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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黑皮书-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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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小和：可是民生方面也并没有做到最好。
刘晓光：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没有真正做好准备，没有将这个机会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当年日本有个拓殖银行，在美国经济不行的时候，日本有一段时间很活跃，鼓励大量企业进军世界市场。
苏小和：就是进行海外扩张，那个时候日本几乎用10年时间就把美国市场占领了。
刘晓光：后来也有学坏的企业，叫“五鬼搬运”。比如你给我10亿美金，建一个球场或者酒店旅游区，当拿到10亿美金之后就被当做利润，后来就亏损、工程烂尾，也出现过类似的一些鱼龙混杂的现象。
刘晓光的历史观（14）
苏小和：日本经济也有这样一个问题，也是政府主导太过了。
刘晓光：一个是政府主导，一个是银行与企业高度相关，另外企业负债率很高。像韩国一些大企业，最高是350％的负债率，我们的企业70％负债率就算比较高的。这个还是应该上升到国家战略角度，秘密地组织一些“国家队”或者很好的民营企业，有目的、有战略性地去占领资源，因为我们将来还会面临人多、地少、资源少的局面。
苏小和：但是这个4万亿投放下去以后，全在国有企业里面，民营企业在消解，私有企业在萎缩。
刘晓光：投资的国有企业主要集中在铁路、电力、基础设施、交通、能源等领域。大批国有企业并没有拿到钱，比如我们就基本上没有。
苏小和：但是这种资本固化到能源、交通等领域以后，会对下一个阶段经济产生一种很大的伤害。
刘晓光：对，就像是一共有5个馒头，把那3个都给特定几个人吃了，其他人就没的吃了。另外，会导致产能过剩，很有可能越是振兴越会过剩，这里面临结构调整的问题。
苏小和：所以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结构调整和转型的机会。
刘晓光：是重大的结构调整机会，是第四次产业革命的一个新起点。我们能不能抓住世界性的资源整合？能不能占领并抓住这个历史机会？你看美国银行的股票6块钱变成13块了，花旗从1块钱变成5块了，这其实都是最好的资源。还有金融资源、矿产资源、水资源、林业资源，包括农业资源的机会，当时都是一个最好的时期。但是现在再去跟人家谈就不一样了，他们基本上活过来了。
其实，现在中国的企业家还是应该有一种共同的声音，要有改革的愿景、改革的愿望，要有这种声音。
苏小和：由企业家形成一个非政府组织，然后发出一种声音。
刘晓光：一种声音就是改革的声音、开放的声音、市场的声音。现在很多东西走不走市场化道路还是一个问题，要改革、要开放、要进一步市场化，可能要有这种声音。因为如果不改革，改革动力没了，基本上就要倒退了。如果你的GDP很高，社会上歌舞升平，但是改革动力没了，那你就可能在这个阶段停滞不前了。那么改革什么？这当然是更具体的问题了。还要不要产权制度改革？要不要建立真正的治理结构？一个企业，不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应该有一种什么样的动力机制？如何与世界接轨？这都是比较大的问题。否则，我们总是觉得自己过得很好，一片光明，认为国有企业利润很大，实际上这些数字掩盖了很多东西。
苏小和：刚才你讲的关于转型、绿色革命的话题，让我们很警醒。
刘晓光：现在我们在重压之下。在参加夏季达沃斯之前，幸亏我看了两万多字的资料，做了充分的准备。我说中国是渴望绿色的，中国政府做了很大努力，中国企业也做了很大努力，我们都做了什么样的事。在对话过程中，我突然发现一个问题，美国、英国企业家他们个个对绿色革命都有很深的研究，而中国企业家在这场论坛上几乎没人发言。幸亏我提前做了准备。这种压力我们是逃不过的。
苏小和：如果不转型我们又将处于产业链最底层，成为别人的附庸。
刘晓光：美国人很聪明，先制定交易价格、交易标准，再制定交易时间表，然后开始打压你，让你买他的技术、设备。这次产业革命他们又占了先机，咱们总让发达国家给我们技术，但他们怎能把这些知识产权给我们？那些环保技术都是很高级的，他们根本不会给中国。
