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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我一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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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目前对该书内容讳莫如深，相当的回避媒体。据知情人透露，为了躲避采访，他现在所有的通讯方式均已改变，电话也是“只播不接”。出版社出于营销策略的考虑，也不希望过多泄露该书内容。
上海《收获》杂志今年第4期，即7月初，将率先选载该书前两部分。《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称，《收获》之所以选载这些内容，是因为认为余秋雨的“个人成长经历”与“文革记忆”比较有价值，也是读者比较关心的部分。
程永新说，我以为，余秋雨写这些东西，除去他的初衷之外还应该有别的想法———这么多年的是是非非，他总希望来总结和回答吧。其中写及“文革”的部分达十几万字，非常扎实，非常用心。《收获》杂志主编李小林等曾一同建议他，写“文革”“不要有太大的火气”，希望他抹去针对某些个别人的部分，只是自己讲自己。而他的写法也“基本上心平气和”。 （桂杰/ 徐虹）
作家出版社关于余秋雨新书《借我一生》的出版声明
余秋雨先生的新著《借我一生》即将由我社出版，近期部分媒体及网络上关于此书的传闻较多，我社就此事今日发表声明如下：
作家出版社声明
余秋雨先生的记忆文学《借我一生》已交付本社出版。为了防止盗版，本社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从未向外透露过这部作品的任何内容。
本社依法保护签约作家和作品的相关权益，包括名誉权。《借我一生》即将面世，望广大读者能以正常的阅读心态来面对余秋雨先生对“记忆文学”这一新创概念的成功实践。
作家出版社/2004年6月22日” 。 想看书来
《借我一生》推迟上市 余秋雨新书“难产”
由于时间过于紧张，原定7月初即可上市的余秋雨新作《借我一生》将推迟出版。而这一变动，也使得刊载了书中两大重要章节的《收获》杂志第4期的上市日期，不得不从原来的7月10日延迟到7月15日。个中原因，就是不让盗版者有可乘之机。因为，《收获》杂志刊载的两个重要章节，即童年和文革部分，前后加起来，有20多万字，而这些内容，本身就是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收获》杂志副主编程永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收获》之所以选载这些内容，是认为余秋雨的“个人成长经历”与“文革记忆”是读者最为关心的部分。程永新透露，在书中，余秋雨以10多万字的篇幅，详细披露了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
“这部作品准确地说是记忆文学，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传。”程永新认为，这种“记忆文学”的样式是一种全新的样式，书出版后，肯定会引起比较激烈的讨论。他认为，在此之前，杨绛的《我们仨》已经纳入记忆文学的范畴，但不得不说是余秋雨提出了记忆文学的概念。这是他的实践，也是他的发明。他大大拓宽了写作的领域。程永新认为，“现在的文学写作太拘泥个人，要么太过创造，太虚构，离现实太远了，读者不喜欢。读者喜欢相对真实的东西，而记忆文学提供了这种可能性。有个人经历在里面，离生活近，在符合人物命运、思想逻辑的前提下，允许想象力的存在。至于想象力限定在哪种程度，记忆是否全部可靠，还是部分可靠，这都是很有意思的话题，值得讨论。”
