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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蝗缯乙桓鋈送犊浚�事若成功，凭军功也可以封侯；事若不成，也很容易逃跑，别人也不会注意到无名小卒（‘非世所指’）。”
　　这就是婴母著名的顶缸论。陈婴因此不敢称王，对拥戴他的那些人说，项氏家族以世代为将有名于楚，现在要想举大事，没有一个得力的将领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投靠项家，一定能够把秦灭了。其众从之，以兵属项梁。
　　陈婴一直追随项羽，汉高祖四年，项羽自刎，归属刘邦。因为平定自立为王的壮息，有功，封堂邑安侯。
　　王陵和刘邦是同县人，且是拜把兄弟，史书上说“高祖微时，兄事陵”。可是王陵这人革命觉悟不够高，待刘邦攻入咸阳，事业有点气候时，才在南阳地区召集了数千人，却不肯跟从沛公。楚汉战争开始之后，才归属汉王。刘邦因之让王陵赶快派人把太公、吕后接来。项羽却抢先一步得到讯息，在阳夏（据胡三省，夏音贾）一带阻击王陵，劫了太公、吕后，同时落入项羽之手的还有王陵的母亲。
　　项羽于是跟王陵谈条件，当着王陵使者的面，让陵母东向坐，表示尊敬。而陵母在给使者送行的时候，流着眼泪，偷偷对使者说：“请您代老妾转告吾儿，一心一意追随刘邦，汉王是宅心仁厚的长者，一定能够夺得天下，不要因为老母亲而生二心，我以死送您。”拔出使者的佩剑，自刎而死。项王大怒，连死人也不放过，烹陵母。
　　王陵终得铁心追随刘邦，封安国侯。这个侯位很有意思，安国虽是个地名，但也可以看出刘邦对此人期许很高，安国，安邦定国嘛。汉惠帝六年（前189），相国曹参卒，以安国侯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王陵地位在陈平之右。
　　婴母知时，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能为。陵母知人，兴亡成败全系乎一人之身。因此，班固极推重这两位知见高超的伟大母亲，他说：“夫以匹妇之明，犹能推事理之致，探祸福之机，而全宗祀于无穷，垂策书于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就是说，婴母与陵母，作为妇道人家，却能洞达事物的道理，明了祸福的关键，不但很好地保存了家族，而且也使名声垂于史册，博得后人的敬重，大丈夫处世也不过如此了。
　　避祸
　　杨彪、袁闳、范粲，此三者皆处身乱世，或为避祸，或为节义，行为“乖张”，很有儒家“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味道。对此等人物吾深表敬意，庄子也不过主张和光同尘而已。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二章　治乱因缘（22）
杨彪，杨修他爹，杨彪及其祖上声名赫赫，四世三公，与袁氏世家并驾。献帝时拜为太尉，献帝初平元年（190），董卓专权，欲迁都以避冀州刺史孙馥与袁绍、孙坚等人的兴兵*，杨彪力争，被免职。董卓死，复起为太尉。后遭曹操疑忌，欲杀之，孔融力救始免。杨彪见汉室衰微，政在曹氏，遂称脚挛，积十余年不行，由是得以免祸。儿子杨修很聪明，但聪明不过他爹，公元219年被杀。
　　袁绍、袁术、袁闳是叔伯兄弟。袁闳见时方险乱，而家门富盛，常对兄弟叹道：“吾先公福祚，后世不能以德守之，而竞为骄奢，与乱世争权，此即晋之三郤矣。”　本想跑到深山老林里去当“野人”，无奈母老，不忍远遁。于是在庭院里筑起一个没有门的“碉堡”，其实更像牢房，饮食都从窗户递进去。一家子中，只允许老母随时前往探“监”，兄弟妻子莫得见。潜身十八年，卒于土室，名列《高士传》。故而清唐孙华有一句诗说：“藏身且筑袁闳室，避世难求秦系峰。”
　　司马师废曹魏末主曹芳，迁金墉，范粲素服拜送，哀动左右。于是假装神经病，住在车上，足不履地，不出门，不说话。子孙有婚宦大事，与他商量，合他的意则脸色不变，不合则眠寝不安，妻子以此知道他的意思。他的三个儿子也受他影响，无心仕途，不大关心外面的事，足不出邑里。司马炎即帝位，诏以二千石禄养病，范乔代父辞不受。范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终于所寝之车。
　　十几年、十八年、三十六年，古人之意志力诚不可想象。陆游晚年再出，为韩侂胄写《南园阅古泉记》，见讥清议，而周作人折节小日本，则毁了一世文名。
　　诸葛亮为何六出祁山
