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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一把,洒落一地珍珠--我的乡下岁月-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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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档案材料并非捏造，它也是有事实有根据的。但这些事实根据却由于无知、或是简单蛮横，便捕风捉影罗织成罪名了。
我父亲成笠稳。1904年出生于长沙尊阳（金井）乡一个平民家庭，曾祖父和祖父都懂些医术，祖传薄田十几石，靠田租难以为生，因此祖父还设塾课徒，祖父母有儿女五个，三男两女，父亲最小，因二伯父后来过继别房，所以父亲排行就成了第四。到祖父手里，家境日渐贫乏。大伯和三姑早年夭折。父亲三岁时，祖母便带了三个孩子进了长沙城，落户书院坪，靠祖母和大姑刺绣为生。剩下祖父留守乡下。祖母颇有识见，尽管贫穷，也要父亲进新式学堂。从长沙一师附小毕业，进广雅英文专修学校，为的是将来好进邮政局谋个铁饭碗。终因家贫辍学，邮局没去成。经人介绍，到学堂教书，至1927年。
这是风云激荡的一年，对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他个人来说也是如此。当是时，国民革命风起云涌，北伐战争如火如荼，长沙尤为风暴中心。其时，湘省当政者是国民党的唐生智、张翼鹏等和共产党的李维汉、郭亮等，属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宋庆龄、陈独秀、谭平山等领导。长沙城内革命气氛高涨，打土豪、斗劣绅、工会农会纷纷成立，“痞子运动”正闹得欢。父亲时年22岁，在县立15高小教书。学校同事中有人是共产党，此时表现极为活跃。父亲与其有交往，偶然遇上也曾参与活动一二，只是兴之所至、率性而为，提不到救国救民，为人类求解放的高度。他不是块政治料。同事也并无言说入党之事，更谈不上履行什么手续了。
不日，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情势骤转。该同事被捕，胡乱供出父为同党。父亦被捕。其后同事登报申明脱党，愧疚之余，代父在申明中也签了个名字。对这一切父亲一概不知，只在放他出来时才闻其详。当然他也没有要求当局重新把他关起来。因为他知道自己根本就不是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也无认识，没必要坚贞不屈，那会有点滑稽。本来就没入，又如何争辩说不脱呢？当然，更主要恐怕还是太年轻，不能料及政治的凶险。要一口咬定不是共产党，坚决不同意申明脱党，才不致有后患。不过这也只能是在清明盛世才能如此，兵荒马乱的年月，谁耐烦跟你这样认真？真要叫真，那就把你关一辈子，慢慢查。现在你不叫真，当局也懒得辨其真伪，图省事，具结悔过就放人。就这样出狱了。（此一时期的形势背景可参阅后来在台湾的许克祥、何健等人的回亿录）
从“入党”至“脱党”，父亲自己始终不知道。糊里糊涂进来，糊里糊涂出去。这段经历是我父亲自己讲出来的，他不讲，谁个能查清？我父亲过去用的是族名，现在的名字是后来改的。从这点看，我父亲对党是够诚实的。不料，日后这就是你不打自招的“叛党”。（当然，这种说法我并没有在任何文字材料中见到过，只从殷京乡口中听说，他只可能是从外调人员嘴里知道的。即使要扣帽子，也只能说是“脱”，而非“叛”。而事实是连“脱”都不是，因为他本来就没入。至于官方材料到底怎样记载，只有天知道，档案在闻革后都销毁了。闻革后填写的履历表根本就无此记载）
马日事变后，父亲回家，从祖父习国学和中医，凡三年。1930年，为生计，赴汉口到了胡宗南的军队，在某工兵营任书记，实乃今日军中之文书。以讹传讹，这便是当了“国民党的书记”。国民革命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在军队中并无基层组织。军中成立党组织、派政委，这是列宁、托洛茨基的建党建军思想。支部建在连队、营以上设党委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在三湾改编时确立的建军原则。我们此时的人事、组织部门和招生人员把国军当成了共君，想当然地以为工兵营书记，就是解放军的营党委书记。这就叫兵遇到秀才，有理也讲不清。
