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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冕元帅:一个真实的粟裕-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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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胜利即可迅速到来。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了粟裕８个月前的预见是极为科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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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下）（15）
然而，尽管历史、文学及影视作品对淮海战役多有书写，但以讹传讹之处也不少。囿于多种原因，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的巨大历史功绩，长时间里基本上被贬低、转移、磨灭、淡化。孤立地看待、评价粟裕1948年9月24日提出的淮海战役建议并割裂开来称之为“小淮海”便是一个例子。
其中一个原因是粟裕本人的一贯谦虚、低调，正如他早于1945年8月在苏浙军区一次领导干部会上所说的：“有成绩有功劳的同志，则不应因此而自满与骄傲，而应该一切都归功于党，归功于全体同志，因为革命工作做出成绩，这并不足以自夸，而正是我们应有的责任。”淮海战役结束后的1949年1月20日，粟裕在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说：“淮海战役确实是一次伟大的战役。我们取得了胜利，这是因为有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和总前委的正确领导，后方党政军民的全力支援。”1949年11月，华东军区副参谋长王德专程到北京请示粟裕，与奉斯大林命令到南京了解淮海战役胜利原因的苏联大使尤金说些什么，粟裕告诉王德要有四个突出：突出党中央毛主席的英明领导；突出总前委常委首长的正确指挥；突出广大指战员英勇顽强；突出华东人民，特别是山东人民全力支前。1977年10月21日，粟裕与南京军区（原华东军区）文化部创作《淮海大战》剧本的作者交谈时，指出：《淮海大战》应突出“大”，应写老一辈革命家。到20世纪80年代，粟裕谈到淮海战役时又说：“淮海战役的大题目，要请小平同志来谈”。面对淮海战役的巨大功绩与荣誉，谦逊的粟裕从来不提及自己的作用。
建国以后，为永久性纪念淮海战役，当年的战场上相继建起了多处纪念场所。1959年4月4日，国务院批准在徐州兴建淮海战役纪念馆和淮海战役烈士纪念塔，并于1965年11月6日建成开放。毛泽东早在1964年即题写了烈士纪念塔塔名。此前，在江苏邳县碾庄兴建了“淮海战役碾庄圩战斗革命烈士纪念塔”，刘少奇题写了塔名。1975年9月27日，在河南永城县陈官庄，建成了“淮海战役陈官庄地区歼灭战烈士纪念碑”，周恩来为纪念碑正面题写了“淮海英雄永垂千古”的大字。这三处纪念场所均是当年粟裕代司令员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战斗过的战场。
而在当年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直接指挥的中原野战军围歼黄维兵团的战场双堆集，则没有相关纪念建筑。为此，粟裕于1978年6月19日与安徽省委副秘书长谈话时指出：“淮海战役在双堆集好像没有纪念馆，是否要搞个纪念馆，请省里考虑。南京军区曾编写了《淮海大战》的话剧，没有提二野（中野），我批评了他们，不写二野是不对的，也未看他们的戏。双堆集是二野打的，打得很艰苦，三野（华野）派了一个特纵、4个步兵纵队去支援，但主要是二野消灭的黄维集团。”粟裕作为“履行了淮海战役主要指挥之责”的战役指挥员，没有在淮海战役纪念场所的显赫处留下任何“墨宝”，又因1958年遭错误批判，一直未能正式平反，一般人对其在淮海战役中的作用是不够了解的。但他却为双堆集没有纪念场所而提出特别的建议，显示了他一贯隐功谦逊、与人为善的高风亮节。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安徽濉溪县双堆集，耸立起了一座崭新的“淮海战役革命烈士纪念塔”。当年的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不仅庄重地题写了塔名，而且特别为纪念塔题词：“为夺取这一胜利而英勇献身的烈士们，将永垂不朽！”
第二个原因是粟裕在淮海战役总前委委员中，所居职务以及后来的军衔不是最高的。1955年9月，粟裕仅被授衔大将。在官本位思想十分浓厚的中国社会，客观上存在谁职衔显赫则作用更大的观念，考究淮海战役的来龙去脉时，很少有人认真去追索粟裕真实的历史。即便是最简单的办法：对比翻阅与淮海战役有关人等公开出版的军事文集，也很少有人去做。
第三个原因是粟裕建国不久即遭到错误的批判，并长期未能平反。1958年5月，粟裕被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并被限制接触军队，在他所有战功遭贬低、转移、磨灭、淡化的时候，淮海战役也几乎与他没有关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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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战役第一功臣（下）（16）
第四个原因是粟裕“文革”以后遇到了新的阻力。为了总结战争指挥的经验，粟裕晚年坚持撰写战争回忆录的工作。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粟裕认为有了良好的撰写环境和条件，可以将一生的重大战役筹划、指挥过程写下来供后人借鉴了，他还欣慰地说：“写回忆录的事，现在不急了”，但很快又遇到新的极大阻力。面对粟裕必然写到淮海战役的现实，有位高级别领导人曾说：“有人写回忆录，我从来不写。”因此，1981年春，有的人干脆说粟裕不必再搞回忆录的事。军事科学院指派来帮助整理回忆录的同志也陆续被抽了回去。但粟裕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写了下去，终于完成了近40万字的《粟裕战争回忆录》。基于某种历史与现实的考虑，粟裕在回顾了自己筹划、指挥黄桥战役、苏中七战七捷、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沙土集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等重大战役后，还是将自己在解放战争的战役指挥中三个最紧张的战役之一——淮海战役一章空缺，给后人留下巨大的遗憾和深深的思考。只是在粟裕辞世5周年后的1989年，他的夫人楚青才将粟裕曾经即席回答别人有关淮海战役的一些提问，整理为《粟裕谈淮海战役》，发表在《党的文献》第6期上。
