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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委会委员的毛泽东。毛泽东鼓励他说，中国将面临一个大的社会变革，需要一大批同志为之奋斗，有志者必有大作为。此后，萧劲光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2军6师中将军衔的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1932年12月，萧劲光在中央根据地又一次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当时受王明路线打击，被解除了党内、军内职务，仅保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一职。他听说萧劲光即将到红5军团当政委，很是高兴，勉励他好好工作。1933年，萧劲光被博古等人打成“罗明路线在军队中的代表”，而这种路线实质就是毛泽东的路线。同年12月，军团长寻淮州、政委萧劲光率领的红7军团先后遭遇黎川失守、八角亭失利。“左”倾主义的领导人不去追究军事主官寻淮州的责任，却追究政委萧劲光。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萧劲光同毛泽东的关系不一般。他们抓住红七军团作战失利大做文章，将萧劲光撤职，并送军事法庭公开审判。结果萧劲光被开除党籍、军籍，判刑5年，且无上诉权。萧劲光在关押期间，毛泽东派妻子贺子珍前往探视。贺子珍向萧劲光转达了毛泽东的话，说黎川失守是“左”倾军事路线造成的，你应该撤退，做得对。这给了逆境中的萧劲光很大的安慰。有人主张枪毙萧劲光，遭到了毛泽东等人的坚决反对。毛泽东说：打击萧劲光是为了打击我，是杀鸡给猴看。萧劲光因此得以保住性命。遵义会议后，萧劲光成为一名“位高权重”的将领。抗战期间担任了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负责保卫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的兵员与出征前线的八路军115师、120师、129师的人数不相上下，毛泽东还当着众人的面说：“有了劲光同志，我们都可以把脑袋放到枕头上了。”可见其信任程度之高。解放战争中，萧劲光历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兼1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12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从职务上看，长时间内是司令员林彪的副手。解放后，萧劲光于1950年1月担任海军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文革”期间的1967年，林彪的干将李作鹏策划打倒萧劲光，毛泽东将萧劲光召回北京，安慰他说：“你不要管那么多事，谁要夺权就让他夺去，你的任务是把身体养好，工作以后有你做的，有人要打倒你，其实是想打倒我。因为海军的批示都是我做的。”后来毛泽东多次力保萧劲光，说：“海军司令还是要萧劲光来当，萧劲光是终身司令！”毛泽东在“文革”中公开说“终身”不能打倒的，只有萧劲光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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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4）
这次抗美援朝，毛泽东为什么又选中萧劲光做粟裕的搭档呢？
　　人民军队战争年代的各个时期，均不同程度出现过军政首长合作不融洽的问题。比如新四军前期的军长叶挺与政委项英；后期的代军长陈毅与政委饶漱石；东北民主联军时期的总司令林彪与第一政委彭真等；即便是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与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粟裕之间也曾有较激烈的争论。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在朝鲜战场上呢？