柳传志的忍耐力（1）
柳传志，江苏人，1944年出生，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联想集团非执行董事，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联想投资、融科智地、弘毅投资董事长，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副主席。曾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全球25位最有影响力的商界领袖”之一。
在一个有高官在场的某会议上，一名经济学家对我说，中国的企业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有官方背景的企业，一类是暂时没有官方背景、但在努力寻找后台的企业。这样表述的时候，经济学家抬起头看了看身边的柳传志，笑着说，联想应该是一家有官方背景的企业。
年过60的柳先生终于掩饰不住自己的愠怒，他侧过身体，盯着经济学家的眼睛问道，你说我们到底有什么背景？一个卖PC的企业，又需要什么了不得的背景？
作为一个旁观者，我忽然对老迈的柳传志先生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如柳先生所言，今天的联想控股尽管有着显赫的影响力，但它涉及到的相关产业，的确都在完全竞争的行业之中。比如联想集团，不过是一家基于PC品牌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公司；神州数码不过是专做国外大的产品品牌代理业务和软件业务的公司；联想投资的高科技领域、风险投资和弘毅投资的并购投资管理，以及融科智地的房地产开发，都是基本上没有政策门槛的行当。
换句话说，柳传志可以进入这些领域，浙江温州或者福建泉州任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商人一样可以进去，并能迅速成为柳传志的竞争对手。
但两类企业的制度性格局却反差惊人。比如温州的奥康，王振滔以3万元起家，今天已经积累到近50亿的资产。如此庞大的财富，其产权当然仅仅属于王振滔，别人无权置喙。如果有人要想拿到奥康的股份，必须腰缠庞大的资本，方可展开沟通。柳传志的格局当然远远不如王振滔。今天的联想无论有多大的盘子，其大股东必然是中国科学院。几年前，联想当然有过产权意义上的改制，柳传志和他的管理团队由此开始持有一定数量上的股权。但无论如何，今天的联想，依然是一家以国有体制为主导的股份制公司。
现在的局面显然是由于一些常识的缺席，比如企业产权的自然人性质最终将决定企业的发展能力；比如企业创始人制度和创始人期权制度的建制不足会导致企业的价值模糊；还比如，可能正是抽象的国有股权占据了企业的重头，企业的内部才会滋生严重的官场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内耗将因此损伤企业的发展。但人们的观念，甚至是主流观念，并不认同上述常识。他们会将一家国有企业产权制度上的革新解读成分配不公和国有资产流失，甚至解读成企业家的贪婪。
以柳传志做事的气度，他显然是想要突破这样的困境。之间的可选项不在少数，比如尝试着与一家有资本实力的金融企业合作，通过并购的方式稀释掉联想占大多数份额的国有股份，并最终导向清晰的企业自然人产权体系。
但阻力看上去可能比计划更让人望而生畏。联想的产权改革，必然要取得中科院、国资委甚至是更加高端的管理部门的一致同意，同时，还要接受主动并购企业的上级监督管理部门的认可。
某种意义上，这正是今日联想不能回避的困境，也正是我们要对柳传志先生报以同情的地方。
柳传志的忍耐力（2）
最近10年来，为什么在完全自由竞争性领域发展的大量国有企业，纷纷完成了清晰的产权制度改革，联想控股也一直在完全竞争的领域发展，但直到今天为止，其股权结构中，非自然人的国有股权还占据主要位置？
为什么诸如联想这样的中国企业，会在管理上大面积复制中国的官场文化？这包括了一定程度的个人崇拜、信息不透明、员工的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缺失、资源内耗严重等等。
为什么诸如柳传志这样老资格的企业家，到今天为止仍然没有完全企业产权意义上的进步，而继他们之后上场的新兴企业家，比如1992年下海的一批官员和知识分子，如陈东升、潘石屹、冯仑等人，不仅逐渐成为今天中国企业家的主流，而且比较圆满地构建了合理的现代企业制度？
