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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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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者的坦克终于开进了北平，叶公超随西南联大转移到了昆明。时局越来越危险，教授的生活待遇也日落千丈，享受惯安逸的叶公超有点受不了，经常发牢骚说：“还不如去从政呢！”不过，以文人的清高，不是一个芝麻绿豆官就可以屈就的，即令出山，也要待价而沽。所以叶公超又半开玩笑地补充说：“我要足够大的官才做。”
没有想到，一个偶然的事情竟然令玩笑成真。叶恭绰当年有一件西周的青铜器：毛公鼎，上面刻有传世青铜器中最长的铭文。抗战爆发，叶氏躲避香港时，来不及带走，留在了上海。叶妾潘氏欲侵吞这件国宝。叶公超衔叔父之命赶赴上海处理。日本宪兵接潘氏密告，突击搜查叶宅。国宝没有找到，倒查出手枪两支。叶公超因此而被捕入狱，刑讯逼供，又是鞭笞，又是灌辣椒水，吃足了苦头。叶公超虽然是一介书生，性格倒是外柔内刚，就是死不开口。最后由其兄具结作保出狱，携毛公鼎秘密逃到香港。就是这次入狱，种下了叶公超对日本人仇恨的种子，他再也无法平静地回到校园教书，惟愿只身贡献抗战。他的朋友、时任国民党###副部长的董显光博士趁机动员他出山，为国家服务。就这样，叶公超决然告别了学界，步入了仕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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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公超：误入宦途侯门深（3）
从小小的国际宣传处驻马来亚专员起步，短短几年间，叶公超平步青云，官运亨通：欧洲司司长、外交部次长，直至外交部长。英语好、交际能力强自然是本钱，同时也与最高领袖的赏识有关。当年的蒋介石虽然是行伍出身，却不妒忌学问比自己大的知识分子，很是重才。只要有才，还是可以在政府中冒尖。
叶公超在学校是一副名士派头，他将名士派头同样带进了官场，豁达、开朗，不拘小节，令外交部气象一新。他放手让副手和部下工作，笑呵呵地公开宣布：“我一天只看五件公文，其他的都不必送上来了。”部长当到如此潇洒，大概也无出其右了。
然而，官场真的是那般好混，真的如像清华北大一般是名士的伊甸园？叶公超未免太天真了。作为一介书生，他只知道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哪里懂得官场的尔虞我诈，政治的曲折复杂。何况，在一个专制者手下打工，处处要仰人鼻息，看主子的脸色。叶公超纵然从小八面玲珑，毕竟是大户人家出身，免不了骨子深处的贵族傲气。他自称做人的座右铭是“见大人则藐之”，然而在官场里面，有些大人你是藐不得的。谁藐谁就受气。叶公超官场二十年，究竟受了多少气，谁也不清楚，只有他的部下和女人略知一二。在外交部工作的人，都知道只要叶公超被蒋介石训斥以后，回到部里必定训斥司长。有人回忆当年的叶公超说：“他的脾气一天有如春夏秋冬四季，你拿不准去见他时会遇上那一季，大家凭运气，可能上午去看时还好好的，下午就被骂出来。”这是专制统治下的悲哀：见了狮子是羊，见了羊是狮子。做官不如狗呵。
在叶公超担任台湾国民党外交部长期间，应该说他是为蒋立了大功的，保全台湾性命的两个重要条约：《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和《台日和约》都是他任上签订的。但这又怎样呢？功劳永远是领袖的，是领袖领导有方，奴才永远只是奴才。假如自不量力，恃才傲物或功高震主，反而招祸。
1958年，叶公超外放，担任驻美大使，本以为可以自由一些，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现代的领袖独裁统治，远远要比古代的专制厉害，纵然远隔重洋，依然是蒋手中的牵线木偶。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掌心。三年以后，因为外蒙加入联合国问题，叶公超成为美国与蒋之间的受气夹板。蒋尽管碍于美国主子的面子，勉强同意弃权，但这口鸟气却撒在叶的头上。叶公超被急召回国，一下机场，他被冷冷地告知：将另有安排，你就不必再回美国了！不久，发表他为政务委员，如同一件被主人玩厌的古董一般，被闲置起来，且剥夺了出国的机会，实际上形同软禁。行政院开会时，别人都来去自由，叶公超呢，哪怕上一个厕所，都有人贴身陪同，名曰“保护”！
……
金岳霖：走出阁楼之后
小阁楼中的金岳霖毋宁是理性的、清醒的。当他走出阁楼，投身政治的时候，那理性似乎就消失了，代之的是一种喷薄而出的激情。这激情在金岳霖内心蛰伏很久，以前被压抑着，如今一旦被解放出来，心情就异常地通畅，精神也分外地亢奋。
在现代中国，真正称得上有自己体系的哲学家，金岳霖可以算一个。他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先后完成的《逻辑》《论道》和《知识论》，从方法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构建了一个完整的金氏哲学架构。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解放以后金岳霖对自己的哲学作了全面的否定，而且是那样地彻底，即使到80年代，至死都不曾后悔过。金岳霖的变化，自然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成功范例。国外一些研究者在论述思想改造运动时，多强调其外在强制的一面。但“强制说”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50年代，有那么多的知识分子虽非自愿、却是如此自觉地接受改造，而且，越到后面，越显得心悦诚服。金岳霖就是“强制说”无法破译的反常个案，他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历史之谜。
近年来，有关金岳霖的回忆和研究，陆陆续续出版了一些。在那些语焉不详的记忆断片之中，我们是否能够找到那条通向谜底的幽径呢？
