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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百年的新疆探险史:寻找失落的西域文明-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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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加木一行勉力前行，来到库木库都克——沙井，希望在这著名的、拯救过古往今来无数思想准备不充分的旅人的古井，得到饮水的补充。但他们抵达时，只见到一个倒梯形的深十余米的大坑，塔里木不少半沙漠的穷乡僻壤的井，都是这个样子，我在大河沿——通古孜巴斯特、塔瓦库勒就亲自从中打过水。但这个井却是干的，只有深坑，没有水。是的，应该有这种思想准备，烟波浩渺、冬夏不增减的罗布泊都干得底朝天，这个小小的井泉“沙井”为什么不会把名字分解成两半呢？在前往喀喇墩古城途中，我在克里雅河下游沙漠的一段干河岸上，见到过一具白骨，那是一个颓然倒地的古代行人，见到“他”，我黯然神伤，我心中认定，他准是以为河堤下有水，才鼓足最后一丝力气来到河岸。但“河流”已经滴水全无的事实击垮了他，夺走了他最后一点信心，当然，也就夺走了他的生命。寄以极大希望的库木库都克没有水，这肯定使彭加木这样个性坚强的人产生了超载的心理负荷！虽然已向总部求援，彭加木仍然留下一个便条，写上：
我往东去找水井
彭 17/6，10：30
然后，独自担负起重压，离开无水只有沙的沙井。
彭加木的失踪，很快成为新闻热点。报上登过要求参加寻找的群众来信，我记得最真诚感人的一封，是一个在疏勒河下游作过勘测的地质队员的信。我也写了信，寄给报社，要求参加寻找，当然，没有任何回音。是在4年之后，我才和彭加木“并肩”站在米兰古城边的高坡上的。
彭加木失踪的联想
1984年夏天，我来到且末、若羌。在铁干里克（即兵团35团场）我去寻访塔里木河最后一段河床。由于大意，由于完全不懂什么叫大漠，没有带饮用水就进入了荒漠沙海，亲身体会到了什么叫做绝望，什么力量能战胜自己。等回到出发地点铁干里克，我一下子就想到彭加木，也是这时才真正理解这个一时人杰了。
就彭加木而言，其实仍然是由于对罗布泊情况估计不足，出去找水而失事。目前我们弄不明白的很多曲折，将来自会有解答。
猜测，也是一种赌博！我又想到这样一件事：
20世纪70年代，我一位同学的弟弟到青海三线工作，周末和几个同学去嘎斯湖打野鸭子，从此一去不回。一时猜测四起，最热门的是：叛国外逃了，到昆仑山当土匪去了。放在今天，谁听了都会嗤之以鼻，可是，当时“组织上”就定了个“叛国外逃”。一年后，又有人去打野鸭，在湖对岸一个隐秘的芦苇窝子里，找到了他们的遗体，当然，由于湖水是咸的，尸体成了“木乃伊”，保存完好如昨。他们都紧紧抓着一个简易的木排。这样，终于真相大白：那天晚上，湖对岸下了大雨（而驻地则晴天，这在嗄斯湖并不罕见）。他们找不到来路，来路是湖中央的一条浅水带。只好自己找木头捆了个木筏，急着摸索，想尽快回到驻地。在湖心，由于雨大木头又滑，或是由于浪大击翻了木排，便全部淹死，再由大浪给送回对岸，“藏”在一个苇坑里。这样，原来许多不解之处，全豁然开朗，一目了然。比之“外逃”、“当土匪”，这是最容易想到的结局，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人们却以最不可能的结局做定论。对彭加木去向的猜测，不也是如此吗！
也许今后——或许是在不久的将来，人们会突然在一个雅丹背后或沙窝子里，见到彭加木的遗体，那时，结果必然也是十分简单明了。不管怎么说，他肯定早不在人世了，他是第一个死于罗布泊的探险考察家，或许也是最后一个！仅此一点，人们也该永远记住他。
