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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社会功能-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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胚胎学 我们对于功能的认识，如果不同物种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密切结合起来，就会有完全畸形的发展。批评机械论者的人说得对：单是对一个有机体的功能的解释，不管多么完备，都根本不是对这个有机体的解释。不过仍然存在两个大问题：一个是胚胞学的问题，即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怎样按照一个预先存在的模式从一个表面上毫无形态可言的卵中发展出来；还有一个问题是遗传学问题，即这个模式是怎样由直接的相似亲体决定的，又怎样是由较远的不相似亲体决定的。胚胎学本身变得愈来愈化学化了，而且以后还要更加如此。在这里，肉眼可见的结构是作为看不见的，也许还是极其复杂的化学变化的结果出现的。胚胞学的范围现在远远超出对幼小动物的研究。它适用于一切组织再生和退化问题，衰老的问题，创口的愈合和恶性疾病的问题。培养组织和器官的新技术使我们觉得我们终于开始了解、而且在将来还能够复制出，有生命的物质的发育过程。这种控制能力对人类可能具有何等意义，还难以想象。至少它将标志着人们向征服疾病迈进一大步。
细胞核和遗传学 不过生命的核心埋藏得还要深一些。一切生理学和胚胎学都促使人们去研究细胞核。细胞核本身包含着有机体的特异的和可遗传的特性。染色体中的基因和单一遗传因子之间的联系的发现，同量子论并列为二十世纪初期的重大发现；不过它仍仅是刻卜勒式的发现而不是牛顿式的发现。我们知道，染色体中的某些物质点同发育中的机体的某些变化群体有确定的联系，而且最终同成人机体的某些特性有确定的联系，可是两者之间的联系的性质是完全不清楚的。不仅生物学界的，而且连物理学界和化学界的最有才能的人士都亟欲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有了基因，我们就达到同大化学分子相当的层次。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存在着遗传结构的起源的问题。这个问题可以促使人们从进化问题进而研究生命本身起源问题。在这里生物学又同地质学和宇宙学问题联系起来。我们有了关于遗传学的新知识，现在就有可能回头来看达尔文提了出来、但却没有加以解决的问题，即物种的起源以及它们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分布。现在已经不需要去证实进化的客观事实了，而是需要对进化的作用方式加以详细分析。不过在这些问题获得解决之前，遗传学早已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完全与此无关的方法，即通过选择育种、甚至创造变异的办法来改造生物。自从发明了农业和牲畜驯养以来，人类从来没有能象现在利用遗传学可以做到的那样来控制有机体的发育。
生态学 为了理解并且控制生命，对有机体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和对人为孤立状态中的有机体的研究同等重要。
动物和植物界之间形成了一个十分歧衡的化学和物理交换体系，不过这个体系却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因时因地而异，特别是要在人类的干预下产生变化。农业意味着一门新形态学的设立。它除了生产出它的直接对象——人类重视的产品——以外，还产生了许多其他的结果，从人类的观点来看，有些结果是很不好的。生物学家研究了谷物和家畜之间的关系、土壤细菌和害虫之间的关系，得益极大。他们是为了农民的经济利益而去从事这些研究的；有了一个组织得合理的农业，可以预计我们的知识还会大大扩大。
整个寄生现象问题是关于有机体之间关系的研究的一个特殊方面。在这里，科学和医学又是彼此都可以从对方得到很大好处。在过去几年中，各种比较原始的传染病已经被人类有效地制止住了，不过我们还远远不能充分理解感染和免疫的机制。有了这种知识，我们也许就不仅能够防止感染的不良后果，而且还能够在某些情况下真的利用人体和细菌的反应来促进健康。感染和免疫所包含的反应是极其微妙的化学作用，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了。对这种复杂的生物学过程的研究又会为理解许多实验室化学的问题提供新的手段。
动物行为 联系动物所处的环境对动物行为进行的研究可望有重大发展。我们直到最近才开始明白，把动物放置在某些明确规定的环境中，通过研究它们的行为，就可以运用逻辑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发现我们所谓的人类思维和记忆的机制。这样我们就可以实现巫师想要学会鸟兽语言的愿望了。
旧石器时代的猎人和新石器时代的驯兽者已经做到这一步，当然是凭直觉做到的，正象至今动物的爱好者也可以做到这一步一样。不过应该把这种知识从迷信和感情交织而成的罗网中解放出来。从太古以来，这种迷信和感情就是人类和动物之间的关系的特点。这种知识不但将使我们能够和动物建立新的理解和关系，而且将使我们能够对自己的行为也有深刻的认识。
动物社会 对动物社会的研究，不管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都必然能够阐明一个对我们，或许对宇宙都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人类的起源。我们现在认识到人类不但是高等哺乳动物，而且在性质上也和一切其他哺乳动物不同，因为人类是由自己创造出来的，他是自己身为其一份子的社会的产物。要弄清大约二千万年前使这一转变成为可能的初期趋势，不论是性结合的趋势还是原始经济结合的趋势，需要集中生物学家，地质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力量来一起研究这个课题。正是由于人类社会本身必然带着自己起源的痕迹，所以关于这种起源的知识对于了解和管理现有社会是极为重要的。而了解和管理现有社会则是一个驾凌于一切之上的急迫问题。
