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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一把,洒落一地珍珠--我的乡下岁月-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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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教育,生下来就是龙凤。现在把我们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实际间接肯定了人一生下来就分两种:“可以教育好的”和“不教自然好的”。但是,这终归是种认可,比黑五类好听多了。更何况,谢天谢地,人家也没有设“不可教育好的”这一项嘛。
既有这种想法,心里就有些活动。他们莫不是来挑选几个教育好了的回去,点缀一下落实政策的门面?等到找到这两人,才有些失望。原来是医院派来看望本院职工子弟知青的。这大概是落实毛泽东在李庆霖信上的批语,表示对知青的关心吧,却连我的住处都不肯屈尊下顾,是把我叫来让他们看看的。这是谁看谁呀?但是。这样安排肯定是精心考虑的,因为我可以是他们看望的对象,也可不是。父亲已然失去公职,我算不上他们的子弟。今天来看你已经是下顾,为了保持尊严,得把你叫来。在那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岁月,实话说,我心头有了一种“屈辱的光荣感”。我感觉到,是我的信起的作用。他们表示没有忘记你。朝好的想,你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医院模糊地承认父亲还是他们的人。在不断遭受打击的日子里,有这么一点点暗示足以令人想入非非好一阵子。谢恩吧。派来的人怎么个看法不要紧,要紧的是单位的态度。这已经比不理不睬强多了。我立刻把这件事写信告诉了父亲。
邓晓平上来的这两年,我们国家处处见松动。爸爸是早两年放下板车,拿起扫帚,由拖垃圾改成扫地,轻松些了。这都是朝好的方面转化啊。老百姓是一点点看在眼里的。
这么想想,心就很平和的回到学校。我仍然安心教我的书。
82、赤脚教书二三事
82、赤脚教书二三事
82、赤脚教书二三事
白小河学校是所小学,但又刚开办了初中,我教的就是新开办的初中班的语文,也教全校的音乐。
我的赤脚教学生涯很短,只有八十多天。但就是这短短的八十多天也让我看到农村教育的落后。不但物质条件差,尤其缺的是师资。这个不用说别的,单只说我,就是个不怎么合格的教师。你想我自己是个初中生,现在教初中,能好到哪里去?可左近几个大队,又到哪里还能找到比我更大的“知识分子”?我好歹完整的读了三年闻革前的初中。但那终究也还是初中。且看我是怎么不合格的:
刚开始上课。我准备不足,在念课文的时候,遇到一个词“箢箕”。事先我没觉得不认识箢字,一直以来,按老习惯,有个“宛”字旁,就读“宛wang箕”。上课了,我拿根竹棍,指着黑板上“箢箕”二字,领着大家发声:“宛、宛、宛箕的宛;箕、箕、宛箕的箕。”同学都记熟了,全班三十多只“宛箕”。
下课后,我又忽然想起,这箢箕到底是个什么器物,想要搞清楚。就去翻字典。坏了,发现它不是宛箕,读“渊yuang箕”。将错就错那太缺德。我还得改过来。第二天上课。念到这个词,我说:“同学们,这个字正确的发音是‘箢(渊)箕’。昨天我是说的长沙话,念‘宛箕’。那是不对的,应该读普通话。”我说的都是鬼话。这个词长沙话恰好跟普通话一个读音。我是对长沙话临时失去信心,不敢说长沙话,才读了白眼字。可我这台阶总得体面的下吧。不然以后这班学生我还怎么教得下去?
