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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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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卫涛/文
附录
大事记
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提交《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开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了民政部的报告,会议原则上同意开展有奖募捐活动,并肯定了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
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第323次会议讨论民政部的报告,表示同意。
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第一批彩票——“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面值一元)——在石家庄试点发行。
1988年,国务院批准“第11届亚运会基金奖券”发行。这一项目后来改为“中国体育彩票”。
1991年和1993年,国务院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加强彩票市场管理的通知》。《通知》中明确中国人民银行是国务院主管彩票的机关,彩票发行批准权集中在国务院。
1994年,民政部决定将“福利彩票有奖募捐券”更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其发行机构正式定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国家体育总局(当时叫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彩票发行机构正式定名为“中国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1995年,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经国家主管部门批准在部分地区推出“电脑彩票”,但迟至2000年才开始兴起。
2000年1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把彩票管理权正式移交给国家财政部。
2000年9月1日,中国第一套全国统一发行、统一开奖的“中华风采”福利彩票在全国正式发行。10月6日晚在中央电视台首播第一期开奖结果,以后每周六晚上均作现场开奖直播。
2004年,西安爆出彩票宝马案。陕西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原主任贾安庆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犯有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3年,并依法没收其受贿赃款13万元。
2006年10月12日,一彩民获得5000万奖金,创彩票发行以来最高奖金纪录。
2007年,中国农行邯郸分行两管库员监守自盗,盗取5100万现金,并花费4500万元购买彩票,而他们的彩票所得未超过100万元。此案震惊全国。
2007年11月,甘肃嘉峪关一彩票投注站开出超过1亿的头奖。一彩民花40元获得逾1亿奖金,创彩票奖金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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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券:曾经的特权(1)
1993年12月30日一大清早,数十位外国驻华大使、大使夫人以及来华的外商们蜂拥进北京的一家免税店,焦急地把他们看到的货架上的一切东西尽量塞满他们的购物包。
这次疯狂的购物并非是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而是因为前一天晚上央行的一纸公告:12月29日晚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从1994年1月1日开始停止发行外汇兑换券(简称外汇券)。尽管央行的通告非常清楚地说明现存的外汇券仍然可以暂时流通,但外汇券的拥有者们还是觉得越快花完手中的外汇券心里越踏实。
这家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免税店毗邻使馆区和许多外商办公的写字楼。在30日这一天,营业额比平时多了9倍。该店一名姓董的经理在当天接受《中国日报》记者的采访时说,“生意比圣诞节的时候都红火,看来我们元旦的假都不能放了”。
在跨国公司云集的国贸写字楼里也是一片混乱。许多当时在外企工作的中国雇员的工资都是以外汇券的形式支付的。因此,他们非常急切地想知道他们的老板是否会弥补由于外汇券停止发行而给他们带来的损失。虽然理论上讲,外汇券应该与人民币等值,但在黑市上,它们的价值比同样面值的人民币高出30%。
“我们都急死了”,一名在香港贸发局工作的中国员工告诉《中国日报》的记者。
特权货币
1980年4月1日,中国开始发行外汇券。1995年1月1日,外汇券最终退出市场。在这15年间,中国实行了非常独特的双货币制度——人民币和外汇券同时在市场上流通。
