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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随处净土　（代序）（1）
“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此联出自明人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我很是喜欢。熙宁元年（1068），《资治通鉴》的编撰者司马光请辞“翰林学士”一职，对宋神宗说：“臣讲读经史，粗有所采，而应对宾客，实非所长。”不佞不敢与温公比，但“讲读经史”的性情却是相近。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祖籍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运城安邑镇东北），世称涑水先生。公元1019年，司马光出生在河南光山县，其父司马池时任光山县令，便以“光”命名。公元1086年，司马光病卒，年六十八，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故后人又称司马温公。司马光一生与王安石政见不和，被目为“旧党”、“保守党”，此又另当别论。
　　司马光编撰《通鉴》是花了大心血的，前后总共花去19年时间，这还不包括他写《通志》的时间。治平三年，司马光向宋英宗进呈《通志》八卷，也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通鉴》周纪5卷、秦纪3卷。司马光编撰《通志》的缘起，是鉴于前代史籍太多，一般士子读来已是不易，更何况政务缠身的皇帝，于是立志要编一部简明扼要的通史，叙历代王朝兴衰，让本朝皇帝有所借鉴。这个想法得到宋英宗的支持。治平三年（1066）夏四月，英宗命司马光编“历代君臣事实”，同时授权他在崇文院组建书局，自己决定人选，允许借阅龙图阁、天章阁、三馆、秘阁藏书。治平四年（1067），英宗崩，神宗即位，给这部书赐名“资治通鉴”，并亲自写了一篇“序”。这个序言后来威力大了去了。绍圣四年（1097），蔡京的哥哥蔡汴授意一个叫林自的人，上书宋哲宗请求将《通鉴》刻板毁去，太常博士陈瓘便祭出神宗的“序”，言下之意是说，你们敢毁去神宗钦定的书？蔡汴一流也担心被扣上“诬毁先帝”的罪名，只得手软，偷偷将刻板收起来，不让再版就是，复不敢议毁版事。
　　司马光的助手主要有三人：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后来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也加入书局，负责文字检校，《通鉴》成稿之后，“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加入文字校对。对于书局三人的分工，历来意见纷纭，我认同如下说法：刘恕负责五代，刘攽负责两汉至隋，范祖禹负责唐代。刘恕还是全局的副手，司马光经常与他讨论一些重要的体例问题。司马光编书的时间大体可以分为三个时间段：从治平三年四月至熙宁三年（1070）九月，为在朝编撰时期；从熙宁三年九月至熙宁四年（1071）三月，为出知永兴军　编撰时期；从熙宁四年三月至元丰七年（1084）书成，为卜居洛阳编撰时期。
　　熙宁四年四月，司马光判西京留司御史台，随即卜居洛阳。他在洛阳修建了一个占地二十亩的园子，名“独乐园”，中有“读书堂”，藏书五千卷，司马光便“穷巷昼扃户，闲轩卧读书”，过起15年读书著述的闲隐生活。司马光编书是相当辛苦的，卷帙浩繁且不说，还要对各家的选本进行比勘，从中爬理出合理的脉络。温公自课每三天删改《通鉴》一卷，偶因事耽误，隔天一定补上。仅“唐纪”初稿，他就费时四年多，这不过是粗稿，还要进一步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其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通鉴》一书修成，司马光已是老眼昏花，牙齿没剩几颗，精力大不济，其言：“臣之精力，尽于此书。”

读书随处净土　（代序）（2）
