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拧一把,洒落一地珍珠--我的乡下岁月-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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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来的。我唐某人在公社带了个头(他是公社第一个搞病退的),这两年专攻风湿一门,如今抗O、血沉操得硬是喊得它应,要几把叉就几把叉。”……
这些荒唐的事也只有荒唐的年月才想得出来。从后来知青的回忆文章里我们还知道,此类情形全国各地皆然,且各具特色,高人尽有。唐要新就是他们当中的出类拔萃者。他这一番口舌令我对他刮目相看。过去我只知道这个聪明人,身上的衣服裤子都是自己剪裁缝制的,还会打毛衣。却不知道他在医学的道路上走得这么远。的确算个人才。我心里默神,当年知青中像唐要新这样的人,若把琢磨得病的功夫用在治病上,这些人里头何愁不出几个医学博士呢。可叹他们当中连个赤脚医生都不曾涌现,真乃生不逢时,明珠涂炭也。……
唐要新后来果然如愿以偿,“病”回了长沙城。非常可惜的是,他清福没享几天,突遭车祸。死得太年轻了。
66、假作真时真亦假
66、假作真时真亦假
病退回城确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新航道。它不受名额限制,不要政审,只要医院证明,居委会同意就成。无数的知青都涌到这条路上来,连纸厂最老实的王雨绍也怦然心动,进城养病去了。我问他姐姐王雨农:“我们信都不晓得,你老弟就到城里好过去了。选的哪号病啰?”
她说:“他得的风湿。”
我问:“几时得起的?”
她说:“从小就有,先天性的。”
我和王雨农自诩为三友:同在农村是农友,几次同船回家是船友,宣传队同在水利工地打硪唱硪歌是硪友。晓得她经老倌深。忍不住就笑:“那还蛮严重咧。”
王雨农一本正经向我介绍病情。那是如何如何的严重。
我说:“现在办事都晓得掐了鼻子哄眼睛。我看知码子得的只有一种,蛔虫(回城)病。”
她说:“鬼咧!我向毛主席保证,他得的真病。”
我也不笑了,说:“我一不是医生查房,二不是派出所上户口,是真心关心他的身体。真菩萨面前莫念假经。我只唯愿他身体好。”
王小姐捏起拳头,追到我就要打人。我说:“好,好,真病,真病。我就不晓得你何解硬要他得真病。”
不过我后来才知道,他弟弟身体是确实不好,王雨农对我说的句句是实情。我知道后心里反而更不舒服。王妹子,你莫怪我。怪只怪现在假的太多。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难得你这么实心对我,尽跟我讲真话,差点让我听不出,真没跟你白做回三友。所以她弟弟迁户口回城的那天,我一直把她姐弟俩送上船。祝他布帆无恙、岁岁平安。
67、条条道路通罗马及荒诞剧剧评
67、条条道路通罗马及荒诞剧剧评
莽莽后来也走了病退这条路。女知青本来招工机会就少,岁月不饶人,她已经27…8了。只有病退回城不论年龄、性别、出身。只论病。称得上公平。
她的腿有点肿,把它发展夸大成肾炎也许有门。于是她拿了本大姐出版社的病历本(一段时间长沙病历由单位发),她本来就戴眼镜,再说一口普通话到县里和地区的医院看病去了。她一直在教书,拼音普通话也有意识学了些。有点知识女性的摸样,且是省城出差来的,那病历本显示是属于文化部门的。这番打扮确有必要,也很灵。先不先缩小了跟医生的身份差距,不然有些医生一看是知青就摸到你的心思而为难你了。若把你当成干部,而且是北方口音,把你病说重一半都难讲。过去在湖南工作的北方人,多数在单位是领导,称之为南下干部。即使是他们的家人,那也是有来头有靠山的。干部看病无非是想开假条,报销医药费。这又不要他掏腰包,顺水人情能做则做,山不转水转,说不定哪天转到你手里也留下个交情。国家干部不巴结就已经愚蠢,难道还有谁敢去为难?所以莽莽一直就以这种身份看的病。似乎病得还算顺利。