余者说他还参加过三青团、复兴社等等，那更是一团乱麻。这些组织无不有其时代的、历史的进步性和局限性，而其成员的参与，也无不有其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何况时隔40多年，你看如何说得清。真要讲清它，每个人的档案都会写成200页的学术专著。也幸亏那时招生人员（还有我）无知，他（我）要搞清了复兴社就是后来的军统，会把我至少吓出个脑震荡来。可他（我）要进一步搞清复兴社、军统其实是为对付日本人和汪伪政府的情报机构而成立的，在抗战中不但无过，反而有功那却要等到实事求是后的今天。但我既不想为父摆功，也不想让父受过。老实说父亲在复兴社只混了几个月，他只是这个群众社团组织中的一般成员。而复兴社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力行社的成员才转变为军统，这与我父亲就毫无关联了。不久他离开了该组织，参加了三青团。他大部分日子是在三青团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做事，后来在重庆北碚三青团筹备处任代理书记。所以复兴社、军统有功也好有过也罢与他关系都不大。
王蒙说，凡把事情说得跟小葱拌豆腐一般清白的，万不相信他。是至理名言。旧社会，凡是识得几个字的人，又有几个是24K的布尔什维克？想起周恩来，卷入顾顺章一案中，被人用了个伍豪的化名登报脱党，引出一段公案，四人帮揪住不放，使他到死不能瞑目，进手术室前竟竭尽全力喊了一句“我不是叛徒。”令人悲泪欲滴。开国元勋蒙冤无助，凄惶惨惨一至如此，遑论他人！所以这一套若不废除，终要搞得人人自危，国无宁日。
但我父亲头上最要紧的紧箍咒还不是这些，而是19 57年获取的一顶右派帽子。以上种种只是数罪并罚中的附加罪，主罪在此。主罪今天再要把它当罪列出来的话，只会成笑话。不提也罢。
我也曾纳闷，档案既是历史记载，为什么只见一团漆黑呢？有人说一个人做点好事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可我父亲档案里怎么不见他做一件好事呢？那不可能，也不大符合毛泽东思想，这话就是毛说的。可见难的是人在蒙难时记他一件好事。
我父亲秉承家学渊源，1932…1935年在南京国医专校，师从国医名宿陈逊斋先生系统研习中医。抗战爆发，南京沦陷，陈逊老转赴重庆，父亲集合在其旗下，在国民政府中医委员会主任陈文虎领导下开办国医馆医务人员训练班、中医训练所，襄助创办《国医周刊》，这也许是全国最早的中医刊物，是中医学走向系统化、现代化重要的一环。1943年在重庆自己开业行医。五十年代初是长沙市中医学会发起人；是中南行政委员会中医委员会委员；是全省中医在现代医院获高级职称的第一人（解放前中医无职称）；是这家大医院第一任中医学教研室主任、教授；是农工党省委常委；是省政协委员；其医术若何；其著作若何……档案里面都没有了，只有吓人的东西。十分幸运的是父亲活过了四人帮倒台的一天。等到一切颠倒过来后，见到一些介绍父亲的文字，又尽是光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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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记忆中的父亲
73、记忆中的父亲
其实真正看清一个人是不容易的。如今我倒十分想了解我真实的父亲到底是怎样个人。留在我们儿女们记忆中的他只是个脾气不好，性子有点急，生活刻板有规律，腰板挺直，爱整洁，治学极为刻苦专注的布衣老头。他做任何一件事都要搞得有模有式，不计成本，最后搞得兴师动众。辛劳勤俭一生的母亲最怕他做事，说他喜欢“架大势、检大场”，一应大事小事，宁愿自己做，也不要他到场，因此把他惯得从不做家务，在家里就只是看书，或是种些花草，摆弄一些小把戏。
