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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脱写了出来，这时陈布雷心力疲惫之至，蒋介石本来提议他去昆明休养，可是陈布雷不愿走得太远，还是对侍从室工作放心不下，于是选定去成都休养，12月5日日记中记：“九时十五分起，因工作堆积，杂务从未间断，对于成都之行不能从容准备，适委员长约于今日前往黄山晚餐，忽感时间不敷分配，又以委员长问及事略编纂事，深感平日事繁，未尽督促之责，不觉焦闷愧悔，致形诸词色，有失态之言，事后思之，殊属不合，然实为病象，不能控制，此情景殊非他人所能知，即四弟与望弟必感觉莫名其妙，独允默知我之痛耳……”陈布雷并未记明“失态之言”，但可以看到在蒋介石面前“失态之言”“殊属不合”，连最了解他的陈叔谅和翁祖望也莫名其妙，他说只有妻子知道，陈布雷心病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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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都四年生活点滴（1）
从1940年开始，陈布雷也奉命接待过国内侨领和名流，他对名流和宁波家乡前辈生死也常亲临庆吊。陈嘉庚如1940年7月29日他到蒋介石官邸招待过陈嘉庚和侯西友等。7月29日日记中记：“……九时卅分闻枕琴先生病剧，往歌乐山中央医院访问，至则已昏迷不省人事，仅能颔首而已，不忍久留，遂与显光同归，十二时往机场送行，陈嘉庚定今日飞昆明……”这位枕琴先生，就是周骏彦，奉化人，曾任奉化县龙津学堂学监，教过蒋介石的书，周骏彦还两度到日本攻读法政，追随过中山先生，后来跟蒋介石，当过军政部军需署长，掌握军饷、军粮与被服等后勤工作，蒋介石是很尊敬他的。周骏彦的孙子周宏涛在1943年5月接替俞国华，当了蒋介石的中文秘书。周骏彦为人比较正直清廉，所以陈布雷很尊敬他。7月30日日记中陈布雷记：“……闻枕琴先生于今晨丑初逝世，如此善人，竟以中寿谢世，不胜悼惜，委员长以电命撰挽联，并准备祭文……拟请国府褒扬之呈文稿则余自撰，追念清德，写罢不禁泫然，芷町谓余文中‘贞信普洽于将士劳瘁问候于晨昏’二语对于枕公洵非溢美美词也……”7月31日又记：“……偕孟海同赴歌乐山平正农场，吊周枕琴先生，向灵前敬礼，不觉黯然流涕，如此完人，今不可见矣……”。陈布雷对冯玉祥还算尊重，所以“至冯焕章家祝六十寿”（1941年11月14日日记）陈布雷很尊重郭沫若，主要是重才，郭沫若五十岁生日，陈布雷有赠诗，据陈布雷1941年11月23日日记实际是“芷町为我代作赠郭沫若五十生日诗四首，嘱永甥送去……”就是翁泽永，当时任郭沫若秘书。
　　陈布雷一有空或忙里偷闲，常常读书自娱，如1940年9月3日日记中有记：“……夜阅林语堂所著《四十年来之北京》英文小说……”，1941年9月8日“……读钱穆学术史论方东树等讲人一章，颇佩其言论之卓……”，10月9日日记中记：“……近日心里闲散，拟乘此暇时养息精神，故仅读书而不作事，自验此心近三月来略能做到‘放得下，丢得开’之工夫，然当慎防因此流于荒怠也，读宋元学案一册，阅杂志数种……”
　　陈布雷在重庆期间与吴文藻、冰心夫妇也有接触，如1940年12月8日日记中记有“……四时（下午）谢冰心女士来说关于文化事业组及蒋夫人文学奖金各事……”12月10日日记中有：“……吴文藻君来访谈教育制度及中国造成现代青年之途径甚详，吴君为江阴人卅九岁，任燕京教授多年，其夫人即谢冰心也……”。陈布雷有时读书也会谈点心得和体会，如读冯友兰论文，1942年5月5日日记中载：“……阅冯友兰新世训两章，觉文字极僵硬而不自然，在作者之意或以为语必合逻辑，文必合现代西方文法，乃堪为学术论文，其实此为一偏之见，文字之道，在使人易读易解，不发生歧解为主，故写现代文者，诚不可不通西方文法，然亦不必拘泥于一词一句，乃至排列顺序上须为西洋的也，中国何尝无文法，中国文法何尝不合逻辑，但必运以中国文字之工具，而不违背民族语言之习惯，方使人易读易解，冯君通人，乃不解此，殆亦有所蔽耳……”。