中国人也就是从这个年代开始,失去信仰,失去价值标准,躲避崇高,游戏人生的。人们已经不知信谁好。对知青来说,什么都可能是假的,只有回城是真家伙。
不过莽莽也没有白病这一场。正是从这时起,就此钻研起医药病理之道,为她以后从医开了个头。人说久病成良医,却不知装病也能成良医,条条道路通罗马。
为了病退,莽莽去找上了李镇长。李镇长以前做过镇上居委会主任,后来撤镇到公社当干部,管民政和知青安置。她是一位掐着我们知青命脉的胖大姐。从此她认识了我们姐弟。她说你们放心,只要你们长沙办好了,公社这边不会卡人。
知青病退的故事今天听来像一幕幕荒诞剧、黑色幽默。我自己写着写着也像写相声小品。竟不像生活中发生过的事了。事实其实不然,它们是一出出假戏真唱的正剧。在历史上真实并且普遍的上演过。对无关痛痒者来说,是喜剧闹剧荒诞剧;对知青来说,实际利益所在,根本不是玩笑,是一本正经的正剧,甚至是悲剧。大多数病退知青是痛苦而无奈的进入角色的。它即使让人发笑,那也是卓别林式的所谓“含泪的笑”。
据我所知,严格讲来,绝大部分病退回城的知青,如果不造假,是没有几个符合病退条件的。但恰恰就是这一幕幕荒诞剧诠释的病退回城政策,我认为是当年最为人性化的一条政策。它给多少没有权势,陷入困顿的家庭和个人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透明的通道。全国各地基层的医务工作者、派出所、居委会、知青办、公社、大队、生产队对造假并非全不知情,而是有意装瞎或网开一面,放弱势群体一条生路。开出了一份一份中国式辛德勒的名单。(当然不是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单位和人都如此)。而那些涂上了阶级路线色彩的招生招工政策跟这个比,则显得不近人情得多。我完全不赞成把当年病退中一幕幕荒诞剧做负面的东西讲,相反,它们彰显的正是那个时代我们民族的良心未泯。
我也想搞病退,但没搞。一是怕麻烦,冒得本事装;二是真搞的话,家里就会坐两个吃闲饭的,养不起。书薇最老实了。她心思就没往这上面动过。一家人都老实。为了她姐姐病退回城(她姐姐1965年就下乡了),一家人竟搬离了长沙,迁到桃源县的陬市小镇上来。这是她妈单位提出的交换条件,明显是欺侮人。她家的事没听她讲过。我要知道详情也会说说她们的。天老爷,你对老实人也太心狠了点!书薇把悲伤埋在心里(也许他们那时还没意识到这事的严重性,因为当时倒霉的家庭太多。)依然沉静的对待眼前的一切变化。这是她的优点,她不喜欢哀伤叹息。这也是她的缺点,事情来了不喜欢作充分的考虑和商量,木然处之,听之任之。这件事带来的损害,后来却长期影响了她们一家人,尽管不叹息,实际却遗恨无穷。
69、帷幕在徐徐落下,我走吧
69、帷幕在徐徐落下,我走吧
每年冬天,我们都要到水利工地去搞宣传队。1973年在韩公渡的小湾,1974年在石公桥。那时书薇已经在牛鼻滩中学教书了,是殷京乡推荐去的。但是搞宣传队没有她这根台柱子不行。因此每年搞宣传队还得把她叫来。于是我们俩,还有羞琴,王雨农等都上了工地。
1974年秋冬时节,我们在石公桥的冲天湖工地。石公桥离牛鼻滩50里。宣传队住在一个叫龙子岗的村子里。到工地没几天,羞琴、王雨农就收到家信,得知现在有新政策,知青可以顶父母退休的职,家中父母正在办这事。他们心神不安地在工地等待着。工地上所有的知青都在等待着。只有我没什么可等的。爸爸还在留院察看。他是被莫名其妙开除公职的,有职顶,他都恨不得去顶!书薇呢,也收到了家信,她们家还有妹妹了明坐在家等着顶。她也没什么可等待的了。
终于,报喜的锣鼓由羞琴第一个敲响。老贵从公社跑来,通知她回公社办手续。接着是王雨农,接着是百家湖的唐胖子、曾佳知……。公社传来的消息更是一天一个变化。今天这个走,明天那个走。工地上的知青渐渐*了,最后剩下我和书薇。宣传队早已无法办下去,书薇已代替羞琴在管工地的广播。
招工正在热火朝天当中,而我们竟在几十里外,置身事外,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我想我还是回趟公社吧,看热闹也比蒙在鼓里强。
