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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骗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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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大说小
有种看上去很怪异的现象：某个时期，会有某个字词，神秘地笼罩着我们的生活，叫人简直没法破译个中究竟。比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最后”二字梦魇般纠缠着文学界、艺术界、影视界。当时很多小说、电影、电视甚至绘画，都喜欢冠以“最后”二字。比方《最后的贵族》、《最后的诗人》等。有人哪怕想出新，也逃不脱“末代”之类同“最后”神气暗通的字眼，比方《末代皇帝》、《末代皇后》等。粗看上去，像是跟风。但我想人们的创造力不至于如此贫乏，我们必定受某种说不清的怪力乱神左右着。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最风行的字眼只怕就是“大”了。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乃至大款、大腕、大老板等等。中国大陆的酒店、饭店，似乎一夜之间都更换门庭，成了大酒店、大饭店。同“大”字一齐流行的，便是“总”、“霸”、“超”等尽量显“大”的字眼。只要是公司，拼命要叫总公司；只要是经理，打肿了脸也要充总经理；但凡商品，必欲使其超凡绝伦，便缀之以“霸”字，浴霸、酒霸、凉霸等等。最叫人费解的是称某些商品为“巨无霸”。倘若“巨”与“霸”都是欲显其大，那么“巨无霸”就是“大无大”，意思就是不大了。“霸”还不够，还要冠之以“超”。于是“超大”、“超霸”之类有逻辑毛病的词就诞生了，“超值享受”、“超值服务”之类有消费陷阱的词汇也出笼了。
那会儿，刚刚在中国大陆现身的手提电话，被叫做大哥大，最耐人寻味。大哥大，一个“大”字还不够，得用上两个“大”字，可见其风光。当时用上大哥大的人，派头也够大。往马路中间一站，扛着大哥大打电话，说话声音必是很大，不是大款，就是大官！
中国突然流行起“大”来，实在是因为穷怕了。官方话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换为民间话语就是简简单单“发财”二字；而官方话语“白猫黑猫论”，转换为民间思维却被尽可能复杂化、多样化。手段不管正当与不正当、合法与非法、道德与不道德，只要能发财，都被当时称作“能人”者流悉数采用。这便是某个时期的大潮流、大趋势、大气象、大氛围、大环境，催生了许多扛着大哥大招摇过市的大款、大腕、大老板。
“大”了些日子，人们回头看看，心情平淡多了。于是“小”便大行其道。当年暴发起来的老牌富翁，回想自己往日西装革履的模样竟有几分羞愧，便开始穿休闲服和平底布鞋。当然轿车仍是越换越高档，请客必是鲍鱼鱼翅，却总要显出淡泊之相，声称赚那么多钱干什么？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约朋友喝咖啡，尽量不谈钱，还得宣布自己是性情中人。总之，是副作低伏“小”的姿态，尽管有些虚情假意。其实深究起来，先充“大”而后做“小”，自有根由。有的哪怕私下想充“大”或自以为还算“大”的，底气也越来越不足了。谁能“大”得过比尔？盖茨呢？强中更有强中手，明目张胆地充“大”，冷不防会丢了面子。有的是自知自己“大”不到哪里去了，干脆就谦虚起来，反落个冲淡平和的好形象。总之，是“大”不了啦，索性撒娇般地往“小”里做。当然，鉴于这些人的历史记录，斯生斯世他们再怎么往“小”里靠，人们还是会叫他们大款。
“小”字品牌的货色，最得意的当是小资。有大学文凭，中产收入，正当青春，观念前卫或伪前卫，爱吃比萨，穿名牌休闲服，看欧洲艺术电影影碟，“不在星巴克，就在去星巴克的路上”，宣称“结婚或不结婚是个问题”，这类人必称自己是小资。小资身上很多高贵品质我是永世弄不明白的。比方说，他们莫名其妙地崇拜红色偶像切？格瓦拉。切？格瓦拉是什么人？那是个崇尚某种狂热主义的铁血男人，绝对是要朝小资们开枪的！