但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正如陈丕显所说：“历史是无情的，她会很快忘却一些人；更会严肃地批评一些人。同时，历史又是多情的，也会永远地记住一些人，我们的粟裕同志，是人民用金子铸入史册的人，是人民永远记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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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1）
一、杜鲁门悍然出兵朝鲜。中国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转到东北。毛泽东再次点将粟裕。
1949年6月至1950年6月，被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授予攻台作战的指挥重任，同时主持华东军区暨第三野战军实际工作的副司令员粟裕，在整整一年间，将主要精力放在准备攻打台湾以及解放沿海岛屿，剪除台湾外翼上。正当他率领三野全部及其他野战军四个军共16个军近65万人，积极准备发起“国内战争中最重要和最后的一次战役”①的时候，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突然爆发。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出兵朝鲜，并命令其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协防台湾。同一天，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部分联合国成员国随从美军出兵朝鲜的决议。远东美军司令麦克阿瑟还在7月14日与蒋介石签订了台湾“保卫协定”。
面对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战的行动，毛泽东于6月28日发出号召，提出：“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周恩来也于同日呼吁：“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②显示了中国政府毫不畏惧头号军事强国的决心。随后，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国侵略台湾、朝鲜运动”。
美国出兵朝鲜与台湾，使中国东北和东南两个方向都受到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国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东北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战略地位更为重要。中共中央冷静地分析了新形势，认为朝鲜战局已趋复杂化，美国很可能继续扩大战争，甚至攻击中国东北地区。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审时度势，决定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将主要战略方向由东南转到东北。
7月7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第一次国防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国防问题。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军委铁道部部长藤代远、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炮兵副司令员苏进等参加会议。周恩来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和成立东北边防军加强边防，必要时出国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的决定。并且说明一旦边防军参战，“改穿志愿军服装，使用志愿军旗帜”。③然后提出了东北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等方面的安排，并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会议对这些做了初步的决议后于当天报毛泽东，毛泽东在当日24时批示：“本日会议决议事项同意，请即按此执行。”④中央军委随即开始着手实施各事项。
7月10日，在增加了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谭政、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参谋长赵尔陆、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贺晋年、第四野战军暨中南军区炮兵司令部司令员万毅等四位与会人员后，周恩来再次召开保卫国防问题会议，对第一次会议的决议内容略加修改，其中除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外，又增设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⑤同一天，周恩来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通报了会议的部分内容：“为加强东北边防准备，军委已决定13兵团及42军与炮兵第1、2、8三个师等调至东北本溪至安东、通化至辑安线集结待命。” ⑥
7月13日，周恩来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的正式稿上呈毛泽东，并附信说：“此决定系根据两次会议商定写成的。第一次会议草成之决定，业经主席批准，着手实施，嗣谭政、赵尔陆、贺晋年、万毅四同志来到开第二次会议，略加修改，遂成此稿。现缮好送阅，请主席再次批准，交总参谋部作为各项实施之根据。”⑦毛泽东批示：“同意，照此实行。”⑧这一天，中央军委正式颁布了《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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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2）
（一）抽调第13兵团（第38军、39军、40军），第42军，炮兵第1师、2师、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组成东北边防军。这些部队最迟于8月5日前抵达指定地点，完成集结。
