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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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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法律与混乱（八）
妓女的是与非 易受伤害的妓女 妓女所受苦难其实并不能全部归咎于恶老鸨的折磨；有些是因为极度扭曲的爱情导致了自杀，偶尔还引发凶杀。1918年，一名妓女自杀，原因是有客人偷了她的衣物，可她的情人却反而责备她。另有一妓女因情人无力将她赎出而两人一起吞食吗啡鸦片殉情自杀。但这样的自杀究竟能否反映妓女自己的意愿却不清楚： 至少有过这样一个案例，一个警察被指控谋杀一花烟间的妓女，因为她不想跟他而跟了另一个警察，而他则声称他俩是约好了双双自杀的，只是他没能死成。 这一类故事都把妓女描写成非常纯情、动辄为爱情而不顾一切的尤物。然而，这些故事同时又加深了这样一种理念，即妓院之所以是个危险的地方，正因为那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受到正常的社会约束。 受指控的妓女 正如第五章中所述，高等妓院有时也被描写成危险的所在，男人在这里弄得不好就要受到那些目空一切的女人的羞辱，被小骗子和那些靠骗取信任而骗取财物的家伙耍弄。对于高等妓院中的危险的温和批评，到了写低等卖淫业的文字中被大大地放大了，据说这里的妓女被绝望所驱使，在算计她们的客人时无所不用其极。1929年，一名叫小玲珑的20岁的上海妓女，逃到了该市的南火车站，在她准备搭车去杭州时被警察擒获。报道说她小时候在杭州被绑架，后被卖到了一家雉鸡堂子里。她逃跑过一次，但被抓了回来。成年后，她在上海干上了妓女营生。一个客人看上了她，他每月付给妓院50元，要把她包下来，并把她弄到野鸡妓院外的一间房子里。他不知道小玲珑是铁了心要回杭州。在后来一个来月的时间内，她“骗”他（报道如是说）给她买了许多的衣物，而她把这些东西一卷，跑到了火车站。她的计划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她路上撞上了一个流氓，他想讹诈她，而他们的争吵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从表面上看，这故事讲的是妓女偷客人的东西（或许还违背了与妓院签订的契约），然而故事中丰富的细节描述却足以让读者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 即这个女人是为了返回老家，223为了摆脱被绑架、被人控制的妓女地位，才落到偷窃和逃跑的地步。 妓院往往还被描写成这样一种地方： 男人们来到这里，他们原先所受到的尊重和亲人熟人的保护，一时间都不存在了，他们个人就很容易遭遇到危险。报上常看到这样的报道，某男人与一名野鸡或其他什么低等妓女在旅店里过夜，早晨起来，他发现自己的钱财和衣物统统不见了。另一常见的话题是客人死在妓女的床上，其家属伤心欲绝。1916年即有这样一个案例，事主为黄又鹏，他与妓女陈连宝过夜，突然（报道如是说）发出一声呻吟。陈大惊，连忙用黄包车把他送到红十字医院，但黄的情况已非常危急，医院又将他送回妓院，结果他死在那里。尸检称他是吞鸦片自杀，但他的小舅子觉得有诈，说黄的皮夹中少了100元。1929年另有一案，也是说事主在嫖宿危险妓女时自杀，但故事稍有不同。一名叫王阿三的侍者用包月方式“租”了一名叫老三的妓女，两人情投意合，准备结婚，但王的经济非常拮据。他父亲不许他结婚，因为他没有工作，老三又是一个妓女，而且鸦片还抽得很凶。王请舅舅帮忙，但他舅舅一口回绝。老三这时还一个劲地催他结婚。走投无路之下，王偷偷吞了毒药，于凌晨4点来到老三的妓院。老三晌午醒来发现他睡在身边，脸色苍白，不停地呻吟。她赶忙喊鸨母，鸨母叫来警察，用车把王送到仁济医院，可是想尽办法也无济于事。王的父亲要求不要尸体解剖，警长同意了。老三来到遗体前，被死者的亲属团团围住，他们对她说，“阿三为你而死，你应披麻带孝。”