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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注意到敦煌石窟中出现了于阗王李圣天等许多王族肖像（作为“供养人”而存在），我就觉得敦煌石窟必与于阗王国有特殊的“接触点”。而且我们今天已获悉，于阗、龟兹的一些名寺，也曾由汉僧住持。同时，这就对敦煌文献中会有于阗王室的某些文件，甚至是相当机密的高层文件（类似《七王子》），作出了直观的解释。这儿特别应该提到：敦煌文书之中有关于阗的汉文文书也有启示意义，比如其中有一件为法国人伯希和带走的文书（）背面竟是《张匡邺牒》，而且明言：
　　二月五日，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张匡邺，大传阁下谨宜。
　　我们知道，张匡邺是后晋派赴于阗的“特命全权大使”。张匡邺的出使，是涉及中原与西域联系的大事，而三界寺图书馆，一个纯宗教性质的藏书库，竟然出现了他的全衔名讳，这不是意味深长的吗？当然，敦煌文献中的很多吐蕃文、于阗文、汉文世俗文书，都是作为写经纸的纸背而存在的，而三界寺能从哪儿获得这些有关于阗王国的文件，而取作“废纸”，再用来写经文呢？
　　当然，我只是指出：三界寺或许在五代末、宋初（李圣天在位时）的一个时期之内，为于阗僧人住持，或成为于阗国在敦煌的产业，这绝不可能有多长时间。在大多数的年代，三界寺与于阗国并无直接关系。
　　如果我的看法能够成立，那么，历史之谜的谜底应该是：由于于阗王国在灭法战争中处于劣势，由其支持的三界寺生存困难，同时人心惶惶，封闭了图书馆甚至是停办了寺院。后来，其僧人或是远赴国难——另一个意义上的“勤王”，战死在和田绿洲。或是当于阗王国灭亡之后，成为无根之木、无源之水而四散逃亡，求生不归，致使石窟一封无启，成了古代文献学上的一大“幸运”——把整个图书馆留给了20世纪！
　　总之，不管上述说法能否被证实，在佛国于阗的最后、最艰难的日子里，与敦煌莫高窟，尤其是藏经洞有着特殊的密切联系，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于阗及其灭法史，应成为敦煌学的一个重要课题。
　　中　编
　　辉　煌　与　寂　寞
　　一、经行者笔下的佛国
　　聊斋中的取经寓言
　　纵观于阗王国长达1300年的立国史，可以说它是名副其实的佛国。作为名传遐迩的“西天佛国”之一，于阗一直是中原僧侣路经、探访的对象。所以，在于阗国还存在时留下过具体记载的探险家，主要是虔诚的释子。
　　清人蒲松龄《聊斋志异》有这样一则故事：
　　清初，两个来自西域的僧人，自称经历18个寒暑才到达东土，同行者12人，只有2个生存。问他为什么要舍命来中原，他的回答相当耐人寻味。他说，西土相传在中原四大名山——泰山、华山、五台山、普陀落伽山——遍地黄金，而观音、文殊等菩萨还活着，就在那儿讲经，凡能到达者就会立地成佛，长生不死。听到西僧的话，蒲松龄马上联想到，这就像中原僧俗之向往“西方极乐世界”，误传释迦牟尼始终在灵山雷音寺讲经。“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必当相视失笑，两免跋矣”！这并不一定是“纪实文学”，也许是蒲氏自撰的寓言。然而，不管怎么说，这篇题作《西僧》的故事，的确意蕴深刻，引人深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原释子普遍向往的西行求法，不只是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特殊的探险。　。　想看书来

二、佉卢文秘史（7）
法显驻锡于阗：浴佛节——泼水节
　　比较早地到过于阗并留下经行记录的，是南北朝时的释子法显。
　　法显西行目的相当明确，是因为“慨（中原）律藏残缺”而到西天——印度——“寻求戒律”，这也是此后释子西行的基本动因。法显是于后秦弘始二年（400）首途，那时他已60多岁。他是开始探险时年龄最大的西域探险家！西域各国当中，于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于阗见闻是《法显传》中篇幅最大的一个段落。而于阗最让他倾心的，则是举城出动的僧俗行像活动。为等待观摩于阗行像，法显在此留居了3个月。