在改革开放初期,来华访问的外国人、归国的华侨和港澳台同胞日益增多,而中国的市场供应还非常紧张,国内居民的日常用品(如粮油、肉、布等)还实行定量供应。为满足来华的外国人及归侨的需要,中国兴建了一批宾馆和商店。然而,当时国内是禁止外币流通的。为了便于他们在这些场所购买物品和支付费用,同时又使他们区别于国内居民,国务院于1980年4月1日授权中国银行发行外汇兑换券。外籍人士须将所持外币在中国银行或指定的外汇代兑点兑换成外汇券,并在指定范围内与人民币等值使用。离开中国大陆时,他们可以选择将外汇券换回硬通货或留着以备下次来华时使用。很多外国人当时都管外汇券叫“旅游货币”。
外汇券有100元、50元、10元、5元、1元、5角、1角7种面值,与人民币等值,背面是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风景名胜画面,如三峡、长城、天坛等。
当时,外汇券是特权货币。正如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新闻学教授Kenneth Starck在《画龙点睛》一书中描写的那样,“如果钱能说话,外汇券的声音比人民币大50%”。Kenneth Starck于1986年来到中国,在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教授英语新闻专业的写作课程。他对外汇券的使用深有体会,有了外汇券,人们在中国就可以买到进口商品,可以在特殊的地方消费,还可以换美元,这些都是人民币所没有的功能。
外汇券只能在特定的地方使用,如宾馆、友谊商店、免税店等等;也只有在这些地方,人们才能买到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高档货——人头马的洋酒、万宝路香烟、彩电、瑞士手表。一些有中国特色的手工艺品和丝绸等也能在友谊商店买到。
但渐渐地,拥有外汇券就不是外国人的专利了。有一些大陆居民从他们的海外亲戚朋友那里能得到一些外汇券。一旦拥有外汇券,他们立刻成为他们的同事、邻居和朋友眼红的对象,因为外汇券就是出入友谊商店的特殊通行证。
外汇券的这种特权引起了很多担忧,甚至是外国人的担忧。1980年9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理查?罗伯逊的来信,“我是一个对现代中国的成就深为钦佩的人,现在向你们写这封信。最近我在中国作了为期两周的访问,刚刚回到美国。所到之处,中国人民的生气勃勃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相信到了2000年,四个现代化一定可以实现。但是我必须承认,对外国人的优待和对中国公民的歧视这种不平等的待遇使我深感不安。我指的是对非中国公民发行的外汇兑换券。凭这种外汇兑换券,外国人可以在特殊的旅馆住宿,在特殊的餐馆就餐,在特殊的商店购买东西——所有这些特殊的地方一律不接待中国公民。这种制度使人想起19世纪时清政府给予外国人的特权。此外,那些专为外国人设立的特殊的等候室等等也似乎是不必要的。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对这些特殊待遇感到不安,这些特殊待遇会助长并加深优越感和自卑感。我强烈主张对此给予重新考虑”。
外汇券:曾经的特权(2)
Starck教授在自己的书中将此双货币制度描写为“令人质疑的”和“有害的”。“外汇券贬低了官方货币的价值并鼓励了黑市交易”,他写道。
但是,大陆居民仍然试图用各种办法来获得外汇券。自20世纪8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中国居民开始走出国门,出国留学或探亲,他们需要外汇券来换美元,甚至连学生们考托福的报名费也需要用美元来交。对外汇券和美元的强烈需求直接催生了整整一代倒汇者——俗称“黄牛”。
黄牛
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外国人在北京或者其他中国主要旅游城市听到的最多的招呼也许是“换钱吗?换钱吗?”黄牛们冒着坐牢的风险在大陆居民对外汇券的渴望和外国人对人民币的需求中找到了商机。有了人民币,外国人就可以在任何商店和餐馆消费;而人民币和外汇券的价差使倒汇成为利润丰厚的职业——尽管这是非法的。
1994年以前,中国的汇率制度也是双轨的。一个是由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的官方汇率,大概在1美元兑元人民币,另一个是企业外汇市场汇率,当时大概在1美元兑元人民币。只有大约20%的外汇交易是按官方汇率来进行的。1994年1月1日,这一双轨制度被废除。
但在双轨制废除以前,个人可以用外汇券按官方汇率换美元等硬通货。如果人们手里只有人民币,那么他们只能到黑市上换美元。通常,黑市的汇率比为企业服务的外汇市场价格还要高,常常是1美元约兑9元人民币。跟美元的黑市汇率相对应,当时外汇券的黑市价通常是130元人民币换100元外汇券。
黑市的交易常常是在阴暗的小巷里进行的,要不就是在自由市场的摊位后面。进行交易时,双方都会警觉地看看对方身后是不是有警察的身影。一旦交易完成,黄牛们迅速将外汇券换成硬通货再卖给急需美元的大陆居民,而外国人则拿着他们非法得来的人民币享受出入任何餐馆和商店的自由。
兴旺的黑市买卖迅速蔓延到了全国。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昆明等旅游城市都能看到各式黄牛的身影,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他们日夜守候在繁华的商业区或旅游宾馆附近,等待商机的到来。而与此同时,在中国银行的分支机构外面也总能看到黄牛们拦住任何一个他们认为有可能成为他们顾客的行人。“要外汇券吗?”他们常常会主动地问。
甚至在央行宣布1994年汇率并轨、停止发行外汇券后,黄牛党也没有销声匿迹。大陆居民仍然没有官方渠道去购买美元,而对美元的需求越来越高,于是黄牛们依然能找到生存的空间,只不过他们的问题从“要外汇券吗?”改成了“要美元吗?”