李鸿章曾经说过，若旧法有用，国家振兴早已完成，何待今日？今天有一种观点，中国企业30年来取得醒目成就，主要是开放国门，向西方企业学习技术，而大量国有企业的制度性建设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到位。到今天为止，国家能力驱动经济发展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方法论，国有企业仍然是这个国家建设的主流。正是在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家一方面必然要坚持企业的市场化创造，一方面却又不得不做出必要的妥协。两种路线之间，柳传志和他的同行们备受煎熬，多少激情化为乌有。
站在柳传志个人的角度，我们可不可以说，由于我们忽略了老一代企业家在产权意义上的基本诉求，因而最终导致了这样的局面：我们有改革开放30年热气腾腾的经济态势，有令人瞠目结舌的外汇储备，却很难找到一家能够呈现国家形象的大好企业。美国有通用、微软，德国有大众，日本有丰田，连韩国都有三星，中国有世界影响力的企业是哪个？是中石油么？是联想么？
我相信柳传志的烦恼就在这里。他比谁都懂得这样的格局形成的原因，但是以他的性格，以及他背后绵延不绝的文化，他最终只能选择妥协和忍耐，以及忍耐的间歇掩饰不住的牢骚。
联想的制度建设有点歪打正着
苏小和：我是一个自由经济市场言论的言说者，而你则是一个市场竞争和自由经济的行动者。一直以来，对联想我都有点抱不平。这么多年来，联想一直立足于一个完全竞争的行业，这种竞争不仅仅在国内，而且遍布全球，但直到今天，联想依然不是一个产权清晰的、完全的私营企业。它是一个股份制企业，国有股占到大头，这在制度上无疑会影响到创始团队的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它的未来发展。为什么会这样？作为当事人，你怎么解释并解决这一现状？
柳传志：在中国，这些都得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企业创办之时，如果国家投资20万，那么这个企业就会成为一个百分百的国企，而如果这个国企本身恰恰又属于国家资源，国家进行了大幅度资金投入，那么，这个企业的管理层、企业的技术人员想要实现个人持股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这个企业是以高科技企业性质起家，又属于轻型结构，国家对它的投入很少，那么企业的发展就得完全依靠自身的努力。什么“是靠自己”呢？1984、1985年的时候，人们给民营经济下了个定义，大概叫“四自”：自筹资金、自由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这也是“靠自己”的内涵。这里面最关键的一点是自筹资金，那为什么叫自筹呢？那个年代，谁都没有钱，企业要想发展都得自筹资金。。 最好的txt下载网
柳传志的忍耐力（3）
在联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科学院只在创办之初投入了20万，之后再也没有追加过投资，但企业的发展不可能仅仅依靠20万，而缺口部分就得自己想办法，包括贷款。那时的贷款完全是信誉贷款，其中也有很多偶然机会，我们向银行展现了自己的信誉，有鉴于此，银行给我们的贷款数额越来越大。另外，完全自负盈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以股份的形式奖励这一批历经千辛万苦的员工也是应该的。但在当时那个年代，这些事情无法说清楚。1987、1988年的时候，一个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小组对四通进行考察，希望将四通作为股份制改造的典型，若干个今天的大牌经济学家如吴敬琏教授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实际上这根本不可能做到。1989年“*”风波发生，考察结果是四通被定位为典型的走资本主义道路，而四通也成为资本主义的摇篮。因此，这在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可能。因此，那个时候我们对此根本没有理会，只是忙着干自己的活，从来没有想过这方面的事情。
