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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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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军装的照片。每逢过年过节,村里都会敲锣打鼓地去慰问,还会送上一点粮食。但是,这并不能改善她的日常生活。她不知早年受过什么伤,每天我上学经过她家,总能听到她“哎哟、哎哟”的呻吟声。她多么希望,儿子能寄一点钱来,给她治病。但是,作为普通战士的儿子显然没有这个能力,而且当时农村医疗系统还没有建立,该到哪里去看病呢?到城里?谁陪去?住哪里?该出多少钱?这事,连当时的村长、乡长也无能为力。 她总是星期天早晨到我家来,要我读信、写信。她口述写给儿子的信,口气非常委婉,总说一切都好,夏粮快下来了,只是老毛病没有好转,儿子不用挂念她,好好在前线打仗、立功。她儿子的来信,字写得又好又潦草,但我听说她儿子没上过学,估计那信是由部队的文书代写的。儿子的信中总是要讲一段一般形势,然后说到朝鲜天冷,鼻子都快冻掉了,接着说我们的战斗热情战胜了寒冷等等。老奶奶让我回信,又一次说到自己的病,这次不是希望儿子寄钱了,而是希望通过部队在浙江当地的医生,给她治一治。儿子下一封信大概是与部队领导商量了,除了写给母亲的一页外还附了一页给乡政府。老奶奶立即拿着那页信一拐一拐到乡政府去了,但我知道,乡政府的办法十分有限,老奶奶的呻吟声还是每天从小屋中传出。 第二家也是一个军人的家属,不同的是那军人是军官,那家属是妻子。军官姓余,是我们本家,先在北方驻守,后来移师舟山,那么近了,居然也没有回家来看一看。有很长时间,他妻子一直以为他战死了,眼泪汪汪地去找村长和乡长,村长、乡长告诉她,如果战死会有通报。于是她让我一封一封地给原先那个部队的番号和驻地写信,句子都差不多。终于有一天,军官来信了,口气冷冷的,说是自己受了伤,没法写信。他妻子听我读完信,二话不说,就按信封上的地址找去了。当时的妇女,单纯到居然没有在那么长时间的杳无音讯中,产生丝毫关于移情别恋的怀疑。那女子在军官那里获得了准备离婚的确切信息,回到村里就不想活了,几次要投河。到了这个地步,就不是我这个小孩子的事了,还是由我妈妈出场,与几个婶婶、阿姨一起,陪着她,劝着她。半年后,办成离婚,那女子就回了娘家,军官也从来没有回来过。 第三家是我家南面隔了一个晒稻场的异姓人家,不是姓顾就是姓陈,现在也忘了。只知道那家的男主人参加了公路修筑队,几乎隔两天就换一个住宿地,妻子让我写去的信一半收不到,只能等他来信。但他刚刚在学识字,写来的信在很少几个字里绕来绕去,既靠象形又靠谐音,实在很难读懂,每次都让我猜半天。他妻子是文盲,完全不相信她那么能干的丈夫会写不好信,总是既期待又疑惑地看着我,然后宽厚地对旁边看热闹的乡亲们说:“秋雨太小了,读信不容易,再读几年书,就好了。”我看了她一眼,不知如何声辩。让我写回信时,她特意站在我的角度考虑,要丈夫下次来信时写得浅白一点,不要太深奥。我当然没有把这个意思写进去。 相比之下,其他人家的信,比较简单。  '返回目录'  
旧屋与旗袍(13)
除了写信、读信,还要记工分、算账,这对我稍稍有点障碍。因为,每天晚饭后本来是我们这些小男孩钻在草堆、树丛里玩耍的时间,突然呼唤声响起,大多是祖母的声音,其他小男孩一听便立即笑我:又要去记工分了! 我怏怏不乐地离开小伙伴回家,村民早就坐在那里,一见我进门就一叠连声地夸奖,我也就快乐起来。 记工分、算账,最麻烦的不是记和算,而是倾听,并在倾听中作出判断。 村民们永远在一次次高声争论,有一些事情已由对立变成共识,但两方面都不会宣布,要我去仔细地听出来。有一些主张已经被驳倒,但是,虽被驳倒了却不能再问,一问就会重起争端……要在这中间作出判断,对一个八岁的孩子来说,确实不易。 村民们的争论有时近似打架,但放心,老婆、孩子都在,打不起来。 这就是说,我已经天天在幽暗的油灯下,辨识着世间人情的细部奥秘。 