　　当时于阗最著名的禅林，一是王新寺，二是瞿摩帝寺。王新寺历经三代国王修建，以80多年的建筑期，才完全落成，佛塔高达25丈，除佛像，连门窗都饰以金箔，丝绸之路塔里木南道6个城邦国家的国王，都以所藏无价之宝作为王新寺供养。张广达、荣新江所著《于阗佛寺志》指出，王新寺即《大唐西域记》及敦煌文书中的娑摩若寺。瞿摩帝寺，曾一度被误认为就是于阗第一寺——赞摩寺。但瞿摩帝是大乘僧寺，法显说，该寺有3000名和尚，并描写了3000名寺僧一齐用餐的肃整有序场面。
　　每年的四月初八日，是如来佛生日，佛国于阗一大节日就是该天举行的浴佛节——另一种意义上的“泼水节”。为庆祝佛生日，届时将有盛大的行像仪式，那实际上是一次僧俗共庆的抬佛像游行。我们此前曾介绍过佉卢文文书所记载的精绝行像仪式。与之相比，于阗行像规模、气势大得多。从四月初一开始，于阗各城，特别是王都，便开始打扫卫生，修整房舍，更饰市容。不但巷陌一新，连城门都张挂经帏幕布。每个寺院的行像各占一天，一直要巡行14天才停止，各寺争奇斗艳，无不竭尽全力地扩大影响。第一天行像的，就是瞿摩帝寺，该寺地位重要，连国王、王后和宫女们，都置身于该寺僧众的行列当中。瞿摩帝寺距王城三四里，寺院为每年一度的行像，特制成四轮像车，高达3丈，就像一座会行走的殿宇，车上立有一佛二菩萨，都饰以金银珠宝，非常辉煌壮丽。像车距城门百步远，由国王亲自摘掉王冠，赤裸双足，手持檀香，出门迎像。佛像入城门时，王后和宫女站在城门楼上，不停地抛撒花朵。
　　在法显的时代，这样壮观的佛教仪式，不但在中原，哪怕在印度也见不到了。行像给每一个如同法显一样的西行求法者都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直到十三四年之后，他已身历五天竺的佛教圣地，在回忆此次西行求法过程时，于阗行像的印象一呼即出，仿佛又置身于瞿摩帝寺行像的行列当中。
　　唐僧留居等待唐太宗表态
　　西行求法高僧路经于阗并居留时间最长的，可能就是著名的唐僧玄奘了。在玄奘与法显之间，另一个留下行纪的求法释子，就是北朝时的宋云。
　　宋云关于于阗的记载比较简略，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他提到于阗除国王均实行火葬，并在丛葬处建佛塔以镇之，国王与王族死后则不焚尸，而是“置之棺中，远葬于野，立庙祭祀，以时思之”。而玄奘在《大唐西域记》当中，则对于阗的历史、宗教、民俗等都作了相当详尽的记述，很多地方可以视为法显、宋云简略记述的具体化。
　　玄奘是自印度返回时路经于阗的，而他从内地赴印度时则走的是丝绸之路的北道，没有路经于阗。出关后，玄奘的第一站是高昌（即今吐鲁番），受到笃信佛法的高昌王麴文泰的礼遇。麴文泰想留玄奘为高昌国师，但玄奘一意西行，意以绝食明志。绝食4天后，玄奘气息已弱，麴文泰只得同意放他继续西行，但要求玄奘答应返回时在高昌留住3年，受王廷供养，而且在国母张太妃主持下，与玄奘结拜为兄弟。但贞元十八年（644），玄奘自印度赍经东归时，高昌王国被唐朝攻灭，麴文泰已死，麴氏族人都为出征主将侯君集押至长安，十几年前的许诺还在，但已无法践约。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二、佉卢文秘史（8）
尽管玄奘已成一代高僧，无嗔无怨，但想到当年盛情相待的高昌王一家，心中仍不免颇为失落。他只好另走南道，先行抵达了于阗。在于阗，他滞留了近一年时间。当年他离长安西行时，唐朝尚未解西行之禁，他可以算是偷越国境者。如今回国会受到怎样的待遇，心中自是无底。于是，他先在于阗王挽留下住在于阗，派高昌人马玄智作为信使随商队赴长安，并带去了自己给唐太宗的“陈情表”，略述情由。这个马玄智是否是当年麴文泰派给玄奘的25个仆从之一　，史无明文，但其人相当干练，仅七八个月，他就从于阗抵达长安，又由长安返回于阗，并带回唐太宗一封相当诚恳、热情的书信，表示将期待着与玄奘会面。这样，玄奘才又整装踏上最后的归途。