但这班学生以前的基础那也是太差。特别是喜欢乱用方言,比我更荒唐。我说我读长沙话那毕竟是找借口下台,并不乱教。他们可是用成了习惯,而且毫无章法。有一次,我布置作业,用“及时”造句。一个同学的作业,硬是让我看了半天没看明白。他的句子是:“上学路上有一条狗西式龙来,我打跑它及时的上学。”
我把学生找来,说,这条狗的名字在句子中不必要说。他说他也不知道狗名。只看见一条狗西式龙来。此时他跟我面对面直接对话,我立刻听明白他的意思了。原来他说的是方言。常德乡里话“袭势拢来”带有突然袭击的含义。这就通了。我的天,我的小祖宗,你那方言若是照我的写还靠点谱,你写个西式龙来,我只把它做日本狗名猜。
农村那时就缺师资。老师常常是二部教学。这个班上课,那个班就背课文。或者那个班上课,这个班做作业。有天我上音乐课。到三年级教室。李老师是教他们算术的。学生前两节课没老师教,布置背九九表。一一得一,一二得二,一直到九九八十一。为了防止学生不用功,规定要读出声。两节课下来,背得学生一个个呜呼哀哉了。李老师走进教室。一个十分不耐烦的学生就问:“老师,哪么九九硬要八十一呢?”李老师正忙得两个教室转不赢,也不耐烦:“那是国务院规定的,没得麽所以然。”把我听得偷偷笑个不亦乐乎。
李老师是在乡下读了二年偷工减料的初中就当老师的。教三四年纪。等他出来,我笑他:“你那家‘国务院’管得真的蛮宽咧,还规定了九九八十一。”他一脸茫然:“那是哪家规定的呢?”看来给他解释清楚比对学生解释不会轻松多少。
教书时,我聊感欣慰的是,我觉得我应该算个合格的音乐老师。我相信,我来后,这些孩子一定是第一次唱准了几首歌。我还正在计划通过陈老师,找龙主任把公社那架手风琴拿来。放在广播室闲着也是闲着,若是能用它教学,那我的音乐课,毫无疑问会成为全公社,全区,乃至全县的样板课。我估摸,只怕那时全中国农村中小学统共也寻不出几架手风琴。当真寻的话只怕要丢文艺旗手、教育界诸君的丑。好个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事业,在他们手里真正办得名副其实,非常的无产。他们管的好文艺、办的好教育,误了整整一代人。
待续 83、轮到我
83、轮到我
83、轮到我
那一天,我下了音乐课,从学校走回宿舍,种禽站的王会计告诉我,有人找我。我一看,门外站着一个瘦瘦的中年人。相互认识以后,我们走进屋里坐下来谈话。他说是公社要他来找我。他姓熊,是铁四局的。然后又介绍铁四局的基本情况。我完全明白了,他是来招我的。这太出意料了。我哪里顾得深究这单位如何如何,答应唯恐不及。他看我刚从教室出来,一手粉笔灰,料定人不差,也很满意。三言两语,这事就定了下来。没想到生活道路的转折竟是这般轻巧。以前费多少力,求多少人,全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今天是机会找上门的,而且我没讲几句话。
熊医生饭也不吃就走了。我等着他报最后佳音。我预感到这次是真的了。
接到铁四局的正式通知,是在几天之后下第二节课。很快学生们就都知道了这件事。当上课的铃声再次响起,我走进教室,像平时一样,说声“上课”。同学们答礼:“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黄帅日记公布后,反师道尊严,不许喊老师好,同学好。)声音从来没有过的整齐、响亮。随后是一阵沉寂,教室里出奇的安静。望着一双双好像是突然明白事理的大眼睛,望着一张张微笑的小脸,我竟长时间讲不出话来,猛然意识到,我要向他们说再见了。
待续 84、论上山下乡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84、论上山下乡
84、论上山下乡
知识青年在农村,对他曾经生活过的那片土地,大多有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有人觉得知青对那片土地表达的热爱是虚伪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留在那里,相反,是迫不及待地走的。他们是太不了解我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了。
我们从下去的第一天起,就无时无刻不在盼望离开它。一旦真要离开了,心头又涌起一股酸楚。它是我们成长过程中,迈进社会的第一步。一踏进去,它就让我们尝到了贫穷、尝到了艰辛、尝到了种种困境;看到了纯朴、看到了善良、看到了人间一切真情。我们从这里认识中国社会,我们在那里留下了青春。这都是引起我们对它动情的原因。这份情在别的地方我们再也没有涌现过。
但是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它没有给我们提供奋斗的土壤,让你无论如何不可能凭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创出属于自己的天地,从而也改变这片土地的命运,创出一个新家园。我们在那里只是一天一天重复前面的日子。这是让我们无法真正甘愿为它献身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我们在这里找不到自己存在的价值。这不是说我们一进城就能改变命运。不可简单用成败衡量人的价值。在城里当年同样不能凭自我奋斗改变命运,但它比农村舒服,在都不可能自我发展时,我们图舒服。今天城里提供发展的机会比农村多,连农民也不得不弃土进城,虽然不一定成功,仍然要进。所以要让人呆在那里不走的前提是要能让人在那里发展。这不是情感可以代替的。决定人们行为的根本原因只能是经济的原因,以及建立在这个经济基础之上的价值观。
那么,同样不能凭自己努力改变命运的农民,为什么对那块土地感情要深沉得多呢?