记工分、算账的时候,有一些字也会卡住,例如烧窑的“窑”,挖渠的“渠”,垒墩的“墩”,都是我以前在语文课里没有学到过的。 妈妈把这一切任务全部交给我之后,就再也不闻不问,更没有“扶上马、牵一阵”的意思。她全然撒手,连晚上我上楼,她见了也只讲别的事。但她显然对我非常满意,深信她的儿子再也不会做“书毒头”、书蛀虫了。 年终按工分来分配各家收入,也是我做的账。那天大体分完了,我正想松一口气,却听到讨饭奶奶从屋角站起来冲着大家说了一番话。她说:“秋雨这么小年纪,给全村读了一年信,算了一年账,怎么可以一点东西也分不到?” 她是“军属”,年纪又那么大,说话自然有权威。村民们一片赞成,最后,我竟然分到了十斤干蚕豆,加十斤土豆。 干蚕豆炒着吃,也就是著名的“三北盐炒豆”,到今天还是我的至爱。土豆煮熟了,凉一凉,用一根长线一穿,套在脖子上,像一串大佛珠。  '返回目录'  
旧屋与旗袍(14)
妈妈空闲时都躲在楼上南间。 楼上南间,也就是我出生的房间。房间中央是一张精致的宁式大床,上面镶有象牙的楷书和篆书对联,楷书的对联为: 000纯诗句枕边得 昌世文章醒来求 卧房东侧有一个储藏室,俗称“堂楼顶”,正是公共祭祖堂的楼上。据说里边经常出没黄鼠狼,我从小就不敢进去,总觉得黄鼠狼与故事里的狐仙差不多,会作怪。后来有一次我真的看见黄鼠狼了,先惊吓,后好奇,甚至觉得它的形体还挺可爱。我那时痴迷画画,就把那“惊鸿一瞥”画了出来。祖母、妈妈和邻居看了都说我画得像,又给我指点出许多不太像的地方,于是,我便焦急地期待着黄鼠狼的第二次出现,以便更正。这一来,就完全不怕了。 那时我在小学里已经读到高年级,想看一些闲书,例如陈鸿章同学借给我的《水浒传》,又想画画,因此想住一个单间。那天我提出要独自住到储藏室里去,祖母、妈妈十分吃惊,但很快又点头赞许。 说干就干,我在妈妈的帮助下先把储藏室做了一番大扫除,把简易小床搬进去,在北窗口放一张书桌,书桌边有一个谷仓,我拿起毛笔在仓壁上先写了“学习室”三字,接着又用美术体写了“身体好”、“学习好”、“时刻准备着”三行。写完,看窗外,一片灿烂的油菜地,直通吴山脚下。 正是在这间储藏室里,我找到了早逝的伯伯余志云先生留下的书籍。由此,我开始翻阅一直读不下去的《石头记》,终于读下去了的巴金的《家》、《春》、《秋》,以及高语罕编的《世界名作选》。最有趣的是《芥子园画谱》,一有空就临摹;最难懂的是《史记菁华录》,连妈妈也说不明白,只得等外公来的时候问,但外公说出来的话也突然变得听不懂。书箱里还有一本署有林语堂名字的《开明英文读本》和一部林语堂题词的英汉词典,在我看来是天书,没去多翻。 读书的兴趣一旦引逗起来是要命的事,我的眼睛很快从储藏室的书箱转到小学里那间小小的图书室。图书室里最吸引我的是童话和民间故事,但书少学生多,谁都想借,怎么办呢?不知是哪位老师出的聪明主意,规定可用一百个字的毛笔小楷来换借一本书。这个规定大大推动了同学们的书法练习,结果,直到今天,我的那些老同学虽然大多还是农民,但如果让他们拿起毛笔写几个字,多半会比有资格题词的名人的字,看起来更顺眼。 我读民间故事,主要是为了讲给祖母听,祖母喜欢,我却不太喜欢,觉得每一个都差不多。我喜欢的是童话和寓言,但祖母听了只说是“野天糊涂”,与我的感觉很不一样。 几年前我去安徒生的故乡丹麦奥登塞,在那所小小的红顶房里徘徊很久。这间红顶房的所在,当年是一个贫民窟,安徒生一家只在里边占了一小角。就居住条件来说,要比我家的老屋差多了。让我感动的是,这所红顶房居然打开了世界上那么多小房间的窗子,包括我家乡的这一间。  '返回目录'  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旧屋与旗袍(15)