《通鉴》成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后周显德六年（959），凡1362年的历史。另有《目录》30卷，《考异》30卷，合起来是354卷。《通鉴》一问世，就备受瞩目，神宗皇帝推许此书为前代所未有。清人曾国藩尤重此书，说：“六经之外有七书能通其一，即为成学。”七书者，《史记》、《汉书》、《庄子》、《韩文》、《文选》、《说文》及《通鉴》。毛泽东一生通读此书达17遍之多。1954年冬，毛泽东对史学家吴晗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毛泽东的这个评价就说出了《通鉴》一书的价值所在。所谓“叙事有法”，是说司马光师承《左传》的叙事风格，将历史事件的原委叙述得条理分明，而又简明扼要。但司马光不用“春秋笔法”，不在行文中随便评价人物，这和南宋朱熹的《通鉴纲目》不一样。有感而发的时候，司马光通常以“臣光曰”来发表见解，《通鉴》一书“臣光曰”多达一百多篇。《通鉴》以韩赵魏三家分晋开篇，司马光写了第一篇“臣光曰”，毛泽东评论说：“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司马光的用意也在里面了。
　　《通鉴》一书不特纪治乱之迹，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也有相当详细的记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通鉴》善写战争，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其写三国赤壁之战，有别于《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多着墨于战前的运筹帷幄，堪称经典。
　　司马光的文风师承西汉，这也是促成《通鉴》一书之所以“粉丝”如云的重要原因。尽管书局三人各有分工，但最后的定稿一出司马光的手笔。因此，《通鉴》一书最能代表司马光的文笔风格。王安石说：“君实之文，西汉之文也。”朱熹也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米饭天天吃，没有腻烦的时候，缘于它接受阳光雨露的自然。以故后来的学子们不但读其中的故事，而且把有些章节当经典名篇来背诵。曾国藩编《经史百家杂钞》，仅《通鉴》一书就选了11篇。
　　中国人之所以有皇皇二十五史，是因为中国人知道借鉴往事以知照当下。姑且不论周作人的是非，仅就其说历史的一段话就相当有见识，他说：“我始终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书，他很诚恳地告诉我们过去曾如此，现在是如此，将来要如此。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画得特别庄严点，从这上面却总还看得出子孙的面影，至于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乐图小照之流，更充足的保存真相，往往令观者拍案叫绝，叹遗传之神妙。”（《苦口甘口》）周作人推介《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总须要有一书经目，于己也有好处。司马光编著《通鉴》的用意也本于此。他在《通鉴》卷69刘备即皇帝位，改元章武处，写下一则800余字的“臣光曰”，其中自言写此书的目的时说：“臣今所述，止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自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所以是书除写帝王将相外，还写了很多高风亮节的人物，又详写许多名公臣卿所以兴亡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因此，曾国藩说：“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
　　不佞一介布衣亦喜史书，以《通鉴》为甚，除读书之趣外，也是想开开蒙，拓展视野。胡三省建议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余便是这样的“饮河之鼠”，一路读来，有感于心便发而为言，得读书笔记274张，随后的日子便将之一一厘为心得，几番作过修订，终成此卷，“其间抵牾，不敢自保，罪负之重，固无所逃”（司马光《进通鉴表》），还望方家教正。
　　刘义光
　　己丑年春三月于中和居
　　　。。

第一章　百年皆客（1）
1。韩非的“叛逆”