直到1998年中国开始逐渐放开个人购汇,情况才开始有所改变。当年,外管局规定个人因私出境一次可购汇2000美元。2003年9月,这一额度提高到个人因私出境6个月以内为3000美元,6个月以上为5000美元。2005年8月,上述个人购汇额度分别被提升为5000美元和8000美元。
从2006年5月1日开始,中国实施了年度购汇管理制度。居民每年可购买2万美元外汇。这一额度在2007年2月1日提高到5万美元。
随着中国居民购汇额度的提高,一度红火的黄牛生意一蹶不振了,黄牛们不得不另谋出路来维持生活。
收藏
需要转型的却远远不止黄牛们,友谊商店和免税店同样面临着考验。这种特殊商店中有很多已经转为普通的百货店,尽管一些店还保留着友谊商店的名称。
位于朝阳区惠新东街的外汇商品大楼曾经是北京最大的一家专收外汇券的商店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用外汇券在这座大楼里购物是一件令人眼红的事情。在转型中,它摇身一变,成为了北京国际珠宝交易中心。
然而,外汇券却成了某些人的新宠——这一次是在收藏品市场上。
在北京的邮币市场上,一整套7个面值的外汇券售价可达1万元。在厦门,一张背面是天坛图案的5角面值外汇券现在能卖到9元,而背面是长城图案、面值为100元的外汇券则标价1000元。
专家认为,由于大部分外汇券都被中国银行回收了,现存于居民手中的外汇券数量非常有限,外汇券作为收藏品还存在巨大的升值空间。
刘伟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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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第一支股票说起(1)
1986年,时任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的约翰?费伦访华。其间,他从中国国家领导人邓小平那里收到了一份意外的礼物。
这份特殊的礼物是一张面值50元的股票,发行股票的公司叫做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费伦非常高兴自己能够成为一家中国公司的外国股东。甚至当他发现票面上登记的不是自己的名字时,还特意飞到上海,亲自来到股票交易柜台,把股票更换为自己的名字。
这个后来被费伦带回纽约的珍贵纪念品就是新中国公开发行的第一张股票。在当时,它标志了这个国家发展资本市场的坚定决心。
那个费伦曾经造访过的小小的股票交易柜台——一间不足10平方米甚至连卫生间都没有的小房间——于1990年发展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建立于1991年)。如今,上证所的市值已位居全球第六。
从小柜台到大市场
“成百上千的顾客拥挤在南京西路1806号的股票交易柜台前,有的人甚至前一天晚上就开始排队了,拥挤的人群几乎将柜台前的大门挤破”,这是1986年9月26日上海媒体对中国首日开展股票交易的报道。
当天,共有1540股售出,总额万元。共有两支股票挂牌交易:上海飞乐音响和上海延中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这两家公司当时的市值分别只有50万元和500万元。
而来自证监会的数据显示,2007年年底,共有1550家公司在上海和深圳交易所挂牌,市值共计万亿元,是中国GDP总值的140%。上海证券交易所每日交易额都达数万亿。超过1亿中国人投资于股票市场。除此之外,两交易所还交易债券、基金、权证,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引入股指期货的交易。
一直以来,外国人是不能参与A股交易的,尽管少数人可以得到一张A股的纪念品。然而随着中国股票市场的开放,到2007年年底,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能够投资A股的额度已达300亿人民币。
曲折的发展历程
1992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全国范围内的证券监管机构。当时,证监会的架构是在参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基础上设计的。
然而,经过数年的争议,直到1998年,全国人大才最终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证券法,它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这部法律第一次规定了证券发行、投资者和市场参与者的权利和义务,同时也清晰地描述了证券监管机构的权力和权威。
虽然如此,中国的证券市场却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而且股市运作也与发达国家的规则相去甚远。
首先,由于投资渠道有限,股票的购买者要远远多于出售者。由于股票所有权的分离,占公司股权绝大多数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二级市场上只有有限的流通股能够进行交易。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一特征在中国股市发展进程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也导致了中国股市巨大的波动性。中国股市因此被冠为“政策市”,而远非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
例如,在股市发展的最初几年,最早发行股票的飞乐音响等公司的股价在二级市场的买卖是固定的,并非靠买方和卖方自由协议。
1992年5月21日,政府决定放松管制,允许股票价格根据市场供需情况自由浮动。上证股票当日上涨。新发行的5支股票股价一飞冲天,比它们的发行价上涨了2500%到3000%。
国际通行惯例中,公司所发行的股票分为普通股和优先股。但是在中国,上市公司发行的股票却被分为国有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只有仅占总股本不到30%的流通股才能在二级股票市场上进行交易。
由于股票所有权的分离,二级市场的股票价格从来不能反映一家公司股票的真正价值。二级市场的流通股股价和未流通的那部分公司股票价格是脱轨的,且流通股股价要远远高于非流通股股价。
例如,在深圳挂牌交易的广东亿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曾经爆出一件丑闻。自1999年10月到2000年2月短短的70个交易日内,其股价由26元上涨到元。由于4家机构投资者的操纵,亿安科技股票成为历史上第一支百元股票。
此外,个人投资者在股票市场上从未能受到很好的保护。由于多数上市公司都没有年度股东大会,个人投资者无从将自己的问题反映给管理层。这导致许多上市公司的管理不透明。许多上市公司的大股东或者母公司将上市公司看成圈钱的渠道,股票市场沦为内幕交易和资金挪用的场所。
从第一支股票说起(2)
于是,2001年当政府决定逐渐减持国有股的时候,股票市场陷入了长达5年的漫漫熊市。直到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的启动才改变了以往股票所有权的分离状态,使所有的股票都能够自由流动。此时,中国的股票市场才真正与国际标准接轨。毫无疑问,股改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接下来的两年中,共有1300家上市公司进行了将非流通股转变为流通股的改革。
此外,2006年年初,两部对资本市场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法规也付诸实施——2006年1月1日,新的《公司法》和《证券法》开始生效,目的是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透明度并为股东争取更多的权益。与此同时,70部与资本市场发展密切相关的法规、条例也相继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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