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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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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自民国二十四五年后，对余之交谊由文字气谊进而为道义之切磋，半年以来，过从谈论尤密切，其论世界局势，论敌情，论战局，论一般政治者，或不必殚述。而其在此次病作以前之两段谈话，宜追纪之以告于同志与青年。
其论国事前途者：谓“千言万语必须巩固国家基础，他事有可商，此义无疑问。中国前途决定有希望，但同时不是无危险。中国国民党在历史与道义上负有保障民国之责任，亦有权要求人民以服从战时政令，以巩固国家基础，然负责所以求成功，此为最要义。一切政治经济与国防上之缺点，必须勇于改正，地方利病，人民痛苦，必须敏于发觉，勤于救济。负公务责任者，其身伤欺其责任本同于党员，应自知为公仆，不能再泄沓因循，不能忽略此大义。中山先生之国民革命，原是要国民大家负责，所以实行民治是天经地义之事，但不断改善实际，尤应放在实行民治之口号之先，今日大家应负责不可自己有责不负而卸责于他人，党内之党员如此，党外之国民亦如此。譬如作战，部队位置有前后而任务无分别，同船一命，今日之事，此一语尽之矣，而尤要者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
陈布雷痛悼张季鸾（3）
其论提倡风节善导青年者，谓“今日士流之风气最可注意，而青年训练宜使有定向。今日青年真有极可爱者，但青年界现象亦有极可忧者，青年只要有热情，有才气，有志趣，则幼稚急躁并不足为患，惟浮薄放荡，冷酷颓废，不知自重，流于自私，此而不予挽救，则无异国家百年生命之自残，因前者不过是浮面病象，而后者乃是难治之痼疾，凡标新立异，激越以鸣高，其实皆出于贪竞自私，无以自立，故无以自守而自重。国民教育应教做人，教立志，要使民族少年成为有建国医国共同意志之国民，必须期待每个人有刚健不屈的人格，如此则国家利益所在，即天职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中国之前途，乃有真实继起负荷者。中国本来有教导做人的极好标准，余以为即在《礼记》之《儒行》篇，有人或以此篇为汉儒伪托，要知即令汉儒所为，但其所提倡刚健特立之儒行，实为我民族二千年前固有精神，中国欲成为世界第一等国家，此必须特别提倡。”先生告余此语时，目炯炯而语音特沉着响朗，如有千万俊伟青年环立其前。越日而《大公报》有“论政治教育”之一文，特别标揭“儒行”，此当为先生最后呕心杰作之一。青年之景仰先生者，不可不重检四月二十六日之《大公报》社评与儒行本文而一读之也。
季鸾先生所给予我之印象太深，嘉言大多，凡他友所已道，兹均略之，谨述其有系于国家民族与教化之大者，泫然书之，而犹不能尽。呜呼！善人逝矣，其精神不死，其立言乘教之苦心。永远不死，奕奕光辉，如在左右，邦人诸友，吾党同志，必有以慰先生九泉之望也。
悼文中，陈布雷对张虽无国民党党籍，但服从蒋介石的评价大体是符合事实的，解放后也有人称张“亲蒋”、“媚蒋”，“《大公报》对蒋介石是小骂大帮忙”等等，但是无可否认，张季鸾是爱国的，对重大事件态度还是比较客观的，例如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因为1919年，张在上海《中华新报》任总编辑时，与沈钧儒共事过（沈是主笔），两人私交甚笃。陈布雷在日记中对沈钧儒多有诟病，那是他的立场所至。据说庐山谈话会中，叶楚伧想让沈钧儒等俱悔过再由杜月笙保释，送到庐山开会，以掩饰当初逮捕七君子并未做错。当时陈布雷、张季鸾都在场，蒋介石说“不要这样麻烦了”，叶楚伧却说：“钧座放心，沈钧儒已同意这样安排，”蒋指示“一定要在开会前把他们送来，”谁知沈钧儒等不买账，写了一篇“答辩状”，当时报上不敢发表沈等“答辩状，”张季鸾当然经陈布雷默许，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沈等的“答辩状”，1937年7月31日沈等七君子无条件出狱，被接至南京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张季鸾特地在中央饭店门口迎接。陈布雷虽未直接与沈等接触，但他是默认张季鸾这样做的。