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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诸同志面谈，均认为从目前形势看来，以加强积极防御消极迁移为好。”这就再次表明中共中央和军委是准备让东北边防军出国作战，而不是等美军进入中国国境线后再被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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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11）
9月15日，朝鲜局势更加严峻起来。美国第10军（内含南朝鲜军）从朝鲜中部的西海岸仁川港登陆，全线进抵“三八线”，将朝鲜人民军主力隔断在“三八线”以南；以美国第八集团军和南朝鲜军从釜山防御圈向北实施反攻，对朝鲜人民军构成南北夹击之势，致使朝鲜人民军处于腹背受敌的险境，蒙受重大的损失。9月27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私人军事代表马特维耶夫给斯大林发了一份绝密电报，汇报了朝鲜的这种严重局势：“人民军损失惨重”，“装备弹药严重供应不足，燃料缺乏，运输差不多已完全瘫痪。兵员与弹药补充的组织工作很差。部队指挥系统从上到下一团糟”。9月29日，周恩来书面报告毛泽东：“根据连日情报、外讯及倪志亮来电，美李敌军已分路北进，按其所到位置，朝鲜西路军似已被敌隔断，东路军亦尚未集结到忠州以北。而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
　　由于战场局势恶化，朝鲜首相金日成很快向苏联求救，并通过苏联请求中国派兵赴朝作战。9月29日，金日成和朴宪永联名给斯大林写信，恳求斯大林给予“特别援助”，即“直接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金日成还要求斯大林：“如果由于某种原因做不到这一点，那么请帮助我们建立一支由中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组成的国际志愿部队。”在要求斯大林替他向中国寻求帮助的同时，金日成还直接派人到北京求援。10月1日，朴宪永携金日成给毛泽东的亲笔信抵达北京，直接向毛泽东、周恩来提出请求中国出兵赴朝参战。同一天，斯大林也发来了建议中国派部队援助朝鲜的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说：“根据眼下的形势，你们如果认为能用部队给朝鲜人以帮助，那么至少应将五六个师迅速推进至‘三八线’，以便朝鲜同志能在你们部队的掩护下，在‘三八线’以北组织后备力量。中国师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现，当然，由中国指挥员统率。”
　　鉴于这种严重局势以及金日成与斯大林出兵的请求，10月1日夜，毛泽东等领导人开会，研究援朝问题，初步议定按预定计划令边防军以志愿军的名义出国援助朝鲜。就在当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命令南朝鲜军队首先越过了“三八线”向北进攻。毛泽东于10月2日凌晨2时紧急致电指挥东北边防军的高岗、第１３兵团司令员邓华，电报说：“（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这表明，毛泽东已经准备让东北边防军出动，正式抗美援朝了。
　　　　四、林、粟均有病，出兵援朝万分火急！毛泽东说：“我的意见还是请彭老总出马。”
　　中共中央已初步决定边防军以志愿军名义正式出国作战，并令边防军做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但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人选还未确定，毛泽东面临最棘手的问题。最早中意的粟裕病情至今未见好转，为他精心搭配的指挥班子也未能建立；８月底与粟裕同时考虑的林彪也还是表示身体虚弱多病，委婉推辞就任司令员一职。另外，林彪对出兵朝鲜的态度不是很坚决，他认为入朝作战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出兵，可能“引火烧身”，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原来还期望等一等粟、林两人的病情变化，现在出兵迫在眉睫，不能再拖了。
　　经过两昼夜的思考后，毛泽东想到了西北军区司令员彭德怀。10月2日下午，中共中央书记处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及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等人出席会议。会前，毛泽东已经和政治局常委们探讨了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人选问题。毛泽东说，原拟粟裕，但粟裕重病在身，一时难以康复，不能出征；又考虑由林彪挂帅，可是林彪身体也不好。毛泽东向大家征询意见，说：“出兵援朝万分火急，我的意见还是请彭老总出马”。朱德首先表示同意，其他人员也赞同。中央书记处遂决定改派彭德怀挂帅。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告之中国已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同时请求苏联政府给中国提供武器装备援助。电报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作战，援助朝鲜同志。”
　　

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12）
此时，虽然早在1943年就被中共中央赋予重大决策最后决定权的毛泽东，还是表现得极为慎重；决定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在更大一些的范围内继续讨论出兵问题。10月4日下午，他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局委员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张闻天出席，中央委员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列席了会议。这次讨论中，许多领导人（非中央书记处成员）对出兵抗美援朝有顾虑，因为当时国内困难重重，长期战争的创伤尚未治愈，土地改革尚未完成，大陆的土匪特务尚未肃清，他们考虑的主要是解放军落后的武器装备能否打赢世界上最现代化装备的美军，中国的经济力量能否支持持久战争，因为一旦失利，中国的处境将更加困难。同日，彭德怀被中央办公厅派专人从西安接来北京。当时，他正在办公室里审阅开发和建设大西北的计划，准备赴京向中央汇报。为了不泄露机密，中央没有告诉彭德怀火速赴京的原因，他来不及向部属交代一下工作就匆匆上了飞机。彭德怀万万没有料到，这次去北京会派他到朝鲜去指挥一场恶仗。他飞抵北京后，直奔中南海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场。直到此时，彭德怀才知道是讨论出兵朝鲜问题，因事先不了解情况，又没有准备，彭德怀只静坐会议室，倾听别人的发言。