　　韩非主修刑名之学，最终自己却被无情地套上了枷锁，这仿佛是一个魔咒，比如作茧自缚的商鞅，使后来的士子们不得不步履谨慎起来。作为悲剧性的人物，韩非一生钟情的学术主张，如一杯酒，练就了他的人生性格和人生信条，而最终，这杯酒却成了为他壮行的最后晚餐。
　　韩非子，韩国的贵族，和秦国后来的丞相李斯是同学，师从荀子。按理说，六国多辩士，不说口若悬河，口齿伶俐也是必需的基本功夫，可是我们的韩非却偏偏患有严重的口吃——命运跟韩非开起了玩笑。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秦王嬴政只要轻轻推开函谷关，映入眼帘的，便是挡路的韩国，挡住了秦军千万虎狼之师的东进之路。家门口有块石头，换谁都会不爽。于是，秦王的剑锋便直指近邻。
　　而韩国国内，韩王的做派和大多数国君一样，无非酒池肉林，把一些正直之士当作眼中钉。因此，戏剧性的情况便出现了，当边关吃紧时，韩王才慌忙想起那些大臣大将们都在家抱小孩呢，于是临时征调他们去挡一阵子。要是嬴政稍打一个盹，他又温柔富贵乡去了。有这样的国君，可以想见韩国的局面。
　　韩非要是也跟大多数公子哥似的，没事哼个小曲，遛个鸟，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是个理想主义者，有他自己的主张与抱负。眼见韩国国势一天不如一天，不仅仅是忧虑，而且是忧愤起来。他多次上书韩王出谋献策，洋洋洒洒写了十余万字的著作，诸如《孤愤》、《五蠹》、《内储》、《外储》、《说林》、《说难》之类，来阐明他的理想。这样努力的结果是，他终于迎来了人生中的第一个听众，可惜这个听众不是韩王，却是作为对手的秦王嬴政。
　　公元前233年，韩王安六年，也就是秦王政十四年，距秦统一中国仅剩12年。韩王被嬴政折腾得实在没办法，想起了最后一根稻草，派韩非子去秦国试一试，碰碰运气。可是，这一试，外交努力没试成，韩非的命却试没了。
　　韩非在秦国是这样开展外交作为的：他对嬴政说，只要你嬴政听我的，灭不了赵、韩、荆、魏、齐、燕，我就不是人。不但不是人，命也可以任你拿去（“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韩非不愧是法家出身，要多无情就有多无情。苏武在北海牧羊19年，受尽千辛万苦，无非为了骨气，可他倒好，反水还在其次，却要带部队打自己的祖国，难怪后人骂他。
　　嬴政对这个超级宏伟的战略蓝图怦然心动，“悦之”，恨不得明天一步就能封禅泰山，一统山河。于是嬴政考虑该给韩非安排什么样的职位，考虑来考虑去，却把对韩非的任用给耽误了。
　　关于嬴政的迟疑，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从史书的记载看，嬴政不是个优柔寡断的人，况且韩非还是他极想见到的人物。《史记》上说，秦王为了尽早见到韩非，甚至命令部队加大攻击力度。可一旦见到神交已久的韩非，嬴政却一反常态，举棋不定起来，这事确实颇费思量。我的推测是，秦王从始至终都未见到韩非本人。也就是说，除了外交场合的客套外，他们之间尚缺少一次足以达成共识的深谈。而这次没有兑现的深谈，对双方都是重要之极。秦王可以借此进一步认识韩非，要用其人，总得见见面吧。韩非也可以借此进一步阐明思想，取信于秦王，大而言可以得到富贵，小而言可以保住性命。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百年皆客（2）
什么原因造成秦韩的失之交臂，不得而知，我想，其中最主要的因素，当是韩非的口吃。韩非深知自己的功力不在嘴皮子上，而在笔底下。于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然而，韩非因口吃而丢掉的机会，却给了同学李斯一个可乘之机。西方有个哲学家曾说过一句相当恐怖的话：他人即是地狱。这句话用在李斯与韩非身上，真是贴切之极。
　　楚人李斯，也客卿秦国。所谓客卿，就好像中国留学生取得美国国籍，正准备参加议员选举，还在准备阶段，没想到半路杀出个韩非，对他的竞选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结果自然不难想象，这个擅长心计且妒忌心极强的楚国人，不顾同窗之谊，准备干掉他。
