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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杂志，名曰《逆流》，意思是“以打倒高等华人、建设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朱自清对此应该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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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一多：激情的归途（1）
　　闻一多是太需要激情了，他不太喜欢太讲理性的东西，更厌恶繁琐的理论；他喜欢讲良心，诉诸于内在的良知，这就意味着他需要的是一种善恶分明的信仰/行动系统，一种既拥有终极价值的乌托邦理想、又具有简明实践品格的现实奋斗纲领。
　　关于闻一多，曾经是一门显学。由于毛泽东当年号召写“闻一多颂”，所以，所谓的“闻一多道路”——从自由主义者向革命民主主义者的转变，已经被众多的研究者谈论得太多太多，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一个经典性范本。然而，当今天回过头来重新细读闻一多的资料时，我依然为一连串的问题所吸引：罗隆基当年说过闻一多有“三变”：从20年代的国家主义者变为30年代的书斋隐士，再变为40年代的革命斗士，但在闻一多的内心，是否还有一些不变的因素，决定了他变化的走向？假如说“闻一多道路”真的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普遍归途，那么背后的动因又是什么？……我试图在众多的因素中寻觅，最后发现了一把解读的钥匙，那就是——浪漫主义激情。
　　浪漫主义激情的跌宕起伏构成了闻一多一生的主线：它从“五四”的狂飙运动中萌芽，在20年代与民族主义诉求相结合，形成热烈的国家主义情愫；30年代重返清华，激情为无尽的沉闷所困顿，暂时蛰伏在学术的象牙塔中；到40年代为国民党的腐败和复古所激怒，更重要的是为新发现的人民意识形态所激励，再次喷发出火山式的激情，浪漫主义最终找到了自己信仰上的皈依。
　　抓住了其浪漫主义激情的底色，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身在自由主义大本营的闻一多，最终皈依的却不是自由主义；推而广之，在意义系统解体、公共信仰发生危机的20世纪中国，急需重构精神乌托邦的知识分子无法通过自由主义解决自己的信仰危机，安顿自己的激情归宿，人民意识形态恰逢其会，为自己找到了一大批充满激情的精神信徒。
　　以下，我试图展现的，将是“闻一多道路”的另一种解读。
　　一、“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
　　（1899—1931）在19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闻一多出生了。世纪之交出生的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五四”有着割不断、理还乱的精神联系，他们是“五四”运动的精神产儿。1912年，十三岁的闻一多从家乡湖北考取了清华学校，一直到1922年毕业赴美留学，在清华足足生活了十年。这不是普通的十年，幸运的他经历了一个完整的“五四”，从新文化运动到爱国学生运动。闻一多以后所有的人生，几乎都可以在这段岁月中找到青春的线索。
　　根据张灏的研究，“五四”思想具有极其复杂和吊诡的两歧性：
　　就思想而言，五四实在是一个矛盾的时代：表面上它是一个强调科学、推崇理性的时代，而实际上它却是一个热血沸腾、情绪激荡的时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启蒙运动主知主义为楷模，而骨子里它却带有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识分子诅咒宗教，反对偶像；另一方面，他们却极需偶像和信念来满足他们内心的饥渴；一方面，他们主张面对现实，“研究问题”，同时他们又急于找到一种主义，可以给他们一个简单而“一网打尽”的答案，逃避时代问题的复杂性。
　　张灏的这段话，是开启闻一多转变之谜的钥匙。
