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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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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外方股东对于合资企业赢利的预期差异是“跨国婚姻”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点在中方的私企股东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由于私营企业一般急于套现,他们往往很难坚持到最后。
  安联大众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2005年年底,安联保险和大众保险的7年合作以大众保险撤资告终。这是首例合资保险公司“婚变”事件。2006年,保监会批复中信信托接手大众保险在合资公司内的49%股权,并将之更名为中德安联。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合资公司的长期亏损是大众保险最终退出的原因。2003年,大众保险亏损达亿元,而这年本是大众打算上市的一年。第二年,公司亏损5000万,其中1800万来自大众安联。连续6年的亏损已让大众失去了耐心,转让股权无疑是一个短线套利的好机会,一位证券分析师如是评价。而大众安联的“跨国婚姻裂变”仅仅是个开端。
  中保康联也表示,由于专业公司的业务模式和中保康联现有的业务模式不匹配,中方股东中国人寿将出售中保康联51%的股权。与此同时,恒康天安陷入外方股东退出的困局,太平洋保险集团和荷兰国际也可能因为同业竞争的问题而不得不将合资的太平洋安泰转手……
  合资保险公司之间的分分合合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保险业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由于保险业的快速发展,诸多国际保险业巨头都想从中分一杯羹。
  从1980年的亿元到2007年的7035亿元,中国的保费收入在过去29年内增长了1650倍。保险业也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1979年2月,春寒料峭,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作出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同年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停办20多年的国内保险业务就此复业。
  然而,复业后的保险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并非事事顺利。平安保险董事长###在平安金融学院讲话时曾回忆说,当年整个商业保险市场刚刚起步,人们连保险都不了解,甚至不少人不知保险为何物,以为是卖保险箱的。而相当一部分法人单位甚至无法接受“国内竟有两家保险公司”的局面。
  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银行、证券、信托等成为活跃的产业。然而,保险业却依然平静。
  在1995年《保险法》出台之前,市场上仅有3家中资保险公司——老人保、平安以及在交通银行保险业务部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中国太平洋;国内的3家外资保险公司包括美国国际集团(AIG)成立的美亚保险和友邦保险以及日本东京海上日动火灾保险。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保险业的跨国姻缘(2)
1996年,国内首家中外合资寿险公司——中宏保险成立。同年,中国保险业迎来首轮扩容。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华泰财险、永安保险和华安保险同批筹建成立。
  随着保险主体的增多,如何进行有效的监管也被提上日程。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结束了一直由央行代管保险业的局面。
  在中国的金融业中,保险业是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第一个完全开放的行业。
  从2004年12月11日起,除了法定保险,外资保险可以涉足任何保险领域,包括健康险、团险和养老险业务等。同时,政府也取消了外资在地域扩张上的限制。
  根据当初中国入世时的承诺,《保险法》规定外资寿险公司可以通过在华设立合资寿险公司的方式进军中国保险业,虽然可以自由挑选合资伙伴,但外资股份不得超过50%。于是,一波“外资保险公司+中资大型国企”的“跨国婚姻热潮”开始兴起。截至2007年年底,全国共有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43家外资保险企业。他们在中国已建立了134家代表处。
  然而,高速的扩张并不能掩盖50%持股限制所带来的制度隐患。目前20多家合资保险公司中,除了中宏人寿、金盛人寿等个别公司成立于相关规定出台之前,中外资持股比例都保持在50%对50%的平衡点上。且出于势力均衡的需要,中外股东往往各只有一名。这也就意味着在关键问题的决策上,任何一方都没有绝对的话语权,“婚内”暗战不可避免。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系的副教授王国军认为,由于中外双方股东在管理理念和文化上都有所差异,跨国婚姻的高“离婚率”也是可以预见的。
  以外方股东的薪酬为例,外方高管的薪酬一般参照他所在国家的水平。但对于中方股东来说,外方高管的高薪无疑加大了企业的运营成本。尤其是在运营前期的亏损期,这一点常常让中方股东难以接受。
  一位业内人士认为,合资双方都是保险业,有各自的企业文化和经营模式,经营机制和管理理念等方面也存在不小的差异,双方更容易引起摩擦,而且业务也开展得不好。
  一些合资公司的外方股东在接受媒体的采访时都曾表示,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非保险业的企业进行合作,这样反而有利于双方各司其职。
  胡园园/文
  附录
  大事记
  1979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作出恢复国内保险业务的重大决策。当年11月,全国保险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自1958年开始停办的国内保险业务就此复业。