　　李斯还真找到了韩非的死穴，他对秦王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欲并诸侯，（韩）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归之，此自遗患也。不如以法诛之。”这句话因袭了李斯在《谏逐客书》中为秦国谋划的攻防思想。他为秦王谋划说，“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那些名人名士，能拉拢的，不惜一切代价拉拢来，实在拉拢不了的，干脆“利剑刺之”，免得为敌所用，老给我们添麻烦。
　　嬴政怕的就是这个，于是不分青红皂白，派人将韩非逮捕下狱。狱中的韩非要见秦王，李斯不让。要申诉，李斯也不让。不但不让，还擅做主张，派人拿了一杯毒酒，说是御赐的，逼韩非喝下去。而等秦王缓过神来，韩非，这个因为口吃而错过与秦王面谈的人物，早已吃过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顿晚餐。
　　《通鉴》中有两人评论了此事，一是扬雄，一是司马光，二人的论点和李斯一样，关键词只两个字：“人情”。扬子认为，韩非之失在于信口胡话，没有基于“以礼动，以义止”的操守，口出狂言，不留后路，犯了自大病。司马光认为韩非替秦国谋划，首先一条就想把自己的祖国打倒，太禽兽了，死有余辜。而太史公在《韩非列传》中说：“余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耳。”说的正是韩非的性格。
　　2。韩信的市井之志
　　韩信不听从武涉、蒯彻　的策反，死不背汉，是其性格所致，欲报知遇之恩故也。萧何称之为“国士无双”。
　　公元前203年，韩信率部直取齐地，肥得可以，有了环视群雄的本钱，然后派人对刘邦说：“齐地形势非常复杂，大王就让我代理齐王（假齐王）吧，否则怕镇不住。”
　　刘邦一听，火冒三丈，这不明摆着伸手向组织要官么，“他妈的……”。话音刚出口，坐在旁边的张良机警地踢了他一脚。刘邦尽管文化不高，但悟性极好，明白过来这一脚是怎么回事，韩信如果要反水，后果不堪设想。连忙改口说：“他妈的，要做就做真齐王，假齐王是怎么回事。”韩信如愿以偿地当上了齐王。可是，这个轻率的举动，埋下了他日后身首异处的祸根。
　　当此之时，脑子清浅的项羽得知他的二十万部队连同司令官龙且尽为韩信所灭，汉军对楚军形成了包围之势。这位力能扛鼎的赳赳武夫平生第一次产生了恐惧心理。于是派武涉前去策反韩信，条件是：三分天下，各做地主。而不属于任何派系的汉阳人蒯彻也看出了局势的微妙，也在第一时间赶来凑热闹，让韩信南面称孤，三分天下。三人的谋虑竟惊人的一致，第三人就是张良，只是没有明说罢了。

第一章　百年皆客（3）
按说武涉替项羽前来游说，情有可原。可蒯彻凑什么热闹，他又无党无派，就不怕被韩信就地正法？我的推测是：韩信的假齐王之事，估计蒯彻也风闻到了，他估摸着韩信随着势力的壮大，可能会不老实，于是想借机捞一杯羹，弄个开国元勋干干。问题出来了，蒯彻这么一个疯疯癫癫的书生都看出了，身为统帅的刘邦能看不出来？就是这个蒯彻，后来见韩信对他的策反无动于衷，于是佯狂为巫，令人惊奇的是，汉高帝十一年（前196），刘邦竟赦免了他，也是好命。
　　平心而论，武涉和蒯彻都独具眼力，对形势的分析，有理有据，入木三分。设若韩信当时脑子一热，雄心一动，三分天下有其一之首谋，不归诸葛武侯明矣。可是韩信一再迁延者，只是心存一个“义”字。他说自己给项王当差的时候，不过是一个执枪站岗的侍卫（郎中），“（在楚）言不听，画不用，故倍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通鉴》卷十）。时至今日，韩信这一番话在我读来，也看不出任何矫揉造作的成分，确是肺腑之言。当时形势，韩信依汉则楚亡，归楚则汉危，中立则三分天下。当此之时，韩信铁了心追随刘邦，完全符合他的性格，漂母一饭之恩日后不也千金投水相报么。
　　按理说，知恩图报，在任何时代都是值得提倡的人文精神，刘邦后来不该那样对他才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可是韩信的结局，却又是意料之中，刘邦并没有负他。司马光好意地说：“假如韩信能谦虚一点，不那么居功自傲，他也能永享子孙后代的供奉。”司马先生是希望韩信能学道张良，功成身退。问题是，韩信打小受穷，不比张良的富贵出身，以致后来见着什么都想抓住。三年大饥荒的过来人，都有一副馋相，即是此理。《资治通鉴》载：“初，淮阴人韩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商贾，常从人寄食饮，人多厌之。”（《通鉴》卷九）后来武功发达了，钱也有了，便伸手向刘邦要“假齐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