她起初不允，后受到那些亲属的斥责终于同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亲属在阿三生前并不同意他们之间的关系，而在他死后，他们的关系却得到了承认。但这故事的真正含义却是要说明，像他们那样的一种关系对那些脱离大家庭的男人来说实在太危险。 被谴责的法庭 改革作家除事无巨细地刻画妓女所遭受的种种苦难外，还对法律体制不能妥善保护妓女的状况给予强烈的谴责。在这类叙述中，妓女被描写成了最纯粹的受害者。1938年，上海的一篇妇女杂志文章中，记者记录了一名叫马瑞珍的妓女的“自述”。故事完全按照改革派的写作惯例，224一开始的题目就叫作“跳出火坑以后”，给人以妓院是一个地狱的印象。而整个故事的要点，就是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强制手段如何交织在一起，把妓女们控制在鸨母的手中，特别是对那些被典当进来、合同还没有到期的妓女。按马瑞珍自己的说法，她是在20世纪30年代末在妓女改造组织中待过一小段时间的妓女。她母亲上诉法庭，法庭下令将她从改造学校释放。她们离开法院时，母亲告诉她，老鸨曾威胁她，如果不立即把她女儿弄出来，就要她的命。她们走在大街上时，发现老鸨带了几个男的随从正等着要把她弄回妓院。老鸨还要她立刻交出她在收容期间因未能接客而欠下的份子钱，否则就要揍她。老鸨威胁说，如不马上交出，就要把她交给“老板”处置，马说，此人是“妓院中的最高执刑官”，他说不定会把她杀了，或把她卖到其他城市。此时，老鸨的几个随从出来打圆场。他们要马和她母亲给老鸨下跪，求她让马继续在妓院干下去，挣钱抵债。这样，在妓院随从的监视下，马又到马路上去拉客了。 据马自述，她一连两天都故意找不到客人。老鸨断了她的饭，并威胁说如果她午夜前再找不到生意，就要叫人把她吊起来鞭笞。马于是逃到当地的派出所，一名好心的警官对她实行了保护性监管，并下令去捉拿那老鸨。可是，当地的巡逻警和侦探都同老鸨有串联，因为他们都定期从妓女上缴的份子钱中分到自己的好处（巡逻每人每天有两毛钱的“站街捐”，派出所的侦探每个星期有六块钱的“和气捐”）。24小时后，审问马的警官把她释放，可她一出门就又被老鸨的一个手下人抓了回去，而此刻，老鸨早已派人把她母亲也抓来了。母女二人于是一并遭到痛打。直到此时，一个路人才帮助马拖着老鸨和她的手下到了警察局。此案被移送法庭，可是法官认为马和她母亲按照合同是应该为老鸨干活的；他裁定马母给妓院当女佣，而马则被允许到外面去当帮工，挣钱还债。这样，她就可以不当妓女了。只有等她们还清了欠债，马和母亲才能回她们的老家。按照这篇革新派文章的指控，是国家政权的干预使得妓院中的一套奴役体制合法化、永久化，将这套体制压在妓女及其家人头上，使得她们无法逃脱。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八章 法律与混乱（九）
日常管理 在整个民国时代，妓女与老鸨的争端一般都是以法庭诉讼、新闻报道以及革新派的文字形式公诸世，它们都把妓女描写成受害者。而街头拉客妓女的活动与上海当局逐步采取的管理措施之间的冲突，又形成了另一条文字通道，一条把妓女描写成产生危险和混乱的文字通道——尽管妓女们的活动是老鸨们强迫的。然而，有关老鸨和妓女日常生活的报道所占的篇幅，则比上述两者中的任何一项，甚至比两项相加的总和还要大。民国法律和社会通行准则都不对老鸨和妓女加以非难，即使她们的某些行为受到指责或被认为有罪，也不把她们择出视为另类。妓女的身影出现在争取自由的戏剧性诉讼中，出现在要求改革的呼声中，出现在整肃城市秩序的运动中，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老鸨和妓女们其实仍同其他城市居民一样过着她们自己的日子。妓院与其他公用事业的用户一样，也会因为拨弄电表偷电而被抓住。因客人在房间里抽烟或因烧纸钱讨好财神乞求生意兴隆，结果酿成火灾，则她们也会被罚款。妓女和妓院女佣也经常到捕房报案，说她们的首饰和衣物被人偷了。妓女也有因殴打女佣、借女佣的钱不还或因没有给自己的宠物狗买执照等而被指控的。与上海棚户区的其他居民一样，碰上锅炉爆炸、房屋倒塌一类的灾祸，她们的名字也会上受灾者的名单；她们的亲属也会加入到诉讼中，参与决定这些死亡事故的责任问题。当她们积攒了一定的私房钱自己却死了，她们仍会出现在亲属们为分她们的财产而打官司的庭审报道中。总之，妓女们并不总是被描写成有罪的，也不总是被描写成需要救援的对象。所谓受害人形象的妓女及其反面——危险的妓女，是一种非常强大、然而说到底却又非常贫乏无力的文字表述形式。法律话语和改革派话语就在力求管理她们和援救她们的时候，构造出了这样两种形象。但实际情况是，妓女总是越出某一种或多种试图再现她的话语或话语群。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九章 性病（一）