社会科学和心理学
很明显，为了解决社会结构和管理的问题，我们将需要把人才空前未有地集中在动物心理学和人类心理学领域。自然，危险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并无从事这种研究的充分动机。事实上，要是老老实实进行这种研究，就不能不危及这个社会的形式。在另一方面，我们如果不进行这些研究就要保持一种极其矛盾的现象——一方面，我们达到了目前的文明，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看到精心策划的野蛮行为和贪得无厌、自取灭亡的愚蠢行径。在这里，理论和实际之间的矛盾当然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物理学的以至生物学的发现，尽管会被拖延时日，一般总是迟早会得到应用的；可是社会学或者经济学的发现却仅仅被看做是学术研究。而且要是这些发现看上去意味着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更好地管理世界的话，人们甚至可能给它们加上具有倾向性的罪名而加以禁止。
因此，我们无法脱离社会科学各学科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来预测社会科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发展前途。只要目前经济制度存在下去，这些学科就注定要继续处于描写性，会诊性和学术性状态；凡是法西斯主义取代这种社会制度的地方，这些学科就会首先被糟塌得不成样子。只有在非常关心提供最大福利的社会化经济中，才可能期望社会科学得到充分发展。因为在那里，它们需要在实践中和在理论上都成为社会生活机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社会科学在性质上不同于自然科学之处在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不是服从一定规律、因而可以进行精确实验的各种一再重复的状态，而是一个由内在条件制约的、独特的发展过程。我们不能把人类心理学归结为研究机体对其环境的反应的学问，因为人在其自身内部就以不同于其他有机体的方式体现着自他诞生以来就对他发生作用的社会影响的结果。弗洛伊德的著作就是研究此类社会影响中的一种社会影响——即家庭影响——的后果的开端，不过这是极其不完全的分析，因为家庭本身就同经济和社会影响密切联系在一起，而这些经济和社会影响也起着自己的直接作用。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一门伪科学。它包含着很多根深蒂固的形而上学观念和宗教观念。科学史已经说明，要把这些观念消除才能达到有效的客观性。
社会学更是一门伪科学。它所研究的单元是不确定的，而且是变化多端的。但是它可以同具体客观的、经济学的和人类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一起发展，研究范围不但要涉及野蛮种族，而且也要涉及文明社会。只有联系社会、经济和心理形态的起源，才能对这些形态进行充分的研究。这个方法主要应归功于马克思。由于缺乏这个方法，一些高度抽象的和传统性的学科与历史之间发生了致命的脱节现象。前者接受了一些固定的范畴——人性，心理人或经济人；后者要末是文学性的或说教性的；要末仅是学究式地罗列历史事实。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应当是同历史结合起来。这本身就需要对科学和人文学科进行一次普遍改组。
毫无疑问，我们需要发展社会科学更甚于需要发展自然科学，不过社会科学在目前如此得不到支持却并不是偶然的。
这与其说是由于它们有固有的困难，不如说是由于仅仅进行这种研究就是对目前社会制度的彻底批判。在我们的社会制度下，它们是永远不会得到发展的，为了发展社会科学而进行的斗争同时也就是改造社会的斗争。
科学的前途
在考察科学研究的发展前途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发展的总方向，并且可以从中得出相当可靠的结论。不可能知道的是一些根本性的新发现的可能性以及这些发现对整个科学发展所起的革命化作用。我们在过去已经有了这种发现，X射线和放射活动就是近来最惊人的发现。有人说，由于这种事情无法预测，事实上要进行预测就等于作出发现，所以，展望科学的前途是没有意义的。这话只是部分地正确；比较重大的发现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它们是在特定领域中进行集中研究的成果，不过人们必须首先为某种别的理由在那个领域进行广泛的研究，然后才会有这种发现。在十九世纪初叶，原是不可能预测细胞繁殖的机制的，不过当时却可以说：除非用显微镜对细胞进行研究，就不可能发现它们的繁殖情况。同样，除非把气体放电现象作为研究对象，X射线和放射现象以及由此接着产生的一切就根本不会发现。所以实际的问题是：要保证科学可以在最广泛和最全面的战线上发展，随时准备把科学遇到的基本发现当作意外礼物加以接受和利用。
交互作用 从上述关于科学战线和未知领域的粗略叙述中可以看出，在不少地方，不同学科之间有交互作用而且它们和人类活动之间也有交互作用。不过把科学划分为若干部门，它们彼此之间的横的联系就大部分看不见了。280页的图表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弥补这个缺点。那幅图表指明了各学科之间的内部联系以及科学和生活的比较直接的实用方面之间的联系。核物理学和生物化学之类基本学科和桥梁性学科的重要性由表中所表示的这些学科在整个科学领域中的许多联系显示出来。当然可以编制出完整得多的图表，不过由于它过于复杂，反而可能使人看不清主要的关系。