他喜欢新巧奇异的小器械，而对此却又十分的外行且固执。我记得，在当右派的日子里他烟抽得厉害，为省钱，自己做了个卷烟机，装了把铡刀，像农村切猪草用的那种。还配有专门的磨刀石。有熬浆糊的锅，和刷浆糊的刷。行头要配全。买了一大捆卷烟纸，大概够用五十年的。这哪是家庭自制香烟，分明是规模工业的搞法。一段时期，市面上火柴要凭票供应，抽烟的人就都改用汽油打火机了。这正好对上他的胃口。他是最先用上打火机的那一拨。不知是那时所有的打火机真有质量问题，还是他爱好装卸的本性。经他手拆了装，装了拆的金属打火机总不下十几个，装了一盒子；一块五十年代买的英纳格也让他在表蒙上钻了个洞，说是让它透气；一台半导体经常被他掰烂，隔三差五就叫当时还在广播器材厂的大姐拿去帮他修；他自制的钓鱼竿有一大捆，三节套、四节套、游鱼钓、车轮钓，各式各样，在我看来没有一根精致适用的，他却视为宝贝，不许我们动。
父亲虽在单位是专政对象，无人理睬，而且从1968…1976年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但是背地找他看病的人多年来络绎不绝，从没断过。他最让我们不满的一点就是为什么从不知道利用这些关系，为我们捞点好处，使我们摆脱困境？他的迂腐，他的不肯也不善开口求人至死不改。
父亲晚年最让我佩服的一件事是他戒烟。那是四人帮倒台后，他重新穿上白大褂的那天，他同时决定戒烟。为病人的健康，也为自己的健康，就只说一次，把五十多年的老瘾一刀割断，没有丝毫拖泥带水，也没有半句豪言壮语，不借助任何辅助方法，就跟他从没抽过烟一样把烟戒了。我见过很多人戒烟。他是最爽利的一个。
父亲不喜欢跟我们谈自己，尤其跟我。一直到一九九六年，住在我一处，他看过我写的一篇东西，才大概觉得我是一夜之间长大的，可以跟我说说话了。忽然跟我谈起了往事。这时他的思维和说话都已很迟钝了，津津乐道的也只是他年轻时的习武生涯、打架经历。几次三番，说起1947年因家族涉讼，他从重庆回到乡里，跟仇家狭路相逢，双方打嘴巴仗不过瘾，三言两语，便要动粗。父亲练过太极拳，也学过些武术，加之气愤，毫无惧色。于是站稳脚桩，摆开了架式。谁知对方不待开打，见阵势不妙，拔腿便跑。每忆至此，父亲脸上的得意，亦真亦幻仿佛回到童年。我们平素看他像个做学问的，却原来他最得意的是讲打架。但我们很少听他讲过他的政治生涯、学术生涯、职业生涯。父亲曾记过大量日记。闻革时被抄走，下落不明。据他说里面有他写的检查交代，有学术心得、文献摘抄、病案验方、日常琐事，等等、等等。那应该是了解他的最好的资料，可惜渺无踪影，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憾。父亲1998年去世，享年94岁。我曾撰联，感佩唏嘘：
近百年，历坎坷，尝遍酸甜苦辣，始悟正道；
逾七秩，铸佳业，不离望闻问切，终得成仙。
待续 74、岳父
74、岳父
74、岳父
书薇的家人虽不是黑五类正规军（地富反坏右），但也属21种人。讲起她的父辈也是够复杂的了。她生父杨蹊径早年留学加拿大，获工程硕士学位。归国后先是各处教书。后在国民政府湘省教育厅任职。时值1944年，中日战事最烈期间。日军为打通湘桂通道，进逼国军滇缅后方，发动衡阳攻防战，时称衡阳会战，为抗战后期最大一次战役。处于湘桂交通要道的东安县县长一职临战出缺。谁都明白，此时此刻这决不是个肥缺。存亡危急之秋，岳父被指派为代理县长，出生入死，组织军民，协同主力部队作战。衡阳沦陷后，他曾作诗叙其事：
家仇国耻两层忧，阻敌东安欲斩酋。
击揖中流钦祖狄，鞠躬尽瘁恭卿侯。
忠奸顺逆谁先辨，成败利钝我未筹。
自古盖棺才论定，岁寒松柏见劲遒。
东安这段经历，家愁国难同时袭来，其间许多事，想必极为复杂，以至有“忠奸顺逆”“成败利钝”难辨之慨。但我相信他是无愧家国的。此诗写于衡阳沦陷后一月，显然不是供发表的。因为战事失败，无功可表，所以它必是在舒吐真情。其间悲歌正气，完全是言为心声。事实上，书薇也是从父亲遗物中看到这首诗的，并非从什么宣传资料中得来。万不料，建国后，肃反时这期间的一件事被他17岁，追求“进步”的亲侄女（愿上帝宽恕她）揭发成了罪状，把某次枪决汉奸之事，说成他解放前有血案。为此，人民政府判他坐了十年牢。其实撇开这件事的性质不谈，光这件事的可信性就是个大问题。当时他一个县长无权判处任何人死刑，那时也还讲点法制，必得通过程序。然而不容分说，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抓你，我肯定不会犯错误；不抓你，我有可能犯错误。那就抓。这就叫极左。代理八个月的战时县长，不惟有功，竟至罹祸，他心里的冤屈不知有多大。