  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出台。
  1996年,国内首家中外合资寿险公司——中宏保险成立。同年,中国保险业迎来首轮扩容。泰康人寿、新华人寿、华泰财险、永安保险和华安保险同批筹建成立。
  1998年11月18日,中国保监会正式成立,结束了一直由央行代管保险业的局面。
  2004年12月11日起,除了法定保险,外资保险可以涉足任何保险领域,包括健康险、团险和养老险业务。同时,政府也取消了外资在地域扩张上的限制。在中国的金融业中,保险业是按照中国的入世承诺第一个完全开放的行业。
  2006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务院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国十条”)。《意见》明确指出,不断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和范围,鼓励资金直接或间接进入资本市场并逐步提高比例,支持参股商业银行,支持境外投资等,为今后加快保险业改革发展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引起了社会及业内的高度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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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业惊鸿一瞥
1979年1月28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的第37天。这天,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条“参桂养容酒”的电视广告——这则长达90秒的广告是中国第一个电视商业广告。
  当时,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商业广告还属于一个全新的事物,因此它的播出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那个年代,电视台的经费来源完全依靠政府拨款,日常经费极其有限,于是商业广告成为了一个可能的出路。但是商业广告的播出尚属首例,还需要得到上级部门的批准,而且即使在获得批准后,这则广告在播出的半分钟前也险些夭折。据原上海电视台广告部主任汪志诚回忆,播出遭到抵制的原因是当时很多人认为商业广告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一位领导警告我们说,如果播出的话你们会犯大错误”,他回忆道。
  在其他领导的坚持下,这则广告最终还是播出了。这次关于广告姓社姓资的争论正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缩影。现在中国的电视上充斥着大量广告;但是在1979年,这是不可想象的。80年代以前,在播出体育赛事的间隙穿插的一般都是一个烟灰缸的图像,它提醒观众应该休息了。
  “参桂养容酒”的电视广告播出后,反响非常好,但是争议也更多。当时,“参桂养容酒”每瓶15元,相当于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但是却在广告播出后一售而空。许多人于是批评广告宣扬的是资本享乐主义。
  1980年,中央电视台在从国外引进的节目中播出了可口可乐和牛仔裤的广告,引起了很大争议。和上海电视台一样,中央电视台也面临很大的压力。
  “那时候就感觉可口可乐本身就不是一般人喝的,觉得就没必要去宣传这个,另外又害怕播出有问题解决不了;特别是牛仔裤,就觉得这是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电视台怎么能播呢?”原中央电视台广告部负责人王南生回忆说。
  但是自此之后,消费者、媒体和商业人士对广告的看法有了根本的改观。由于早期可供选择的电视台很少,最早在电视台投放广告的厂商都大获成功,并造就了很多经典的、令人耳熟能详的广告语。例如,1984年荣威洗衣机的广告语“献给妈妈的爱”曾大受欢迎。
  但是围绕广告的各种争议从来就没间断过。1990年,电影演员李默然在一家医药厂商的电视广告中亮相,引发了巨大的争议。李曾经在《鸦片战争》中饰演一位民族英雄,且广受欢迎。因此,很多人质疑一位“民族英雄”怎么可以接拍电视广告赚钱。
  雪花般的抗议信几乎给李默然的职业生涯判了死刑。但实际上李的酬劳不过是一个价值700元的随身听。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李默然决定再也不接拍任何电视广告。但是后来明星广告占据了中国广告的半壁江山,这不啻于中国广告业的一大进步,而此前的广告大多聚焦于厂房和厂家得到过多少个奖牌。
  1980年,日本最大的广告代理公司电通在北京和上海开设了办事处,并于1994年成立了子公司。从此,中国商家开始雇佣代理公司在电视台投放广告,世界上的大广告代理公司开始涌向中国。
  1993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一份文件正式将广告业列入第三产业,这意味着广告业作为一个行业在中国得到了正式的认可。4个月后,两个部委发布了促进广告业发展的纲要。1995年,广告法正式生效。今年刚刚卸任中国广告协会理事长的杨培青将这些法规的推出称为中国广告业发展的分水岭。“在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广告行业得到了政府和社会的承认”,她说。
  1994年,中国广告业收入达到100亿元。同年,中央电视台广告部开始黄金时段广告的招标。1995年,孔府宴酒以3079万拿下了标王。当时,孔府宴只是一个很小的国有企业,年收入从来没超过1000万。但是强大的广告攻势使孔府宴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其销售额在1995年达到了亿元。1996年,秦池酒以亿元成为新的标王。2005年,甚至连宝洁也加入了争夺标王的行列,并为此付出了亿。
  然而,大多数标王都是昙花一现。前广电部副部长刘习良认为这些现象表明厂家对广告的认识是非理性的。
  但是,CCTV广告的竞标也有很多正面作用,这其实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一个缩影。“那时候,许多公司意识到了广告的力量。他们认识到,如果没有广告营销,他们很难在市场经济中存活。在计划经济下,一个公司很少需要广告营销的”,刘习良说。