彭加木死后，罗布泊科学考察仍在正常进行。7年后，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科学考察队编著、夏训诚主编的科学报告《罗布泊科学考察与研究》正式出版了。这本书本身就是一座里程碑，填补了一个空白。夏训诚在“综述”中高度评价了彭加木的工作，对其以身殉职，不幸遇难，深表哀悼。读了这本内容丰富的书，我想，有了如此巨大的成果，彭加木离队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也许就不那么重要了。不管他遇到了什么意外，他都已成为罗布泊探险发现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谈彭加木的殉职，深含着对罗布泊的关注，我们讨论罗布泊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也就是在表达对先行者的礼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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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城的洪水传说
南北朝时期有一部奇书，叫《凉州异物志》。保存至今的《凉州异物志》片断，记载了这样一则有关罗布泊的神奇传说：
据说，目前蒲昌海——古罗布泊畔被叫做“龙城”的景观，原来名为“姜赖之墟”。早先，这儿有个胡人建立的王国，国王叫恒溪。恒溪贪墨粗俗，为政无道。天帝化为一个游方僧来到姜赖，要亲自考察一下恒溪其人。他想了个直截了当的法子：亲自向恒溪乞求施舍。恒溪没把这个鹑衣百结的和尚看在眼里，就以一捧盐来打发他。天帝为之震怒，便施法力使蒲昌海突然溢出滔天洪水，在瞬间淹没了恒溪的国家。此后，这被洪水“洗劫”过的国家就称为“龙城”。在龙城的一些地方，洪水退后，刚卤① 千里，像是无边的蒺藜，刚卤之下是巨大的一块一块的盐块，那是天帝为恒溪竟敢以盐打发自己而施予的报复！
可惜的是，《凉州异物志》原本早就失传了，目前只能见到后人的辑本，连作者的名字，成书的具体时代，都没人知晓。不过，既然为凉州写“异物”而涵盖了楼兰/罗布泊地区，那么它自然应当成书于魏晋以后。这段记载又与《水经注》中有关记载相呼应。《水经注》卷二有这样一段文字：
龙城，故姜赖之虚，胡之大国也。蒲昌海溢，荡覆其国……地广千里，皆为盐而刚坚也。行人所经，畜产皆布毡卧之。发其下，有大盐方如巨枕，以次相累。类雾起云浮，寡见星日，少禽多鬼怪。
如果说，这两段记载是同一个来源，那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断。区别只是，《水经注》缺乏细节。有人根据这里的“姜赖”之名，认为楼兰土著应是羌人——古代羌、姜通假。但此说似有望文生义之嫌，因为姜赖更可能是音译。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传说都应给予足够的重视。看来“洪水说”是中外创世纪传说共有的一个主题，并非为《圣经·旧约全书》所独有。对于罗布泊的地貌成因，这个传说也有十分形象的解释：湖水无边，遍地刚卤，雅丹成列，因此都有了一个恰当的来源。雅丹不仅只有风成，也有水成的，比如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罗布泊综合考察队就认为，三陇沙一带的雅丹是水成的。《水经注》说龙城“西接鄯善，东连三沙”，这里的“三沙”就是与“鄯善”对称，而对“三陇沙”作的简化。
蒲海晓霜
如果对楼兰/罗布泊地区的地貌变化作一个总体的宏观考察，就会注意，从古到今这一地区的面貌有巨大的变化，变化首先表现在那个“广袤三百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减”的蒲昌海今已干涸，孔雀河、塔里木河、车尔臣河入湖三角洲达到百分之四十覆盖率的植被全部消失。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所以湖泊水系的有无、大小、增减是罗布泊区域面貌发生古今变迁的关键。
这些变化是一个渐变过程。关于湖泊，我们在文献中还找不到足够的记载为它的变化作一个界说。自《史记》、《汉书》、《水经注》以后，比较明确谈到湖泊情况的，是唐代文献。此前我们提到，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当地的豪酋曾向沙州主管部门报称，该年八月蒲昌海海水突然清澈见底。
盛唐诗人岑参曾两次从军西域，足迹及于天山南北。他在《破播仙凯歌》中写到：
官军西出过楼兰，营幕傍临月窟寒。
蒲海晓霜拂马尾，葱山夜雪扑旌竿。
真可谓生动、形象又准确，也绝非那些泛咏边塞风光者可比。诗写的是一次军事行动中，破晓时分从蒲昌海畔路经的情景。而今天，“蒲海晓霜”已成幻影。
