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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家黑皮书-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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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光:第一,我们能做到的工作尽量做到。比如上市公司,基本上规范化了,有一个规范的治理结构。我们与ING、GRC、香港地铁等国际企业合作成立了很多大的合资公司。这些都能解决,唯独根部解决不了。其他的国有企业也解决不了,这是没有办法的。
  苏小和:总体制度解决不了。我有一次跟张维迎老师一起吃饭,他说这种制度最后解决的唯一希望还是在于它本身,因为最后做不下去了,就得改。你认为他说的话有没有道理?
  刘晓光:但是这么大的市场,特别国有企业有很多是占据垄断地位的,很难说。比如电力、烟草、电信、石油等等,就这几家,怎么会做不下去呢?
  苏小和:但现在还是一个诚信化的市场。
  刘晓光:虽然是诚信化市场,但它可以局部保护、设置壁垒。
  苏小和:我个人观点的是,如果中国的国有企业一直强势下去的话,那么中国的政治体制制度改革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刘晓光:这种情况还是有办法的,这是有周期的。
  苏小和:许倬云老师的观点认为,从洋务运动开始,甚至更早,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官商结合、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模式。到今天为止,我认为国有企业还是这种态势。你认为这种态势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弊端?
  刘晓光:现在的垄断行业可以说是这种态势,而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基本上都是自己去竞争,比如我们的地产业,你招标我也招标。
  苏小和:可是政府会管你,官员会管你。
  刘晓光:肯定会管,但是资源的管理上并没有很高的一致性,劳动力都市场化了。我们是国有企业中的野孩子。
  苏小和:就是方法是市场化的,可是在所有制上是国有化的。我认为,包括你、任志强、王石、张瑞敏,甚至还有李东生,你们这些企业家在国有企业里好像都有点吃亏。
  刘晓光:李东生还可以,他还有些股份。咱们刚才谈的所谓企业的价值、企业家的价值,既包含精神价值,也应该包含金钱价值。它是一种价值符号,你说这个人很厉害、很好,不断地给他精神的奖励,这是必要的,但还应该有一个物质的价值体现。在这种官员和企业比较高度融合的情况下,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它可能有政府的政策扶持;第二个好处,比如在信贷方面,国有企业比较有优势。
  苏小和:我问你一个稍微敏感的问题,这次的信贷扩张、货币投放中,首创拿到好处了吗?
  刘晓光:没有。
  苏小和:是吗?国家四万亿的投资,没有投给首创一些?
  刘晓光:真没有。两万多亿给了铁路了,国家投的钱也就是一两千亿,其他都是贷款、债券。因为我们的行业都是纯粹垄断竞争性的,比如融资上国家不会投钱,国家对地产的控制也很严,只是在按揭贷款上稍微好一点。但是对我们也有不利的一点——过去政府没有钱时,要求你来竞标建水厂;但是现在政府有钱了,开始自己建水厂。水厂最早吸引你来招标,资金宽松以后政府开始自己建。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刘晓光的历史观(10)

  苏小和:你们公司隶属北京市国资委,不是央企吧?
  刘晓光:不是央企,因为在地方上有很多企业很大,不比央企小,包括上海、天津、广州的这些大企业。国家的四万亿投资,对我们来说,从货币规模上我们没有增加。
  苏小和:其实,我们这种制度在某种意义上,有的时候有种“逼良为娼”的感觉,因为上面有政府管着,然后你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对于一个管理团队来说,你做事的时候必然会跟官员形成一定程度的交集。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态势,一旦某一个环节出事,最后伤害的肯定是企业,你对这应该很熟悉。你怎么看这种情况?
  刘晓光:这种机制和体制摆在面前,就是这种生存链条。如果你要脱离这种链条,可能你的生存会有问题。要想发展,肯定会有风险,你躲不掉的。
  苏小和:躲不掉,只能继续这样走下去。
  刘晓光:因为一种固有的机制已经摆在这儿,你想完全脱离它,自己去创造一个真正新的企业机制,是不可能的事情。
  苏小和:也就是说,在我们这代人中,想要出现当年荣毅仁的那种家族企业,可能性不大?