有个族群，叫吃奶族。年纪老大不小的，居然用奶瓶喝水，衔着奶嘴当街做秀。他们做“小”倒也极致，只是看着肉麻。不知他们真是拒绝长大，还是恃小称娇，或是假扮另类，或是脑膜炎。
现在已很少听见谁把手机叫做“大哥大”了。那会显得土气。不光是手机再也没当年的那么“大”，而且说“大”本身已经很不时髦。手机似乎越小就越显派，夸张的广告里手机小得像握在手中的甲壳虫。有朋友换了个手机，机子小还不够，连名称都叫“小灵通”。不知改天还有“微灵通”吧？依照过去“超大”之类的思维经验，只怕会有的。
我东拉西扯的这些“大”与“小”的故事，都有其可爱、可叹、可笑的地方，但相比之下我还是更喜欢同“小”有关的物事。我们是“小”民，过着“小”日子，发些“小”牢骚，总有些“小”收获。记得沈从文先生回凤凰，看见家乡的小笼包做得小小的，很是可爱，说了两个字：小，好！
第十辑 拒绝游戏
尴尬人戏说尴尬事
我似乎是带着原罪来到这个世界的。我尚未出生时，父亲就因言获罪，被遣回乡下老家劳动改造了。我从记事起，就感受着歧视和侮辱。因而，自小母亲对我的家训就是：紧闭言，慢开口。
妈妈仿佛一辈子都生活在恶梦里。直到我大学毕业后，要去县政府上班，妈妈仍不忘告诫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谨遵母训，我从参加工作的第一天起，就显得少年老成。我至
今还记得自己在家乡县政府工作的情形：成天低着头，迈在细碎步子，笑嘻嘻的。领导和同事都说我谦虚谨慎，可成大器。那几年，我真可谓仕途通达。可我心里总是别扭的，望着衣冠楚楚的人们，提着或夹着公文包，梗着脖子在政府大院里来来往往，像是演木偶戏。尽管如此，我却很自觉地加入了木偶戏的行列。
终于有一天，我厌倦了这种日子。我骨子里毕竟流淌着父亲的血液，生性耿介，内心真话不说就闷得慌。其实，我自己知道这就是所谓不成熟，正是官场那些极具涵养的人所轻蔑的。但我恰恰讨厌这种涵养，宁愿显得幼稚。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这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给办糟了。
于是，我试着写小说。我觉得小说是最能自由表达的文学形式，可以让我的灵魂信马由缰。我的小说多是描写自己熟悉的生存空间，读者朋友喜欢看。洪水先生认为我是最早超越道德标准写官场的作家，因而也就避免了一般意义上的批判。他说我的小说可贵之处在于把官场当作一种文化或民俗来写，因而比一般的同类题材小说显得深刻。读者朋友来电来信时的鼓励却总让我不安。我最忐忑的是有位读者居然把自己的遭遇形诸文字寄给我，指望我能为他伸张正义。我无能为力。这些善良的读者把自己喜欢的作家当作社会的良心了。我很惭愧。
我便不由得怀疑文学的功用了。文学或作家的肩上哪承担得起那么沉重的负荷！现在电视里每天都播放着逗乐的节目，老百姓爱看。我想，让老百姓每天劳作之后，看看轻松的电视，什么事也别想，明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去，多好！但长此以往，会不会驯化出一个很浅薄的民族呢？于是我仍然执谜不悟地写着自己认定的小说。这个时候，我知道自己也许有些堂吉诃德的味道了。
有位青年学者在评价顾准时说过，真正的知识分子注定是悲剧命运的历史承担者，因为他们要提前预言一个时代的真理，就必须承受时代落差所造成的悲剧。我知道自己无力成为这样的知识分子，但我读了这段话感到很安慰。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尽管我业余创作小说，八小时之内的工作仍是卖力的。我遵守着一个现代人起码的职业道德。又因为我最先工作的所在，毕竟是偏僻的小地方，人们见我工作不错，又能写小说，越发认为我是个才子。因而，我在政府部门呆的机关就越来越大。