　　诸葛亮自辅佐蜀汉后主（223年），至其病没（234年），共掌权十一年。晚年六次北伐曹魏，有的说是五次，其实只有二次出祁山。取六出祁山者，是泛指其西线北伐的整体战略行动而言。
　　祁山位于甘肃礼县东、西汉水北侧，地扼蜀陇咽喉，成为魏蜀必争之地。其实进攻曹魏不必绕远途，诚如魏延所建议的，由他统兵万人出子午谷袭取潼关，与由斜谷出兵的诸葛亮大军会师，这样便可一举平定长安以西。司马懿不是也担心蜀汉军队进兵斜谷么。诸葛亮之所以不同意魏延的建议，主要有三点考虑：
　　一是子午谷此时已废，而褒斜谷难行。子午谷，北口为子谷，南口为午谷，北口距长安仅百里。子午谷全长六百六十里，刘邦入汉中，烧绝栈道，即在此处。汉顺帝时罢此道而通褒斜道，至三国时已荒废。
　　褒斜谷，南口曰褒谷，北口曰斜谷，全长四百七十余里，进兵此道，可由褒中（陕西褒城）直驱郿县（陕西郿线北），但路途险阻，行军不易，且有被伏击的危险。
　　二是大军由汉中沿西汉水平坦地带，出祁山，即进入关山道，为陇山东西要道。西口即街亭（甘肃秦安县东北），东口为陇城（陕西陇县），可瞰秦川，其流水汇注于渭水，适于行军，粮运补给也比较方便。
　　三是陇西自古多产马匹，而战马是蜀汉最缺乏的。关中平原及洛阳附近地区皆适合骑兵作战，而魏军多骑兵，要与之决战，战马自然不可缺少。
　　综上考虑，诸葛先生决定出兵祁山，而不是抄近路出子午谷。
　　而对于诸葛亮来说，北伐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之举。当年，孔明未出隆中而计定天下，后人传为神奇。尽管他在《隆中对策》中提出，只要攻占荆、益两州，俟天下有变，一路自荆州以向宛、洛，一路自益州以向秦川（今陕西南部），两路夹击达到灭曹复汉的目的。但孔明的战略重点无疑是在前者。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二章　治乱因缘（23）
当鼎足之势已成却要六出祁山攻打魏国，意图光复汉业，按当时的情形来讲，蜀之国力未足以并吞吴魏而尘定天下，这不明摆着不自量力么？诸多疑问，在读了魏纪太和二年（228）诸葛亮给后主的上言中才找到答案。
　　诸葛亮在上言中说：“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当知臣伐贼，才弱敌强；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凡事如是，难可逆见。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按当时的形势，敌强我弱，北伐固不足以取胜，坐守却也仅是苟延残喘而已，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臂而起，或许尚可一搏。至于成败，只得听天由命了。
　　诸葛先生在写这份上言时，“山人自有妙计”的洒脱已不复存在，悲壮之情，读来跃然纸上。
　　青衣行酒
　　公元313年，汉王刘聪在光极殿大宴群臣，命晋怀帝青衣行酒，怀帝的两位旧臣见状，“因号哭”，结果被杀。青衣是仆人穿的服色，晋怀帝以皇帝之尊而从事仆役之事，境况惨极。
　　东汉任城人郑均，有道行，在群众中威信很高，朝廷屡征不就，汉章帝出巡任城时，住在他家，因赐“尚书”俸禄终身，时人称为“白衣尚书”。“白”是表示平民身份，后来文人自命“白衣卿相”以示*，盖出于此吧。
　　余在《通鉴》中读到上述两则故事，因对旧时服色作了一番小考。《左传·定公十年》疏：“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中国人注重服饰的礼制，渊源久远，且相当看重，把它当作礼的重要表征。古人说，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上称“衣”，下称“裳”，也就是裙子，此制今已不存。
　　《周易》说：“天玄地黄。”因此，周天子在祭天时，便着“玄衣纁裳”，玄指深蓝近于黑的颜色，纁兼有赤黄之色。此大概为古人讲究服饰颜色之始。黄色作为皇帝垄断的专用颜色，迟至唐朝时才开始，而此前皇帝的服色并不统一。《礼记·月令》记载，天子“着青衣”，所谓青天在上。晋怀帝要是处在周朝，着青衣不但不为贱，反以为贵了。秦时，始皇帝采用“五行说”，认为周朝为火德，秦朝代周，秦为水德，故皇帝的服饰为黑色。汉朝代秦，汉为土德，汉朝皇帝的衣服便是黄色。晋代实行金德制度，以赤色为贵，故晋代皇帝着红袍。至隋朝，文帝、炀帝着黄袍。但此前，包括汉代，并未明令禁止他人穿黄色衣服。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才开始禁止百官百姓穿黄色衣服，因为赤黄近似日头之色，而日是帝王之尊的象征，黄袍遂成为此后历代皇帝的专用之服。
