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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为了形成完整的汽车工业，也为了协调国产化配套工作，上海市政府成立了汽车横向配套领导小组；1987年年底，又会同有关部门召开了“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会议上确定了首批132个横向配套厂，其中101个已签订了试制协议，共承担零件1438项。
　　今天，安亭已成为一座样板型的汽车城。那里有现代化的大众汽车生产车间、配套供应厂和大学等，甚至还有了国际F…1赛道。
　　当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再度到安亭访问上海大众时，他用了“令人惊讶”和“令人难以置信”来形容这个曾被他断言为失败试验的合资厂。
　　1999年11月，德国总理施罗德在参观了上海大众汽车三厂的帕萨特轿车基地后，也感慨地题词：上海大众是中德合作的成功典范！
　　引进了一个车型，改造了一个行业
　　回首中国汽车产业发展的30年坎坷之路，几乎全世界所有的汽车厂商都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其中也不乏合作生产的成功案例。但作为第一个吃改革开放螃蟹的车企合作项目，上海大众在整个汽车产业和中国汽车行业史中的地位是无可比拟的。
　　其中，上海大众对于桑塔纳的国产化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汽车零部件业的发展。
　　当桑塔纳初到上海时，上海大众尴尬地发现国内竟然没有一家零部件生产企业可以与桑塔纳配套，而且没有一条生产线不需要改造。能用上的只有轮胎、收音机、喇叭、车外天线和小标牌，而这些只占其零部件总量的％。国产化上不去，整个项目将因CKD的高成本而败下阵来。当时，国家给上海大众的任务就是“首先搞好国产化”。
　　为加快桑塔纳轿车的国产化进程，在1987年12月召开的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工作会议上，时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的###倡议，成立“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作为主机厂联系各配套厂的纽带。这一倡议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1988年7月，“上海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共同体”正式宣告成立。
　　自成立以来，共同体为提高上海大众四大系列几十款车型的国产化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至今，桑塔纳的国产化率已经达到。上海大众也在中国逐步建立了完善的零部件供应网络。现在，上海大众的零部件供应网络已经遍及20个省市，多达400多家会员。
　　在中国汽车产业飞速发展的今天，上海大众不是唯一的赢家，所有和上海大众共同成长的零部件供应商都在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具潜力的汽车市场分得了自己的一杯羹。
　　“通过多年的国产化努力，大众汽车直接促成了200多家汽车零配件合资企业在中国的建立，带动了零配件的国产化进程，建立了中国汽车零部件工业的基础”，张绥新博士说。
　　未来的道路，继续领跑
　　2002年4月12日，上海大众合资合同延长20年续约仪式在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总部沃尔夫斯堡举行。正在德国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应邀出席了续约仪式。
　　为了迎接“入世”挑战，进一步加强大众汽车公司在华合资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以便更好地满足中国消费者日益增长的需求，中德双方在原有的上海大众合资25年合同的基础上，签署了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再延长合资合同20年的协议，合同期延长至2030年。
　　新协议还鼓励上海大众产品实现国产化和本地化，并实现出口。
　　上海大众成为中国汽车产业最大的合资项目。
　　2003年6月28日，一辆崭新的帕萨特从上海大众三厂的总装线上缓缓驶下，这是上海大众生产的第200万辆轿车，也是我国轿车工业史上的第一个200万辆。无论对上海大众还是对中国汽车产业，这辆车都将是历史长河中一个不可磨灭的里程碑。
　　短短两年后，2005年7月5日，上海大众的第300万辆轿车下线，为其未来的发展翻开了新的篇章。
　　2007年，上海大众在中国售出万余辆乘用车。在中国区累计售出的470万辆轿车中，80％以上已经成为私人用车，而且年轻一代的中国人，甚至是80后，已经逐渐成为私家车的购买主力。