（二）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
（三）以15兵团领导机关为基础组成13兵团领导机关，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解沛然（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
新中国建国时期的粟裕。组建东北边防军，在东北边境地区预先集结部队，是中共中央与军委在战略上的明智之举，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争取了军事上的主动权。从《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可以看出，东北边防军司令部机关和13兵团的兵团机关同时建立，明显是两级机构。东北边防军是应朝鲜战争而预先筹划组建的战略方面军，与一般性质的边防部队截然不同，其部队的组成是从全国其他野战军中抽调而来的。13兵团抵达东北后，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仅是其所属的一部而已。与其同时第一批编入边防军序列的其他部队还有：第四野战军42军，炮兵第1师、2师、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
长期以来，若干公开的出版物中，往往将东北边防军等同于13兵团，将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的职务等同于13兵团司令员邓华的职务，或者想当然地说，“原拟选粟裕，但粟裕因病正在青岛休养。而且一旦出兵援朝就可能不仅是一个东北边防军的问题了，各个野战军都会有部队参战，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挂帅者。”言外之意，东北边防军原本不是由全国各野战军抽调部队组成的，粟裕只是一个兵团司令员，没有指挥过数十万的大规模部队，甚至粟裕还不是“一个有能力的挂帅者”。显然，这些以讹传讹的结论是有违客观史实的。
国防大学教授徐焰明确指出：“军委建立东北边防军的设想，是建立一个直属中央军委的、由多个兵团组成的野战军级单位。13兵团只是其中之一部。”⑨“第9、19兵团已内定为后续部队”。
历史史实也清楚地表明，在正式出国之前，第四野战军13兵团、第四野战军42军及50军、第三野战军9兵团、第一野战军19兵团等部即相继被划归东北边防军建制。同时，这也表明中共中央将一旦开战后的抗美援朝战争立足于大打。如果仅为一般边防性质的小打，调四野的部分部队就足够了，粟裕作为统率第三野战军全军以及其他野战军四个军，共65万人马的攻台战役总指挥，也就没有必要被调往东北了。
另一方面，早在粟裕受命指挥攻台战役时，因舟山、海南岛解放以后，原来驻守这两地的国民党军共19万人逃往台湾，使台湾守军增到40万人。而粟裕当时指挥的攻台部队共约50万人，敌我力量对比，还不算优势。因此，粟裕于1950年5月建议中央军委，“如能从其他野战军抽出三至四个军作为第二梯队或预备队则更好”。接到粟裕的电报以后，中央军委决定调其他野战军四个军参战，同时在大陆内地，以第四野战军13兵团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并从第一野战军抽出19兵团，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力量。显然，如果攻台战役实现，并且出现其他意外情况，13兵团与19兵团作为预备队和机动力量，都有可能在粟裕的指挥下作战。也就是说，这两个后来成为东北边防军组成部分的兵团，中央军委原本就有调拨粟裕指挥的意图。因此，当后来放弃攻台，将粟裕调往东北，指挥13兵团，后来加上19兵团，以及粟裕在三野的老部队9兵团组建的东北边防军，也就顺理成章了。
中共中央与军委对东北边防军早期的安排，与1948年1月组建东南野战军时的情形颇为相似。当时，中央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任命陈毅为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兼副政委。虽然叫“东南野战军”，但实际准备执行南进任务的是由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组成的东南野战军１兵团。毛泽东决定，首先由粟裕率领１兵团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渡江南进，随后由华东野战军另外3个纵队组成３兵团于1949年二三月间才渡江跟进。不过中央这个计划在粟裕的建议下很快取消了。
抗美援朝第一司令员人选（3）
“国难思良将”。粟裕再次被毛泽东点将，从原来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东南调往现在最重要的战略方向东北，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这充分说明，粟裕卓越的大兵团作战指挥才能受到了相当器重。接着，毛泽东又派陈毅向粟裕当面传达，明确要粟裕担负抗美援朝作战指挥任务。
值得指出的是，1950年的攻台战役和抗美援朝，粟裕两次与萧劲光成为搭档，显示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知人善任的卓越用人艺术。
萧劲光与粟裕可以说是老战友了，两人感情很好。1958年粟裕被军委扩大会议扣上“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帽子，遭到错误批判。当毛泽东向萧劲光征询对粟裕的看法时，萧劲光说：“粟裕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毛泽东点头赞同。从而使粟裕免于被进一步打成敌我矛盾。1984年粟裕逝世后，萧劲光动情地说：“我与粟裕同志相识几十年了，我们每次相见都十分亲切，亲如手足”。早在红军时期的1933年2月，他们即在一个指挥部共事，粟裕任红11军参谋长，萧劲光为该军政委。同年10月至11月，粟裕任红七军团参谋长，萧劲光为红七军团政委。此后，两人分开了。粟裕于1934年７月任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随寻淮州离开中央苏区北上，而萧劲光则被“左”倾主义领导人抓了起来，再以后随同红军主力长征。粟裕主持攻台战役期间，“实际困难为过海”。1950年3月，粟裕与奉军委命令前来的海军司令萧劲光会商，两人再度合作共事，最终决定以三野全军50万人分一、二梯队攻台，其他野战军四个军为预备队。
萧劲光又是极受毛泽东信任的将领，两人交往很早。1920年8月，17岁的萧劲光与好友任弼时一起，在长沙船山中学参加了毛泽东任总干事的俄罗斯研究会，可说是毛泽东的学生。1925年，萧劲光首次见到时任国民党一大执委会委员的毛泽东。毛泽东鼓励他说，中国将面临一个大的社会变革，需要一大批同志为之奋斗，有志者必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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