  为了遏制非理性的广告支出,国家税务总局后来规定任何公司的广告支出都不能超出其年收入的2%。在广告协会的游说下,2001年,一些行业获准将这个数字提高到8%。如今,有很多人仍然批评这些限制还留有计划经济的影子。他们说,对广告支出的限制对新兴公司尤其不公平。
  2003年中国广告业收入猛增至100亿元,是10年前的10倍。2006达到了1573亿元。中国广告协会统计显示,2006年国内广告业从业人员达104万人,是1995年的2倍。四大传统媒体——电视、报纸、电台和杂志——的广告收入达到亿元,是1995年的5倍。1995年,广告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006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
  实际上,中国广告业的许多潜力还尚待挖掘。位于北京的央视市场研究股份有限公司(CTR)对国内广告支出的估算就远远大于中国广告协会的统计。
  CTR估计,2007年中国广告支出为312亿元,这一数字并不包括互联网和新媒体上的广告。年增长为9%,是近年来最低的。但是这一数字在美国和日本分别仅为和。
  CTR副总裁田涛将2007年的低增长归因于政府对医药广告的遏制和各公司为奥运会预留预算。“我们对广告市场非常有信心。我们绝对相信奥运会对广告市场会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另外,新媒体的崛起和中国消费市场的快速发展也会极大地推动广告支出的增长”,田涛说。
  2007年,中国网络广告的收入增长了48%,达到116亿元。据北京电翼(一家专注于移动广告的公司)的CEO冯光明预测,基于广告客户的反馈,该公司2008年的广告收入与2006年相比会翻一番。此外他也表示,许多公司都已经在为奥运会摩拳擦掌,加大广告投入。
  燕京啤酒董事长李福成表示,由于奥运营销,2008年燕京的广告投入会增加亿元。
  李卫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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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餐业的探索历程(1)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几千年饮食文化并向来以此为傲的国家里,有一件事着实让人费解——快餐市场从一开始就被肯德基和麦当劳等洋品牌占领着。
  在过去20多年的快餐行业史中也曾出现过许多本土快餐品牌。它们活跃过,有的甚至在短时间内和外资品牌抗衡过,但是绝大多数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如今,随着本土品牌的觉醒和壮大,快餐行业里新一轮的竞争正在打响。
  1987年11月12日对于中国的快餐行业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那一天,美国知名快餐品牌肯德基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在此之前,肯德基曾经尝试过进入香港市场,但是由于种种原因1975年全线撤退。
  肯德基的进入开启了中国快餐行业的历史。如今,许多老北京人还清晰地记得中国第一家肯德基开业时的壮观场面。那是一个三层楼的门店,坐落于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旁边,大约有1100平方米的面积。直到今天,它依然是全球最大的肯德基门店。
  那一整天,人们排着长队等候在肯德基的门口,有的是为了买汉堡或者炸鸡翅,有的就为了看看这个所谓的快餐店长什么样儿。长长的队伍一直延伸到天安门广场上。开业当天的销售业绩相当地好,共卖出2200份炸鸡翅,收入达万元。
  中国消费者的热情完全出乎肯德基的意料,但却也在情理之中。
  1978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各种新鲜事物不断地涌入中国。9年后肯德基进入这个市场时,中国人民对一些西方事物已经略有了解,但依然充满极大的好奇。
  当时,北京市民的月收入大约是120到130元,大多数人都难以负担肯德基的高消费。但人们还是纷涌而至,因为那里有太多他们从没见过的东西——美味的炸鸡翅,可爱的山姆上校头像,红蓝白相间的室内装修,微笑的服务员,还有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快餐式服务。
  在北京的成功试水让这个美国快餐连锁店信心百倍,它开始在大陆市场扩张。到1992年年底,也就是肯德基进入大陆5年以后,其门店数量已经达到了9家。
  肯德基的成功探路也激励了同行麦当劳进入大陆市场的决心。3年后,也就是1990年10月,麦当劳这个全球最大的快餐品牌正式进入大陆。为了避开竞争,麦当劳选择了在中国南方城市深圳开设其第一家门店。该门店坐落于当时深圳的繁华区域解放路,约有500个座位。
  麦当劳以其特有的小丑形象、黄色的M标志、及“大汉堡”迅速吸引了大量的消费者,广受当地人的欢迎。
  同年,必胜客也在北京的东直门开设了第一家店。同样是快餐品牌,必胜客带来了与肯德基和麦当劳不同的理念——“休闲快餐”。服务人员在店门口对消费者笑脸相迎,将他们带到喜欢的座位,四周轻松的音乐让每一个人都感到用餐是一种极大的享受。
  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走进中国餐厅,服务员们都是一副“你爱来不来”的态度,因此中国消费者对于洋快餐提供的“优待”很是受用。但是由于收入很低,80年代的中国老百姓是无法经常到肯德基、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消费的。他们将之视为一件奢侈的事情,有极少的有钱人曾经在快餐店里举办过婚礼,并以此为荣。当时最常光顾洋快餐店的还是住在中国的外国人。
  90年代的快餐业:一个新兴的行业
  20世纪90年代,快餐业在中国逐渐兴起。1994年,中国政府将这个行业纳入国家的“八五计划”(1991—1995)。1996年,政府又颁布了快餐行业发展纲要,第一次正式地定义快餐为“既好吃又营养的、可以在短时间内提供的食品”。
  1996年的纲要为快餐行业设定了一个目标:从1996年到2000年的5年间,快餐行业的年增长率计划为5%,预期到2000年年底中国快餐业的收入将占整个餐饮行业的25%。
  在这样的政策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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