可是，机关越来越大，我作为作家的那一面就呈反比例一步步缩小。到了更大的政府机关，作家就不算什么了。可我仍屡教不改、执迷不悟地写，而且越写越疯，越写越不像话，越写越俨然像个作家，居然还写了长篇小说《国画》。当有人知道《国画》出版后立即畅销全国，两个月之内印行五次，印数突破了十万册，开始大摇其头。到了这个时候，有人终于认定我是个作家了，我的形象也就小得可以忽略不计了。此等况味，官场外面的人是无从体会的。官场衡量人成功的尺子只有一把：看你当多大的官。作家，算老几？
作家总是这样，在他生活的时空间，有人喜欢，就有人不喜欢。这不稀奇，上帝还有人诅咒哩！有种论调，说我的小说没有全面地反映生活。我是愿意接受任何批评的，不过也想请教这些方家，古今中外有哪部文学巨著全面地反映了生活？《红楼梦》没有，《悲惨世界》没有，《战争与和平》也没有。我们看《教父》，谁也没有认为美国只有黑社会；我们看《金瓶梅》，谁都知道宋代或明代除了西门庆和他的女人们肯定还有别的芸芸众生。我等德能，更不可能全面地反映生活。对此类批评，除了付之一笑，我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更文明的态度。但有的人在骨子里也许并不会对我微笑。有朋友向我传递过一个消息，说是某位很有些身份的人看了我的《国画》，咬着牙根说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可以枪毙他十次。听了这话，我心里倒是凝重了。我在一篇小说里面说过，中国一万年以后都有可能再爆发“文化大革命”。难道不是吗？那些想枪毙我十次的人很怀念“文化大革命”哩！“只有丧失良知的人才会仇视良知。”这么一想，我无所畏惧、付之一笑了。
没法狡辩
没想到《国画》出版后会有这么多的后遗症：各地报刊约写与《国画》有关的文章，很多读者来信来电提各种我回答不出的问题，还三天两头碰上没法推辞的应酬，吃饭或是喝茶。我本是个安静的人，有时却无法回避热闹了。
不论是一般的读者，还是很专业的文学圈内人士，他们都共同关心着一个问题：《国画》里的荆都是哪里？朱怀镜是谁？袁小奇是谁？望着我的一脸无奈，他们还得追问：这些人
是不是就在你的身边？有次在饭桌上闲聊，朋友们又问到这个话题，我哈哈大笑之后，口占几句打油诗：自古文人诗酒花，不才只爱哈哈哈；何必问道谁是谁，无非写的你我他。朋友们面面相觑，然后都笑了起来。
朋友们笑了，我心里很温暖。那天在场的，官商各界都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充任着自己的角色，都有自己的得意和无奈。我知道他们都是好人，但因为生活的无法选择和种种难以言说的理由，他们有时也许会很猥琐、自私，甚至做小人。但我真的无法拒绝他们做我的朋友。我对人的理解就如同我对生活的理解，都是一言难尽的。我们真的无法因一时一事而武断地说谁是坏人，就像我们无法用一两句话评判我们的生存空间。
我感到温暖，为的是朋友们的笑声意味着自嘲。自嘲是文明人才具备的可贵品质。朋友们的自嘲让我获得了一种信任和理解。但那张小小的饭桌并不是现实的缩影。现实太缺乏自嘲意识了。我们在现实的官场看到的多是那种倒背双手、面带慈祥、踱着方步、貌视君子的很有涵养的人士。他们成天说着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做着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自我感觉良好；他们通常用思想不解放为自己的碌碌无为作辩解，可当他们有一天被押上审判台，你会发现他们其实在干某些勾当的时候思想解放得吓人；他们说话慢条斯理、办事谨小慎微，背地里却很可能在偷天换日。可你无法怀疑他们的智商和能耐，甚至无法低估他们的文明程度，因为他们怀揣着名牌大学的文凭，有的还是硕士或博士。《国画》里张天奇的硕士文凭尽管有水分，可他到底还是绝顶聪明的那类人。你同张天奇们在一起，面对他们的温文雅尔和老成持重，倘若不深入他们的内心，你会感慨他们是多么好的领导！群众在他们的领导下会多么幸福！他们在仕途上风头正劲，绝无心思自嘲或自省。望着这类人，你有时真会联想起那句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