　　在2008年4月的北京车展上，上海大众首款中级车Lavida朗逸全球首发。
　　上汽集团董事长兼上海大众董事长胡茂元在致辞中说，上海大众依托德国大众的先进技术，借助上海汽车深厚的本土化资源，积极进行本土化开发。朗逸轿车既坚持了德国大众的技术标准，又满足了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这说明上海大众的开发水平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同时也说明上海大众这个合资企业的成功。
　　李方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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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陈在时代交替时点上的标志性建筑（1）
即使是北京人有时也会对北京这座城市日新月异的建筑风格感到耳目一新。当各式现代化和引领当今世界潮流的建筑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时，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依然不难找到沉闷的、老式的大楼；另一方面看似矛盾的是，许多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却悄悄地躲在了胡同里。如果你去追觅那些历史悠久的古建筑背后的故事，你必会对它们印象深刻。
　　北京有许多人工湖泊、皇家园林、宫殿和庙宇，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明清建筑和一些更古老的建筑。它们体现了自古以来中国建筑领域的发展。
　　除了那些具有数百年历史的皇家宫殿和园林，一些新建筑物也走入了我们的视线，与那些古老的建筑和谐成景。正如一些到访的外国建筑师所说，北京应因其现代建筑和古典建筑的完美融合而骄傲，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2007年金秋时节，中国建筑艺术的成就再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英国《泰晤士报》在一篇文章中把北京奥运会主场馆“鸟巢”、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和北京首都机场第三航站楼列入当今世界十大建筑奇迹。
　　《泰晤士报》说，这十大建筑令人难以忘怀，它们是现今最具代表性的建筑奇迹。它们将改写当今世界的建筑文化和风格。
　　鸟巢是1978年成立的瑞士明星建筑事务所Herzog　&　de　Meuron的作品。它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闭幕式及田径比赛和足球比赛的场地。2007年年底，美国《时代周刊》也进行了一次世界十大建筑奇观的评比，其中“鸟巢”、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和北京当代MOMA被列入其中。中央电视台新总部大楼在建筑设计和施工上所采用的幕墙技术体现了当今世界的先进水平。
　　实际上，中国在任何年代都不乏富有历史特色、艺术风格和文化韵味的建筑奇迹。特别是在首都北京，那里聚集了许多富有历史代表性的建筑。
　　1958年，“大跃进”运动横扫中国。许多伟大的建筑似乎在一夜之间拔地而起。在当时的北京杰出建筑中，最值得一提的无疑是那众所周知的十大标志性建筑：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军事博物馆、中国农业展览馆、北京工人体育场、钓鱼台国宾馆、民族文化宫、北京火车站和北京民族饭店。
　　这些宏伟的建筑物和中国建筑师们大胆的设计风格都标志着新中国成立后不断增长的国力。就建筑本身而言，它们是当之无愧的十大建筑。例如，人民大会堂在建筑设计上完美地融合了古代罗马时期的建筑特点和中国传统装饰工艺。
　　然而在60至70年代，除了1961年的北京工人体育馆、1962年的中国美术馆、1974年的北京饭店和1977年的毛主席纪念堂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标志性建筑出现了。
　　自1978年起，改革开放的春风改变了中国，同时也改变了生活在这片热土上的人们。北京也在对外开放的大潮中逐步走向世界。
　　中国的建筑师们开始认真地研究西方国家的建筑设计和建筑结构，并且不断地把这些新的设计思维方式和技术引入国内。很快，酒店就成为对这种外来技术进行引进的典范。但当引入国外先进的设计理念时，中国的建筑设计师总会在项目设计上适当地融入一些中国元素。坐落于北京郊区香山脚下的香山饭店可谓是改革开放初期建筑设计中西合璧的首次成功尝试。