西安事变，陈布雷通过张季鸾的《大公报》，连续发表社论，指张学良“叛国”，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送蒋回京，被软禁起来，张季鸾认为张学良悔过“是真诚的，”这一点陈布雷也有相同看法，但他不敢明说，1937年6月初，张季鸾去庐山参加谈话会，张季鸾还向蒋力谏放张，蒋介石不表态，张季鸾激动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1937年7月19日，蒋介石召集在庐山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达成改组工农红军为国军共同抗日意见，召见了张季鸾，陈布雷也在场，蒋只告知张一个字“打”，张就逢人便说：“《大公报》方针已定，我刚才见了委员长，他表示抗战决心已定，一个字——打！”《大公报》就全力宣传抗战，陈布雷其力乎！
其后，王芸生接了张季鸾的班，在陈布雷日记中，代替张与陈打交道，陈布雷代表国民党控制《大公报》，主要通过张季鸾、王芸生等之私交，并不强制下令，而是潜移默化，让新闻界为国民党做“小骂大帮忙”的事，当然，在爱国这一点上，张季鸾应该说是不亏的，当然，陈布雷在经济上也帮了《大公报》不少忙，战时外汇很紧，陈布雷在日记中常记有给《大公报》搞了几十万美金以购买设备和新闻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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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对子女、家乡情钟万千
从1940年到1942年，陈布雷对大哥与四弟和子女仍寄以极大关心，特别是对他的爱女陈琏，因1941年“皖南事变”，一度失踪，陈布雷更是日夜焦虑，他托他的外甥翁泽永给郭沫若当秘书之便，向周恩来打听过下落，1942年初得悉陈琏行踪后，在日记中几乎有20几次记到怜儿怎样怎样，一片爱女之心跃于纸上。
1941年9月14日日记中记到对子女教育，那一天是星期日，陈记：“七时起，为迈、远、遂三儿各书一自省课目，召集讲解之，盖性行各有偏至与缺点也，讲毕付之保存，细儿亦与于听讲焉，致泉儿皓儿各一书……”，这时陈琏已失踪几月了，陈布雷觉得非要加强对子女的教育和管束了。1942年元旦，正逢其妻子王允默50岁生辰（1月26日），陈布雷在元旦日记中记：“……十一时到官邸谒委员长。行礼毕并报告数事，旋奉命至交通银行访友未遇，留剌而归，即偕九妹、细儿等回老鹰岩，今日为阴历十一月十五日，并预祝允默五十生辰（一月廿六日），特在山寓备酒肴汤团，集家人作一日之欢，肴馔系四弟望弟所备，到四弟、七弟、二儿、三儿及实之、积祚等十六人，欢叙至四时始散……余饮白兰地二杯余，酣睡至七时始起，精神愉快，八时略进稀饭，集家人欢叙一室，并听广播，以终年劳碌，今日完全休息，十时即就寝。”这可以说在战时陪都一次家人的难得的团聚，就是缺了一个他心爱的怜儿。但是过了一个多月，陈琏突然有消息了，实际是1941年皖南事变后，陈琏根据组织上布置，离开西南联大，转移到云南农村隐蔽，后来党组织见一个女孩子，在农村长此以往不很安全，就指示她可以回到重庆，所以她先与在云南昆明的八叔联系，1942年2月7日，陈布雷日记中记：“……七弟、细儿来，闻怜儿有消息，且悲且喜……”2月8日日记中又记：“……今日续有二喜讯，一为六弟安抵肇庆，一则怜女已有来函告行踪也……”陈布雷在日记中还坦露心境：“……七时，惟果伉俪携儿女来，留共晚餐，此心乃怡悦，余近年最爱与十岁以下小孩接近，殆老年心境欤。”但陈布雷心境还是烦忧的，2月12日日记中记：“今日天气严寒，为四川所罕有，余心中忽感繁乱与凄苦，竟日不欢……自七日以来此心即感极端之沉闷，强自镇抑，不使发作，允默知余心境，遂亦留此相慰，余细思烦闷之由来，当有数因：（一）时局日益紧张，今后一切应付，弥感艰难，孱躯今冬较去年更为疲滞，精神委顿，深恐不称联任；（二）诸儿服务地点未定；（三）积叠工作太多，又无力即予处理；而（四）最大之原因为祖望、省吾、子猷以至学素等工作之不如我意……自憾无用人能力，至于此，今后时事日艰，恐振作更不易矣，此意难为人言之，言之徒增愧耳……”可是2月28日陈布雷心境又好了些，他在日记记了：“……接八弟电，怜儿将以车来渝云云……”3月3日，他又悲喜交集：“……接怜儿自昆明发一函，天真纯洁，骨肉之爱溢于字里行间，展诵三次不胜悲喜交集……”可见陈布雷对这个女儿是很爱切的。3月10日陈怜回到重庆，“……晚六时卅分，怜女回家，殊为欢慰……”3月11日“……午后与怜女略谈，客来不已……”3月12日：“……午后招怜女来谈，教诲而慰勉之……”，3月22日“……嘱皓儿转告怜儿今后求学之注意点……”当时陈琏拟转学到中央大学历史系，正在提交论文，陈琏的姐姐陈琇（细儿）正在中央大学就读。