有时还记下蒋介石大谈所谓哲学，1942年6月11日“……十时卅分应委座之召，偕希圣过江去黄山谒谈，十一时卅分到达，先在余室内休息，十二时登山晋见，谈战局、文化等等，商榷经济理论甚久，而于哲学之研究指示独详，委员长之意以为‘吾人哲学实为一元的’。此一元即是太极。统驭心物，依余自身所体验，实为行健不息之天体，现时讲太极，讲阴阳，近乎易理，能了解而接受者恐不多。实际宇宙万物，自有盈虚消长之理，例如四时之运行，春夏秋冬，时序不同，其景象与功用亦不同，一舒一敛，递相嬗续，而循环不已。此即变易与不易，吾人唯当认识其恒久之理。而应其变易之象。把握其‘时’，而以自强不息之工夫应之。孔子说君子而时中，时乎春夏则春夏，时乎秋冬则秋冬，此天行之理，亦即人生之法则也。1时30分午膳毕仍略谈文化宣传理论，2时30分偕希圣回归。”陶希圣在当时也是专门写文章之高手，蒋介石一席主观惟心论后，酝酿要写《中国之命运》了。6月13日日记中又记：“……偕稚公再至委员长处，委员长与稚公谈太极一元之理，稚公以诙谐之思，阐宇宙之理，谓世间万物曰真善美，然求真太过则自私，求美太过则好胜，此善心所由泯，而恶业所由起，委员长闻之每为欣然称快，午餐毕已二时……，”稚公就是吴稚晖，是国民党###，有文才但迂腐，陈布雷所谓“以诙谐之思阐宇宙之理”既是尊重，实含讥刺，但蒋介石很需要这个“###”点缀和捧场。10月27日日记中陈布雷记：“……十一时卅分委员长约往谈，拟撰小册子之要点……”这就是着手起草《中国之命运》，执笔者为陶希圣，10月28日日记续记：“八时起，载小册子之要点，将委座廿六日所示之意，加以贯串发挥，据希圣来谈，属其先拟要目，再定写作之人，希圣以为此册子最好由希圣撰之，余亦以为然也……七时（晚）散会归寓，则希圣已拟出纲目，佩其敏捷……”10月29日日记：“……九时卅分，就希圣所拟小册子目录详加审查，另拟简目一纸送被商榷……”一直到11月7日，始经蒋介石同意：“……接委员长手谕，对小册子内容又加批甚多，即送希圣兄办理……”12月4日日记中记：“八时卅分起，记述委员长2日晚间指示之语送交希圣补入于‘中国之命运’稿内……”《中国之命运》之撰写，陈布雷实在也参与其中，为什么由陶希圣来写，因为陈布雷实在忙不过来，他还要给蒋修编私人日记、编年事略，写其他文章，12月6日日记中记：“九时起约集王、孙、袁三编纂谈话后，即将已编各年事略整箱面交其存储，并以明儒学案摘抄本三册交其携去黄山面呈委座……”，1942年这一年中英美废约问题，陈布雷也参与其间，1942年10月31日日记中就有记：“……八时到官邸对修约事作第二次之会谈，到于、孔、孙、宋、寇生、少川、亮畴、雪艇及外部两次长与条约司长，研究对美提出之对案，并就英方草约研究，即在官邸晚餐，餐毕略谈，将对美之覆文决定并决定向英方提交还九龙租借地……”11月2日日记中记：“……午睡后三时，顾大使来谈中英外交及废约交涉，彼主张藏案缓提……”这个废约是在第二次世界产生轴心国与反轴心国两大阵营之后，中、英、美既结成反法西斯阵线，自然就提出要废《辛丑条约》等不平等条约，重新订立新约，中英新约和中美新约在1943年1月11日在重庆和美国首都华盛顿两地分别签署，并由中、英、美三国政府同时向世界公告。陈布雷对共产党方面活动也密切注意，对国民党方面人土也有评论。如1942年5月17日日记有记：“……阅毛泽东所谓整顿三风之讲演词，显见其共产党内部存留不少之弱点……”。5月21日日记中记：“七时五十分起，九时，蒋经国君来谈巡游西北之经过，此君坚毅明达，殊不可多得，而其礼数周到，则又家教然也，本欲留之久谈，嗣知今日将赴桂，乃结束谈话……。”6月24日日记中记：“七时五十分起，委员长关于甘地十四日来函事，有所指示，即以原函转电宋子文先生供其参考……”8月15日日记：“……董显光来谈，携来英大使转送之印督来电，竟不允将委员长慰问甘地等电转致，英人之固执无礼可慨实甚，旋约惟果来为斟酌译文后转电报告，知委员长必甚愤慨也……。”