抗战胜利后，岳父即赴东北，担任过长春市教育局长。旋又复转任职湘省教育厅。1949年，时局飘摇，省主席程潜召集各部密商起义之举。教育厅长李祖荫因病告假，岳父代行主事，参与起草和平起义宣言，通电全国，他是跟在陈明仁之后第四个签名的。正因为如此，解放后，论功行赏，获省教育厅留用，他还当了几个月副厅长之职。然终究不惯新式官场，乃去职转赴长春，任东北科学院编辑主任。这件事解放后他竟未作声张，现在猜想他大概是怕人追究他挂冠离职，拂逆善意，乃不识抬举之举。是后来服刑期间，偶见报载毛泽东接见程潜等民珠人士，触发感慨，说：同为起义之人，自己与程的境遇有如霄壤之别。同狱战犯（关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检举此事，谓之心怀不满，抗拒改造，狂妄到竟敢跟程潜相提并论。幸亏抚顺监狱不愧是模范监狱，竟然去调查了解，查证了此事，将他作起义人员对待，即刻释放。并说他为何不早说。此时他已冤枉坐了五年牢。这件事他在忆及追随程潜起义的诗里也记述过：
为民收拾旧河山，湘上梓云未等闲。
勉效驰驱忝末议（追骥尾——原诗修改句），谬蒙捉掖出红墙。
……
岳父坐牢是由检举揭发始，又由检举揭发终，始信人言之可畏，我这个未见过面的岳父，看来是个十足的书生。
75、继父
75、继父
书薇的继父罗巧贤，祖上在醴陵广有资财，富可敌县，号称罗半街。继父高中毕业本想读普通工科院校，这也是家中对他的期望。恰逢七七事变，满腔热血改考了军校，学机械。1940年军校毕业即入伍，派驻印度加尔各答，编入中国远征军机械化部队，为军中机械师。曾参加缅北密*战役，将日军逐出南亚，沿滇缅公路，一路厮杀回国。胜利后，领中校衔。卷入内战，又是东征西讨，疲于奔命，最终在淮海战役被俘。至此，他已从军近十年，狼奔豕突半个亚洲，真叫做“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此时的解放军正需要技术人才，劝其入伍。这本是一条坦途。但他十年来席不暇暖、食不甘味，厌战到了极点，思乡心切，不肯加入解放军，便回到长沙，后来在省机械厅谋了个饭碗，闻革下放桃源小镇太平铺，后调津市湖拖，为这个现代化工厂的草创立下过汗马功劳，却失意半辈子。连个工程师都是等到八十年代才给他的。等不到评高工，就退休了。这件事继父是耿耿于怀，难以瞑目的。继父忠厚老实，苦酒自尝，从不发半句牢骚。只在一次喝酒时对我说过一句：“我过去在远征军是所在部队唯一能跟美国人用英语交谈的。”略略觉出他有点伤感。
继父曾经送给我一只铜质的、美制军用望远镜，是他远征军时的器物。他说用它看到过何应钦、孙立人、黄维、杜聿明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还看到过陈纳德。我说这是他光荣历史的见证。可恨这只望远镜后来被贼偷走了。
我今天这样写继父，看去有点像正面叙述。实际是客观记载事实。可那时期，同样这些事，档案中就不是这个写法了。要这样交待，你难道还想表功不成？真个是说不得的苦也。让人感到欣慰的是，现在提到抗日战争，终于将不实之词改写了。中央电视台的抗日英雄谱都把罗卓英、郑洞国、廖耀湘列进去了，都是继父曾经的上级，我经常听他提起这些名字，都成英雄了。中国远征军也作为正义之师，彪炳中华民族伟大的卫国战争史。真的在为他们表功。继父若地下有知，不会只道得一句，天凉好个秋吧？
待续 76、简短的评说
76、简短的评说
76、简短的评说
我在写我父辈历史的这段时，想起史书记载，汉高祖猜忌韩信功高盖主，韩为吕后诛杀。高祖问吕后，韩信有何遗言。答称韩信叫屈，悔未听从蒯通建议，早作防范，意在谋反。刘邦即刻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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