　　在于阗时，玄奘被安排住在修小乘学的萨婆多寺，这个寺庙位于王城之中。在翻越帕米尔高原时，渡河曾使玄奘损失了一部分得自“西天”的大藏经典，而且乘象也淹死了。这在明代长篇小说《西游记》中被脱化为“通天河之灾”。到于阗，玄奘在等待朝廷答复期间，一方面为当地僧众讲经说法，另一方面又派人远赴龟兹（即今库车）、疏勒（即今喀什噶尔）等佛国访求所佚经典，以补缺失。《大唐西域记》有关于阗部分相当详尽，这应该与留居时间较长，较深入当地社会生活有关。
　　英印学者说过：没有《大唐西域记》当中有关印度古史的记载，重建印度中古史是不可能的。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说：《大唐西域记》当中关于于阗王国的内容，是认识佛国于阗的至关重要的一章。没有它，于阗古史很难具有“立体感”。尽管玄奘所记历来有“侈陈灵异”之议，尽管大都是与佛教有关的传说，但它们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具有生动的地域文化背景，竟使19~20世纪的探险家们在于阗/和田搞考古调查时，竟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了玄奘在十几个世纪前所经历、描述的场景中，这真使人惊叹不置、感慨不已！
　　龙女与龙鼓的传说
　　《大唐西域记》有关于阗的记载，以后几章还要分别介绍，这里只举“龙女与龙鼓”的传说为例，揭示玄奘在留居于阗时，积极从当地耆宿硕学口中获取口碑：
　　于阗王城东南一百多里远，有一条西北向的大河（指的应该是和田河东部分支玉龙喀什河——白玉河）。这条大河两岸的居民完全是受河流恩惠，才生存繁衍至今，古老的于阗绿洲也靠它的水源生存。某一天，大河突然断流，成为一道干河。
　　国王心事重重地去请教一位高僧，想知道这是否属于上天的谴责。高僧宽慰道：“这与您的施政无关，是河中的龙把水流切断了。”国王虔诚地为大河之龙设置祠庙，并亲自主持了祀神仪式。仪式进行当中，有位女子踩波踏浪而至，对岸上的国王说：“我的丈夫去世了，使我寡居无趣，所以河水就断流不下，农人受到危害。大王要能为我选择一位贵戚作丈夫，那么河水就会一如既往，奔流不息。”
　　国王回答：为了国家利益，将会照龙女的意愿去做。龙女从国王的侍从中，亲自选中了一个大臣，双方约好将择吉日迎娶。回到宫中，国王一直处在矛盾状态，不知该不该用一位臣子去换取绿洲的丰稔。那个被龙女选中的大臣则表示，愿意为国家而牺牲一己，只是请求国王为他修建一座祈福的庙宇。　。　想看书来

二、佉卢文秘史（9）
到了双方约定的日子，那位舍身为民的臣子身穿素白的衣服，骑着一匹白马，来向国王诀别。在与前来送行的臣民一一道别后，大臣就策马走进河里，而白马一直浮在激流之上，并不下沉。来到大河的中流，大臣挥鞭划开水面，河水从当中分流，形成窄窄的甬道，他就一点点地潜入河水。河水吞没了他，马上就恢复平静。大家等待片刻，只见大臣骑乘的那匹白马又浮出水面，但马背上没有骑手，只驮着一只大鼓，并附有一封致国王的书信。信中说：被龙神选中，是我的幸运。希望君王多做有益国家，泽被臣民的好事。这个鼓来自龙宫，请将它悬于王城东南的海子边上，如果有敌人来进犯我国，那大鼓会自动击响，从而发出警报。
　　此后，一切重归于寂，而一度断流的大河，照旧日夜奔流不息……
　　给玄奘讲述这个富有感染力的故事的于阗人，因为年代久远，已经忘记了舍身独赴龙宫的大臣的名字。但这并不影响故事本身所具有的感人的牺牲精神，也许正是与“舍身饲虎”等佛经本生经故事具有一脉相通之处这一特点，才引起了玄奘的特殊兴趣。他不但原原本本记下了此则传说，还亲自到大河及王城郊外的海子凭吊。
　　在海子——“龙池”——边上，玄奘果然见到一只大鼓高悬于池畔，但人们告诉玄奘，大臣从龙宫请来的大鼓早就破败不堪而不知所在，目前这个是后人仿制的纪念品，它当然不能在敌人进犯时自鸣，但它却可以提醒人们，于阗这个绿洲王国是处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当中的，不论是河水断流、绿洲荒芜，还是敌军进犯，都必须给予同等的重视。玄奘寻访遗迹时，海子边上还有那个专为大臣舍身而建的庙宇，但那已是一座杂草丛生、垣颓墙倾的败寺，连寺僧都早就另寻他处安身了。玄奘在海子岸边低回叹息，引动他思绪的，不只是思古之幽情，还含有对佛法无常的不祥预感。