　　第二天上午，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约请彭德怀到中南海谈对出兵的看法。彭德怀表示赞成出兵援朝的决策。毛泽东又谈到了出国部队最高指挥员人选的情况，说：“我们的意见，这担子还得你来挑。你思想上没这个准备吧？”彭德怀沉默片刻后，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要求彭德怀在下午的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明态度。下午，彭德怀在继续召开的会议上发言，表示坚决支持出兵援朝。他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经过充分讨论、权衡利弊之后，与会人员对出兵的意见达成了一致。中共中央当即做出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与会者一致同意由彭德怀挂帅，指挥志愿军援助朝鲜，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散会后在中南海湖边，有人笑着称赞彭德怀不服老，彭德怀豪情万丈地回答说：“我到死也不服老……”
　　10月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正式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因为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这时，彭德怀已经没有充裕的时间来重新组织了。军委决定以边防军所属13兵团指挥机构升格为志愿军总部。10月18日，军委发出命令：“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兵团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第二天，东北边防军以志愿军的名义正式跨过鸭绿江出战。
　　根据时间可以看出，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是很紧迫的。而让粟裕以及后来的林彪担任司令员是有充分的时间考虑和准备的。《抗美援朝战争史·第一卷》说：“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了志愿军统帅的人选，早在边防军组成后，中共中央和军委曾考虑在边防军出动时，由粟裕或林彪出任统帅，但林彪和粟裕均有病在身，不能挂帅出征。彭德怀临危受命，对此没有思想准备，但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
　　粟裕没有就任东北边防军的司令员兼政委，给抗美援朝作战带来了两个极大的不利影响。第一，因为这个关键位置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留给粟裕的，所以边防军的司令部一直没能组建，代替他暂时指挥边防军的高岗没有（也不熟悉）进行实质性的备战工作，更多的作用是负责后勤准备。边防军的训练工作则仅仅依靠13兵团的兵团部组织。这样的做法对于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的影响还不大，因为13兵团以前就有东北作战经验，调到东北的时间又早，对入朝作战有准备。兵团部也可以具体指挥到各军，后勤补给也熟练。可是兵团部毕竟是兵团部，辐射力有限，和野战军司令部（边防军司令部）有根本的区别，无法很好地照顾各个兵团之间的协调。这一点从9兵团入朝就开始表现出来，一直延续到第5次战役。具体表现便是调动混乱、后勤不力、各部队不熟悉战场和敌军、指挥部不熟悉各兵团战斗力。
　　

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13）
第二就是由于彭德怀是临时上任的，从未到过东北的他不很熟悉战场，既不熟悉敌人，也不熟悉参战部队，同时也没有整体作战计划。正如他本人所说：“我从未打过这样的仗，既不明敌情，又不明友情，根本不知道联合国军进到什么地方。”可以假设，无论是粟裕1950年7月或林彪1950年9月初就赶赴东北，便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他们势必要带去一套野战军司令部的人员（粟裕本来已经在华东军区司令部选配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并对朝鲜局势密切关注，时刻根据变化来判断战场态势，并对中国军队入朝所需的人数、火力配备、后勤保障、出国时机进行统筹安排，并及时发现问题，迅速改进。因为粟裕、林彪均不能到位，使本来应该由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做的事情，都靠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和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在北京完成，这样的缺点是远离前线，脱离实际，反应周期过长。这是历史永远不能弥补的遗憾。
　　在任命彭德怀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同时，中共中央为了早日恢复粟裕的健康，与苏联协商，决定粟裕去苏联继续治疗。1950年11月2日，粟裕抱病出席在上海召开的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并作了《主次战场与现代化战争》的讲话，就抗美援朝中的主战场与次战场、突击方向与牵制方向、持久战与速决战等军事战略以及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与如何应对原子弹等问题，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对中央安排他去苏联治疗，他在会上说：“我感到不安，因为时局紧张，任务很紧迫。只有等休养好了，再回来同大家一道工作。”由衷地表达了自己对因病未能率军出征朝鲜的自责之情。
　　1950年12月，粟裕到达苏联。在莫斯科经过１个月的初步检查，诊断为长期过度疲劳及受伤次数较多，且有两次伤及脑神经，需较长时间治疗休养。而后又检查出整个肠子错位，互相扭结。医生判断为战争中翻滚、摔打、跌撞过重、过频造成的严重内伤。直到1951年8月，粟裕的身体才基本痊愈，于9月从苏联回到祖国。
