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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慢Ⅱ·以身相殉-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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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回办公室的途中，我看见开南高级商工职业学校的学生，灵光乍现，开南会不会有仪仗队？我立即开车转到开南商工，找到教官，感谢老天帮忙，他们真有仪仗队，我又使出浑身解数，请教官帮忙，再附加每个学生两件休闲衫，教官外加一块西装料，教官终于同意，并在第二天召集学生操演，第三天晚上如期在中华体育馆上台表演。每一次我都是在这种惊险中一关关突破，这练就了我超强的危机处理能力。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准备与陷落（3）
在业务单位，我摸熟了生意的各种窍门，也让我对媒体经营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在广告部1年7个月后，我决定重回编辑部当记者，在广告部总经理的引荐下，我回到当时如日中天、号称台湾第一大报的《中国时报》，在第一大报的招牌下，我开启了与所有知名企业家请教与学习的机会。
大量学习强化创业的认知
在台湾中时报业我负责采访经济新闻，路线是“企业界”，这是无限宽广的路线，全台湾各种产业、数十万家企业都是我的辖区，我要如何采访呢？
我自己设定目标，自己找答案。我从最大的行业着手：纺织、石化、水泥、汽车、家电……我再从最大的公司下手了解：台塑、台泥、裕隆、大同、声宝、统一……我找各种机会采访这些大老板们，看看他们如何创办事业，如何经营事业。
（创业陷阱：创业是学出来的，也是摸索出来的，一方面下决心创业，一方面学习，一方面搜集资料、信息，是创业的必须过程。千万不要一头栽进某一个行业中，而不知道观察外界的变化。我努力观察台湾这些大老板们的经验，以强化我对创业的认知。）
对每一个大老板，我都有多次近身采访的经验，每个人都表现了不同的特质：台塑的王永庆精明、朴实、执行力超强；台泥的辜振甫温文儒雅，毫无铜臭味；裕隆的吴舜文理想远大，也有上海人的海派气质；家电业的老板则普遍较本土而苦干，大同的林挺生、声宝的陈茂榜、歌林的李克峻等都类似。我把握了做记者的机会，努力探索他们如何创业。
我发现他们共同的特质是赶上了台湾经济起飞成长的潮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的出口替代政策让台湾经济快速成长，而这些大企业都在这波浪潮中，把握机会茁壮成长。
而他们的壮大也与台湾当局主管部门的政策息息相关，台塑因尹仲容的石化政策，汽车也受到主管部门的长期保护，而所有的出口行业也都在主管部门出口退税的奖励下，加速发展。所以了解主管部门的政策动向，是另一个成就事业的关键。
苦干实干，努力不懈是这些大老板的另一个共同特色，除了辜振甫等世家子弟以外，每一个创业家都有一段非常艰辛的创业起步期。
而每一个人的个性都不同，这让我体会到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功，只要你努力。
从世界潮流中，学会经营之道
近身观察是最佳的学习方式，尤其当我又是有心探索时，我看尽了每一个大老板的奥妙。不过，让我学得最多的反而是一些中小企业的老板，他们有的尚在起步，有的小有成就，有的正遭遇困难，他们的经验对我而言最可贵，也最可学习，因为大老板的层次早已不是我这个小毛头能想象的。
（创业陷阱：大企业家、大老板们的经验固然可贵，但有时会让刚起步的创业者消化不良，因为情境落差太大。所以观察同样是刚起步的创业者的经验，更有针对性，也更具实务的参考价值，就算是摆地摊的小贩，有时候也会有启发。）