  刘晓光:也有,从民营企业角度。当然这毕竟也是少数。
  苏小和:民营企业都比较小,由于产业的垄断,企业不能真正进入(核心领域)。
  刘晓光:是产业垄断,但是你说的这些问题太敏感。
  关键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机制能把它塑造好,这里包括时间、目标、改革的层次、制度的再造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柳传志等于是走出了一条绿色的小道。
  苏小和:就是你说的“小概率事件”,你总结得相当好。
  刘晓光:如果是“大概率事件”的话,那企业的状态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苏小和:我发现你的知识结构和企业方法论,甚至与企业有关的世界观,完全都是市场经济体系的。因为你做的是非垄断行业,所以已经形成了一种市场化方法。
  刘晓光:我要是做的另外一种行业,我的立场就不一样了。
  苏小和:肯定完全不一样。我跟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等人也聊过,他们的思维方法是官员思维,你是市场化思维。
  刘晓光:刚开始做企业的时候没有钱,光着屁股作战、打天下,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尝到了市场经济的甜头。
  苏小和:这就是自由竞争的好处。
  刘晓光:竞争的好处与甜头,我们是摔打出来的。但确实也失去了很多政府的资源,有得有失。一个好的国有企业应该是两条腿走路的,一条腿是政府部门的支持,一条腿是市场化的道路。当然这里肯定也会有些矛盾。
  苏小和:有的时候可能会把人逼到一种尴尬境界。
  刘晓光:怎么能够把这两条腿协调好,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
  苏小和:你在这方面应该算是一个高手。
  刘晓光:我不算。我只能说是尽可能地去适应。
  苏小和:我一直在关注你的动向,刚才我们有一种描述,20世纪30年代那代人,他们的商业精神分为两条线,一条是海外的类似包玉刚的那条线,一条是半国营企业的那条线。你觉得在今天的企业家队伍里面,有哪些人传承了当年他们那种很好的商业精神,举个例子。
  刘晓光:柳传志应该算一个,张瑞敏也应该算一个。那真是产业报国,真是实业报国。还有正泰的南存辉也不错,潘石屹也算一个,他是很适合于中国国情的企业家,拥有高水平的商业技术。 txt小说上传分享

刘晓光的历史观(11)

  苏小和:你的评价很高。
  刘晓光:其实中国有很多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苏小和:我觉得我们一些大的企业,跟包玉刚那一代相比还差得很远。
  刘晓光:那不一样。首先包玉刚他们是一种完全自主运作的载体,第二他们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动力机制,产权非常清晰,拉一船挣五个大洋,全分掉了。
  苏小和:属于不同的产权问题。
  刘晓光:另外,他们确实也走上了很专业化的道路,做船就做船,做盐就做盐,有少数做化工的。那代人也很专业,那一代的企业家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高,当年商会地位很高。
  苏小和:我看过一个关于商会的史料,商会提出“如果我们没有权利就不交税”,这已经有一种*宪政的诉求了,就像当年的美国一样。
  刘晓光:最近我看了很多很奇怪的现象。我在纽约时看到一个叫做“城市合作组织”的团体,聚集了美国纽约最好的企业。这个组织就干两件事,一件事是不断地提建议,另一件事就是做公益事业,他们组织的主席是轮流的,也挺有意思。  优秀的投资集团模式是相关多元化的
  苏小和:请你描述一下你大概的知识结构。
  刘晓光:我的知识结构是这样,当兵、进工厂、上过大学、学商业经济。对于投资、地产、外汇、金融都比较熟,因为接触的面太多了。将近30年了,天天对付地产商、投资商、外汇、进出口、商业、股份制改造、金融、证券、期货、基金、担保、保险。我跟你谈话的时候思路是来回变的,一会儿我想着地产,马上要转换到证券上,再过会儿就担保,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主业格局是5—3—2,50%打到了基建上,就是污水处理、高速公路、地铁这些建设,30%是做地产的,还有20%是做金融服务的,比如基金、担保业、证券业、保险业、期货、投资银行这些东西。
  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像是足球队的矩阵:5是防守,虽然利润比较低,但是有长期的现金流;3是地产,2就是金融服务。这样的矩阵是一个高度市场化的概念,地产和金融周期性非常强,2007年~2008年这一年,我们这两项有22亿利润。
  苏小和:你的理论构成是哪些?