解放前的金岳霖，按照他的知识出身，属于英美派自由知识分子。1914年从清华学校毕业，留学美国，六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一般研究政治学的，往往对参政有浓厚的兴趣，像王世杰、张君劢就是如此。但金岳霖回国之后，发现国内政治黑暗得一塌糊涂，他既无力改变社会，也不想被社会改变，遂从此不问政治，一头扎进形而上的哲学世界。在清华园里，他是一个近乎不食人间烟火的怪物，整天沉浸在他自己抽象的逻辑世界中，为心中的挚爱林徽因女士终身不娶，家中除了书，就是一只与他同食一桌饭的大斗鸡。浪漫、风流而率性，视名利若粪土。冯友兰说他有魏晋风度，很像大玄学家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可谓一语中的。
尽管超然物外，也不是对现实世界一点没有感觉。至少，道义上最起码的好恶还是有的。他看不起国民党，起先是因为不抗日，后来是由于太腐败。到40年代后期，整个清华园越来越激进，金岳霖也多次在教授们抗议国民党暴政的联名信上签名。到1948年年底，解放军围住了北平城，蒋介石派专机接清华、北大的名教授们南下。胡适、梅贻琦两位校长为盛名所累，很不甘心地抛下学校走了，陈寅恪也因为“不赞成俄国式的共产主义”而南下广州。金岳霖也面临着一个何去何从的两难选择。他不想替蒋介石陪葬，更不愿到国外做白华，对共产党也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有自己的正统观念，但到王朝末年，政治腐败到不可忍受的时候，也往往愿意接受来自社会底层的改朝换代。最后，他决定留下来，理由是共产党毕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者，还是可以接受的。这想法在当时颇具普遍性，一般教授都觉得又不是日本人入城，自己是搞学术的，再怎么样，学术自由总还是有。
低调的期待，反而有了意外的收获。共产党不是李闯王，所率领的军队也不是一批乌合之众。他们有信仰，有纪律，也有文化。刚刚解放的清华园，目击者的传说不胫而走：“###纪律极好，不扰民。见老百姓称呼老大爷、老大娘……”，金岳霖想必也有所闻。不过，真正触动他感觉的大概还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亲身经历的事情：解放军在准备攻城之前，奉毛泽东亲自起草的急令，特地找来请求他们在地图上标出北平重要的古建筑，以便攻城时避免炮火。解放军走后，梁思成、林徽因两人激动得紧紧拥抱，欢呼懂文化的“义师”来了！以金岳霖与他俩的亲密关系，梁、林的感情变化不会不影响到他。再比较蒋介石派飞机到解放了的清华园来投炸弹，政治天平开始向一边倾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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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1）
即使走出了象牙塔，站在十字街头，朱自清依然不喜欢狂热，依然愿意保持理智的清醒。他开始全面接受一种新的思想体系，但并不愿无条件地皈依它、信仰它；他的内心依然笼罩着难以驱散的虚无，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以为从此找到了光明和真理，从此就那样乐观与自信。
朱自清留给历史的，似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形象，一个是写了《背影》《荷塘月色》这样经典名作的白话散文大家，另一个是毛泽东亲定的“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的“现代伯夷”。我知道，这两重形象一个代表着朱自清的早年，另一个象征着他的晚年，但我依然被他们之间的巨大反差所疑惑。我总是想寻找两者之间的某种关联，不想以习以为常的“转变”二字简单地搪塞过去。
在他去世前八个月，朱自清曾经写过一篇《论不满现状》的杂文，在最后谈到像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的现实境遇：
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大家一同苦闷在这活不下去的现状之中。如果这不满人意的现状老不改变，大家恐怕忍不住要联合起来动手打破它的。
象牙塔与十字街头，在现代中国话语中，是两个众所周知的隐喻。朱自清当了二十年的清华资深教授，是标准的塔中之人。像他这样的自由知识分子，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潮流，推动着他走向十字街头，加入扭秧歌的人群？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内在驱力，促使他改造思想，自觉地从“知识阶级的立场”到“人民的立场”？以前的研究多是从时代的外部因素分析朱自清的“转变”，但我以为，朱自清的“转变”是内在的，有其自身的思想背景，那就是从“五四”时期播下的民粹主义种子。
朱自清：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大时代中的知识人理解了朱自清的民粹主义思想背景，就理解了他的“转变”并非突如其来，也就可以理解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变得日趋激进，理解为什么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实际上从40年代末就已经悄悄地开始。
一、“五四”时期的民粹洗礼
在现代中国知识群体之中，有两类影响比较大的知识分子，一类是自由知识分子，另一类是民粹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并非实际意义上的思想或政治派别的划分，而仅仅是一种粗线条的类型学意义上的区别。顾名思义，他们分别受到了现代中国两种极有势力的社会思潮的影响，一种是自由主义，另一种就是民粹主义。这两种思潮，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就几乎同时出现在中国，深刻地影响着知识界的思想政治取向，主导着知识群体的分化。