吐蕃之所以在米兰建成一个戍堡，必是与其在交通上的关键地位密切相关。但米兰戍堡在唐朝后期就彻底废弃了，这是否是因为蒲昌海已日见湫溢，古道失去依据而渐废（或改道）所致？至少目前还没有相反的证据足以否认这种设想。
所以，从楼兰/罗布泊地区的历史命运来衡量，蒲昌海是至关重要的，它的盈缩就直接影响了地区文明的兴衰。它的难解之谜，就是楼兰/罗布泊这个千古之谜的核心。蒲昌海是古国楼兰的产床，是楼兰文明的关键词，是罗布泊地区总体面貌的设计师，是楼兰王国传奇这出历史悲剧的编剧、导演与谢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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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谜一样的中国，谜一样的湖泊（1）
罗布泊与楼兰文明
关于罗布泊位置的争论已经进行了一个多世纪。它是西域地理、历史领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难题。听上去，这似乎颇为费解，不论影响大还是小，从没再听到对哪个湖泊的位置还曾有过类似的争议，它本该是一清二楚、明明白白的！所以，罗布泊位置的问题又和整个罗布荒原的历史命运紧密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之所以出现，是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罗布荒原或是无人定居区，或是有很少定居者、经行者，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进出不易这一特点密切相关的，致使直到汉唐罗布泊“死”后，它在世人心目中始终是个古老但又陌生、神秘的湖区。
这个形成于湿热气候的上新世的古老湖泊，在史前时期也曾有过几度枯荣。进入人类历史时期后，它也经历过盈缩变迁，但从总体趋势上来说，这个汉初被认为是黄河之源的丝路巨泽，是一步步在走向枯涸。如今，“死去的”罗布泊正像一个盖棺已久但仍聚讼纷纭的伟人，等待历史的判决，以便恢复、重现它生前的形象。
普尔热瓦尔斯基西域探险
引起一个多世纪以来罗布泊位置之争的，是那个颇有争议的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普尔热瓦尔斯基于1837年出生在贵族家庭。服过兵役，并以中尉军衔退役。他在中国西部的探险活动始于1872年，前后共4次来华，并死于第五次的首途。退役后，他到由俄国沙皇统治下的华沙教中学，如果不是以后的中亚探险，也许会终老于此。很难一下子解释清楚的因素是：西藏的拉萨不知为什么竟对普氏具有足以改变一生的、经久不衰的魅力。他的探险队几乎全都是为抵达拉萨组建的，但终其一生，却始终没到过比距拉萨尚有144英里距离的西藏小镇更超前的位置，即使直接派信使向达赖喇嘛申诉，也没有达到目的，没有见到夕阳辉映下的大昭寺的金顶，没有置身于布达拉宫前据称是世上最虔诚的教徒们顶礼膜拜的行列。然而，在新疆他却走完了前无古人的行程。
必须承认，普氏的探险活动受到殖民思想的影响，并力图以自己的探险考察为扩张主义张本。这并不奇怪，这是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历史的特点。比如，他把黄河河源的两个湖命名为“俄罗斯人湖”及“探险家湖”，就让人在啼笑皆非之余品味出一丝怪味儿。同时，普氏在自己的祖国具有崇高的威望，死时已晋升为将军，他的“战功”就是中亚探险的成果。死后，他去世的城市命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克”。一两个世纪以来，俄国地名“圣彼得堡”“彼得格勒”，“察立津”“伏尔加格勒”，反复过几次，但是，“普尔热瓦尔斯克”则保留至今。可见在历史上认可的是他探险家的身份。1891年，首次来华的斯文·赫定自新疆喀什噶尔西返时，特意到普尔热瓦尔斯克祭扫了普氏枕藉伊塞克湖的坟墓。以后的时间证明，无论是关于罗布泊位置的考证还是对西藏的探险，赫定都比这位长眠于伊塞克湖畔的听涛人走得更远。
第二次中亚探险时，罗布泊是普尔热瓦尔斯基活动的中心。1876年，他在那个企图割据塔里木的阿古柏伯克的亲信扎曼伯克监视下，来到罗布泊地区，一直工作到次年春天。1878年返回欧洲，则以自己对罗布泊的考察，引发了国际地理学界的一场论争。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一、谜一样的中国，谜一样的湖泊（2）