在这一段记者生涯中，另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是经济的专业素养与管理知识。
我对台湾的经济发展，做了一番自己的解释，台湾从国民党迁台以后，先发展本土农产品，再进行进口替代，让本土工厂生产简易的工业品，以替代进口品；再推动出口政策，然后逐步升级，从劳动密集到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这是台湾经济的轨道。
准备与陷落（4）
而这其中创业家会历经机会大转换，早期的台湾富豪如陈查某等是农产品贸易商；20世纪60年代以后变成制造业当红，所有从事制造业的企业家都快速致富；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则转向高科技，这又是另一个大转换。
我学到的是体会潮流变动，比自己努力埋头工作还重要。
在赵耀东任台湾“经济部”部长时，台湾面临第一次的石油危机，那段时间，全台湾笼罩在企业转型、内部整顿、成本降低、生产力提升的大浪潮中，而我却学到所有经营上的基本知识。
在经营困难中，所有的企业开始检讨策略，检讨开源、节流，检讨降低成本、提升效率，“经济部”的自动化服务团、节能服务团、生产力中心，这时候都变成企业改造的火车头，我在第一线的采访中，渐渐理解企业经营中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
而认识许多本土的管理学者，也开启了我探索管理的大门，许士军老师、王志刚老师、司徒达贤教授以及许多企管名师，他们的课程、演讲也是我工作之外的一种学习过程。
（创业陷阱：许多创业者从来不读书，因为忙在工作中都已经来不及，这是绝对的错误。书是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资产，会从书中找答案的创业者，会少走很多冤枉路。）
记者生涯中，另一个重要的收获则是看尽人间的冷暖，在第一、第二次石油危机中，台湾都发生了企业倒闭风潮，我看到许多大老板在一夕之间崩塌，我看他们如何应对，也看世界如何对待失败者。
“经济罪犯”是当时的流行语汇，经营不善一走了之，留下债务逃至国外，这是最不堪、最无耻的做法，当然也有人愿意负责，努力面对债务，但大多数也无法东山再起，徒留遗憾。
我学到经营事业不能有丝毫懈怠，一犯错可能从此冤沉海底。
一直到我离开报社，我虽然领别人的薪水，但都在看这些老板怎么做，当时虽没有明确的创业决心，不过心中澎湃的思潮从未停止。
深陷地狱门……创办台湾《商业周刊》
如果这个世界有舒适圈，那我在《中国时报》当记者的最后3年一定是舒适圈，那时我是财经新闻的主管，带领7个人的团队，以当时《中国时报》的声势，我是全台湾企业都需要公关的对象，所有人对你表面的奉承逢迎，很容易让人迷失在五光十色的糜烂生活中。
每天中午、晚上都有应酬，知名企业期待你多了解它们，多写些好的，吃饭变成理所当然。到了下午我会找个地方洗“三温暖”，傍晚才到台湾“经济部”看一看，那是我唯一的采访单位，晚上回报社、看稿、发稿，下班后又是吃消夜，深夜才回家。
（创业陷阱：舒适圈对个人成长是个大麻烦，安逸的日子过久了，什么事也不能做了。如果你现在不到40岁，更应该知道舒适圈是你最大的敌人，而创业最大的障碍也是要突破舒适的限制。）
这真是消磨志气的舒服日子，所幸在34岁时我做了明智的抉择，离开舒适圈，走向创业之路。
我没有一离开报社就创业，我选择一本财经杂志担任总编辑，但很快迎来了媒体开放的大时代，我也投身众声喧哗的洪流中。
离开《中国时报》的第二年……1987年，这是台湾过去数十年历史中最关键性的一年，也是蒋经国逝世的前一年，在蒋经国临终前，他为台湾定下了自由、*、开放的制度，一连串的剧变在这一年发生。
准备与陷落（5）
远离舒适圈，走向创业之路
1987年发生了几件大事。5月，台湾宣布外汇管制开放，6月正式宣告每一个人一年可以汇出500万美元，努力赚钱，累积巨富，但出不了台湾的金钱，从此可以在全世界流动，台湾变成经济自由的地方。
同年3月，几个《中国时报》的老朋友，在“党禁”、“报禁”开放的鼓舞下，创办了《新新闻周刊》，并喊出“自由报业第一声”，我深受鼓舞，大丈夫当如是，只是政治非我所长，所以并没有加入。
