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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发行的第一期国债规模为40亿元，年息定为4厘，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要求全民所有制单位和集体所有制单位购买20亿元，城乡购买20亿元。自发行第六年起，一次抽签，按发行额分5年作5次偿还本金，每次偿还总额的20％，10年还本付息。
　　虽然利息比普通银行存款要高，但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国库券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用。政府只好号召大家买国债来支援国家建设，表达自己的爱国之心。
　　“那时候，谁知道什么债券呀、国库券呀”，苏州的退休医生唐文仪说。“单位领导告诉我们，买国库券是支援国家建设。每个月单位都从工资里扣几块钱来买国库券。我们就当那是捐给国家了，以为这钱回不来了呢。”
　　这第一期国债的数额虽然不大，但却标志着中国财政体制改革的重要一步。国债从此成为国家筹集建设资金的重要手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刚刚经过文革浩劫的中国满目疮痍，经济百废待兴，正急需大量的建设资金。
　　1987年，国债在中央财政中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同年，国务院作出了财政不得向中央银行透支的明确规定。从1991年开始，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财政赤字，国债的发行规模跃上了一个新台阶，首次接近200亿元大关。1994年，为了支持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理顺财政银行关系，正式确定了财政赤字不得向银行透支或不得用银行的借款来弥补的制度。至此，发行国债就成了政府弥补财政赤字和债务还本付息的唯一手段。这导致了政府举借国债的第二次飙升。1994年，国债发行额首次突破了千亿元大关。
　　此后，国债发行额度更是节节攀升：1995年，突破了1500亿；2000年达到4600亿元；2005年突破7000亿大关；2007年由于发行了万亿元的特别国债，国债发行额更是创历史新高，达到了万亿元。而对老百姓来说，国债与基金和股票一样成为了重要的投资渠道。对一些比较保守的投资者来说，它的低风险和相对较高的回报非常有吸引力。
　　“现在发国债的时候，银行开门前几个小时就得去排队”，唐医生说。“即便那样，轮到你时，也未必还有，卖得太快了。”
　　2004年11月1日，在江苏省省会南京，1亿元的国债在银行开始营业后10分钟内就卖完了。这引得很多早上5点钟就来排队的人——大部分是中老年人——怨声载道。他们认为国债卖得太快了。有些人还猜测是不是每个银行网点的有限的额度被大户、甚至银行工作人员自己瓜分了。
　　今天，不管在大城市还是在小城镇，如果你经过一家银行，发现那里有很多人在排队，不用问，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买国债。
　　杨百万的第一桶金
　　其实，老百姓对国债态度的真正转变是发生在1988年。杨怀定——中国股市赫赫有名的“杨百万”——就是从国债中挖到了他的第一桶金。
　　1988年，国家对国库券的发行办法作了重要的改进，提高利率、缩短还本期限（5年缩短到3年）。同时，国务院批准：自1988年4月起，在沈阳、上海、重庆、武汉、广州、深圳、哈尔滨7个金融改革试点城市首次进行开放国库券转让市场的试点工作，允许转让国库券，但不得将其作为货币流通。1988年6月，第二批54个城市开始进行国库券转让试点工作。。　最好的txt下载网

国债潮（2）
这一消息刊登在很多地方的报纸上，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但却没有逃过杨怀定的眼睛。当时，这位前上海铁合金厂的工人正辞职在家，寻求发财致富的机会。他订了72份报纸，试图从报上找到一些信息。当读到国债交易即将开始的消息时，他知道机会终于来了。
　　1988年4月21日是国债交易开始的日子。一大早，杨怀定就赶到了位于上海西康路101号的国债交易市场。