首先是宿命,谁出生在哪里,对那里天然就有一份特殊的情感。但更主要的还是经济原因,我们跟农民的不同是因土地而起的。我们对那块土地没有归属感。农民世代生长在那里。合作化前,土地是属于他的;合作化他们是带着土地、农具、牲畜入伙的。而我们是空手来的过客,只有漂泊感。“心婵媛而伤怀兮,眇不知其所趾。顺风波以从流兮,焉洋洋而为客。”(屈原 哀郢)这就是我们在农村中的位置和状态。
联想到现在的“洋插队”,海外拼搏有了一番事业后,更加思念祖国。这就是这份宿命的故土情。然而恋家归恋家,最后他们仍然要出去,这就是经济的原因,他的事业在那里,他的价值只有在那里才能体现。
我想,大批的知青在农村幸而没有坚持到人民公社解体、分田单干那一天。那样,我们就会成为农村土地资源的外来瓜分者了,必将导致与原住民根本利益的冲突,连已经有过的一点乌托邦社会的感情都会冲刷殆尽。马科思所讲的人在经济利益面前*裸的关系便要暴露出来。乌托邦式的感情只能产生于乌托邦式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一去不复返了,它是一场梦。
但是无论是现实的经济社会还是曾经的乌托邦社会,人性的光辉却永远存在。我在农村七年中体验到人性的光辉,是我七年中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它在我最后离开的那一刻,再一次深深打动了我,珍藏至今。
待续 第十六章 别亦难 85、芳洲告别
85、芳洲告别
85、芳洲告别
接到铁四局的通知,我就赶到芳洲去,与种禽站的乡亲们告别,他们都在那里
割芦苇。可能是喜形于色了,老远,王会计、扁儿就迎着我问∶“通知来了吗?”听我说来了。他们就跳起来拍手,像自己的喜事一样。
大家围上来。我拿出香烟给大家抽。老唐说,抽不得,怕火,这里是芦苇场。李支书说,小成的烟要抽,今天破个例,找块安全地方。他打发红湘坐孔伯的小划子到对岸贺家山买两斤糖果,两包烟。我不肯,说应该由我买。他说,好,今天是你请客。叫红湘收了我的钱。又要云芝姐烧了一罐茶。把大家喊到河坎背风处休息。为我开了个简短的欢送会。
我其实早已不是种禽站的人了,这是对我的厚待。我心里明白。我到种禽站四年,时间不算很长。但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日子留给我的印象是如此之深,我相信我给他们留下的印象也是同样的深。他们都不把我当外人。
砍芦苇是付现金的计件活。我耽误了大家挣工分。可常老五说“今朝就是不要工分,也要陪陪小成。”
虎堂记得的就是我的故事会,他说:“这下俺没得白话听了。小成的白话比听戏都过瘾。”
红云是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了,坐在我身边,拿着我的手,问我:“你这回就走了?还来不来?你不会忘记俺吧?”
云芝姐说她:“云儿蠢丫头,小成他还来!跟了俺吃了几多的苦。俺是没得法,生在乡里。人家城市里的不是上头要他来他会来?这下起去哒,还来,到这鬼地方来打鬼。”
云芝姐几句话说到我心窝子里。七年来我日思夜想的就是离开这里。她把这话捅开,我怎么忽然又觉得她说得不对呢?可是,我的父老乡亲们,我又拿什么证明她说得不对呢?我无言以对,将她的这几句话耿耿于怀牢记到今天。我前面第84节“论上山下乡”就是专门回答她的。这样回答她不一定满意,但是她的儿子听说现在也离开了乡里,进城谋生。可以肯定,她对她儿子也不会满意,谁愿意自己的亲人背离生他养他的故乡?但,那是不可阻挡的规律。
我得走了,我还要去一趟大河对岸的桑园。红湘和扁儿是给芦苇计捆数的,等我告别大家,她们重新起身干活时,却一遍遍总也数不准了。我搅动了她们的心思。是为我高兴,也为自己伤情。她们正当青春多梦期啊。谁不向往城市?