对于外界众说纷纭的《借我一生》，程永新在看完之后给出的评语是，其精彩程度并未超过想象。他说，最初听余秋雨最早聊的时候，特别激动。“余秋雨萌生写这本书的念头，是因为在父亲逝世后，整理父亲的遗物和笔记时发现，父亲其实有着自己非常不熟悉的一面。每个人都有着即使自己最亲近的人也不一定了解的思想和回忆。这使他决定尝试着以一种记忆的方式写作一部作品。”
程永新说，当时他一听这个构思，感觉这个想法特别有意思，生活中亲近的人尚且如此，更何况朋友以及历史人物呢。余秋雨对真实提出了一个疑问，那就是什么是真实的？你以为真实的东西，其实离真实有很大的距离，这其中包含一个很丰富的哲学内涵。但是在读了一二卷之后，程永新感觉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按照当初我所听到的余秋雨讲述的初衷，觉得如果一部作品中若能很好地表达这层意思，应该是很震撼人的，但事实是，其精彩程度并未超过我的想象，如果能把这层意思在作品中形成一种氛围，形成一种大的结构，就会更加震撼。尽管在叙述中很多很精彩，但在后面的叙述中没有贯穿始终。”（徐颖）
封笔之前有话要说 余秋雨质询媒体七宗罪
中国著名学者余秋雨近日宣布即将封笔并退出文化圈，将来可能会参与图书文化公司的工作。而他在隐退文坛之前，向批判他的那些文化报刊提出了七项质询，以示其长久以来的不满。
余秋雨的七项质询包括：反驳他在文革中用“石一歌”笔名写作、反驳他早在中学时代就批判过修正主义、反驳他把别人说成是“文化杀手”、反驳他“为深圳唱赞歌”而收受了一套“豪华别墅”、反驳近来热炒的所谓他的“文史差错”、批评媒体从未与他核对事实并且形成可怕的传媒攻击。
余秋雨称，近八年来，中国一些文化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与他有关的文章，引起其他报刊的连锁反应。这次为了写作其传记《借我一生》粗粗统计了一下，总计大批判文章不下于一千七百篇（不包括网络上的文章）。这令海外华文读者每每见到他总是追问。
他表示，今次在修订完四本学术书之后，就将退出文化圈，不仅是封笔，而且不再参与文化活动。他说，除了对文化圈的不满之外，基本完成了自己的“文化苦旅”，达成了早年的心愿，也是他封笔退隐的原因之一。
而有消息说，余秋雨参与的图书文化公司将于秋季开张，而他本人今后也有意从事图书出版、杂志等方面的一系列文化事业。余的助手金克林对此不置可否，他表示，目前图书公司的很多事还没有定，因此不方便透露更多细节。
余秋雨：我把骂声当掌声 不想与诽谤者辩论
他是率真还是轻狂？他是在反思还是在辩护？他是在剖白还是在躲藏？他是“堂吉诃德式”的斗士还是“文化群殴”下的叛逆？我们试图接近真实———
1。“文革”与自省
记者：有人对《借我一生》中“文革”部分表示质疑，认为作者在对那段历史的把握上超过人们的预期值，但对自己的反省上避重就轻。很想请你重申自传的写作态度。对于这样的“真实性”你怎么评价？
余秋雨：不管是说“失实”，还是说“避重就轻”，都是因为他们对那种“实”有一种预设的期待，但这种期待是由###、古远清等人的诽谤造成的。不少人厌恶他们的态度，却也不知不觉地受到了他们诽谤内容的影响。
不能责怪上当的人，因为###、古远清等人在造谣的时候装扮出一种证据确凿、信誓旦旦的口气，很难让人完全不相信。但是，大家把他们往正常的路上想了。谁能料到他们的指控完全不可理喻呢？例如古远清，一年前，2003年8月18日他在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就5篇文章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向我正式道歉，还签下了道歉文本，我也就免了他应缴的赔款。谁知他一离开法院，就在电视和各地报纸上讲的比以前还凶。但一般读者容易对不断重复的谎言“将信将疑。”
这些天他听说我的《借我一生》即将出版，连书还没有看到就到处宣布我“造假”，自己则心急火燎地伪造了匪夷所思的“事实”，而且装扮出他掌握了大量证据。真可谓满纸疯话，风行九州。我终于向媒体发言了，有一个直接动机就是想救救这几个人。要不然，不出一个月，古远清没准会宣布我做过希特勒的参谋，或参与炸沉了泰坦尼克号。