　　玄奘据见闻写下这个地方掌故，时在贞观十八年（644）间，那时，荒芜的寺院、破败的大鼓，已经是地方文物。这个故事的经典性在于：它告诉我们，于阗是历史悠久的绿洲王国，它的文明是土著文明，是本土滋生的，根植在于阗区域的人文地理是它的界栏，定居于阗的居民是一方主人。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玄奘都是真正的探险家。他眼见、耳闻、手记的于阗，不只是供人观赏、学习的典型，也是供人们研究、探索、验证的谜。此后的人们，不论是西行求法的后继者，还是来此寻幽访胜的探险家，尽管相隔几个、十几个世纪，无人不受到玄奘观感的影响，也很难在形成自己的印象时完全走出玄奘的角度与视野。
　　此后，盛唐时期的僧人慧超，中唐时期的释子悟空等不少唐代西行求法高僧都曾路经于阗，但是他们或是没留下行纪，或是行纪过于简略，就于阗的历史与文化而言，缺少新的视角。
　　“儿皇帝”的使臣
　　除了西行求法高僧，中原王朝派赴于阗的使节也起了增进互相了解的桥梁的作用。在于阗立国的一千余年之间，有文献记载的最重要的，或说是最有影响的使团，是五代时后晋天福三年（938）派往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的张匡邺使团。
　　我们在前面提到过，于阗国后期重要君主李圣天在位时，曾千方百计致力修复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抵消西方日见逼近的穆斯林压力。首先，他以联姻与河西统治者曹氏结盟，再以河西为通向中原的支撑点，一次又一次地派出各种规模的使团，其中最主要的一支，于天福三年九月抵达后晋首都东京（即今河南开封）。使团由马继荣为首，不但持有于阗国国书，还带有贡品红盐、郁金、牦牛尾等方物。那时，后晋高祖石敬瑭刚取代后唐而立国不久，并以割让燕云十六州予契丹，称契丹主“父皇帝”，自称“儿皇帝”为代价，取得北方强邻的支持。就在以马继荣为首的于阗使团抵达首都并递交国书的同时，回鹘也派大使李万金来朝谒。马继荣的出使相当成功，一个月之后——天福三年十月，后晋就宣布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在马继荣要求下，后晋并派出了使者亲赴于阗主持册封仪式，大使就是供奉官张匡邺，副使是节度判官高居诲。　。。

二、佉卢文秘史（10）
天福三年十二月，使团离开后晋极西的边境城市灵州（今地在宁夏银川市南），不久即进入河西走廊。那时河西形势相当复杂，而后晋又不具备足够的权威性，所以使团行程分外迟缓。
　　根据敦煌发现的号文书背面的牒文，我们知道张匡邺使团于天福四年二月五日抵达敦煌。但他们却在首途之后两年，才到达目的地于阗。久留敦煌的具体原因已无从探悉，但张匡邺一行是基本未受损失地完成整个探险旅行的，那么想必筹措交通工具与粮草，消除不安全因素，都是沿途迟滞的主要原因。
　　陷河，流沙河还是通天河
　　由于副使高居诲原职是近似于秘书身份的节度判官，所以由他记下了沿途的见闻，这就是著名的《使于阗行程记》，又被称为《居诲记》。
　　遗憾的是，这部行记不像《法显传》、《大唐西域记》，原文早就失传了，没有流传至今。但是，在北宋中期编纂《新五代史》时，曾在介绍于阗时，引称了“居诲记曰……”的内容，一般就把《新五代史》所引，作为《使于阗国行程记》的正式文本。但《新五代史》的引文是一个节略本，一些生动的内容反被删节了。
　　比方《新五代史》所引“行程记”，有一段关于塔里木东端行程的文字，颇为有趣，它提到人经沙漠时，不得不以深掘出的湿沙放在胸口解渴，这比“望梅止渴”更“残忍”，也更具因地制宜的特点。它还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