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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风云人物-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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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扎菲所依靠的是两个支部的骨干力量。他在塞卜哈学习时，与阿卜杜·萨拉姆·贾卢德一道创立了第一支部，此后又建立了一系列的支部，统称“第一支部”系统。在此基础上，卡扎菲号召支部的每个成员都应该创立自己的学习支部，称之为“第二支部”。按照卡扎菲亲自制定的条例，各个支部的成员彼此要互不相识；参加第二支部的成员需要卡扎菲亲自逐一审批。卡扎菲转到米苏腊塔学习后，又在这个城市建立了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他还创立了自由军官组织的外围组织，即民间组织，在工人、农民、教师、商人和文职人员中吸收民间组织的成员。卡扎菲在班加西军事学院学习时，非常重视在军队中发展成员。他对发展对象逐个进行考察，搜集他们的材料，逐个审批。
卡扎菲为发动政变而进行的准备工作既精心又辛苦。他在谈到这段经历时说，为准备暴动，他们召开的会议越来越多，遇到的困难也就越来越多。他们必须在节假日开会，通常在深夜开会。他们必须把会议地点选在远离城市的地方，有时不得不奔赴数百公里远的地方开会，这些地方自然条件和气候条件往往都很恶劣。有的会议时间较长，他们就在野外露宿。为了解决活动经费问题，他们决定自由军官组织的成员都必须交出自己的全部工资。卡扎菲对发动政变的每个细节都做了精心安排。他把自由军官组织的骨干力量分配到全国各地，每个兵营里都配备两名军官，负责搜集与发动政变有关的各种情报，其中包括武器储备，军官名单及其上级领导等等。
1969年初，自由军官组织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他们的组织已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王室政权情报部门随时都可能侦破自由军官组织的计划，逮捕组织的领导成员。他们决定尽快采取行动，发动名为“耶路撒冷行动”的军事政变。会后，卡扎菲即向自由军官组织成员发出第一次警报，要求他们核查对士兵、交通工具、武器和弹药的控制情况。当收到一切准备就绪的信号后，他把发动政变的日期确定为1969年3月21日。
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举事前夕，情况发生了变化。他们获悉，埃及著名女歌唱家定于3月21日晚在班加西举办个人演唱音乐会。卡扎菲认为，这场音乐会将给他们的暴动带来诸多不便，第一，举办音乐会的音乐家是埃及女歌手乌姆·库尔舒姆。她是阿拉伯歌坛上最有影响的一位女歌手，在全体阿拉伯人看来，她是位音乐天才，是位传奇人物，颇受欢迎和尊重。在这一天晚上举事是一件极不得体的事，也是对乌姆·库尔舒姆极不尊重的事。第二，乌姆·库尔舒姆举办的这场音乐会是为巴勒斯坦法塔赫游击队举行的义演。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所有阿拉伯国家义不容辞的责任，卡扎菲及其同事们对巴勒斯坦事业一直采取坚决支持立场，不愿做任何不利于巴勒斯坦事业的事。第三，卡扎菲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事先拟定了一份拘捕的王室政权高级人物名单，这份名单中的绝大多数人士将出席这场音乐会。按照惯例，这场音乐会可能要延续到次日凌晨，被拘捕人物的行踪不便掌握，这对拘捕他们造成许多困难。如在这种场合拘捕他们，也将造成不良影响。
卡扎菲再三斟酌，权衡利弊，决定推迟举事日期。卡扎菲把发动政变的日期改为3月24日，但他了解到，伊德里斯国王在这一天驾临班加西，王室和军队加强了警卫工作，从而增加了发动政变的困难。卡扎菲决定第二次推迟发动政变的时间，把政变时间定于6月5日。
政变前夕，自由军官组织的一些成员突然被通知调防，卡扎菲怀疑他们的政变计划可能泄密。此外，这一年的6月5日正值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3周年，卡扎菲担心官方可能举办纪念活动，给他们的活动带来不测因素。为防止意外，卡扎菲第三次推迟政变时间。