  刘晓光:理论方面,当年对《资本论》很熟。后来我学习的是商业经济,再后来主要是投资、融资。
  苏小和:工具性多一点。
  刘晓光:工具性、实用性多一点,真正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少一点。
  苏小和:但我感觉你也很懂宏观经济。
  刘晓光:也懂宏观经济,因为我经常跟大学的教授们聊天,我也兼任几个大学的教授,一两个月开一次宏观经济研讨会,跟学者们交流,而且本身我也关注这个领域;但目的还是实用的、工具型的、实战型的,跟企业息息相关的。
  苏小和:你描述的5—3—2的矩阵,这个多元化的格局是被逼出来的,还是有意为之?
  刘晓光:是有意为之。为什么?中国的第一个特征是经济周期太强,第二是宏观的环境对行业影响很大,如果政策打压地产地产就不行,突然打压金融金融就不行。
  所以,一个好的投资集团,一定是相关多元化的,绝对不是一元化。垄断才能一元化,而一般非垄断市场的投资型企业,一定是相关多元化的,这是最好的商业化的结构,在现如今的中国是这样的。因为世界市场投资周期不断变化,20世纪90年代投消费品,后来投资电力,后来是交通,然后是IT,再后来是通讯,然后又回到地产。它是来回不断变动的。

刘晓光的历史观(12)
在中国的企业里,去年做地产和证券的比较惨。我们有基础设施这项业务,情况就好很多。
  苏小和:但是有一个问题,你看西方的大企业,90%都是专业化程度很高。
  刘晓光:不,GE也是多元化的。
  苏小和:但是它几乎在每个行业都做到老大的地位。
  刘晓光:对,这里有几个特殊情况:首先,美国的法制环境非常稳定,知识产权保护得非常好;第二个,美国已经有几百年的市场,已经形成了营销渠道、品牌渠道;第三个,它没有处在中国这样一个高速发展时期。可能主要原因是中国有特殊国情。
  苏小和:你觉得在中国做多元化好一点。
  刘晓光:相关多元化,或者是三元化、两元化,不要太多了。
  苏小和:你们的团队在管理上跟得上吗?
  刘晓光:跟得上。为什么?它们都是上市公司,中外合资企业比较多一点,都是股权管理,不像过去全是国有企业的子公司。它们都是规范化的、治理结构比较好的上市公司、对外合资企业,它是一种专业化的管理方式,这些都很清晰。我们的结构是:根部是国有企业,下面是上市公司,旁边有好多中外合资企业,这边是三个国有企业的子公司。
  苏小和:股权比较多元化。
  刘晓光:下面的公司股权比较多元化,核心资产都在下面。
  苏小和:这应该是最近几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企业模式?
  刘晓光:新型企业模式。也想把上面多元化,但是多元不了。一个是太大了,一个是定价问题。我们本来是国际私募接近成功了,后来卡住了,为什么?我有几个上市公司,原来上市公司净资产加一倍,后来他给你规定按照上市公司市值乘以90%来标价,那别人的资金就进不来了。
  苏小和:你投资这块是什么模式?做PE(私募股权投资)吗?
  刘晓光:很少做PE,我们主要是产业投资,产业加投资;主要产业是地产业、高速公路业、水业,加上一部分投资。所谓投资,比如说股票市场中大的重组、并购动作。PE我们做得不大。
  苏小和:更不做风险投资?