　　香山饭店是1979年国际著名美籍华裔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先生主持设计的一座融中国古典建筑艺术、园林艺术和环境艺术为一体的四星级酒店。它位于北京西山风景区的香山公园内，坐拥自然美景，四时景色各异，依傍皇家古迹，人文积淀厚重。它完美地将西方先进的建筑设计和中国的古典庭园建筑风格融于一体。钻石形状的窗户和极具特色的格调使这个设计获得了1984年美国建筑学会荣誉奖。整个饭店依山势而高低错落，院落相间，内有18个景观，山石、湖水、花草、树木和白墙灰瓦式的主体建筑相映成趣，让人回想起古代孔家庭园的艺术风格。1982年10月，香山饭店开始试营业。
　　贝氏家族曾拥有苏州的狮子林。始建于14世纪的江南名园狮子林以大规模的假山著称，乾隆皇帝曾五游狮子林，对其喜爱不已，下令于北京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内仿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横陈在时代交替时点上的标志性建筑（2）
在接受《哈佛亚太评论》记者的采访时，贝聿铭先生说，“在阔别40年后，我于1974年随一个美国建筑访问团回到中国。对我来说，那已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了。毛泽东主席接见了我们。我家的狮子林已收归国有，并对游人开放。应谷牧副总理的邀请，我于1978年再次回到北京，并在清华大学作了演讲。我告诉他们要善于感悟。那时，除了北京饭店几乎看不到任何在建的建筑项目。北京饭店太高了，我认为那不大合适。他们应该考虑到环境，特别是附近的故宫博物院。任何新的建筑都必须要和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而这是最为重要的”。
　　“他们请我去谈建筑的问题，请我在长安街边上造高楼。我说我不想在北京造高楼，我想设计一个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建筑。他说，既然你不愿造高楼，你到北京郊外找块儿地好了！所以，我选择了香山。”
　　“中国的建筑水平必须有所提高。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在香山的设计是出于怀旧和年代的原因。那时候，中国实际上还是一个沉睡的国家。今天如果问我是否会选择同样的设计，回答也许会不同，因为我必须考虑诸多的变化和对未来的预见”，贝先生在《哈佛亚太评论》刊登的一篇题为“寻根”的文章中如是说。
　　为了迎合不断扩大的工业展览需求，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新馆在北京郊区顺义县新近落成，并在2008年3月开始营业。1个月后，它迎来了一届规模空前的国际汽车展览会，全球顶级汽车生产商云集于此，并带来了他们的最新产品。
　　位于北京城区的国展中心老馆已经历了20多年的历史。它是1985年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出资建设的。根据《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的一次联合公开评选活动，国展中心是北京在80年代建设的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邓小平同志曾亲自给该建筑命名，并提笔写下了“中国国际展览中心”。此后该中心一直被人们视为中国展览业对外开放的摇篮。
　　80年代初期，建筑业是中国各行业对外开放的领头羊。随着外资不断涌入中国，许多外国企业通过中国的合作伙伴不断地把建筑施工和设计等方面的先进技术引入中国，同时也不断地侵蚀着中国建筑业的市场份额。
　　在90年代，中国的设计师们仍然扮演着主要角色，此间投入建设的北京十大建筑中仅有40％出自外国设计师之手。虽然当时并没有什么十大标志性建筑的评选，但是建造于这段时期并被广泛视为顶级设计的十大建筑有：中央广播电视塔、国家奥体中心、新世界中心、国贸中心、首都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恒基中心、新东安广场和国际金融大厦。
　　然而进入21世纪后，大约有90％的标志性建筑都是由外国设计师设计的，其中包括国家大剧院、“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
　　1986年，原国家计委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发布了《中外合作设计工程项目暂行规定》，明确了外国设计机构在国内设计的项目范围以及项目主管部门对于外方设计机构的资格审查。