　　别人不敢买，他却用攒下的钱买了3年期国库券。“银行利率％，3年期国库券年利率超过15％，为什么不买？”在接受一家上海的媒体采访时，他回忆道。他的举动仿佛带了个头儿。到了下午，很多买家纷纷涌入，价格一下就涨到了112元，杨怀定却抛掉了。短短半天时间，他就赚到了以前一年的工资——800元。
　　故事还没有结束。杨怀定很快从报纸上发现，各地的国债价格并不一样。安徽的价格就比上海低多了。精明的他火速乘火车赶往合肥去购买国债，次日再带回上海抛掉。他因此成为中国第一个经营异地国债交易的人。从此，他带着自己赚的钱和从亲戚朋友那儿借来的钱，乘火车往返于上海和各个有国债交易的城市之间。为了赶时间，有时候他24小时连轴转，最忙的一次七天七夜没有睡觉，以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后来发现四分之一的交易都来自于杨怀定。
　　“那时候，我的梦想是挣10万块钱”，他后来回忆说。但仅仅在1988年他就赚了50万。挣了这么多钱，他感到很紧张。他不敢相信社会主义社会居然能允许人挣这么多钱。同时，他也担心政策会有变化。上海市政府也注意到了他。据说有高层批示对其进行调查，看看为什么他一个人做得比国营的证券公司业务还大。
　　为了保全自己辛苦赚来的钱，他想到了主动去税务局交税。可税务局却告诉他，国库券和国库券交易的收入都是免税的。
　　1989年，杨怀定转战到股市。正是在那里，他挣到了他的第一个100万，也赢得了他“杨百万”的美誉。
　　此后，更多的人开始步杨怀定的后尘。有些人利用偏远地区信息不灵的特点，专门到那些地方去收购国库券。当时，在信息闭塞的地方还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他们手头的国库券值多少钱。于是，他们非常乐意地把手头的国库券以甚至低于面值的价格卖给前来收购的人。
　　这些交易促使了财政部继续扩大国债交易的范围。1991年，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扩大市场交易券种，从3月份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增加开放国债流通转让市场的城市。至此，国库券市场已走向全面开放。
　　1991年，为推动国债发行推销方式从以行政手段发行为主逐步向市场推销方式过渡，财政部开始在小范围内进行国库券承购包销试点，并全面开放地市级以上城市的国债流通市场。由此，金融机构组成的承销团取代了行政摊派式国债发行。1991年4月20日，由58家国内金融机构自愿组成的国债承销团与财政部正式签订了合同，承购包销25亿元国库券。
　　国债期货
　　随着国债交易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上海股票交易所于1992年推出了针对券商自营的国债期货交易，并于1993年10月对大众开放，旨在为投资者提供套期保值，并带来更大的收益。然而仅仅不到一年半的时间，“327事件”就发生了。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国债期货交易市场的崩溃，导致了全国最大的券商倒台，并将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位风云人物送进了监狱。
　　“327事件”发生在1995年2月，上海万国证券公司——当时中国最大的券商——联手“辽国发”操纵市场。“327”国债是指1992年发行的3年期国债92（3），95年6月到期兑换。1992年到1994年，中国面临高通胀压力，为了保证国债的顺利发行，国家对已经发行的国债实行保值贴补。保值贴补率由财政部根据通胀指数每月公布。因此，对通胀率及保值贴补率的不同预期，成了“327”国债期货品种的主要多空分歧。当时，虽然市场传言财政部将对“327”国债进行贴息，但万国证券的总经理管金生认为国家不太可能拿出这么大一笔钱来补贴“327”国债利率与市场利率的差。于是，管金生出手联合辽国发等一批机构，在“327”国债期货合约上作空。
　　1995年2月23日，传言得到证实，财政部确实要对“327”国债进行贴息。此时的管金生已经在“327”国债期货上重仓持有空单。到了下午4点22分，为了避免自己的损失，管金生开始出手。在短短的8分钟之内，万国证券抛出大量的卖单，最后一笔730万口的卖单让人们目瞪口呆（按照上交所的规定，国债期货交易1口为2万元面值的国债，730万口的卖单为1460亿元，而当时“327”国债总共有240亿元）。巨额卖单使当日开仓的多头全线爆仓，万国证券由巨额亏损转为巨额赢利。但事实上万国并没有交那么多保证金。他们进行的是透支交易。于是，上交所连夜开会，最后决定当天最后8分钟的交易无效。万国亏损数十亿。