　　　　五、“五虎上将”，各有千秋。毛泽东为何青睐粟裕、林彪？
　　抗美援朝，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同时也是最艰险、最没有把握的一次大兵团现代化战争。带兵到国门之外作战，并且主要对手是头号军事强国美国，加上南朝鲜军及英、法、加、印等国组成的“联合国部队”，这对于毛泽东麾下的战将来说，都是一个新课题。《孙子兵法·始计第一》中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也指出：“两军对敌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而，毛泽东选择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是十分慎重的，为此，将东北边防军司令员的位置空缺，等了粟裕近三个月，林彪近一个月的时间。
　　毛泽东和军委为何最初选择粟裕、林彪担任入朝部队最高指挥员？
　　显然，因为没有与美军作战而且是大兵团作战的先例，毛泽东只能从最接近现代化战争的解放战争中，解放军诸将领对付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的作战经历，来确定最高指挥人选。从1955年授衔的将帅来看，朱德、叶剑英是总部领导人，没有直接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且朱德当时已近65岁，年龄显然偏大；贺龙在解放战争中主要负责西北军区的后勤工作，1949年11月建国一个月后，才指挥一野18兵团配合二野行动，从陕西进军入四川；罗荣桓、聂荣臻擅长的是政治工作；陈毅的特长也在政治，虽然担任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司令员，但中共中央于1946年10月即明令：“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并且长期由副司令员粟裕代理司令员或者实际主持野司工作。1950年9月，陈毅在北京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各大军区负责人会议，商量出兵朝鲜的问题时，他对毛泽东说：我如今虽担负地方工作，但只要前线需要，一声令下我马上可以穿上军装去朝鲜作战！陈毅明确支持出兵的态度令毛泽东欣赏，但他的主动“投笔请缨”始终没有被考虑。如此，野战军级的军事主官只有从彭德怀、林彪、刘伯承、粟裕、徐向前中间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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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14）
首先，从兵员数量来看，上述五位将领中，以粟裕、林彪直接指挥的野战军人数最多。解放战争中，解放军共有五大野战军。第一野战军（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虽然兼任解放军副总司令，但实际直接指挥的西北野战军，1947年8月成立时仅万人，三个月后，部队增加到万人。1949年2月西野正式整编为第一野战军时，部队为万人。1949年6月，军委命令直属军委的华北军区野战军18兵团、19兵团归第一野战军建制，总兵力才达到万人。
　　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中原野战军）刘伯承，从1946年6月中旬起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5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有27万人。但1947年8月挺进中原后，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只有7个纵队12万人，并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正式整编为第二野战军时，刘伯承指挥所部辖三个兵团共28万余人。
　　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粟裕，1947年１月即指挥华东野战军10个纵队及１个特种兵纵队约2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８月指挥华东野战军攻打济南时已为15个纵队达32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1948年11月的淮海战役中，粟裕指挥所部42万人，战后，野战军达到万人。1949年2月，正式改编为第三野战军时，部队辖四个兵团约为58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至1949年12月，第三野战军发展到万余人（不含军区部队）。在1950年准备攻台战役时，粟裕直接指挥的最大兵力近65万人。
　　第四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1945年12月底即指挥东北民主联军部队27万人（含军区部队），1947年12月，指挥野战军9个纵队、11个炮兵团、1个战车团共42万人。1948年8月，林彪指挥东北野战军四个兵团70余万人（不含军区部队）。1950年1月，又指挥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部队150万人（含军区部队）。
　　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徐向前解放战争前期一直因病在休养，1948年5月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并兼任华北军区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后改称18兵团）后，才直接指挥兵团所属三个纵队（军）作战。1949年3月至４月，他短期间内指挥第18、19、20三个兵团及１个炮兵师共25万人攻克阎锡山的老巢太原城（３月底，因病由彭德怀代替指挥）。
　　可以说，号称毛泽东“五虎上将”的彭德怀、刘伯承、粟裕、林彪、徐向前五人中，粟裕、林彪指挥大兵团作战的时间更为长久一些。彭德怀、刘伯承两人在战争尾期指挥过大兵团作战，但兵员数量显然低于50万人的规模。徐向前在红军时期曾经指挥８万余人的红四方面军，成为同期直接指挥最多兵员作战的将领，但解放战争中的指挥规模则远远低于其他四人。在五人中，粟裕被军委评价为“尤其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
　　显然，指挥中小部队作战与指挥50万以上的大兵团作战是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