7月18日日记中记：“……阅盛世才送来之六大政策教程等书，不学无术，随人啼笑，兹可慨也……”8月13日日记：“……夜八时以孙夫人蒋夫人之招与委员长同餐于孔宅，饮白兰地一杯，十时卅分回，微醉遂寝。”8月26日日记：“……四时往主席官邸谒林主席，蒙垂询外交及边务等事甚详，对新疆事谓此时宜渐渐导之中央化，不汲汲于近功，亦勿计小利，尤以开辟交通为首要，而协助地方之建设，如此行之定能有成。对西藏事极注意，谓重要不在新疆问题之下，而处理之艰难或过之，目前亦应着眼于交通，对其内部政治，只要收回宗主权即可，不必干涉及设施，为国家办事应有‘成功不必自我’之量，昔年罗文干黄慕松之失败，毕因有我见与功名心浓之过也，又谓‘谋定后动’之定字最重要，今日中央未始不宵旰以谋，总在未定而辄动耳……”
　　

陪都四年生活点滴（2）
陈布雷生平第一次作了新闻讲座，在1942年10月12日，是到中央政治学校作的。“新闻专修班同学约请作一特别演讲，情不可却，为讲述我为什么进报界及我怎么样在报界服务和我为什么脱离报界，能述自身故事，作较轻松之演讲，听者四十余人，故似甚感兴趣，讲演约一小时始毕……”。陈布雷仍坚持在日记中摘抄重要资料，如在日记中附着：
　　参考资料
　　一、六月十一日吴万呈（一）甲午战争战费贰万○一万万元（二）日俄战争十七万三千万元（三）第一次欧战十五万三千万元（四）九一八事变1931年5月至1933年5月十四万万元（五）中日战争1937年7月起截止到1942年底预算贰百廿三万万元（每日一千四百万元）（六）太平洋战争1943年3月底预算二百四十七万九千万元（每日五千二百万元）。
　　二、六月九日王芃生呈　玄字6722号　参考资料　敌桎梏我东北同胞情形。
　　三、第五年度国军抗战战绩概要（军令部编）作战共五，○三四次。毙敌官兵一五七，三五○名。俘敌四，四九二名。俘敌马四，六三七匹。虏获品步枪一○，七二五枝。轻重机枪三二四挺，大小炮三○门，掷弹筒二六个，装甲汽车五九九辆，飞机二十三架，（因故障降落者未列入），毁敌大小舰艇一○七艘。
　　

陈布雷与蒋介石之君臣关系
蒋介石对陈布雷是很信任的，对陈布雷的工作态度是十分赞赏的，陈布雷完全把这个委座当做主公，深感知遇之恩，所以有些问题上本有矛盾和看法，但也仅仅是看法而已，在日记中为了修改文章问题，只是发点小牢骚而已；蒋介石有时对侍从室工作，对宣传工作有批评和要求，陈布雷也奉若圣旨，不胜惶恐之至；对蒋介石的荣辱也非常关心。
　　如1944年4月27日日记中：“……四时参加特别小组会议，检讨宣传业务，出席者十四人，张部长报告毕，总裁作结论指示宣传方面之缺点，谓最大之病在精神上受人胁制，不能坚持党与主义之立场，尤以戏剧、电影漫无别择，引为痛心，语极悲痛，六时卅分散会归，反躬自责，不怡者久之……”因为宣传方面陈布雷主管，所以他“反躬自责不怡者久之”。8月23日日记中对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一文表示是攻击领袖：“……阅陈伯达在解放日报上所著‘评中国之命运’一文，长约三万余言，任意诋毁，殊堪痛愤，中共近月来竟直接攻击委座，想见其企图之恶毒矣……”，8月26日日记，陈布雷又记：“……读8月2日解放日报范文澜之论文，与陈伯达所作‘评中国之命运’，同为直接攻击委员长之文字，###态度突变至此，显冀独立一帜，与本党正式抗衡，此必有国际背景，不可谓与苏日问题无关也……”，陈布雷多病痛，蒋氏夫妇均十分关心，9月3日日记中：“……委座来余室中小坐，殷殷询病状，嘱不可误服药而去……”又，9月4日日记：“……委座此次对余病状特表关切，嘱令今日勿工作，且讶余为何不检血液……六时，委座下山赴渝，命余且留山中休息一天，甚体恤周至，真令人感激无似矣……。”1944年3月3日蒋介石又“痛言党内宣传之不充实，无气力，言之甚为忧愤，观其容态，殊悒悒不怡，既而约余外出散步十分钟，在山下新舍小憩，与余所言多沉痛之语，一时后始回官邸午餐餐罢，略坐，殊觉无言可以慰藉之，乃辞别返室……”。