果然,公社招工正闹得紧。省测绘局、桃纺厂、挖泥船队、长沙三机厂……一个个单位在要人,或指名招工,或公社推荐。据说有人跟长沙三机厂的人介绍了我,不中他们的意。公社又推荐了老贵,这是羞琴在努力。她对老贵一往情深,老贵这次要能走对她是太重要了。
我回到公社的当晚正好碰到三机厂招工的人。牛鼻滩晚晚停电,他们还没吃晚饭,黑灯瞎火的四处找饭馆,恰好碰上我问路。我听是长沙话,问他们来历后,就要带他们到纸厂找老贵。他们也听出我是知青,一再表示不去知青家 ,免得被动。但镇上只有一家饭馆,晚上从不开门,镇上我也只认得知青,所以还是不顾他们的意愿,带去纸厂。这是在为老贵创造机会。羞琴和老贵当然明白我这一举动的意义: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老贵的事还悬着呢。
他们动手操办起来。其实知青有什么好东西招待?自己吃的都差得要命。老贵是在纸厂人缘好,立刻有人替他寻来几个鸡蛋,自己用煤油炉煮了一锅面条。这种档次办招待离糖衣炮弹相差甚远。可是招工的偏偏对这种人放心。也算是慧眼识珠。老贵羞琴如愿以偿。其实招工的师傅这趟来得很值,他们为自己挑了个未来的领导,老贵是个办事让人放心的优秀人才。
大风刮过,已近尾声。热闹已经看过,帷幕正在徐徐落下,估计不会有我的戏了。老贵走了、羞琴走了、张征智走了、吴可敏走了、王载安走了……都走了。我也走吧,回水利工地。横跨荒凉广袤的英湖,我又到了石公桥冲天湖工地。 电子书 分享网站
70、穷途末路的小资情调
70、穷途末路的小资情调
书薇在工地广播室,离宣传队驻地龙子岗还很远。宣传队就我一个知青了,整个工地也就我们两个知青了。有很多人耐得了艰苦,耐不得寂寞。真要扎根农村,那身边有一帮朋友与孤身一人心里的滋味是大不同的。其实下乡对家庭出身不好的人来说,最苦的不是生活的艰难,而是看不到希望。记得严洁誉在菌肥厂时跟我讲过一句话,说我们这些人既没有一个好爹妈,又没有立身的本事,更没有犯罪的胆量,还要爱面子,能有什么前途?把我们描摹得入木三分。这副先天贫血的身子骨,只配愁眉苦脸。
这时正当冬日的阴雨天。霪雨霏霏,薄暮冥冥之时,清冷之感蓦然而生。我常常拉起手风琴,(我是从这时开始摸上手风琴的。手风琴是公社广播站谢重甘走时留下的。)和声伴着旋律在空中飘荡。那情境有点伤感,有点小资。但也不是为赋新词强说愁了,那愁相当具体,相当实在,把它倾注在十个指头上也是一种倾吐。正所谓,琴声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不好意思地说一句,那段日子我一个人呆在工地,确实有点顾影自怜的味道了。我非常钦敬的作家王蒙先生说,不喜欢男人诉苦。其实我也不喜欢,知道这没出息。但人总是矛盾的。为了给自己一点面子,我就用鲁迅的“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给自己脸上抹点粉吧。这时节当英雄豪杰的心情我是一点也没有,只想当个小工人。
清冷之中过了数日。一个雨夹雪的早晨,在我们完全没想到的时机,种禽站的老唐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是站里派他来通知我和书薇回公社,说是要推荐我们上学校。牛鼻滩公社到冲天湖50多里,没有电话可通。在这种天气,一路雨雪,种禽站专门派个人来通知我,也可见他们一份心。但是老唐带来的消息并没有使我们激动万分,又是学校招生!它会要我们?这两年教育界的诸君张铁生、黄帅、迟群、小谢、梁效正闹得起劲,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对这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我们有点敬畏,因此这消息并未激起我们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我们还是离开了工地,往回走,这终归是次机会。工地到底呆不得了。
一路上情绪渐渐好起来,因为雨停了,我们已经走出了工地附近泥泞的田间小路,走进了早已干涸的长满草的英湖,脚下利索多了。