在指南书和警方记录文字中，妓女被斥责为法律和秩序的颠覆力量，她们从男人的腰包里掏钱，并让他们显示城市大男人能耐的种种努力告吹。而在有关性传播疾病（花柳病，性病）①的讨论中，她们甚至变得更加邪恶。性病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中国许多相互交叉的讨论中的一个话题。欧美国家在上海等城市中的代表机构，都设法使他们的国民避免在“肮脏的”中国人口环境中受到卫生方面的威胁。教会医院中的西方医生和中国医生也一道致力于确立西医的权威和体制，并对中国的传统医学竭尽打压之能事，使之不得抬头。指南书上就有这样的告诫，要人们在危险的城市活动和交往中注意防范，不要得病。中国形形色色的革新派作家——基督教的、民族主义的、女权主义的——都把花柳病视为对于中华“民族”和对妇女的一种威胁。在所有这些讨论中，妓女被描述为引发这种疾病的最致命的渠道。但是，这一渠道所指的方向却因讨论的不同而不同，正如花柳病作为一种征兆，它所反映出的更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不断变化的。
第九章 性病（二）
殖民权威和体检问题 早在19世纪70年代，在上海的一些外国人文书中就已经有对于性病的警告，到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信息资源中这样的警告已很常见，它是殖民主义总体关怀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对于被管辖地区和民众所谓的“文化卫生状况”的关注。爱德华·亨德森是1870年至1898年期间派驻上海的医务卫生官员和警医②，他承认，性病或许并不始于中国妓女，而是与上海这样一个“繁忙的商埠”的地位有关。花柳病往往来自日本，而一旦登陆上海，227它就会侵入外籍人口，“这些人大部分是没有结婚的年轻人，他们很容易被传染上这样的恶疾”。但是，即使说妓女不是这些传染病的根源，那么，在亨德森看来，她们却是主要的传播途径。③ 危险性病与其他外国人一样，亨德森把性服务的买卖也划入了会对外国殖民者产生威胁的本地污垢疾病类，它是政府有责任予以荡涤的一股浊水：“对于妓女的监管问题……需要分管旅居上海外国人的利益和健康的官员们认真地加以考虑。”他反复提到本地的妓女中卫生条件的匮乏；他的评语与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描述是一致的——肮脏，疾病缠身，对于欧洲人来说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在他看来，由于中国人的医药知识十分低下，因此这个问题还会恶化： 麇集于租界的当地女人，她们是外国人的主要危险，她们几乎完全在中医郎中的照管之下，而中医对于传染病的认识是非常模糊的，他们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根本就不能让人相信。 而且，他继续说道，极少数的中国妓女倒是懂得要到外国医生那里求诊，但即使是这些人，她们“一般都不按时就诊，还没等到疾病痊愈，她们往往就不再继续就诊了”。总之，中医和中国人的个人卫生习惯都缺乏科学性、精确性，缺乏一个现代国家和国民所应有的决断。 亨德森关于脏的说法不仅限于中国人，而且延及其他的有色人种；他谴责上海那些“主要由马来人、黑人等等光顾的妓院”，认为它们在“所有各个方面都是最糟糕的”。亨德森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了1866年英国传染病法的启发，因此他提议妓女应该定期体检，并颁发健康证书。④但是，试图说服妓女自愿去做体检的努力却失败了，因为整个计划缺少资助，而妓女们也反对这样做。