战役初步总结，从战略指导和战术指导两方面分析了这两仗未能打好的原因，以及由此得出的经验教训，并准备上报中央军委。司令员兼政委陈毅、副政委谭震林却均不同意电报稿上“其主要原因，还在于对敌人维持其重点进攻之判断错误”的意见，认为失利的原因是粟裕“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
外表文弱，内心刚烈的粟裕当即另行起草一份短电，向中央军委引咎自责，请求处分。电报如下：
军委并华东局：
自五月下旬以来，时愈两月无战绩可言，而南麻临朐等役均未打好，且遭巨大之消耗，影响战局甚大。言念及此，五内如焚。此外，除战略指导及其他原因我应负责外，而战役组织上当有不少缺点及错误，我应负全责，为此请求给予应得之处分。至（于）整个作战之检讨，俟取得一致意见后再作详报。
粟
八月四日午时
就在这一天，华东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给粟裕写了一封长信，予以批评。信中从苏中战役讲起，列举第二次涟水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蒙泰战役和孟良崮战役，认为深为毛泽东赏识、屡创全国战争佳绩的粟裕“在军事上常常粗心大意，缺乏远见”，“常常只看到一二步”。谭震林将信先给陈毅看，并请陈毅转交粟裕。陈毅看后，同意谭的观点，认为“对粟有帮助”，当天即将谭震林的信转交粟裕，并邀粟裕彻夜长谈。
粟裕看完谭震林的信，觉得许多观点不好苟同。于是写了一封复信，寄给当时已远赴胶东地区的谭震林。信中说：
“你们都不同意我那电稿上的意见，而认为‘是军事部署上的错误与战术上的不讲究’。我承认军事部署上确有错误，战术上确很低劣，这些我应负其全责。但我仍认为‘过分乐观’是南麻临朐战役未能取胜的主要原因，至少是主要原因之一。由于过分乐观而发生轻敌，由于轻敌而企图‘啃硬核桃’，企图‘一锅煮’，企图歼灭十一师后乘胜歼二十五、六十四等师，而与叶陶各纵会师蒙阴。因此部署上就以攻坚为主，而不以打援为主。这种乐观，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我觉得你比我和陈军长（陈毅）更乐观，而有过分乐观的表现。”
华东野战军的代表……粟裕（5）
“……此外在你的来信中所提起的另外一些批评，有些是与事实不符的，而其中有一些并不是我处理的，而是你自己处理的，这大概是你已经忘了。因此对这些问题，我不得不加以说明。”
“……总之，自卫战争以来，一切军事部署上、战术指导上的缺点、弱点和错误，我应负其全责。”
这段公案的是非曲直，历史与事实自有公断，后人不好妄加评说。但它清楚地表明了一点：受批评的粟裕显然是华东野战军的实际主要军事指挥员。
令人意外的是，收到粟裕自请处分电报的毛泽东，很快于8月6日复电粟裕，说：“粟裕同志支午电悉。几仗未打好并不要紧，整个形势仍是好的。请安心工作，鼓励士气，以利再战。”在这之前，毛泽东于8月4、5两日还连发５电，要粟裕速去鲁西南指挥作战，配合刘邓跃进大别山的行动，其中４日午时电说：“山东主力（指陈、唐、叶、陶等5个纵队）现在西边，请考虑粟裕同志带炮兵主力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该五个纵队”。同时指令“陈（毅）率6、9纵俟水退后，迅速转至东边与2、7纵会合，从反面钳制鲁中、鲁南之敌。但你们的供应重心应转至鲁西南。”将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交粟裕独立指挥，并特意指出华东野战军的供应重心放在粟裕即将抵达的鲁西南，表明中央军委对粟裕指挥环境的理解，并依然给予充分的信任。
毛泽东发来电报慰勉的同一天，华东战略区的中央代表机构华东局也复电粟裕并报中央军委，热情称赞粟裕：“二十年革命战争中，你对党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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