　　毛泽东确定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后，剩下的首要问题必然是安排谁来当政委，最后的结果也是由粟裕兼任。粟裕在红军时期提拔较慢，陈毅于1948年4月25日在华东野战军高干会议上指出：红军时期的粟裕“是多年受委屈的，是提拔得最慢的一个。”由此显得资历稍浅，属大器晚成的后起之秀。又因一直为副司令员负责战役指挥，因此孟良崮战役时即有性格特殊的“老资格”部下摔电话，直至在粟裕指挥连战皆捷的情况下，部下们才最终服气。而东北边防军几乎将集中解放军各大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假如和美军交战，出现个别将领不那么听招呼，人事关系不容易理顺，问题显然则更加严重。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强化主帅的权力，即让粟裕兼政委。诸葛亮认为：“夫兵权者，是三军之司命，主将之威势。将能执兵之权，操兵之要势，而临群下，譬如猛虎，加之羽翼，而翱翔四海，随所遇而施之。若将失权，不操其势，亦如鱼龙脱于江湖，欲求游洋之势，奔涛戏浪，何可得也。”按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所谓兵权，就是将帅统率三军的权力，它是将帅建立自己的威信的关键。将帅掌握了兵权，就抓住了统领军队的要点，好像一只猛虎插上了双翼一般，不仅有威势而且能翱翔四海，遇到任何情况都能灵活应变，占据主动。反之，将帅如果失去了这个权力，不能指挥军队，就好像鱼、龙离开了江湖，想要求得在海洋中遨游的自由，在浪涛中奔驰嬉戏，也是不可能的。”显然，毛泽东是考虑到了这一点的。
　　同时，古人又早强调过“兵权贵一”，如果实际指挥作战的人被授予了最大的权力，在此前提下再群策群力，全军在指挥上就会产生最大的效能。这在毛泽东的用人史上也是有先例的。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仅为中央委员的林彪与政治局委员、东北局书记、第一政委彭真对战局的看法与决策屡有争议，为强化林彪的权力以应对东北严峻的局势，毛泽东于1945年6月16日致电东北局，“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陈云、高岗、罗荣桓四同志为东北局副书记兼副政委”。在资历浅的林彪与东北局书记争议时，毛泽东不是调开林彪而是相反地提升其为东北战略区的一把手，而将1945年9月起即担任东北局书记的彭真降为副书记。如此，林彪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此举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不拘一格用人的魄力。同理，面对将与世界第一号军事强国交手的态势，在东北边防军问题上，要想让粟裕压得住来自各个野战军的“骄兵悍将”，最好的办法也是强化粟裕的权力。彭德怀后来在朝鲜战场对作战失利的38军军长梁兴初发脾气说：“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这“斩马谡的本事”，其实质也就是主帅的兵权。
　　但是，政治工作是解放军的一大特色和优良传统，如果粟裕专注于作战，那么副政委必不可少。毛泽东看中了颇受青睐的爱将萧华。萧华是中央苏区一个红小鬼成长起来的将领，此时为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是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手，搞政治工作很在行，后于1964年创作了《长征组歌》。他还有一个优势：在解放战争中与此时毛泽东中意的边防军副司令员萧劲光是老搭档。萧劲光兼任东北野战军一兵团司令员时，萧华为政委。两人主持接近朝鲜的南满军区，共事很融洽，在东北野战军“南拉北打”的战略行动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样，毛泽东最终决定让萧华离开总政治部，出任东北边防军的副政委。
　　

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5）
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来当边防军的副司令员？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应该考虑到了以下几个原则：第一，此人必须来自四野。因为解放军四大野战军中四野人数最多，兵力占了近一半，其次才是三野，且边防军所属第一个兵团是四野的13兵团；第二，此人在四野应有足够的威望，级别要够高，能够协助粟裕压得住四野的“骄兵悍将”；第三，此人应是毛泽东极为信任的人；第四，此人与粟裕有良好的关系。如此，与粟裕关系良好、深受毛泽东喜爱的东北野战军原副司令员萧劲光就成为最合适的人选了。有萧劲光的得力辅佐，凭借粟裕杰出的军事才能，与美军交战就有望在短时间内打开局面。只要开局一顺，以后人事关系就容易理顺了，主帅个人的军事才能也就能得到充分发挥。
　　从粟裕、萧劲光、萧华三人的东北边防军统帅班子搭配，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军委早在7月7日国防会议之前的一段时期，即经过精心酝酿、慎重考虑的。《远东朝鲜战争》的作者王树增说：“毛泽东极为渴望用优势兵力像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那样全歼美军几个整师。”而粟裕在淮海战役中恰恰“履行了主要指挥之责”，并取得了最辉煌的战果。毛泽东对粟裕的大兵团军事指挥才能是相当信任与欣赏的，同时也寄予了极大的厚望，因而在粟裕长期以副司令员或者代司令员身份实际统率华东野战军和三野之后，第一次任命粟裕为野战军的军政正式一把手。并且在萧劲光新任海军司令员，组建海军工作千头万绪以及萧华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事务也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均被安排为粟裕的军政副手，精心为其搭配了一个好的领导班子。国防大学教授徐焰在其著作《毛泽东与抗美援朝》中也指出：