⑤ 1877年，一所性病医院（具备了对性病进行检查和治疗条件的医院）开业，对为外国水手服务的广州妓女（“咸水妹”）进行体检和颁发健康证明。⑥（亨德森建议，他的体检计划仅限于为外国人服务的62家妓院中的223名妓女，因为他觉得，要把另外1385名接中国客人的在册妓女也包括进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不明智”。）有效的体检需要一套复杂的程序，妓女需要在上海工部局登记注册，要发给她们带有自己照片的名卡，还要每个星期去体检，228并由医生在她们的名卡上盖章认可。妓女需要自己付名卡和照片的工本费。染病妓女的名卡要注销，直至她们被医治痊愈才许重新工作。治疗是自愿的，但如果妓女不报到，警方则要上门与其所在的妓院联系。如果妓女拒绝治疗，会审公廨将关闭该妓院。外国妓女可以豁免，因为她们被认为在询医问诊方面比较自觉，因此比她们的中国姐妹们要干净一些。⑦ 妓女们一开始不太愿意体检，但后来她们反而把注册登记卡当作招揽生意的招牌去获得商业上的好处，这就略微越出了这样一种新的注册控制办法的本意。⑧亨德森于1886年称性病医院是个失败，因为医院根本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本地妓女的需要，他建议要么扩大改进，要么干脆关门大吉。1900年，医院果然关门，体检转到一所新的性病医院，但体检的内容大减。⑨尽管医院运作的费用一部分是由从妓院老板们那里征收的捐税和罚款支付，但这笔钱仅占医院开销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余部分在1920年就让工部局开销了近５０００两银子。对一部分妓女的注册和体检一直延续到20年代，而有关体检能否帮助消灭性病的争论也一直在继续。 但这并不是殖民当局对花柳病关注的结束。1921年，设在伦敦的国家消除性病委员会东方总部向上海工部局提交了一份报告，促请工部局提供“对性病进行免费诊断和治疗的设施”。主要出于实用的目的，所建议的一些设施都是特别针对中国病人的： 考虑到外国人与中国人的联系日益密切，如果能保证外国人和水手中感染花柳病的人数持续下降，那么对中国人中感染者的治疗则也可以尽量地扩大。 报告还提倡进一步加强对全民的教育，包括在公共场所张贴告示，在报纸上刊登广告，放映《被毁的货品》、《路的尽头》以及《生的能力》等电影，还要在外国人中散发《如何战胜花柳病》一类的小册子。水手被认为是高危人群，他们应得到免费的治疗，应教他们在上岸期间如何健康地生活。委员会说，要警告他们“城里花柳病的感染率很高，229即使有执照的妓女也丝毫不能保证他们就能完全免于感染上性病”。最后，该报告建议，应完全废止娼妓业的存在。 此时的工部局正为颁发执照和禁娼运动的难以推行而一筹莫展，因此它对上述有关公共卫生方面的诸项建议，也只能就涉及外国人的部分作出回应。它回复说无法对每一个人都实施免费治疗，只能指派一名在性病领域有资历的医生作为卫生局长的助手，并开办了一个为已经感染性病的外国水手和穷外国人服务的免费诊所。至少是到1940年为止，工部局在总医院里一直设立了一个性病诊室，为外国水手和穷俄国人免费治疗，以使欧洲人避免在中国妓女那里受到传染。而这些措施均不涉及被中国嫖客包下的中国妓女。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九章 性病（三）
医学权威和专业性问题 对于在中国城市的传教团医院中工作的少量外国医生和在外国培训过的中国医生来说，花柳病是涉及公共卫生的一个主要问题。在这些医生中，许多人都在《中华医学杂志》上发表关于他们的工作的文章，该杂志的读者有医学方面的传教士、在华其他西方人以及在西方国家中资助这些医院的教会的成员。在通常情况下，该刊物每年都要刊登好几篇关于性病的文章，但在20世纪20年代和1929至1930年期间，由于禁娼运动的呼声较高而给了这个话题以较多的关注。尽管许多作者都是传教士，但作为专业医生，他们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谴责造成性病流行的社会道德环境。相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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