　　上海万国证券最后被申银证券兼并，而管金生则于1995年5月被捕，并获刑17年。1995年5月17日，中国证监会宣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
　　后来，人们常常把“327事件”与“巴林银行事件”相提并论。同样是在1995年2月，英国最古老的银行巴林银行因其交易员里克？里森（Nick　Leeson）在衍生产品中的违规交易而遭受巨额亏损，最终破产。
　　规划与创新
　　到2007年年底，中国的国债余额首次超过了5万亿元，是2003年的两倍。而当年国债交易额也达到了19万亿元，比2003年增长了约50％。
　　2008年上半年，财政部部长助理张通称，国债已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他同时强调，将来要有更多的创新。
　　2007年首次发行的特别国债被广泛认为是一种创新。当年，中国发行了万亿元的特别国债，用于从央行手中购买2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注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07年9月，负责投资和管理中国高达万亿美元（到2007年年底）的外汇资产。同时专家认为，特别国债的发行也有利于平衡银行过大的流动性，从而有助于控制信贷增长。
　　刘伟玲/文
　　

彩票：从万元户到亿元彩王（1）
李振杰没想到自己会一夜成名。2007年11月，福彩双色球开出的巨奖彻底打乱了这位嘉峪关市三合春彩民之家投注站老板的平静生活。一位彩民在李振杰经营的投注站用40元购买了彩票，赢得了超过1亿元的巨奖。消息一经爆出，媒体一拥而上，纷纷向李振杰打听这位超级幸运儿的各种可能的信息。当地民政局也向李发放了3000元的奖金，以表彰她对推动彩票事业的贡献。
　　20多年前，这可是无法想象的，因为那时彩票就是赌博的同义词，而这位幸运的彩民恐怕会被嗤为不劳而获。
　　在中国，彩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各种形式的赌博——包括彩票——作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遗毒一概被新政府严令禁止。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大胆开明的官员开始重新审视彩票的角色。
　　1984年，民政部部长崔乃夫在会见一位海外华侨的时候提起了中国在推动福利事业方面所面临的财政困难。这位华侨提出：中国可以试着搞赛马，征收筵席税，或者发行彩票。崔乃夫对彩票很有兴趣，随即进行了调研。当时，虽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逐渐接受西方的一些新事物，但彩票仍然是个禁忌。由于彩票与赌博有所关联，任何实质性的推动都可能遭到官员乃至公众的强烈反对。
　　然而，福利事业面临的困难让决策者选择了发行彩票。以1985年为例，当时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资金仅有4亿元，而需要救助的人就有亿。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原则上同意了民政部提交的关于发行彩票的申请。为了平息可能的反对，国务院规定发行彩票的收入只能用于福利事业。
　　1987年7月，崔乃夫建议河北、浙江、上海和天津首先发行彩票，随后向全国推广。1987年7月26日，石家庄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发行彩票的城市。
　　当时，关于要不要发行彩票的争论很激烈。河北省福利彩票管理中心主任唐敏泽为了推动彩票发行准备了一条广告语，“衷心祝愿您为发展市社会福利事业作出您有意义的募捐！衷心祝愿您在有奖募捐中荣获高奖！”这第二句广告词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政府只能引导人们向社会奉献，不能引导人们为了获高奖而去买奖券。在当时的观念中，任何社会奉献都应该是完全无私的。
　　唐泽敏认为发行彩票是有奖募捐，去掉这一句就不是有奖募捐而是单纯的募捐了，因此坚持不能去掉。官司打到了中央。最后，中募委点头同意不去掉这句广告词。随即3500多份海报贴满了石家庄的街头巷尾。
　　1987年7月27日，彩票正式发行，石家庄市副市长孙永生从唐泽敏那里购买了新中国的第一张彩票。这位专程来动员群众购买彩票的副市长一共购买了10张彩票。