　　“早在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准备出兵朝鲜之时，毛泽东就考虑过出国部队的统帅人选”，“成立东北边防军时，毛泽东首先就想到解放战争中战功赫赫的粟裕。”
　　“毛泽东同意的这一指挥人选安排（指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人选），是考虑到粟裕长于战役指挥，却长期在华东作战而不很熟悉东北野战军的部队及东北的情况。萧劲光、萧华在解放战争中长期在南满工作，既熟悉东北边防军的第四野战军部队，也比较了解朝鲜情况，可以协助粟裕指挥。”
　　显然，徐焰的说法是切中肯綮，符合客观史实的。同时，原东北野战军林彪的副手萧劲光、现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副手萧华，此时均成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的副手，也无疑清楚地表明东北边防军是野战军级单位，粟裕此时的军队级别与林彪、罗荣桓同列。
　　　　二、百战之将终于病倒。周恩来建议：“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新的边防军司令部。”
　　然而遗憾的是，这时粟裕身体状况很不好。高血压、肠胃病、美尼尔氏综合征等病症复发，时时折磨着他，每天头痛头晕难忍。
　　粟裕曾先后6次负伤。头部两次负伤，在武平战斗中，子弹从他右耳上侧头部颞骨穿过；在水南作战中，被炮弹炸伤头部。手臂两次负伤，在硝石与国民党军作战中，他左臂负重伤留下残疾；在浙西遂安向皖赣边的转战中，他右臂中弹，直至建国后才取出子弹。除此之外，1929年攻占宁都时，他臀部负伤；1936年在云合开展游击战中，他脚踝负伤。其中最严重的是水南战役中那次。1930年2月下旬，年仅23岁的粟裕作为支队政委与支队长萧克率部进军赣南地区，在吉水、吉安的南部水南，参加了消灭进犯赣南苏区的国民党军唐云山独立15旅的战斗。在激烈的战斗中，国民党军突如其来的一发迫击炮弹在粟裕身旁爆炸，使其头部受了重伤。粟裕治疗了三个多月后才伤愈归队。但是有三块未被发现的残碎弹片一直留在头颅内，直到54年后的1984年2月，粟裕逝世后遗体被火化时，他的家人才从他的头颅骨灰中发现。因此，战伤的后遗症和过度的劳累使刚到中年的粟裕就患有高血压、肠胃病和美尼尔氏综合征，经常头晕头痛，靠戴着健脑器工作。半年前的淮海战役中，战况紧急时，粟裕曾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高血压、　发作，血压高达180至200毫米汞柱，戴上健脑器也不起作用。警卫员只得反复给他摁头，或用凉水冲头以减轻疼痛。实在支撑不住时，粟裕还不得不躺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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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6）
尽管如此，1950年上半年，粟裕仍然坚持在抓紧准备解放台湾的工作。7月7日以后，当得知毛泽东亲自点将，交给他抗美援朝的新任务后，他深感这是党中央、毛泽东对自己的信任，理应勇挑重担。但又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恐怕顶不下来，下面就难以指挥了，会耽误大事。因此，粟裕向毛泽东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的同志。毛泽东仍坚持要粟裕去。
　　粟裕立即为新任务做准备工作，指令华东军区暨三野司令部选配东北边防军指挥部的参谋、通信班子，指令华东空军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空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军委建议增调原准备用于攻台作战的三野主力９兵团（辖20、23、26、27军，共15万人）参战。粟裕说：“如果毛主席一定要我去，我就不能推辞了，我还是要去。”
　　不料他的病情日益加重，不仅难以坚持工作，甚至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粟裕不得不向军委和毛泽东请假治疗，力求尽快康复。7月14日，经中央军委、华东局批准，粟裕到青岛疗养。三野参谋长张震后来在《张震回忆录》中记载，毛泽东和军委决定，只要身体恢复情况良好，粟裕还必须准备执行抗美援朝的新任务。书中说：“粟裕同志因操劳过度，身体很差。因此，就在那次华东局常委扩大会议上，研究并报请军委批准，让他病休两个月，后经毛主席批复，只同意他休息到8月中旬，并根据身体恢复情况，还要准备执行新任务。”临行前，粟裕还带病主持召开了三野会议，研究了朝鲜战争问题，并对其余各项大事作了必要的部署。张震回忆说：“粟裕在去青岛休息前，主持召开了三野会议，研究了朝鲜战争问题。”