　　百官公卿章服，《周礼》记载了十二章纹制度，《礼记》也说“天子龙衮”、“士玄衣裳”之类。孔子也曾说“恶紫之夺朱也”（《论语·阳货》），说明当时贵人的服饰已有制度区别。但真正确立章服制度的，是在东汉。东汉永平二年（59），孝明皇帝诏有司博采《周官》、《礼记》等史籍，制定了详细的祭祀服饰及朝服制度，“衣画裳绣，十二章”，章服制度得以确立。十二章纹作为帝王百官的服饰，直至清末，沿用了近两千年之久。
　　秦之前，政府并没有严格界定庶民皂隶的服色。秦汉之际，才规定说，“庶民为黑，车夫为红，丧服为白，轿夫为黄，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隋炀帝大业六年（610），又诏定：“五品以上，通著紫袍，六品以下，兼用绯丝，胥使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黄。”所以柳诒徵先生说，“衣服之制，别之以色，则起于隋”。
　　开篇所说的“白衣卿相”之“白”，是针对“十二章纹”而言，意指不加纹饰的衣服，表示没有地位，也称“素”，后人又称布衣。
　　谢安的闲暇
　　东晋谢安，小时就了得，朝廷多次让他出来做官，皆推脱不就。平时多花时间读书，或带着歌妓游山玩水，“虽为布衣，时人皆以公辅期之”。到他想出山的时候，年已四十多了。
　　谢安好声律，就是在守孝期间，也不废丝竹之乐，典型的竹林七贤之做派。江左士大夫极力效仿，遂以成俗。这风俗成的确实不好，后厅挺着死人，前厅却在奏乐，心肝确是大大的坏了。王坦之就苦劝说：“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王坦之先拍了谢安一下马屁，说谢安是“天下之宝”，接着就老实不客气了，大家都盯着呢，注意影响。而谢安不吃这一套，该奏乐的还奏乐。
　　我在想，是谢安在江左开了蔑视礼法的风气，还是魏晋本就有这种风气，而谢安只是不能免俗？细思之，好像两者皆有。因为魏晋清谈不始于谢安，而竹林七贤的视礼法为粪土，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因此，我认为，谢安的开江左不良作风，其罪只是没有尽力加以引导而已。而范晔的祖父范宁数落王弼、何晏之罪，说“蔑弃典文，幽沈仁义，游辞浮说，波荡后生”，使礼崩乐坏，至今为患，其罪深于桀纣，语气就非常吓人。这么说来，谢安的责任好像又很大。
　　但谢安不是闲暇得荒废公事，也不至于误国。面对强大的前秦，谢安“兢兢焉为自保之谋，常持戒心，此其所以济也”。他的侄儿谢玄在淝水一线与苻坚鏖战，后方谢安却与客人闲情雅致地下围棋。当捷报传来，谢安轻轻瞄了一眼，便放在一边，了无喜色，围棋如故。客问之，谢安徐答曰：“小儿辈遂已破贼。”
　　等一局下完，转身回内室，过门槛时，不觉屐齿之折。还是高兴坏了，没藏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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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渔樵评弹（1）
谁动了我的凤凰池
　　司马光说：“国家选人，先门地而后贤才，这是魏晋的弊政，魏晋几百年间竟无人能改变这种局面。关于君子、小人，并不以身份地位来区别，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可是在当时，连魏孝文之贤，都免不了因袭这一陋习，看来能够明辨是非而又不为流俗所迷惑，确是太难了。”
　　我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不随波逐流确实难得，“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世间能有几人？而“以今日视之，愚智所同知”的情况，以孝文帝的才智，难道看不出来？我以为问题的根子在于，他不敢也不想去触及那些既得利益集团，那些门阀世族可都是当权者，谁动了他们的“凤凰池”，无疑是自树敌人，自掘坟墓。家国都不保了，改革有屁用。辅佐拓跋珪起家的崔浩，开国元勋，最后却被太武帝拓跋焘（拓跋珪的孙子）灭了全族，原因之一，就是崔浩大整流品，明辨姓族，拿门第开刀，由是得罪于众。崔浩的外甥曾力劝说：“夫创制立事，各有其时，乐为此者，讵有几人！宜加三思。”崔浩不听，遂罹祸。
　　以现今的情形看，明暗两规则，傻子都看得清楚，可是有话语权的都自甘聋哑，都信奉“白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一团和气，各守各的“凤凰池”。没话语权的只好装疯卖傻，骂两句以泄私愤。