我写这本书，决不想与诽谤者辩论，也不想对媒体和读者表白。我只写自己的内心感受和人生路途。如果有人在所谓的“真实性”上说三道四，我只想说一句：你们已经在全国报刊上编造我的经历那么多年，为什么就怕我本人说几句呢？难道中国公民自身经历的真实性，永远在批判者那里吗？
记者：“文革”纵容了人性恶，社会失去秩序，善意和公正被噤声，大部分人屈从于人性的弱点——对于特殊历史环境下人性弱点的大规模呈现，后人无法苛求；但时过境迁，有些人的道德良心会不断反省，比如巴金自1978年至1986年150多篇随笔结集的《随想录》，它提醒人们应该有勇气剖析自己而不是选择粉饰。我想问的是，在那段特殊历史环境下，人性的弱点在你身上多少呈现？时过境迁你对自己的反省结果如何？
余秋雨：灾难会诱发人性的弱点，但也能？炼人格的光辉。请想想，我在十几年前“仕途亨通”的时候为什么毅然辞职？为什么近十年来面对如此狂风暴雨的诬陷，仍然冒着生命危险考察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全是因为从那十年的灾难中获得了人格力量。
我在“文革”中的弱点，《借我一生》的第五卷第二章“那一叠纸条”里有剖析，结果也必然与人们的期待相反。我写到，爸爸去世后我发现了他当年在关押地，写给造反派的很多借条。为了我们全家的生存，他在向暴力哀求。由此我痛苦自省，我毕竟没有被关押。如果能与造反派关系好一点，爸爸也许就不必那么苦了；如果我在1968年不拒绝大批判，也许能留在上海照顾可怜的全家了；如果那时跟着写一些附和文章，也许爸爸和全家能早一点过正常生活。
我的这种反思，是###、古远清他们完全无法理解的。他们要求我做的“反省”、“忏悔”，万万不可答应，就像我们虽然有很多缺点，却万万不可在造反派的批斗会上低头交代一样。巴金先生的解剖是面对君子世界而作的。君子过于自责了，那些人就以为自己是审判官了。
近十年的中国文化氛围，已经与巴金写《随想录》时更加不同。因此，善良的人们更不可天真。决不能把精神世界的审问权，交给那些人。如果交了，将会把朗朗天地重新变成地狱判殿。
2。文人与做人
记者：除去法律，媒体某种程度上代表社会公正。你说过“平白无故把一个不认识也不了解的人在报纸上痛骂，是违反法律也违反道德的。道德本身是经不起推敲”的。也认为“我国传媒还没有建立‘对立制衡’机制”。除去“道德缺失”、“媒体制衡”、“圈子保护”三重原因之外，造成你的“堂吉诃德式”的搏斗和被“文化群殴”态势的，还有无其他原因？比如你个人行为方式的原因。
余秋雨：原因很深刻，我自己不便解析。我的行为方式，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慎重选择的。就像我以前拒绝造反、拒绝放弃学术、辞去院长、冒险远行、百折不挠一样，选择得非常负责，因此也不会动摇。
记者：很多人对你的批判不肯罢休，是因为他们觉得你不够率真，不肯承认自己在“文革”中有污点。换句话说，很多批判是针对你的做人方面。包括你经常参加社会活动和出境率高，被认为是内心浮躁、好出风头。你的某些做法是否违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文人的要求？如，做人要低调内敛，学者要甘于寂寞等。
余秋雨：为了讨好别人不断矮化自己的人，才不率真。把自己身上不存在的污点说成是污点，既侮辱了自己，也侮辱了天理，侮辱了历史。我参加社会活动极少，谁见我参与过什么协会的活动，或出席过什么会议，或召开过自己书籍的新闻发布会和研讨会？更没有主动上传媒，只是应邀参加了三次电视行动：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欧洲之旅”和在中央电视台的歌手大赛任综合素质评委。可能做得还不错，受到了观众欢迎，引起了那些人的嫉妒，又刺激了有些人的名利欲望，事情就这么简单。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文人的要求，今天中国文化界没有人在遵守。这只是少数人希望别人息影噤声的借口。他们自己如果真是“内敛”和“寂寞”的，怎么把我这个他们根本不认识的人当作靶子，年年月月在报刊上大喊大叫？他们这么多人集体高声地喝令一个人安静，已经喝令了好些年，那个人至少也能回一句嘴吧：不安静的到底是谁？