　　因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去青岛治病，毛泽东专为他配备的两个副手也就可以不急于到职了。副司令员萧劲光在海军司令员任上，副政委萧华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都有自己一摊子事情。因此，东北边防军的指挥机构也就建不起来。加上其他一些情况，周恩来深为焦虑。7月22日，他与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联名致电毛泽东，提出自己对边防军工作的建议：
　　原来军委确定之边防军指挥机构，虽从作战上来说较为有利，但目前似有困难。（1）、边防军粟裕司令员需要休养，副司令员萧劲光、副政委萧华一时还难以离京北去；（2）、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等感到层次太多，有所不便；（3）、边防军的供应需要强有力的后勤组织方能胜任，而中南只能组织轻便的后勤机构，刚到东北恐亦有困难。基于以上情况，请主席考虑边防军目前先归东北军区高岗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并统一一切供应，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新的边防军司令部。
　　毛泽东于7月23日复电表示同意，批准东北边防军暂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指挥，并统由东北军区供应，边防军后勤司令员李聚奎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边防军的日常训练工作暂由13兵团统一组织，并先后任命洪学智、韩先楚为13兵团副司令员，赖传珠因离职养病，由邓华兼任兵团政委。
　　军委决定将东北边防军暂归高岗指挥，“将来粟、萧、萧去后，再成立新的边防军司令部”。可见，此时军委在等待粟裕病情好转，尔后前往东北组建指挥机构，因而一切只做临时性的安排。应当指出的是，东北边防军原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指挥，此时暂归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代替指挥，同样清楚地表明，东北边防军是野战军、大军区级单位，粟裕与高岗的军内级别是等同的，如同边防军的后勤司令员李聚奎可以改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显然二者是平级的。
　　但是粟裕休养半个月后，病情仍未见好，他心急如焚。8月1日，粟裕特地托到青岛探望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带信给毛泽东，报告自己的病情和心情。信中说：
　　“在此休息期间除两手已不如在宁（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总部驻地南京）时之颤抖外，头晕头痛症并未见好转，文件书籍均不能阅读，每日只能看看报纸，且每次不能超过二十分钟，出外游览超过一小时，亦即头晕目眩不能支持，但因新任务在即，而自己病症未见转好，心中甚是焦虑，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据医生及一些患神经衰弱症之同志谈，此种病非短期所能治愈，愈重则治疗愈费时日，职以为依目前局势发展似有一时期之间隙，因此请求能批准职给予较长的休息时间，以便于专心休息以期早日恢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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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7）
粟裕信中所说的“新任务”即指抗美援朝指挥作战。尽管病情严重，他还是表示：在“目前局势发展似有一时期之间隙”的情况下（毛泽东也认为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请假休养较长时间后，能早日恢复工作，即履行东北边防军司令兼政委的职责。
　　8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朝鲜战争的形势时，进一步明确指出：“如果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在会上指出：“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可见，毛泽东与周恩来都强调了出兵朝鲜的必要，毛泽东还再次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