　　1995年，建设部和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联合颁发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建筑业企业的若干规定》以及实施意见，明确规定不允许设立此类外商独资企业。从这些对外开放初期的政策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建筑业的对外开放政策处于不断的探索状态，在允许外国企业进入的主体方式上与国内企业的要求并不同步，对于以商业存在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的模式是否具有真正的进步意义并不确定，因此在设计和施工领域普遍限制外商独资企业的设立；由于政府希望通过中外合作吸引外方的先进技术和设计理念，提高中国企业的管理水平，规定中对于中外合作设计、施工的方式给予了肯定。这些规定推动了建筑业改革开放的进程，为我国在“入世”谈判中以稳妥、务实和积极的态度提出市场准入承诺提供了实践经验。中国加入WTO后，这些法规文件废止。
　　对外开放的政策大大促进了我国建筑行业的发展。国家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到2007年，我国建筑业的增加值已达万亿元，比上年增加了，比1995年增加了万亿元，比2002年“入世”时增加了6967亿元。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横陈在时代交替时点上的标志性建筑（3）
走出首都北京，你不难发现中外合作设计并建造的标志性建筑遍及全国主要城市。有些中国建筑师甚至认为，在中西建筑融合方面上海比北京做得好。在上海狭窄的街道两旁随处可见融合中西方文化的建筑物。
　　据称是中国最高建筑的金茂大厦坐落于上海浦东陆家嘴金融贸易中心，毗邻延安东路隧道口，遥对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88层的金茂大厦高米，占地公顷，塔楼高米，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与世界高新技术的完美结合。它于1992年12月17日获准立项，1994年5月10日动工，1997年8月28日结构封顶，1999年3月18日开张营业，同年8月28日全面营业。金茂大厦的设计是美国芝加哥著名的SOM设计事务所完成的。设计师以创新的设计思想将世界最新建筑潮流与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巧妙地结合起来，成功地设计出世界级的、跨世纪的经典之作。它是海派建筑的里程碑，也是今天上海著名的标志性建筑物，曾先后荣获伊利诺斯世界建筑结构大奖、新中国50周年上海十大经典建筑金奖第一名、第二十届国际建筑师大会艺术创作成就奖等多项国内外大奖。
　　“对我来说，它很陌生。多年来，金茂大厦和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的确是上海的标志。但是我从没有真正地了解这栋高大的建筑”，来自深圳、现就读于上海外语国大学的廉少华如是说。
　　“我去过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顶层两次，每次都被窗外的美景所吸引，但并没觉得塔内的各种设施和服务有什么特别。它更像是一个旅游景点（实际上它确实如此），还有一个餐厅。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是一个你一生只需光顾一次的地方”，她说。
　　当被问及深圳有哪些著名房地产项目时，她不假思索地说“波托菲诺”。波托菲诺项目位于深圳华侨城区腹地，占地8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达108万平方米。整个区域规划以意大利PORTOFINO为蓝本，将千年文化、华侨城的旅游文化和自然山水有机地融合在一起。整体建筑根据原有的地形地貌依势而建，坐拥万平方米的湿地景观、8万平方米的荔枝林和谛诺山，区内以7万平方米的燕栖湖和4万平方米的天鹅湖为中心，形成“天鹅堡”和“纯水岸”两大品牌。该项目是由澳洲著名的柏涛建筑设计公司（澳洲最大的建筑设计事务所之一）的首席建筑师彼德？多雅恩（Peter　Dworjanyn）设计的。
　　“深圳是一个越来越国际化的现代城市，所以那里的人们会更愿意接受西方的建筑特色，而且这些西式的建筑也较好地突出了这个城市的国际化氛围”，彼德？多雅恩说。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越来越多的外国工程建筑企业和建筑师们争相来华寻求合作机会，把他们在华的合作项目变成了他们施展才能和尝试最新建筑科技成果的实验场。同时，这种合作也帮助他们在华赢得了越来越大的市场份额。
　　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Paul　Andreu）设计的位于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旁边的国家大剧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由于其复杂的功能和在天安门广场一侧的特殊位置，国家大剧院建设项目的入选方案举国瞩目。最终，它被擅长机场设计的法国建筑师安德鲁设计成浮在水面之上、银光闪闪的巨大金属半球，被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