　　“五四”既是一场理性主义的启蒙运动，也是一场浪漫主义的狂飙运动。如果说德国的狂飙运动是对法国理性主义的反弹，带有某种文化民族主义意味的话，那么中国的狂飙运动从发生学上说，却与理性主义并驾齐驱，是对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儒家思想的反叛。从谭嗣同的“冲决网罗”到李大钊的讴歌“青春”，都可以看到热血沸腾、情感奔放的浪漫主义对传统的背叛激情。闻一多身处这样的文化氛围，不能不受此感染。
　　闻一多是楚人，楚人多浪漫，且狂放不羁。这样的情感无疑是诗人的气质。闻一多对于诗歌是很早就喜欢的。1919年春天，他“决志学诗”，两年之内读遍所有古诗。不久，北京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清华园因为在城外，闻一多是到5月4日晚上才得知消息，他感到有一种无可名状的情感在内心膨胀，那时他还不会作诗，但似乎只有诗的语言才能将内心的情感释放出来。当晚，他兴奋地抄下岳飞的《满江红》，悄悄地贴到学校食堂的墙上，希望用诗唤起同学们的民族热情。
　　

闻一多：激情的归途（2）
他开始作诗了。当时白话文运动已经如火如荼，闻一多也以白话诗人的姿态崛起，很快就确立了自己在诗坛上的地位。“五四”是一个充满浪漫激情的时代，诗歌热得发烫。闻一多自负地认为，在众多新诗人之中，自己的诗在胡适、俞平伯、康白情之上，惟有郭沫若算是劲敌同上，第165页。。照他看来，“诗是被热烈的情感蒸发了水气之凝结”，诗人应该“跨在幻想的狂恣的翅膀上遨游，然后大胆引吭高歌”，所以，白话诗首先应该是诗，至于白话不白话倒是次要的。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闻一多最看重的还是浪漫的激情，那是诗的灵魂。胡适、俞平伯这些新诗人新则新矣，但都过于理性、节制，缺乏万丈豪情和狂恣的幻想，难怪闻一多对他们颇不以为然了。而视为唯一劲敌的郭沫若，是“五四”最富浪漫气质的激情诗人。闻一多承认：“我生平服膺《女神》几于五体投地，这种观念，实受郭君人格之影响之大。”当《女神》出版的时候，他热情洋溢地写了一篇诗评，称赞郭沫若的精神“完全是时代的精神——二十世纪底时代的精神”，这精神中有动、有反抗、有激越。闻一多说：
　　现在的中国青年——“五四”后之中国青年，他们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的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快塞破了，忽地一个人用海涛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这个人便是郭沫若，他所唱的就是《女神》。我们的诗人不独喊出人人心中底热情来，而且喊出人人心中最神圣的一种热情呢！
　　就这样，早在“五四”时代，闻一多本能地疏远启蒙阵营中胡适领军的理性主义，而将郭沫若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引为知己，自身也成为浪漫主义诗潮中的一员大将。这就为40年代以后的思想转变埋下了早年的伏笔。
　　由于反叛的对象是传统的纲常伦理，“五四”时代的浪漫主义带有强烈的自我扩张和个性解放意味。郭沫若在《天狗》中自豪地宣称“我是X光线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总量！”气魄是多么的宏大。闻一多也不甘示弱，在清华临近毕业时也喊出了“如今羲和替我加冕了，我是全宇宙底王！”这种气吞万象的个人意志张狂，对闻一多来说，有着鲜明的地域文化传统。闻一多出生在楚地，古代的楚国不仅诞生了屈原这样的浪漫主义大诗人，而且也出了一位躬耕自食、佯狂不仕的楚狂接舆。接舆的狂放是出了名的，闻一多对这位故乡的远古先人一直视为人格的楷模。在早年的诗篇《李白之死》开首，郑重引了李白的诗句：“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在青年闻一多的心里，颇有点将自己看作楚狂的精神传人。到40年代拍案而起，成为斗士以后，更是再三提到楚狂接舆，强调他的不合作和狂放精神。不过，在“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狂飙突进、自我放大还是主要受到欧洲浪漫主义、特别是尼采哲学的影响。