（创业陷阱：顺着趋势潮流做事，事半功倍，问题是一个人如何观察趋势的变动。1987年台湾发生了三大剧变，可是很少有台湾人记得，说明大多数人对环境变动的无知，这也是创业者第一个要克服的盲点：对环境冷淡，不知自己面临的机会与危机。）
可是当五六月宣布外汇管制开放时，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因为全台湾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动，而财经商业的剧变也将从资金的自由流动开始，用月刊诠释台湾的变动已经不够，一本商业性的周刊时代来了。
6月底我就辞职，下决心创办台湾《商业周刊》。资金是我自己及共同创办人金惟纯、孔诚志、詹宏志及几位企业界的老朋友一起筹措，新台币1200万元很快就到位，但筹备工作很费时。
本来说好4位共同创办人全力下来工作，但真正开始工作时，孔诚志继续开他的公关公司，随后又去了《联合报》；而詹宏志则继续在远流出版工作，只剩下我和金惟纯两位。我们决定让詹宏志负言责，担任发行人；让孔诚志负财务风险，担任董事长；而我则担任总编辑，负责最费时费力的内容生产。
（创业陷阱：创业伙伴的选择极重要，选伙伴首重信用、可靠，不会让你所托非人；其次要注意与你的互补性，最好是他的专业为你所缺；第三，他要是真正有能力的好手，不要因为他是你熟识的人就呼朋引伴，熟识的人有时像亲人一样，让你无法理性对待。）
我下定决心，要在1987年底前创刊，因为1988年1月1日“报禁”开放，我要在开放前抢头香。
可是筹备的人才问题让我痛苦不堪，除了两三位当过月刊编辑勉强算有经验的编辑之外，我全部重新招聘，我不放心用拜师学艺的记者，一切从头开始教。
就在团队记者生疏的经验中，我在10月底勉强编出了一本试刊号，封面故事是“汇率巨掌背后”，我兴奋地找一位老伙伴给试刊号一点意见，在餐桌上这位老友一语不发，只吃饭，禁不起我再三催促：“好歹给些意见，我禁得起打击。”他看看我说：“趁有饭吃的时候，多吃一些吧！”由此可以想见，当时的杂志有多粗糙。
不管怎样，《商业周刊》还是在1987年的11月底正式创刊上市，我没对外说，那是我35岁的生日前夕，这是赌上我一生，真正创业的开始。
周刊的节奏，快到我不能想象，虽然我做过多年每日截稿的报纸，但那是大集团作战，我只是每日出刊的一个小团队负责人，所以应付裕如。可是周刊人少事繁，每天都在截稿的压力之下，我忙得连如期出刊都不可得。
我没办法想任何事，每天就是工作、工作、工作，而截稿又要弄到三更半夜，我陪着所有的小朋友（记者编辑们）做完所有的事才下班，此时已经没有交通工具，只剩出租车，而他们多数是年轻女孩，我不放心，只好开车一一送他们回家，当时我的口头禅是：“桃园以北都顺路！”真的，淡水、桃园、基隆都是我常去的地方，我常常是清晨提着早点回家，吃了才休息。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准备与陷落（6）
（创业陷阱：创业初期非常辛苦是很正常的，这是创业过程中必经的考验，这时候的紊乱也是必然的，好的创业者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让混乱稳定下来，找到明确的工作规则，如果超过3个月还继续混乱，你的创业就很不乐观。）
辛苦的日子，却没有换来好的工作成果，一年下来1200万元新台币的资金很快就赔完了，平均每个月要赔100多万元新台币，只好增资。第一次的增资很容易，因为大家还处在创刊的摸索中，所有的人也看到我们的努力，所以所有的股东都继续增资，我拿到第二个1200万元新台币。
在增资的过程中，我仔细反省了一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找到了最大的原因：编辑部缺乏能力强的好手，自己训练的新记者没办法提供足够精彩的内容。
于是在增资之后，我努力招兵买马，找来一些有经验的老记者，组成了一个军容壮盛的团队，当时我底下共有3个副总编辑，都是从报社挖来的，绝对可以完成好的内容采访。