小学毕业时,我要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忙着物色为乡亲们写信和记账的接班人。最后找到的接班人十分称职,却比我年长多了,他就是以前被人们称作“懒汉”的二胡高手方子。在账册上签写的名字,是舫迟。 方子出山,就像诸葛亮终于骑上了马背,再也没有回头的时日。我村的二胡声,从此寂寥。我的童年和这旧屋的灯光一起,也从此淡出。 我的童年,是由一封封农家书信,一笔笔汗水账目滋润的。我正是从这间旧屋起步,开始阅读中国大地。 感谢妈妈。  '返回目录'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1)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爆发,街头的一切都变了样。 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我从学院回家。 周末的家庭聚餐,爸爸经常因下班晚而迟到,但今天他却比我先回家。他历来严肃,今天却很和气。 吃饭时大家都不说话,因为已有一种预感,爸爸要宣布一点比较重要的事情。然而一顿饭下来,他什么也没有说。 放下筷子,他终于开口。他问祖母:“妈,还记得阿坚吗?” 祖母一听就笑了:“怎么会忘了他,天下活宝!” 爸爸扫了我一眼,然后对祖母说:“他揭发了我。” “揭发什么?”祖母问。 “说解放的第三天,有一个人在江宁路边上掏出一个本子写了一句话给路人看,是###字句,我看了,没有把那人扭送公安局。” “解放才三天,没有公安局啊。”祖母说。 “那也应该扭送解放军。”爸爸解释。 “真是###字句?为什么写在小本子上给路人看?”祖母觉得难以置信。我理解祖母的思路,在政权转移的时刻,传播那样的字句,胆大的可以写在标语上张贴,胆小的可以写在书信里秘传,不管胆大胆小都算合理;只有鬼鬼祟祟地写在小本子上塞给不认识的人看,最说不通。 “其实根本不是###字句,是‘一贯道’的一句说词,那人是‘一贯道’的一个传道者,我记得。”爸爸说。 “你怎么知道‘一贯道’的说词?” “妈你忘了,我们住在塘沽路时,隔壁不是有一个‘一贯道’的道场吗?我和小哥去玩过,听来的。” “那你照实说呀!”祖母说。 “‘一贯道’也算反动道会门,说不清楚了。”爸爸非常沮丧。 祖母回到本题,问:“照阿坚的说法,他也看到那个人写###字句了,那他为什么不扭送?” 爸爸说:“他揭发了我,就成了革命群众,自己当然没事了。而且,我是党员。” “什么?你是党员?你什么时候参加国民党的?我怎么不知道?” 祖母显然是大大吃惊了。她不知道自己不问政治的儿子,还有一个可怕的政治身份。 “不是国民党员,是共产党员。”爸爸解释道,“这次运动,专整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你没当什么权呀。”祖母说。 “所以他们只说我是混进党内的。”爸爸说。 “那你是什么时候混进去的?”祖母问。 “全家搬到上海以后。那时我工作很努力,就被他们‘发展’进去了。”爸爸说。 “是不是你做那套卡其布制服的时候?”祖母问。 爸爸想了想,说:“差不多那时候。但做那套制服可不是因为入党,是为了做人民陪审员,坐在法院里像样一点。” 对那套制服大家都还有点印象。爸爸穿上的头一天,经过西康路、北京路口的一家商店门口,就被头顶修屋工程队的油漆浇着了。油漆为深棕色,浇在深蓝色的卡其布上倒也不太显眼。当时没有专业洗衣店,爸爸听从别人的建议用酒精擦过一遍,油漆没擦掉,反把边上的深蓝色擦得泛白了。因此,这套制服肩上一直扛着一小片近似台湾岛形状的棕色漆渍。 “阿坚为什么要害你?”祖母最不能理解的是这个问题。 “倒也不是故意害我。运动来了,靠抢先揭发图个安全。”爸爸永远从最善良的角度来看人看事。 他不知道,一旦列为批判对象,他真正的噩运就开始了。 他,连同着他的老母妻儿,将长时间地成为苦风凄雨中的一个箭垛,任人发射。 当事情越来越大的时候,有次祖母问他:“把你批判成这样,是哪个上级的意思?” 爸爸说:“我太小,没有哪个上级会注意我,再说现在他们也自身难保。” 祖母问:“那是谁的意思?” 爸爸说:“好像是朋友们的意思。”  '返回目录'  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戴黑边眼镜的青年(2)