陈布雷正在为蒋介石起草《精神总动员纪念广播词》，3月11日将二改稿送蒋介石，“……委座将广播稿修改发下，再为整理，即复缮写，十一时毕，山舍清静，十二时孙哲生院长奉约来山，余陪之小坐，即到官邸谈对苏外交等各事，午餐已二时，餐毕送其下山，委座又将广播稿发下，竟将广文中段完全抽去，而以五年前颁发之纲领嵌入，意在唤起各方注意，然文气夹杂甚矣，小睡未熟，五时许，自诚等将稿抄记，为略阅之，不暇详对也……”，文章改来改去，“文气夹杂甚矣”，陈布雷不免发点小牢骚，但是陈布雷是忠实于蒋介石的，3月21日日记：“……午餐后不复睡，杂阅书报自遣，得沦波书，论新闻检查事，‘新华日报’有‘甲申三百年’文字，意欲煽惑暴动，此等文乃不扣禁，实新检之失职也……”郭沫若之《甲申三百年祭》一文，共产党把其定为警戒文，而陈布雷却把其作为“煽惑暴动，”可见其思想与蒋介石之一体深矣！而陈布雷对蒋于己之关切真是念念不忘，7月29日一天他阅读文件和修改（起草）大量文件后，“……流汗工作至黄昏始止，然余念委座对季陶所言，布雷最劳苦之语，则又自愧无以副其实也……”（7月29日日记）。对蒋介石改文稿，一改再改，陈布雷是最感头痛之事，9月3日日记记：“……九时卅分，委座约谈交下开幕词稿命再整理补充，又指改易次序，受命而退，……十二时卅分委座始来阅……三时卅分起改开幕词，若拆开再拼凑即与重撰无异，心甚烦闷，最后往请示，奉谕次，仍须补充，其时脑筋涨痛，以车至复兴关，周游而归……九时后修改文字，十一时卅分毕事，十二时就寝。”9月12日日记又记：“……四弟携来张部长治中拟稿之关于中共问题商谈经过书面报告之件，……此件重要，觉非先为商核不可，……阅读张部长之报告稿，文长一万六千字，其中包含文件十一件，觉脉络要点尚欠分明，然时间甚紧，只能说明部分为删其较刺目之字面，并于结语中为加入一段，说明军令政令统一之必要，政府对于民主自由之态度及仍不放弃期待之意，既成后，于十一时到行政院谒委座面陈，谈十五分钟而退回寓已十二时矣，”陈布雷下午又处理了许多事，“四时卅分，委座约谈，交下张拟之报告，命加入前文一段，余再四陈述不必加，且实有困难，但委座坚以为非加不可，且中间有商改之处，即往访文白谈五十分钟……”，陈布雷真是头痛极了，“余实疲乱不能运思，拟以此繁杂之件嘱希圣起初稿。”陈布雷只好一推了之，这恐怕是第一次。10月10日为了蒋介石一篇广播稿“……至夜十时，委座电话络绎不断指示追改文稿凡八次……”，11月10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委座约往谈，交下文稿，面示修改之点，修改处虽不多，然余此文乃一个中心主意到底，而委座欲于每段加一子题，其难实无以复加……”，陈布雷在日记中不得不叫出“其难实无以复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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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已有及早引退与隐遁之想（1）
陈布雷在陪都重庆后期（自1943年到抗战胜利），一方面是为了抗战，一方面是为了报蒋知遇之恩，带病工作，内心仍极痛苦和矛盾，时时作引退和隐遁之想，而且经常自责自问，回顾从政几十年之心境，在日记中杂感、回溯最最明显。
　　如1943年7月20日有一“杂感补记”颇详而真实：“余体质荏弱，学问无根底，而性情过执，感觉敏锐，且行动最苦羁束，不能堪紧张繁复之生活，及自十六年一至南京以后，以深感自身决不宜于政治上作事，而以因缘牵率，终不能重归我新闻记者之旧业，自二十一年到南昌，次年受任侍从室职务，初虽不惯，后亦安之，自谓此职较之其他独当一面之职务于我尚属比较相宜，且介公左右，有一比较淡薄而无企图之人，以文字给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