罗布泊位置之争
回到俄罗斯，普尔热瓦尔斯基很快出版了一本关于罗布泊探险的小册子，并在一系列报告中提出自己的见解：当时欧洲的中亚地图，主要依据中国清政府公布的《大清一统舆图》绘制，地图上的罗布泊比他亲自到达并考察过的罗布泊有纬度一度之差。而且，他亲见的罗布泊是一个淡水湖沼，水深不足半米。因此，必须重新绘制中亚地图，并改变罗布泊错误的位置。
如果不算马可·波罗，普氏是第一个真正到过罗布泊地区的欧洲人，他的意见当然具有足够的权威性。一经发表，立刻引起地理学界的普遍注意。
李希霍芬的不同意见
德国地理学家、柏林地理学会主席冯·李希霍芬男爵对普氏关于中亚巨泽罗布泊的新发现提出了质疑。
李希霍芬曾7次来中国，足迹几乎遍及各省（甚至包括台湾），写有地理学巨著《中国》，而且是如今名传遐迩的著名词汇“丝绸之路”的创始人。他当然有资格质疑。李希霍芬认为：普氏所考察的，并不是真正的罗布泊，真正的罗布泊在此偏东3度的位置，当地居民并不知罗布泊一称，只称之为“群克”——大涝坝。普氏所见的“罗布泊”是个淡水湖沼，而真罗布泊无疑是咸水湖。换句话说：在同一个罗布荒原上，竟然存在南、北两个终点湖。当然，李希霍芬不怀疑普氏到过这一地区，也不否认他的工作具有极大的意义。普氏曾沿塔里木河一直走到它的终点湖——即其称为“罗布泊”者，广泛作了测量及人种学调查，并曾以阿不旦渔村为落脚点，而塔里木河流经阿不旦后又经过53俄里流程才汇聚为终点湖，此间并没有其他湖泊。普氏不仅在阿尔泰地区发现了野马——普尔热瓦尔斯基马，还在塔里木河尾见到新疆虎踪迹，亲眼目睹了猎杀新疆虎的场面。他不可预见的只是，新疆虎是比野马更珍稀的野生动物，野马至今尚有疑踪，而新疆虎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绝迹了——灭绝无存。从哪个角度来讲，他都是不容忽视的“中亚通”。
针对李希霍芬的质疑，普氏作了反驳。他主要解释了为什么“他的”罗布泊是淡水，为什么不可能有其他湖泊存在于罗布荒源。对于后者，他的理由是：他追踪河流走到尽头，没有错过塔里木河下游水系的任何分支，因此确知并无第二个湖存在。在这里，普氏、李希霍芬以及后来的学界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罗布泊是塔里木河、孔雀河两条河的终端湖，忽略孔雀河而只盯住塔里木河，就免不了“盲人摸象”、“缘木求鱼”之嫌。另外，普氏还解释了所谓居民不称其为罗布泊的问题。他的提法是：当地居民确实不叫那湖为罗布泊，而是把塔里木河下游的整个地区叫罗布泊。
这场争论表面上是普尔热瓦尔斯基获胜，一般人是不会把目击者的报告放到次要位置上去的。以今天的标准看，则是李希霍芬大获全胜，一、罗布泊当然始终是盐湖，水是咸的。二、普氏所见非真正的、汉唐时期的罗布泊——蒲昌海。三、《史记》、《汉书》上的罗布泊在此东北。非常遗憾的一点是，当时只是打了一场笔墨官司，而论争双方（尤其是李希霍芬男爵）都相当“费厄泼赖”，没有进一步再就热点作一次专门的考察，所以我们一直没有由此而弄明白在普氏抵达“假”罗布泊的19世纪后期，远在东北的“真”罗布泊是否还有水，即是否还是“活”的。
一、谜一样的中国，谜一样的湖泊（3）
赫定继承师说
随着普氏、李氏相继谢世，这场论争的主将改由两人的学生担任。普氏学生科兹洛夫（以在内蒙古额济纳黑城的发掘知名于世）继主普氏之论，而李氏的学生斯文·赫定，则给予普氏观点以致命的一击，证明普氏的淡水罗布泊，实是塔里木河改道后新形成的一个临时终端湖，正确名称叫做“喀拉库顺”（又译作“喀拉和顺”）。此后，赫定又进一步推出了自己的新观点，他认为罗布泊是典型的游移湖。1899~1902年的新疆考察，总体上就是为此而构建。
1900年和1901年的罗布泊探险，赫定不但发现了楼兰古城，还对罗布泊地区进行了水准测量，由上万个数据证实：在楼兰古城以东的大片洼地，海拔在777~810公尺之间，而喀拉库顺海拔则有814公尺。赫定得出如下结论：在楼兰王国鼎盛时，罗布泊确实在那片大洼地里，后来，游移到了偏西南的喀拉库顺（也就是普氏所谓的罗布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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