茫茫荒野中一条小路曲曲弯弯通向远方,几十里路除了我们再不见人烟。长久以来,我心里藏着个古怪的念头:希望有那么一天,能跟书薇在一条老也走不完的路上走,视野所及只有我们两人;有雪花、有风,牵着手,不讲话。路越长越好。这么个儿女情长的怪念头,自己也觉得有些荒谬,做隐私藏在心底,没跟她讲。没想到,机会就是今天。我和她怀着一种久久压抑后的放松,听着远方似有若无的呼唤,踏进一片无人的旷野,朝着牛鼻滩方向走。那路长着呢,50多里,比我憧憬的还好。那情境其实是很难有的,可遇不可求。浪漫、温馨,像一部电影。 。。
71、屡试不第是意料中的意外
71、屡试不第是意料中的意外
回到公社才知道,这次的机会原来是负责牛鼻摊区教育工作的何支书、负责公社教育的黄办事员给我们的。书薇在学校教书,他们都认识书薇,对书薇印象不错;同时他们肯定也记得我写的那篇现代八股文。他们就是当时作文的阅卷者。眼见又有了招生机会,想提携我一把,让我再试一回,把童生结束了,扶我进学。这一方面是书薇的关系,一方面也有惜才的意思。看我上次八股做得那般知趣,顺着考题指引的方向,按套路歌功颂德,似乎懂得些革命现代制艺规矩,即使比范进差,不中举也该中个秀才。应该讲,他们这方面的意思也是明白的。总之就是要帮你。这两位教育界的前辈本质上是非常好的老教师,习惯用育人的眼光看人。
我们填了表。表是区教育办制定的,好像是去一所技工学校,株洲一家大型工厂的技校,但又没讲明。虚虚实实不太像真的。
第二天,我一个人再度跋涉50里,到工地把我和书薇的行李背回。来回100多里,虽然苦不堪言,却也干劲十足。一天就包干了。
此后就等学校的通知。从年前等到年后,一直等到第二年夏初。人们像把这事忘了一样,一句话也不说。这事就有头无尾的结束了。我们一个也没走。
这事我们自己做得也有欠缺。现在我想正确的做法应该无论走不走得成,都有必要去找找何支书,黄办事员。他们给了你机会,你怎么就糊里糊涂心安理得一声不吭地等通知呢。你就是没有走成,也该表达谢意。这是我们做人火候不到,太嫩,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可见我们学问文章都很差。
我当时是怎样想的呢?其实很简单。我是听说去长沙外调的是黄办事员和另一个老师姚运来,就不敢找他们了。一涉及调查家庭,我就心虚,不敢打听。书薇当然也是一样。
过了很久,听殷京乡聊天时说起,确证还是家庭问题。据说他们到医院,看了爸爸的材料。那是漆黑一片。殷是从何支书,黄办事员那里了解的。他说的有点含糊,我也不敢问清楚,越听越怕。原来,爸爸不光是右派问题,而且历史还复杂得很。说他1927年曾是共产党,后来又叛党,又加入国民党,还是书记,又参加过三青团、复兴社。我当时听得头皮发麻,脑壳都懵了。连殷京乡也只摇头:“你家里怎么是咯号情况罗。”
真的,怎么是这号情况?虽说学校去不成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但是家里情况这样糟还是出乎意料之外。
这些事我从没听说过。几十年的洗脑加专政,自然使人感到它们没一件是好事,都当罪恶遮掩起来,连家人中也从不提起。其实,爸爸的问题纯粹是我们对历史的无知。若干年后,翻看父亲填写的履历表和对组织写的自传,我们才略知一点真情。
72、档案中的父亲
72、档案中的父亲
家庭出身曾经是我们心头创巨痛深的一块伤疤。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父母的政治生涯会对你整个一生的命运产生巨大影响,甚至是决定性影响。所以,在讲到我们的农村岁月时,就不能不讲讲我们的父亲。
父亲的档案材料并非捏造,它也是有事实有根据的。但这些事实根据却由于无知、或是简单蛮横,便捕风捉影罗织成罪名了。
我父亲成笠稳。1904年出生于长沙尊阳(金井)乡一个平民家庭,曾祖父和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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