尼采对闻一多的影响，是潜在的，又是深刻的，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在给别人刻的石印边款上，还特意刻了尼采的一句话：“每个诚实的人的足音是响的。”不过，“五四”时代的浪漫主义很快就从自我扩张走向了另一面：与某种群体性的献身目标相结合。作为一种反抗传统伦理价值的社会思潮，“五四”的浪漫主义有打碎一切偶像的诉求，然而一旦旧的偶像被抛弃，价值信仰系统出现了真空，浪漫主义却无法自我填补这一真空，因为它只是一种情感的狂飙，一种意志的冲动；它有足够的破坏力，而缺乏建构新信仰的理论架构。正因为如此，浪漫主义较之理性主义更不自信，更需要一种外在的新偶像，作为激情的依附对象。自我崇拜、自我扩张当然是一种选择，但“个人”却无法提供超越性的乌托邦，提供足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价值，于是只能到各种“群体”之中去寻觅：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某一阶级，或者是某种更抽象的善的共同体（如新村主义），等等。
　　闻一多选择的是国家主义。中华民族，成为他激情投射的最初对象，成为青春时代的新偶像。民族的情感，最初是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播下的，但那时还不那么炽热，从他出国留学前所写的诗来看，也印证了这一点。“五四”知识分子虽然有民族主义的诉求，但他们的情怀毋宁是世界主义的，相信有一种普世的、人类的、大同式的现代文明的存在。然而，一旦他们真的出国，置身于西方的文明世界，就会发现那个世界对东方民族是多么地歧视，多么地不讲平等，于是刺激起中国留学生强烈的民族情绪。不管原先在国内是愤世嫉俗还是超凡脱俗，到了国外几乎无一例外地成为了热烈的爱国者。闻一多在美国的三年，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岁月，他感受到的异乡感和屈辱感是那样地强烈，以至于他出国后所作的大部分诗篇都充满了对祖国的狂热依恋。闻一多学的是艺术，他不懂政治，也没有理论，仅仅凭着炽热的情感，认定爱国这一死理，甚至到了偏执的程度。一起留美的清华同学潘光旦当时已经改学优生学，闻一多严肃地警告他：“你研究优生学的结果，假使证明中华民族应当淘汰灭亡，我便只有先用手枪打死你！”
　　

闻一多：激情的归途（3）
……
　　　。　想看书来

吴晗：可怜一觉开封梦（1）
　　吴晗对于他所信仰的事业的确是忠心耿耿，然而，一个知识分子的忠诚感，一旦失去了清明的个人理性和独立思考作为学理的资源，就有可能是一种海瑞式的愚忠，甚至比海瑞都不如。
　　讲到“文化大革命”，就不能不提到《海瑞罢官》，而《海瑞罢官》，又是与吴晗的名字分不开的。一个人与一出戏，竟然成为一场历史浩劫的导火线，在多灾多难的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不多见的。
　　吴晗被历史学家们公认为是悲剧性的人物。不过，时下的一些研究，将吴晗的悲剧仅仅解释为一场政治阴谋的牺牲品，就“文化大革命”的整体而言，也许是这么一回事。但就吴晗个人来说，似乎应有更深的蕴味。与“三家村”中其他两位文人邓拓、廖沫沙不同，吴晗并非左翼出身，原先不过是一个远离政治的象牙塔中人。一个一度为胡适所器重的明史专家，为何以后会弃学从政，以至于自觉地迎合政治的需要，去写最后招来杀身之祸的《海瑞罢官》——这里，或许蕴藏着吴晗人生悲剧中更深沉的一面。
　　30年代初，当吴晗还是清华历史系学生的时候，他已经被史学界视作明史研究中年轻的希望之星了。这来得颇早的学术名声，除了吴晗个人的史学天赋之外，不能不感谢当年中国公学时期的校长、恩师胡适先生的慧眼青睐。一篇考证扎实的论文《西汉的经济状况》以及《胡应麟年谱》，使胡适相信这个来自于浙江义乌乡村的穷学生，是大有潜力的可造就之才，他亲自作函给清华校长，请求给予吴晗以特殊的关照；以后又拨冗回吴晗一长信，建议他“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专家”，并授之以治学的秘方。
　　那个时候的吴晗，也对得起适之先生的一片苦心。清华求学三年，吴晗在学界风头甚健，又是发表《胡惟庸党案考》等学术力作，又是担任《清华周刊》文史栏主任，又是筹办史学研究会，又是出任郑振铎主编的《文学季刊》编委，吴晗的学术才华和组织能力众所公认。到1934年毕业，傅斯年和蒋廷黻都抢着要这位才华横溢的学界新秀，清华破例将这个没有留洋经历的本科学生留校任教。吴晗在中国最高的学府取得了一席之地。