爸爸渐渐感觉到,他不应该再与七十多岁的祖母讨论这些问题了,甚至,连素来不关心政治的我妈妈,也不必硬拖在里边。想来想去,能讨论的是他的大儿子,我。 那天,他叫表妹到上海戏剧学院来找我,要我当天晚上回家,他有事要与我谈。 当时要在学院找到我可不容易,像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一样,它早已乱成一团。我在总务科外面的走道上听到后面有熟悉的声音叫“哥哥”,回头一看是表妹,有点吃惊。不知她已经问了多少人。 乱局是由北京的学生打开的。先是两个高干子弟,一男一女,好像是北京航空学院的学生,站在我们学院的水泥球场上发表演说,主要是描述北京的革命形势,口气极大,好像昨天刚刚列席完政治局会议似的,闹得我们学院的学生目瞪口呆,发觉自己居然如此闭塞和无知。第二拨演说者来自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已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策源地,一个叫做聂元梓的北大教师到上海文化广场作报告,跟来了一批学生,分头横扫上海高校。他们在我们学院演讲的口气要比上一次北航的学生平稳得多,但越是平稳越见气魄,似乎天下早在囊中,只需他们一步步花时间打理了。 这两个报告刺激了我们学院一些同学,开始造反。以舞台美术系为主,占据了学院的一栋灰色楼房,命名为“革命搂”,贴大字报要推翻学院的现任领导,批斗一切“有问题”的老师,不惜采取“革命行动”。这时所谓的“革命行动”,主要是指抄家、打人、关押。这本来都是上级文件规定不允许的,但各校之间的摹仿和传染比文件更加有效。 我所在的戏剧文学系三年级整个班级都与造反派彻底对立,被造反派们称为“对抗文化大革命的反动堡垒”,而我则是这个反动堡垒的代表者。 我与班内的同学们决定与外校联络,去寻找不赞成造反的伙伴。经顾泽民、曹畏同学的引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一个叫乔林的同学,他正在中文系组织一个会议反对造反;经李婴宁、惠小砚同学介绍,见到了交通大学反对造反的一些同学。但主要还是在校内联络同道,讨论对策。大家谋划了一阵,设计出一个反败为胜的方案,没想到这个方案让我们失败得更彻底了。 方案的核心,是动员我们学院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来对抗造反派。他们都是贫苦出身,到上海来读大学,觉得是上了天堂,充满了感恩之情,又都纯净而善良,他们怎么会同意造反派把这个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都打倒呢?如果他们站了出来,学院的形势一定会扭转。第一次会议确实开得很好,少数民族班的学员同意我们的观点。 但是,不知造反派同学做了什么工作,到第二次会议,情况全然倒逆。少数民族班的学员明白了只有文化大革命才能抵制复辟,只有造反才能开辟新世界,他们把怒吼转向了学院的领导,把拳头伸向了可怜的老师。这种裹卷着巨大感情色彩的行为既无可争辩,也无可阻挡,我们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造反派彻底掌权后,原先跟随我们的一些同学也后悔了,重新学习报刊社论、上级讲话,重新站队。中央号召,大势所趋,怎么能要求这些同学有更正确的选择呢?在当时,更正确的选择又是什么呢?掌了权的造反派欢迎同学们转变立场,但必须把我和少数几个带头对抗的同学放在一边。他们当时都习惯把小事想成大事,觉得如果把我这样的人也团结进去了,那么,成天念念不忘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就失去了对立面的代表。 这种看法很可笑,却正好成全了我,让我产生了一种英雄气概,心想各路兵士可以转营,堂堂将帅岂能变节,于是干脆仿效起明末遗民,把一身弱骨强撑成一身傲骨,把一脸茫然装扮成一脸冷然。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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