民粹主义思潮在中国虽然不像俄国那样有比较独立的、充分的发展，但依然有其不可忽视的潜在动能。民粹主义（POPULISM）亦可翻译为平民主义，从广义的角度看，是指“与农村小生产者在现代化中面临的问题相关的众多运动和理论。这类运动常常把农村生活中的社会传统理想化，想在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和官僚社会主义两极之间走一条温和的中间道路”。按照顾昕的研究，中国的民粹主义，与世界各国的民粹主义一样，具有知识庞杂的特征，有无政府主义的劳动主义、卢梭人民主权论式的民主思想以及俄国民粹主义的意识形态。民粹主义者们寻求通过社会改造，以建设一个社会公正与平等的新秩序。中国的马列主义在诞生之时也受到了民粹主义的知识滋养。不过，民粹主义在中国始终没有发展成一种独立的、有着自己鲜明旗帜和主张的社会思潮，而是作为一种隐性的、又相当普遍化的精神要素，深深地渗透到除自由主义之外的众多流派与群体之中，比如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化的马列主义，鲁迅、郭沫若等左翼激进知识分子，梁漱溟、陶行知、黄炎培等乡村改革派，以及一大批温和的、具有本土色彩的平民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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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从象牙塔到十字街头（2）
朱自清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民粹知识分子，比较确切地说，他应该属于具有民粹倾向的自由知识分子。朱自清出身北大，他是新潮社的成员。“五四”时期北大的两大学生社团新潮社和国民社，前者比较具有自由主义色彩，后者更多民粹主义倾向，但在当时这两大思潮都是属于西方的新学，一般知识分子都同时经受了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双重洗礼，他们暂时没有能力将二者加以选择和区别，因此新潮社的成员在“五四”时期也往往具有朦胧的民粹倾向。比如，在《新潮》第一期上，罗家伦就发表文章，认为20世纪的浪潮将是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它将使民主战胜帝王、平民战胜军阀、劳工战胜资本家。朱自清也是这样。因为对新文学、新文化的兴趣，朱自清参加了新潮社，但他与国民社的成员尤其是邓中夏的关系也不错。在民粹主义的思潮鼓荡下，1920年3月北大成立了以国民社为骨干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以“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自觉心”。新潮社的一些成员也参加了，朱自清更是成为其中的活跃分子，担任讲演团的第四组书记，到城里和郊县四处作讲演，向平民大众解释“平民教育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纪念劳动节”、“我们为什么要求知识”等等。
“五四”时期的青年学生是激进的，新潮社的激进表现在文化变革上，而国民社的激进表现在社会改造上。但朱自清却是温和的。与他一起编过《新潮》稿件的孙伏园后来回忆说：
佩弦（朱自清的字号——引者）有一个和平中正的性格，他从来不用猛烈刺激的言词，也从来没有感情冲动的语调。虽然那时我们都在二十岁的年龄。他的这种性格近乎少年老成，但有他在，对于事业的成功有实际的裨益，对于纷歧的异见有调解的作用，甚至他一生的学问实业也奠基在这种性格。
温和的不仅是性格，还有他对各种主义和流派的宽容和兼容并蓄。在这一点上，朱自清很像他的老校长蔡元培先生。无论对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是西方新文化，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粹主义，朱自清都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加以吸取。作为一个诗人、散文家和学者，朱自清的知识结构是庞杂、多元的，因而也具有多种发展的可能。即使以后新文化运动分裂了，知识分子分化成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两大阵营，朱自清依然与各家各派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不仅仅因为是性格的中庸，更重要的是他思想底处的杂色——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兼而有之。因此，无论与后来成为激进的革命者邓中夏，还是与新潮社的其他自由主义成员都可以找到部分共同的语言。他是一个在自由主义与民粹主义边缘行走的知识分子。
1925年，朱自清经新潮社的好友俞平伯的推荐，回到北京，进入清华中文系教书，一直到死都不曾离开过清华。清华、北大、燕京等北京的高等学府长期以来是自由知识分子的大本营。在这些国立或教会大学里任教的教授们，大都从欧美留学归来，享受着优裕的工资收入，呼吸着自由的学术空气，很容易形成一种自由主义的思想氛围。这样的环境，对于朱自清来说，自然是很感亲切的，也对他起到了某种潜移默化的作用。不过，在清华园里，居于主流位置的是那些留学西洋的“洋教授”，而像朱自清这样没有啃过洋面包的“土教授”，即使是北大名牌出身的，也总是有点被人看不起。反过来说，朱自清他们也看不惯那些“洋教授”身上的贵族味。他的清华中文系同事、东南大学毕业的浦江清，因为讨厌徐志摩一类西化教授的“滥情”与“肉麻”，甚至提议办一个杂志，名曰《逆流》，意思是“以打倒高等华人、建设民族独立文化为目的”，“逆流者，逆欧化之潮流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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