一场不流血的政变
1969年7月，伊德里斯国王去土耳其和希腊度假消夏。8月，国王把利比亚上议院和下议院的领袖召到希腊首都雅典，交给他们一封信件，宣布退位。这一消息传到利比亚后，利比亚形势更加混乱，各种政治力量蠢蠢欲动。卡扎菲了解到，军队参谋长沙勒希兄弟领导的宫廷集团准备在9月4日之前采取行动。与此同时，卡扎菲被通知于9月11日去英国接受第二次为期6个月的培训。
卡扎菲感到，发动政变已经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于是，他与贾卢德在的黎波里东南不远的塔尔胡纳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决定将政变时间确定为1969年9月1日凌晨2时30分。他们还制定了详细的行动计划，决定采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取政权。政变前，卡扎菲对王室的军力部署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王室在班加西的兵力最强，因为国王卫队就驻扎在这里。这支卫队通常被称为昔兰尼加卫队，对国王忠贞不贰，且装备精良，能否顺利解决这支卫队便成为整个政变计划成败的关键。为此，卡扎菲决定留在班加西，委派他的助手穆萨·艾哈迈德突袭昔兰尼加卫队，委派他的另一名助手穆斯塔法·卡鲁比占领贝卡军营和广播电台。他派贾卢德去的黎波里，主持在首都的行动。此外，他还派自由军官组织的其他成员分赴其他地区同时分头行动。
总的说来，这是一场不流血的政变，卡扎菲采取的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获得了极大成功。在整个政变过程中，仅在突袭昔兰尼加卫队时发生了小的冲突。穆萨·艾哈迈德率领的一队人马轻而易举地解除了卫队岗哨的武装，占领了军营。双方在一阵对射中，1人被打死，15人受伤，卫队司令在家中被擒，成为俘虏。其他地区的政变行动基本上没有遇到抵抗。名单上的宫廷要员和军政高官基本上被拘捕。王储听到枪声立即从宫中逃出，藏到游泳池里，他于次日被捕后，立即表示效忠新政权。
1969年9月1日清晨6时，的黎波里广播电台开始播放军乐曲，表明政变已经取得完全成功。6时30分，卡扎菲在班加西广播电台发布政变成功后的第一号公报。自由军官组织事前未曾想到准备公报，卡扎菲得到政变成功的消息后，立即取来一张纸，仓促写了公报提纲，其他内容是他在电台广播时即席加上的。
卡扎菲在公报中说：“伟大的利比亚人民，为了履行你们的自由意志，实现你们崇高的愿望，诚挚地响应你们不断提出的变革要求和为之而奋斗的渴望，倾听你们对发动革命和起义的激励，你们的武装部队已采取行动，推翻了反动、落后和腐朽的制度。这个腐朽的制度令人作呕和恐惧。你们英雄的军队一举摧毁了这些偶像，从而结束了漫漫长夜，即从土耳其的统治到意大利的暴虐，然后是反动政权的时代，这是贪污腐败、裙带关系、背信卖国的时代。”卡扎菲宣布，一个新的利比亚诞生了，这是一个拥有主权的自由共和国，命名为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出于安全和稳定政局的考虑，在政变成功后一周左右，卡扎菲没有宣布自己的名字，也没有宣布自由军官组织中其他成员的名字。一周以后，利比亚公布了由12人组成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革命指挥委员会的人员名单。此后，卡扎菲及其政变的神秘面纱才逐渐被揭开。这场政变被称为“九·一”革命。
卡扎菲的女保镖
长期以来，卡扎菲一直认为，利比亚、非洲、整个阿拉伯世界及第三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敌人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为此，他呼吁组织一支庞大的国际军队，让这支军队遍布全球，共同对付西方“新十字军”的进攻，并在美国人脚下燃起熊熊大火。在利比亚国内，他重视军队建设，并一直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九·一”革命后，利比亚实行义务兵和志愿兵相结合的兵役制。1983年2月，卡扎菲命令实施“革命总动员计划”，对全体适龄男女进行军训。1988年8月，卡扎菲宣布取消正规军，将正规军改编为“民众国卫队”，并在各省建立由省政府防御人民委员会领导的地方部队，称为防卫区卫队。1988年11月，卡扎菲决定撤销最高指挥部和总司令之职。1989年9月，他宣布成立全国临时防务人民委员会，也就是全国最高武装力量司令部，负责处理具体军务。