　　当时，中国的彩票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彩票不同，它更像是一场筹款活动，唯一的区别是捐款可能会中奖。群众基本上是在爱国主义情绪的推动下来购买彩票，因此彩票的销售很难红火。石家庄的彩票面值一元，发行首日58个销售点仅卖出1246张，且多数是政府官员购买的。
　　石家庄市正定县西兆通乡东兆村村民温国斌当时是河北医学院的一位临时工。他获得了第一个头奖，奖金为2000元，这让温国斌举办了一个非常体面的婚礼。据他回忆，当时的幸运号码是“046806”。
　　继石家庄之后，全国共有9个省市开始发行彩票。1987年，彩票销售额仅为1740万元。
　　为了促进彩票销售，发行者开始采取一些新的手段和促销方式。彩票越来越像幸运大抽奖。在城市的广场或农村的集市上，彩票售卖车里堆满了摩托车、彩电、洗衣机、甚至洗发水等奖品，并伴以歌舞表演。开奖后，中奖者上台领取奖品，然后在众目睽睽下将奖品带走，刺激观望者购买彩票。
　　1988年，国务院批准了为第11届亚运会筹资的体育彩票的发行。这打破了以往彩票发行收入只能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惯例。自此，各种形式的体育彩票开始发行。
　　1989年，彩票发行量达到亿元。此后，年发行量扶摇直上，购买彩票不再与赌博有关，政府推动彩票发行的力度越来越大，彩票的发行也越来越正规。奖品逐渐被现金取代，现场抽奖被电脑彩票所取代。1985年至1999年，中国彩票销售额超过500亿元。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彩票：从万元户到亿元彩王（2）
彩票的普及和奖金的不断上升使彩票销售异常火暴。1999年1月9日，温州发行了一种彩票，且头一天就销售了亿元。2001年10月，面向世界杯的足球彩票开始发行，头奖为500万元。当年年底仅在广东一省，彩票就催生了31个百万富翁。
　　虽然销售火暴，但中国的彩票市场依然缺乏游戏规则，政府仅仅依靠行政手段来管理彩票市场。批评者认为，这催生了很多违规和人为操纵现象。地下彩票也一度盛行。
　　在2007年7月27日庆祝新中国彩票发行20周年的时候，民政部副部长李立国表示：截至2007年7月底，中国的彩票销售额共计2423亿元；2007年全年销售额为1000亿元，其中包括620亿的福彩和380亿的体彩。但是北京大学中国公益彩票事业研究所执行所长王薛红在中央电视台的一次访谈中表示，由于私彩的盛行，实际销售额至少是官方数字的10倍。
　　即使在合法的彩票销售中，违规和人为操纵现象也比较严重。2004年3月，在西安打工的刘亮幸运地成为体彩头奖的获得者，但是当他去兑奖时却被告知自己手持的奖券是假的。当时的奖品是一辆宝马汽车和12万元现金。
　　经过媒体的大量报道，有关方面开始介入。经调查发现当地体彩中心违规将彩票发行承包给个人，彩票承销商造假并雇佣托儿骗奖，而刘亮才是真正的中奖者。后来刘亮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自己的奖品，而包括体彩中心主任在内的数人锒铛入狱。该丑闻爆出后，政府立即取消了即刮即中彩票的发行，同时为彩票的发行立法的呼声也日渐升高。
　　目前可供借鉴的法规只有2002年由财政部制定的《彩票发行销售管理暂行条例》；很多人都期望关于彩票发行的新法可以打破福彩和体彩的垄断，但估计这部法律最早也要等到2009年才会出台。
　　实际上，彩票事业发展的最大阻力并不是法律本身，而是仇富心理。奖金的不断升高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彩民，造就了众多百万富翁和千万富翁，但是大多数幸运者的生活都不平静。由于一部分人认为彩票中奖得的是不义之财，中奖者的安全往往都成为问题。于是中国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凡是大奖获得者，领奖时都是墨镜口罩打扮，担心身份暴露。
　　然而，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和社会心理的成熟，这种现象可能会慢慢消失。比如在富庶的温州，一位姓林的彩民最近幸运地获得了5100万奖金。在兑奖时，他心平气和，未戴任何墨镜和口罩，只是避开了媒体的镜头。
　　李卫涛/文
　　附录
　　大事记
　　1986年8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