即便是堂堂中央电视台，历来邀请我十次我最多答应一次，现在连一次也不愿答应了。试想，这种情景落到那些喝令者自己身上，会怎么样？《借我一生》有很多篇幅，写了中国文人的重重虚假。我正是为了摆脱这种虚假才出走的。因此，那些人批判我，主要是批判我对一种集体心态和生态的嘲弄。仅仅嘲弄也不至于让他们生那么大的气。他们最生气的是，我把这种出走和嘲弄变作了一系列正面行动，产生了成果，又被广大读者和观众接受了。他们也想这样做，却没有勇气，于是就骂。因此，我把骂声当作自己这些年生态选择的注释，把骂声当作掌声。
3。道德评判和一个寓言
记者：记得杨绛先生在《记杨必》一文中曾经写，无锡人逗孩子叫作“引老小”。这其中的“引”有善意的意思，也有“欺”和“惹”之意，有时就不是纯出善意。他们引逗阿必时常常边画漫画边说，鸭蛋其脸，大圆其耳，小圆其鼻……每次阿必都大哭。只一次她夺过笔，在画上点好多点，自己说，“皮蛋其脸”，随后跟着大伙一起笑了。“以后我们不再引阿必，因为她已经有了幽默感，可以巍然不动了。”———这可不可以理解作一则寓言？中国的文化人做人做事可不可以增加一些“皮蛋其脸”的气度？当然，这显然不是让你对自己的过去无中生有。
道德是人的内部秩序。你怎样理解一个人性化社会道德的“理想态”？怎样理解一个公共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建设性？
余秋雨：我用自己的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理解。我的行动的挑战意义也就是我选择的道德意义。但我声明我不是“公共知识分子”，今天中国媒体间的“公共知识分子”是古远清、###他们，他们的任何谎言、奇谈、痴语都能大篇发表。
对我而言，独立精神就是即便被他们糟践至死、无人救助，也要以最后的嗫嚅坚守自己事实真相，坚守自己的观念和人格。“虽千万人，吾往也。”
4。艺术流派与社会公众人物概念
记者：艺术大师丹纳在《艺术哲学》中强调艺术家与其宗族之间的关系。他讲的宗族是一个社会时期的某一个流派或某一个群落之间的艺术家们的血缘关系。他以一棵树形状他们：“其中的代表人物，必是长得最高的那根枝条”。他也强调了社会风俗、时代背景与写作的关系，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横空出世。你怎样定位自己写作的社会群族？你代表哪一类宗族、哪一类流派？
有传播学理论认为，社会公众人物应该对于公众或传媒的质疑有相当的承受能力，即“名人没有隐私”一说。对此你怎么看？面对这些层层叠叠的批评，你认为批评本身和媒体的压力哪个更让你觉得不堪负重？
余秋雨：对此，国人有极大的误解。中国很难找到西方概念上的所谓“社会公众人物”。有成就的专家学者对社会问题并没有独立的发言权，因此也不存在完整的社会影响力，更没有歌星、球星那样对民众的游戏性裹携力。
在中国，真正的“社会公众人物”应该是今天的批判干将。因为他们天天操弄着人们的荣辱，左右人们的视听。他们是谁？！这是最重要的。例如古远清写了那么多骂我的文章，有没有人问他一句：古远清，你是谁？你在“文革”中有什么证人证据，能证明你没有做过坏事？如果不是，那你为什么独独对一个在“文革”中拒绝造反的人那么仇恨？《借我一生》写到，“文革中”歹徒拿着鞭子要“牛鬼蛇神”交代历史问题。一开始被害者一一申辩、交代，后来终于产生了疑问：你们是谁？为什么你们有资格拿着鞭子责问我们？你们不就是真正的“牛鬼蛇神”吗？
多年前有一次我搭车去张家界，半道上被阻拦，几个戴袖章的人要我们每人出示证件，接受盘问，证件不全者每人罚款一百元。中国人常常觉得盘问的人天然有盘问的资格，不断向他们解释自己的身份和生平。后来才知，那帮人是车匪路霸。我真希望我们的读者和媒体，明白此间关系。
至于压力，我没有感到，只感到愤怒。
5。隐退与未来
记者：你所说的“退出文坛”确切地说是什么概念？是从此以后彻底封笔不写东西了吗？是仅仅不再写那些给公众看的文章，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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