1993年前后，企业发展逐步走上规模，其中也遇到了很多坎坷，除商业风险外还有一些政策风险。什么是政策风险？当时，中国依然采取计划经济下的法律制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要想办市场经济的事，难免要打一些擦边球，这就承担了一定的政策风险。以人民币和外汇为例，如我们联想这类企业，需要购买海外的某些元器件才能组装机器，但我们又是计划外企业，没有国家分配的外汇额度，于是就有了所谓的市场。在这种市场上，物品价格高昂，严格来说它还属于犯法行为，但企业如果不冒险，它也就无法生存与发展。国家不给现款，但当政府过问此事时，你就必须承担责任。比如贷款，就要承担一定的商业风险。现在的人都很清楚自身的价值所在，因此对我们那个年代的阶级斗争根本无法理解。在科学院工作的那段时间，做出的科学成果无法实现产业化，心里总觉得憋屈，当这样的机会出现时，就只想着如何做得更好。其他的东西，如所有权问题则根本未曾想过。当时我拥有的仅仅是管理权，而我也有着一种强烈的要干活的愿望，联想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做起来的。
到了1993、1994年，国家的相关政策进一步放宽，联想也越做越好，但这个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挫折。那个时候，也开始思考所有权的问题，觉得这确实有些不合理。责任与压力都由经营者承担，利润则全部上交国家。因此，我们找了科学院当时的周院长，周院长是个非常开明的领导人，对此表示理解。他说，我们坚决支持员工持股的做法，也希望员工能拥有股份，但科学院只是股东，不能对此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权在国有资产管理局手中。对这他们肯定不答应，因此我变通了一下，就是奖励你们35％的利润，即每年利润的35％归联想的员工。对于这个建议，我表示赞同。这个比例为什么是35％呢？这也是之前我们自己提出的，30％太少，40％或50％又怕通不过，想了半天，最后还是觉得黄金分割最好，35％也就定了下来，而这一35％的利润分红也持续了8年。每年赚得的利润分红都被存了起来，到了2001年，国家进一步明确同意我们进行股份制改造，由北京市财政局决定，将联想的净资产按1997年时的净资产做了个评估，其中的35％打折后卖给员工，就这样我们也就买了下来。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柳传志的忍耐力（4）
这35％股份的分配对象包括我和所有的创业*，共10个人左右。我们将这35％股份中的35％，也就是整个股份的10％左右，分成15份，我得三份，其他的人得一份、得一份半或半份。35％中的20％，也就是整个股份的6％、7％，分给了公司的所有员工，每个人所得股份的多少则按他们的工龄和贡献、所担任职务、所受奖励打分而定，另外的45％则留着分给后来的人。如此，我们所占股份的比例就大大减少，但毕竟我们已经拥有股权，股权的有与没有完全不一样。为什么？经过股份的分配，年轻同事可以进入管理层，老同志也因此可以退居二线，公司也越做越好。创业*中拥有一份、一份半股份的，一年就可分到一二百万利润。这样，大家才觉得没白干。退休的200多人中，最低的也拿到7万、8万的年利润分红，高的则能拿到20万、30万。如果不这样，就难免屁股决定脑袋，在扩大营业范围的同时加大费用，谁也分享不到公司发展带来的好处。而实施员工持股后，不仅员工能分得公司利润的一杯羹，国家也能从中获益，这实际上是多赢。
为什么其他的公司很难仿效这一做法呢？因为谁也没有办法积攒起公司八年的利润，而我也是歪打正着，提前有所考虑。但在当时，国家无法想明白这件事。从我的角度来说，35％的奖励是理所应当，但在国家看来，奖励就等同于国有资产的流失，它并未弄懂怎样才更好。联想的发展凭借的是人的智慧，而不是政府最初所投入的20万；并且联想身处一个竞争激烈的行业，它不是石油，也不是铁路，不受国家的垄断。 联想的私有化仍然是个敏感问题
苏小和：但从学院的角度，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联想的私有化应该向前更进一步，而不是停留于眼前，但为什么没有呢？
柳传志：这件事比较敏感，整体上科学院特别开明，他们的目的是让科学院的所有股权降低，然后引进新的股东，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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