只不过事与愿违，第二年《商业周刊》的内容并没有具体的改善，稿量还是不足，质量还是有待改善，我也还是忙乱不堪，原因无他，我不会管理，不会排难解纷，坐令几个有经验的副总编辑们互相斗争，互相掣肘。
有经验的人各有脾性，也各有坚持，因此指挥调度、沟通协调上更为困难。而我这个主管因为没有经验，又一直想维持表面的和谐，不愿直接裁决对错，以避免大家面子上过不去，结果是问题一直存在，争执纠纷不断，我忙着安抚大家，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商业周刊》错失了第二年成长逆转的机会。
创业前先学管理
除了有经验的副总编辑们的问题外，创刊时训练的第一批记者，在第二年稍有经验后，也陆续被挖角离职，整个编辑部又处在变动中。
（创业陷阱：如果创业不是一个人摆地摊，而是有团队（3人以上），创业者就会面临管人的问题，也就是如何当老板，这可能是创业者没想到的，而管理与管人工作的成败，通常是创业成功的关键因素。）
其他部门也一样，创刊时投入的业务经理，也因公司营运没改善而离职，第二年并没有因增资而趋于稳定，反而陷入新的危机。
在第二年周年时，由于内部营运很差，为了提振士气，我们还办了一场盛大的两周年社庆，在来来饭店地下楼包下了最大的宴会处，广发英雄帖，这其实是打肿脸充胖子，想透过外部的热闹，稳住内部的军心。
我还记得，第一个上门的宾客是当时的台湾“新闻局”局长宋楚瑜，正式的酒会下午2点才开始，在我们还在准备时，1：10分他就到达，让我们有些措手不及，他说因为有去南部的行程，只好先来致意。在我们处境艰难的时刻，对这一幕，我印象深刻。
在酒会上，我们还做了一个企业大量订阅杂志的规划，希望借由热闹的现场，营造气势，促成光临的企业界人士掏钱订阅。只是我们不会叫卖，又不敢强力促销，导致效果不彰。
“增资”并非改善营运之道
热闹的两周年社庆一过，公司又陷入困境，第一次增资的金额已见底，不增资又无以为继。
第三次募资，我们学乖了，决定加一倍增资2400万元新台币，以免一下子又赔完。不过这一次增资不像第一次那么顺利，所有的股东都开始怀疑，我们到底在搞什么鬼？
准备与陷落（7）
我们努力地一个个说服，但已经有许多老股东决定放弃，在不得已之下，我们只好引进新股东，几乎是只要任何人愿意投资，我们都视为恩人，双手欢迎。
这时候的《商业周刊》，工作团队来来往往，许多人加入了没多久，就发觉这是个没有希望、没有前景的地方，很快就离开了。而最早参与的一些老干部，也都在第三年左右全数离开，整个核心团队只剩下我和金惟纯两人。
不得已我又重回训练新人的阶段，不过这次我学乖了，对所有的新人，我在面谈时都要求一定要工作满两年，中途不得离职，有的应征者会问，要签约吗？我说不需签约，这是口头承诺，他们听到不用签约，都答应加入工作，可是事后真正做满两年的不多，我一直处于替其他媒体训练新人的困境。
（创业陷阱：创业初期，一定找不到好手，所以自己训练人是创业者必学的工作。创业者要先把所有工作摸索一遍，然后自己找出最佳的工作方法，然后再经过训练，把这些方法传授给工作者。）
由于营运一直没有具体的改善，我开始不务正业。我认为《商业周刊》需要长期抗战，而每个月平均都得赔100万元新台币左右，这个亏损数字也无法降低，因此我们要开拓其他业务，赚钱以弥补《商业周刊》的亏损。
我们做了许多事，代有钱的单位编辑刊物；帮有钱的广告客户代办公关活动，而这些事当然会用到《商业周刊》的品牌，我们毕竟是一份周刊，更是当时台湾唯一的一份商业性的周刊，用媒体的影响力，去发点“横财”，所谓横财，指的是非杂志正常收入，其实也是蝇头小利的辛苦钱。
我还有另一种假设：因为《商业周刊》知名度不足，卖不好，所以广告收入少，如果能增加知名度，那《商业周刊》才有机会逆转。
于是我也去额外做了一些事，例如：替广播电台代工，制作公营电台的节目，一方面收代工费，一方面增加收入。现在《商业周刊》最杰出的总编辑王文静，就是当时应征进来做广播节目而留下来的人。
我们也替电视台做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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