我走了。李支书把我送到河边,往我手里塞了两条烟。原来他叫红湘收下我给的钱后,背地吩咐她多买了两条烟,送我。李支书平时话不多,没想到今天这么动情深沉,令我感动得一时语塞。我拿的哪是两条烟啊。
我走下河坎,六十八岁的孔伯听说我连夜要去桑园转粮食,二话不说,把我送过河,寒风中黑灯瞎火的等在船上,又把我接回来。他对我说:“这下好哒,你娘不晓得有好喜欢,她也要有你个儿在跟前了,年纪大了。”孔伯不清楚铁四局并不在长沙。他一直记得的就是我娘的好,次次见我都要提。我就让他以为我是回到了娘身边吧。
李镇长、龙主任为我办手续也是一路绿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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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别亦难
86、别亦难
12月21号上午,我到公社迁户口。我是有意选中这一天的。七年前的同一天,我们从长沙来到这里,今天我要迁出去了。
公社礼堂在开团代会。管户口的人在会场,他让我在外面等他。
有人叫我:“成老师。”一个十分面熟的农村姑娘非常腼腆的走到我跟前。在农村,她可说是长得端庄美丽,透着一种清秀。我没反应过来,用疑惑的眼光看着她。我肯定与她并不相识,面熟而已。
她也感到她是莽撞了点,就说:“我是小河口的团支部书记,今天在公社开会。成老师,你要走了啊?”
我说,是的。但是我没问她任何问题,尽管心里感到疑惑。
还是她在说:“我妹妹是张×梅。谢谢你教她唱歌,她又教会了我们。她说你好和气的。你的歌唱得好,又会拉琴。我们队的学生伢都喜欢你……听学生伢讲你要走了。你几时走?……谢谢你,你好走啊……我……我……要开会了,我……我开会去了。”她脸敝得通红,语无伦次地讲完就匆匆走了。
我当然知道她是谁了,但当时我是完全浸透在招工的喜悦之中。没有领悟到一个纯真的农村姑娘追求美好、向她心目中的文明化身道一声别的那种郑重。可以说这是一种动人的道别。我却简慢了她。从始至终对她说的话也许不到五个字。
事情是这样的:
前一年书薇还在时,我们在石公桥水利工地搞宣传队。因为知青都走得差不多了,宣传队就选了好些乡下的年轻人,其中就有我们临近大队小河口的张×梅(我忘了她的名字)和张春华。张春华因为扁儿告诉过我一些她的闲言碎语,所以记得她的名字。张×梅却是个言语不多,很不起眼的姑娘。她也许在心里非常钦佩我们几个能拉会唱的知青。过去她们也在队里演过些小节目。可跟知青比那差别太大了。他们没见过手风琴和小提琴。这两样,当地老乡刚开始连名字都不清楚,把它们叫做“扯扯琴”和“琵琶琴”,而我两样都会,因此我也许成了她们心里的偶像。
书薇走后,我已是白小河学校的老师。过了段时间,区里要开“三年建成大寨县”之类的会。那时文艺政策稍有开禁。也有了“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儿歌。我在学校教了这首歌和一首拾稻穗的歌。孩子们立刻唱遍了周围社队。张×梅找到我说她们大队团支部要在区里大会上唱支歌,学生伢唱的歌几多好听。问我要歌纸。我说不妥,我再帮你选支歌。拿出新出版的《战地新歌》,却只有一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适合大家在庄重场合唱。我唱了一遍给她听,然后把歌本借给她,叫她拿去就唱这支。
她回去了,几天后又来找我。原来大队里无人能识谱,广播室又没有这个歌的塑料唱片。只好要我教她唱。这在我真不算什么事。我教会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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