在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抗争的问题上，卡扎菲另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动员组织群众，实行全民皆兵，打一场人民战争。
卡扎菲说，我们准备发动圣战抵抗美国和西方的进攻，用我们的鲜血来书写解放宣言。我们依靠的力量是民众国的广大民众，因为群众是巨大的洪流，人民的力量是使敌人畏惧的力量。对待新殖民主义的新攻势，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说“不”，还将为之付出鲜血和生命。历史已经证明，任何胆敢碰撞利比亚人民的侵略者都将落得可耻下场。西方为掠夺利比亚的石油而向我们发动进攻，利比亚人民在没有石油的情况下已经活了几千年，现在我们不会为了石油而丧失自由和尊严。在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准备烧掉油井，炸掉油港。我们将用刀枪和匕首进行抵抗。根据卡扎菲的想法，首先要把重要战略地区的人民武装起来，搞一道、二道乃至三道防线，层层抵抗，层层把关。与此同时，全国实行兵役制，各个公社都建立起武装组织，建立人民武装力量，实行全民皆兵，其中包括发挥妇女的作用。
卡扎菲在《绿皮书》中一再强调，“自由寓于需要之中”。根据这一思想，他当时更多地强调，由于妇女的生理特征，妇女的天地在家庭中，男女不可能绝对平等。与此同时，卡扎菲又指出，凡是要工作并有能力工作的社会成员，无论男人或女人，社会都应该为他们提供工作机会，但首先要保证每个人都在适合的领域工作，而不是被迫去完成不适合的工作。
《绿皮书》问世后，卡扎菲关于妇女问题的思想又有新发展。1981年9月1日值“九·一”革命12周年之际，卡扎菲就妇女问题发表了一篇慷慨激昂的讲话。他在这次讲话中呼吁穆斯林世界的妇女摆脱枷锁，发动一场妇女解放运动。
此前一个月，卡扎菲连续发表谈话，他根据当时利比亚与美国对抗的形势，大谈妇女在利比亚防务中的作用问题及阿拉伯妇女解放问题。他说，阿拉伯各国的男人和女人都面临着外来侵略的威胁。但是，在阿拉伯国家内部，事实上妇女一直处于封建主义统治之下，是巨额利润的牺牲品，是受压迫者。解放阿拉伯妇女的口号是一颗炸弹，它将震撼整个阿拉伯地区，并将推动被囚禁在宫殿和市场中的妇女们冲破牢笼，起来反抗她们的监禁者、剥削者和压迫者。这一号召无疑将会在整个阿拉伯民族和全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他指出，###意味着建设自由、平等和人道的社会。而妇女目前是不受尊重的，流行的习俗是对###的侮辱。我们决心要使这场革命摧毁反动派的大本营和他们的堡垒，袭击并捣毁奴役阿拉伯妇女的高大宫殿，使从大西洋到海湾的妇女统统获得解放。
卡扎菲的女保镖
从1981年春夏开始，人们注意到，卡扎菲的卫队中出现了一部分女保镖。后来，这种现象越来越多，新闻媒体对卡扎菲女保镖的报道和评论也就越来越多。它成为新闻界人士追踪的一个热门课题，也成为人们茶余饭后喜欢谈论的一个话题。
我最初读到卡扎菲女保镖的报道时，感到新鲜和好奇。后来，由于工作的关系，我不止一次接触到这些女保镖中的部分成员，掌握了不少第一手材料，对其“庐山真面目”有了一定了解。
1982年10月卡扎菲访华，我作为主要译员参加了这项接待工作的主要活动，与卡扎菲及其身边人员的接触机会更多一些。据我了解，卡扎菲对此次访华非常重视。他及随行人员分乘两架大型专机相继抵京。此外，还有不少团员和随行人员分别来京，整个代表团和随行人员共达数百人。卡扎菲专机抵京前，中方一再询问有关人员准确情况，但利方一直未能提供这些材料。代表团抵京下榻钓鱼台，中方礼宾人员和警卫人员发现一些女兵，感到突然，便询问有关情况。利方有关人员称，这些女兵是卡扎菲的女保镖。利方还提出，要为这些女警卫人员专门安排一层楼作为她们的住宿，如单间安排不开，就安排她们住集体宿舍。卡扎菲住的那一层完全由男保镖担任警卫。利方还提出，这些女保镖参加卡扎菲的一切对外活动的警卫任务。中方做了最大努力，尽量满足利方的要求。