  刘晓光:风投就更不做了。可能类似我们这种大的国有企业,将来的道路一定是主业加投资,这是一个商业模型的转变。
  我曾经设想过一个很伟大的商业模型,没有实行得通。中国的企业事业部制也好,或者说部门管理制也好,管理很多企业。我当时的设计是打乱这个模式,实行一个新的商业模型。当时我最早提出了150亿、150人、占领150个城市,但这里会出现风险。我设计了六个平台,一个叫信息搜集平台,一个叫项目评估平台,一个叫资金调度平台,一个叫追踪审计平台,就是任何角度都在我这个平台里转。当时我设计好了,如果当时要做的话,我们资产这一块可能达到上千亿。那时候一亩地的价格很便宜,拿几千块钱可以占一大块地。但是有一个问题,我哪儿找这150个董事长啊?
  苏小和:人力资源的问题,说白了最核心的还是人的问题。
  刘晓光:还是人的问题。
  苏小和:你的思路特别清晰,很有激情。
  刘晓光:有点激情,但是现在有什么问题呢?这一代企业家年龄比较大,我都54了。
  我们需要改革的声音
  苏小和:你曾经也遇到过一些麻烦事,你现在看上去很淡然,看上去气色很好,满面春风。

刘晓光的历史观(13)
刘晓光:因为只要你是在循环,在做生意和经营的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风险,有些会是你肯定想不到的。
  苏小和:你的心态很好。我对张文中的印象也很好,他很有才气。从一个卖小菜的摊子做成了那么大的物美集团,他现在的状况很让人无奈。
  刘晓光:他确实很聪明,也很年轻。他也是得益于中国改革的这种大局。我也说过他这件事。他把国有企业拿过来,就把它私有化了,这并非不可以,但一定要符合法律。其实还是方法有问题。因为你是在一种环境下生存,如果出现了很多不规范的东西,你肯定在这里边会有各种碰撞,这是避免不了的。
  现在中国企业下一步发展我看了看,大概有这么几个大的问题:一是改革还要进行,不改革,不进行机制上的塑造,在一个水平上可以走,再往上肯定就走不动了。
  苏小和:碰到天花板了。
  刘晓光:第二个,要抢占世界经济的制高点,要鼓励中国企业。要创新,抢占制高点。IT这一块已经过去了,中国也赶上了一部分,但是基本上是由美国主导。这次的绿色经济,我估计会是欧洲主导,我估计谁的起点跟他们一样谁就发财了,就会在经济利益格局的变化中掌握主动权了。第三个,还要在中国企业中提倡产业报国、民族自立这些观念。
  苏小和:还需要有使命感。
  刘晓光:要提倡使命感。第四个方面,应该提倡更多企业做一些公益,改变企业家心灵中的问题,体现更高的精神价值。
  再一个,要向西方大企业学习。人家一百年是只骆驼,咱们都是小兔子,还要跟它们学。它们的管理技术、战略愿景、方法制度、机制塑造、市场的营销技术、品牌渠道,都得学。现在我们所谓的世界500强是多少个企业集合成为一个大企业,才进到500强。而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是单个的企业较量,那不是一样的概念。
  要改革的内容就很多了,肯定将来还是要解决一个产权清晰、治理结构清晰的问题。另外,中国企业还是要走国际化之路。国际化并不是合资了就算国际化了,要有国际化的资本、国际化的人才、国际化的机制、国际化的市场和国际化的营销渠道,这些是一体化的。
  苏小和:国际化包含的内容的确很多,不是简单的概念。
  刘晓光:这是一个思想观念。比如芬兰,它是一个森林国,也是造纸大国,但是它自己的森林并不动,它90%的造纸厂是建在其他国家。所以,这次金融危机是最大的投资机会,比如在矿产、水源、林业、品牌、渠道各个方面,最好的抢占资源的机会不能丧失了。
  苏小和: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是中国经济转型很好的机会,可是我们的政府没有考虑这些,还是在考虑就业,考虑小问题。
  刘晓光:这有两个问题,一个是4万亿的庞大投资掩盖了这些问题。第二,政府更多的关注点在民生上,就是这些就业问题、社保问题。
  苏小和: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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