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讨论了科学在起内在需要的推动下向前发展的情况。不过我们也已经充分说明了科学不是孤立的活动，还有着外在的实际应用的可能性，而这个可能性又会为开展这门学科的研究提供实际理由。迄今科学主要是从事分析先于人类而存在的世界，而不是分析人类自己的产物。仪器设备之类整套人为科学装备的作用，并不在于创造新的自然界，而在于使人类能够进行了解自然界的本来面貌所必需的实物分析和逻辑分析。不过这仅是一个开头，因为人类所创造的世界也需要加以研究和控制。随着时间的进展，宇宙中由人类决定的那一部份将相对地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过由于这一部分建设起来更快一些，它必然不那么稳定，需要人们对它有更彻底和更仔细的理解，以防止人类自己创造的事物把人类自己摧垮。
第十四章 科学为人类服务
人的需要
如果我们把人类生活及其发展当做我们研究的中心，科学活动就会呈现不同的面貌，而且彼此联系的方式就会显得和前一章所描述的有所不同。人的需要和愿望不断地为探索和行动提供动力，因此，可以把科学看作是我们取得必需的知识以满足某一特定需要的方法之一。我们可以把科学中的人的需要依照迫迫切程度分为四等，科学同其中每一类需要都有一定的关系。首先是对于食品、住所、健康和娱乐的基本生物学需要。其次是对于满足这些要求的各种手段的需要。
这些手段就是生产性事业、运输和交通以及文明社会的整个行政管理、经济和政治机构。不过社会不但要存在下去而且还继续发展。旧的需要要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新的需要也会不断出现。政治运动成为人类社会的这些动态的需要的推动力，不过这些需要的最终体现形式是由科学决定的。因此，科学往往变成社会和经济变革的主要力量。最后，社会在自己的所谓文化——礼仪，艺术和对于生活的总的态度——中认识和表现了自己。在这里，不但实用科学，而且科学所展现的世界面貌都再次成为主要因素。
基本需要：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
人们开始第一次认识到：社会终于能够充分地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了。只是在最近只是靠了科学，这才成为可能，不过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没有做到我们应当可以做到的地步，并不是因为没有科学，而是因为社会和经济制度有缺陷。从已知的人类基本需要出发，我们现在已经有可能建立一个生产和分配的技术体系来满足这些需要。这样做的好处在于：一旦明确说明了需要的数量，供应的问题也就多少确定下来了，因而也就可以按照现有技术来衡量每一个要求切实可行的程度。例如最近对食物的研究已经说明：一旦有可能用科学方法确立最低营养标准和最宜营养标准，就可以采取政治和经济行动来加以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要比人们用含糊不清的措词表明同样真实的饥饿的时候我们所可以采取的行动有力得多。一旦一种需要可以大体上从数量上来阐明，要满足它就变成了一个明确的技术和经济问题了。如果有组织的社会决定满足这个需要并且准备支付其费用，它就变成纯技术问题了。技术可以用比到现在为止快得多的速度应付这些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有可能相当准确地预测为了这一目的需要采取哪些技术改革措施。
我们将在下文尝试进行一下这种预测。这种预测略为超出了现行技术趋势的范围，但决不是空想的，换言之，我们并没有提出任何我们不知道怎样实现的改革建议。
我们可以把人类基本需要分为生理需要和社会需要。不过人是高度社会性的动物，因此，这种划分必然是人为的。社会需要可以支配行动，不下于生理需要。在不少情况下，人们宁愿忍受饥饿和艰苦生活而不愿破坏社会准则。实际上，我们目前社会制度中的极度不平等的现象所以能够维持下去，是靠了社会习惯的约束力，远胜于靠了暴力。不过生理的需要有更大的迫切性。因为缺乏必需的东西达到一定程度，人就活不下去了。全世界发生的绝大部分疾病大概都是直接或间接由于缺乏基本必需品的缘故，一般是由于缺乏食物，其余的疾病有很多可以归咎于劳动条件差。换言之，人们确确实实是被他们的社会制度害死的，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如能充分供应人类的基本必需品，就能使世界上每一个人平均多活二三十年左右。这句话听起来可能是太极端了，但它只不过是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英国人平均寿命是五十五年，印度人平均寿命是二十六年，可是没有一个人从两者的差数中得出明白的结论。
食物
头一个同时也是主要的必需品是食物。现在要估计现有人口或者任何一定的世界人口的食物需要量是很容易的，但是要估计为了使这批人口的食物消费量达到最宜标准所必需的农业生产总量却比较困难。不过所有的估计都一致认为，如果全世界现有的优良农田都用最好的现代方法耕种，所提供的食物就会达到最宜标准所需数量的二至二十倍。我们用另一个方法也可以得到这一结论。约翰·奥尔爵士在他提出的关于英国（这方面条件比较优越的国家）的营养状况的报告中，不但指出有一半人口食物不足，而且说明其中有五分之一的健康状况甚至在最低标准以下。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估计出整个人口食物消费量达到充足水平所需的食物数量。这个数量的价值比目下消费量总值多百分之二十，大约为英国农业产值的三倍。如果假定英国人口为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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