　　“凤凰池”典出西晋荀勖。荀勖有才思，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宠，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及迁尚书，甚罔怅，人有贺之者，荀勖说：“夺我凤凰池，诸君何贺邪。”
　　幸福指数
　　杨坚一统宇内，下了一道太平诏，说：“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很实在的话，没有什么吓人的建国方略，但如能做到，也可以称大治。
　　中国文化看重心性的修养，修身、齐家，摆在最前面，是做好任何事情的基石。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一人一家快乐平和了，天下国家没有不平和快乐的道理。近日，读卡耐基的书，好打打杀杀的西方人，原也把心性的培养放在第一位。卡耐基说：“生活的快乐与否，完全决定于个人对人、事、物的看法如何，因为，生活是由思想造成的。”他在《改变你生活的九个字》一文中引述说：“能变化气质的神性就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心思，也就是我们自己。”想起曾国藩的一句话：“书味深者，面自粹润；保养完者，神自充足。此不可伪为，必火候既到，乃有此验。”
　　无论中西，学问之最高境界其实是一致的，尽管西人没有“境界”一词。
　　“从小，我的家人每一天晚上都会从《圣经》里面摘出章句或诗句来复诵，然后跪下来一齐念‘家庭祈祷文’……”卡耐基在《报复的代价太高了》一文中说：“我现在仿佛还听见，在密苏里州一栋孤寂的农庄里，我的父亲复诵着耶稣基督的那些话——那些只要人类存有理想就会不停地一再重复的话：‘爱你们的仇人，善待恨你们的人；诅咒你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的，要为他祈祷。’我父亲做到了这些话，使他的内心得到一般将官和君主所无法追求到的平静。”而在耶稣基督出生前的551年，我们的夫子就已主张“恕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的，只要人类存有理想，就不能没有“恕道”，“恕”是人生永远不变的最高贵的情操（柏杨语）。然而事实是我们久已没有了我们的圣经。　。。

第三章　渔樵评弹（2）
儒家主张知足常乐，夫子座前大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别人都受不了这份贫苦，颜回却一天到晚乐呵呵。卡耐基同样在西方推介这份快乐活法。叔本华说：“我们很少想我们已经拥有的，而总是想到我们没有的。”卡耐基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大的悲剧，所造成的痛苦可能比历史上所有的战争和疾病来得多。
　　“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杨坚的这个太平诏，仿若普天下读书人书房里的座右铭，浓缩了儒学的最精华部分。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幸福指数了。
　　婚姻自由
　　男女平权，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真是各有各的理。古汉语中没有“女”字边的“她”，不利平权，五四之初便造了一个，而古文中通以“姪”称呼侄儿侄女，也不见男子们直呼其冤。
　　西方国家已发达到两男子可以登记“结婚”了，婚姻至此完全丧失本义，仅停留于法律意义上的两个人的组合，正如组合一支乐队。倘陷于家庭暴力或性格纠葛等诸多因素，婚姻自由确可以还被侵害方以自由身。但目下情势，离婚自由有太过之嫌，结容易离也容易，自由而散漫，而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乎？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汉时的杜钦，说过一句话：“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妇人四十，容貌改前。以改前之容，待于未衰之年，而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