单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官场的确是精英荟萃的地方。可是，精英的堕落比群虻的堕落更可怕。他们堕落得更清醒、更理性、更自觉，也更彻底、更智慧、更自鸣得意。尽管朱怀镜在当今官场算是很容易让人接受的那类人，他遵守着实用的游戏规则，办事老道灵活，左右逢源，让人佩服。可认真说起来，他的灵魂早已经堕落。朱怀镜属于明知自己堕落却偏要堕落的那种人，且为自己的堕落而沾沾自喜。他或许会有片刻的良心发现或自责，而这仅仅只能是他进一步堕落的心理疗药罢了，就像信奉天主教的职业杀手在手刃无辜之后双手划着十字说道，上帝宽恕我吧，阿门！社会深层的灾难将从精英的堕落开始。
中国人从来就相信一句话：知书达礼。可现实告诉我们，先人们太过天真了。如果书可以理解为文化、传统、知识和文化人应有的种种品格等等，那么，我们会发现，书对人的浸润远远抵不过现实功利对人的迷人诱惑。比尔？盖茨的财富使得“富可敌国”这句话不再是中国式的夸张，而“有钱就有一切”的定理让人们的眼睛都喷射着金黄色的光芒。可在中国赚钱实在不易，人们在遍试种种赚钱招式之后发现，最省事的赚钱办法依然是当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不再是对前朝的声讨。腐败排行榜一天天刷新着，眼看着就过了几千万，说不定哪天就会揪出个贪污过亿的巨贪让你开开眼界。官员们贪污腐败的胆量，已远远超过了老百姓有限的想像能力。尽管不断有社会蛀虫被暴露在阳光之下，可明眼人心里有数，这些栽了的人不过是运气不好罢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像朱怀镜和张天奇一样，依然官运亨通。中国不可能过早结束官本位，当官的好处还不仅仅是金钱可以衡量的，何况金钱已经很诱人了。
我凭着自己的良心创作了《国画》，个中况味自己却说不清楚。面对可笑的对号入座和没有高大形象的责难，我觉得我没义务向谁去普及文学常识。其实早在几年前，我的一些中篇小说发表后，有人就说里面的人物看谁像谁。听到这样的评价我实在高兴不起来，因为这不是我创作的人物形象如何成功，而是现实太悲哀了。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居然用上红学家惯用的索隐法考证《国画》，从人物名字破译去，硬说谁是谁。我只好哑口无言。我没法辩解，因为他们说的还真是那么回事。
只有微笑
我的长篇小说《国画》出版不到一个月，盗版就出笼了。目前我见到的盗版《国画》版本不下十种，行家估计，全国各种版本的盗版《国画》不会低于两百万册。另外几本小说集也都被盗版，无一幸免。
我甚至不太敢去书市里逛了，因为说不定那些盗版者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偷偷望着我得意地笑。刚发现盗版时，我还有些少年心性，拿来愤怒地撕掉。我在长沙街头撕了百多
本盗版书之后，猛然觉得自己有些可笑。原来我撕书时那些书店老板没有一点儿脾气。此后，我见了盗版，就写上“此乃盗版”四字，再签上名字。不料却给卖盗版书的老板帮了忙，有些读者要的就是我的签名，盗版书居然奇货可居了。他们说这就像邮票中的错票，更值钱。真让我哭笑不得。再后来，我连生气的兴趣都没有了。
西方有句谚语：人在无奈的时候只有笑。让我发笑的是一位警察先生。有天，我在一家个体书店见了盗版《国画》，正好有位自称专门负责扫黄打非的警察在那里，说盗版他们也管。我一向是个谦虚的人，请教他怎么追究盗版。他说，有办法，也没办法。办法就是作家自己要舍得花钱。我们的办案经费极其有限，财政不会专门为了你作家的一本书拨笔钱下来，让我们立案侦查。我们专门开过一个研讨会，就是让作家从稿费收入中拿部分钱给我们，成立个基金，用来维护你们自己的权益。可你们作家不同意，这就怪不得我们了。我问这笔钱是多少？他说，也就意味着作家十本书的稿费有六七本书用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我马上反问，现在有位公民还来不及交钱给你们，就被歹徒杀了，你们管吗？
没等这位警察先生回答我的话，我就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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