　　吴晗：可怜一觉开封梦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不难想象，假如沿着学者的道路走下去，吴晗在史学上的成就也许不在胡适的其他几个高足，如顾颉刚、傅斯年、罗尔纲之下。除了胡适，当年影响吴晗学术风格的，还有清华诸师长蒋廷黻、雷海宗、陈寅恪、张荫麟等大家。胡适教会吴晗的，是考据学，蒋、雷二人，教导他治史还必须运用综合研究方法；而介乎于师友之间的年轻才子、史学家张荫麟则启发吴晗，史学作品要文采斐然。另外，陈寅恪的考据方法对他的影响也非同一般。因为博采众长，而且一开始就有方法上的自觉追求，吴晗本来是大有希望为中国的现代史学提供一种新的范型的。
　　可惜得很，吴晗所处的时代，并不是一个能够让学者们坐在书斋里安心治学的时代。几乎就在他考取清华的同时，“九·一八”的隆隆炮声就从东北方向隐隐传来，令人揪心，令人不安。在吴晗的性格中，有沉得下心的内向一面，但也有骚动不安的外向一面。就在人们以为吴晗潜心学问的时候，他那充溢着良知和热血的心灵深处，却隐藏着难以言状的苦闷。在胡适留在大陆的大捆来往书信中，保留着一封颇有价值的吴晗来信。在信中，吴晗以令人惊讶的激烈语调抨击了在国难面前“卑鄙无耻、丧心病狂的政府”和“麻木不仁、浑浑噩噩的国民”。他悲愤地说：“看着人家出卖你的父母兄弟，听着若干千万同胞的被屠宰的哭声，成天所见到的消息又只是‘屈服’、‘退让’，假使自己还是个人，胸膛中还有一点热血还在着的时候，这苦痛如何能忍受！”
　　这是一个热血青年发自内心的痛苦，这痛苦几乎贯穿了吴晗的半个人生，以后他的种种变化都可以从中找到端倪。“五四”以后的中国知识分子，通常同时具有两种关怀，一种是与自己的专业志向相联系的知识关怀，另一种则是与知识分子普遍良知相关联的社会/政治关怀。比较起来说，前一种关怀比较“现代”一些，那是要等到“五四”以后，知识分子作为一种独立的职业群体出现以后才产生的；而后一种关怀则源远流长，是中国士大夫独特的精神遗产和历史传统。如果处于太平盛世，像吴晗这样具有学术天赋的学者，本来仅凭明史这门专业就足以安身立命。但他偏偏身处乱世，知识分子内心那普遍的良知不可能不折磨他。在危机四伏的现代中国，一个学者欲潜心问学，是要付出一点代价的。不仅要有“隔离的智慧”，而且还要有点“学者的自私”。但年轻的史学家吴晗纵然有“隔离的智慧”，却不能强迫自己心如枯井，漠然世事。他毕竟是有良知的。良知使他痛苦，又不知何去何从，这等于承担了双份的痛苦。无奈之中，只能向自己所信任的恩师求助，希望胡适能够指点迷津。
　　

吴晗：可怜一觉开封梦（2）
胡适究竟有何回复，如今已无从查考。但几个月以后，胡适在《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文章中，教导学生在国家蒙辱的关头，更要有科学救国的信心这一番话，不妨视作对吴晗的间接回应。看来吴晗是受了一点胡适影响的，他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杂文，就嘲笑了学生进城搞爱国运动是“一窝蜂”和“赶时髦”。不过，不介入政治运动，并不意味着吴晗内心风暴的平息，只不过换了一个方式，在书斋内部，通过读书和治史，缓缓发泄而已。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吴晗所选的一些明史题材，多少与内心未实现的那一层社会关怀相关，比如《胡惟庸党案考》考证的是明朝初年朱元璋为独揽国权，迫害宰相胡惟庸而制造的特大冤案。作为一个明史专家，他最敬佩的是明末那些有骨气、有气节的东林党人。1933年春，吴晗在旧书摊觅得一册描写东林党人与阉党斗争事迹的《碧血录》，激动地在书后写道：“读完此书，胸中不知是甜是辣，因想及自己将来如何死，若死在床上则未免太笨拙，最好是自己作一主意，想一洒脱干净死法，活得不耐烦，便撒手告别，岂不快哉！”尽管是一介书生，吴晗的内心还是有一点壮烈情怀的，东林党人，这大概是他心目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充满正义和良知。虽不能至，仍然心向往之。吴晗从学者到斗士的转变，自然是后来40年代的事，但在30年代初他的安身立命之中，已经可以找到若干潜因了。傅斯年曾经对胡适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