我记得，当卡扎菲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见、会谈和出席宴会时，这些女保镖一下车就拼命往前冲，并且自动散开抢占最佳位置。这些女保镖一个个长得都很秀气，体格强壮，身着草绿色军装，英姿焕发，光彩夺目。她们出现在电视荧光屏上，格外引人注目，并引起轰动。但在实际接待工作中，这些女警卫给中方礼宾人员和安全人员的工作安排带来了不少困难。由于中方的及时提醒和周密安排，接待人员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卡扎菲在华访问期间多次谈到他的女保镖，他在与邓小平举行会见、会谈时都有意识地主动谈及这个问题。我在陪车时，他也向我谈及这个问题。他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和利比亚都是伟大国家，但在历史上都遭受过侵略，现在又都面临挑战。中国人民和利比亚人民都是不屈的人民，都曾为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斗争。毛泽东主席提出了人民战争和全民皆兵的思想，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为了战胜敌人的进攻，利比亚人民必须武装起来，必须实行全民皆兵，妇女也不例外。卡扎菲说，他带这些女保镖到中国，并要求尽量在公开场合多亮相，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警卫，真正意图是为了进行宣传。卡扎菲说，他对中国的警卫工作是信得过的，是放心的。他想利用这些女保镖向全世界尤其向西方世界显示，利比亚是坚强的，利比亚正在实行全民皆兵，任何进攻利比亚的企图都不会得逞。
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我与卡扎菲的几名女保镖进行过交谈。她们告诉我，她们分别来自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黎巴嫩、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国家地区，是的黎波里女子军事学院的学生。她们在军事学院中既接受理论教育，也接受军事训练，其中包括使用武器和持械及徒手格斗的训练。陪同卡扎菲出访是她们的一项特殊任务，人员并不固定，一般是大家轮流担任，但人员要经过严格审查挑选。有的人在校学习期间一般只能轮到一次，有的人一次也轮不到，只有少数人机会多一些。她们说，中国是她们向往的国家，对中国十分钦佩，这次能有机会陪卡扎菲到中国，是她们一生中最大的荣幸，是终生难忘的纪念。
1992年初到1995年初，我在中国驻利比亚大使馆工作整整三年。在此期间，我曾多次见到卡扎菲的女保镖。记得有一次，我们到的黎波里城郊阿齐齐亚兵营去见卡扎菲。按照利比亚的规定，我们先到利比亚对外联络和国际合作部即外交部，把车停放在外交部门口，改乘阿齐齐亚兵营派来的专车把我们送到兵营前，然后再换乘另外一辆车进入兵营。这时，走来一位女军人，陪我们乘同一辆车去见卡扎菲。汽车在兵营内绕来绕去，最后终于到达卡扎菲的帐篷，见到了卡扎菲。据利方有关人员说，这位女军人有多重身份，她既是卡扎菲的女秘书，又是他的女礼宾官，还是他的女保镖。
我在利比亚也见到过名副其实的卡扎菲的女保镖。有一次，我到利比亚沿海城市锡尔特参加一次会议，据告卡扎菲将出席。我进入会场前，看到会场周围警卫人员密布，其中就有一部分女警卫人员。卡扎菲进入会场时，大厅中掌声雷动，有人试图走上前去与卡扎菲握手。这时卡扎菲的警卫人员显得非常紧张，阻止任何人离开座位靠近卡扎菲。在这些警卫人员中，就有相当一部分女保镖。还有一次，我看到卡扎菲坐敞篷汽车到某地视察。当敞篷车穿过欢迎的人群时，车子开得较慢，卡扎菲的警卫人员分散在敞篷车四周，跟着汽车跑。车子加速时，他们也加速跟着跑。在这些警卫人员中，我看到有几位女保镖，她们始终跟着敞篷车跑，大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概。
“假如他不是国家元首，那他将是…
卡扎菲的轶事谈
我在利比亚工作期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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