3月28日日记中记到：“……细儿、怜儿制松花团，以豌豆泥为馅，食之尚甘美，明乐两儿自校中归……”，陈布雷对万里之外的大哥陈屺怀仍切切在心，如1942年5月17日有记：“……上午读各报研究战局推移，对浙江情形悬念不置，大哥全家在金（华）永（康）之间，不知其心绪如何烦乱矣……”此时，陈琏大概论文已通过入学，5月3日日记中记：“……覆怜儿一函，颇致嘉勉……”6月6日日记：“……午后，九妹、怜儿自校归，皓儿亦来，与彼等谈话约一小时……”，陈布雷对子女的教育是抓紧的，8月26日日记有记：“……午前阅明乐两儿之英文课，各为作范句十句以示之，明乐天资亦均在中人以上，惜不能专心用功耳……”8月27日“七时起致细怜两女一函……”9月5日日记：“上午与默及细怜皑诸儿闲谈，示皑儿以作文之道，戒其不可刻意求之，以失自然之趣……”陈布雷也感到生活担子太重，9月20日日记中记到：“八时卅分起，上午在老鹰岩寓休息与家人谈今后生活日艰，宜事前准备，儿女长大，尚鲜能自立者，余之家庭负担将重矣……”陈布雷对故乡仍念念不忘，9月24日日记：“七时卅分起，今日为旧历中秋节，遥念故乡，沦于敌伪之手，大哥诸侄备尝流离之苦，加以天时阴晦，身体精神疲乏不振，甚觉怅怅……”陈布雷可谓性情中人，一身淡泊，两袖清风，既怜念子女家庭，又怀念故乡亲友。
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不能自拔
虽然在陪都重庆，日机也经常来轰炸，1940年7月24日，陈布雷记下了他平生第一次被日本方面造谣之事，“……今日敌人广播造谣谓余炸毙，文白来函以一诗贻我，阅之粲然，夜发四弟大哥各一电，十一时寝。”文白就是张治中，陈布雷与其关系极好，情同兄弟，张治中非常体贴关心这个兄弟，陈布雷也视其为大哥，日本方面，当然知道陈布雷对抗日的态度，所以恶意造谣，陈布雷处之泰然。陈布雷抗日是坚决的，对投敌之周佛海，本来与他也是深交，可是一旦周投敌，他就深恶痛绝，8月29日日记中有记：“……午餐后，果夫来谈，携示一电谓佛海有为中央效力之意，甚可异也……”1941年11月3日日记中记：“……十时，李厚微君（现改业就中茶公司事），来谈周佛海有悔悟意，余严词告以既入迷途，已为国人共弃，若非自拔，无人能救，念之痛心极矣……”然国民党既已开始掀起###高潮，消极抗战，积极###，密谋对新四军发动进攻，陈布雷当然跟随蒋介石也是一样认识，如1940年12月2日日记中记：“……白健生对于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之处置，所言极精核，此君见解有进步矣，十二时会毕归寓，午餐后小睡至三时始起修改何白二公覆朱彭等电稿，为芷町所拟，文气甚葱郁而用语稍嫌生硬，为加入数语并润色……”12月4日日记记：“……改定覆朱彭电呈校……”蒋介石要对皖南新四军动手了。蒋介石要加强他的独裁统治，陈布雷当然也认为要加强“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对所有要求民主的人是反感的，1941年11月23日的日记中就很明显记载着：“……岳军、雪艇今日为对付‘结束党治’之提案与张左诸人接洽极忙，实则此案完全出于捣乱政客之所为，明明为窘迫政府而已，利用危难之时机，以扩张其声势，是直小人之尤，较之共产党尤为卑下也……”11月22日日记接着记：“……等各同志因张澜、张君迈、舜生等意提出结束训政案，与香港民主政团大同盟之十大纲领完全相符，委座甚愤慨谓如此‘无异要我们解除武装，且加以重重束缚，而仍责我以抗战重任，试问于情于理毋乃太残忍，且提案精神，完全要本党自己否定革命历史，取消三民主义与总理遗教，此与宣统末年，各地逼王室立宪有何不同，要知国民党是革命的政党，不能任其窃民主之名以捣乱抗战，’言时异常激昂……”，陈布雷日记中虽然是记录蒋介石的话，然陈布雷是完全赞同的，陈布雷的思想体系还是忠君思想，蒋介石打出国民党是革命的招牌和###口号，来强化他的独裁统治，斥结束训政统治为捣乱，此蒋介石与陈布雷之违反民主潮流，必然会导致失败，可陈布雷是无法认识到这一点的。
当时抗战正进入十分艰苦的阶段，可是国民党政府的某些当权人物如孔祥熙家族是十分腐败的，所以大学生就上街游行反对，1942年1月8日日记中记：“……昆明六日有大队学生游行，到处书写反孔标语，皆受《大公报》论文影响，立言之不易如此，其实孔之误国，岂青年所能告知，不过谓其专证其贪而已，贪与专实尚非孔之罪也……”1月11日日记又记：“……十时卅分，奉委员长召往官邸一谈，为昆明鱼日各大学生游行事，委员长极注意其背景，断定为国社党分子受外来策动之所为，嘱龙云舟说明此事……”陈布雷在日记中坦然承认“孔（祥熙）之误国，岂青年所能告知……贪与专实尚非孔之罪也，”那么要告知青年孔之误国还有什么罪呢？陈布雷不便说了，有时甚至还要为维持其###去当说客，说服反对孔祥熙那些人物，陈布雷已经陷入了“非孔护孔”矛盾，目的还是为了维护蒋之一个领袖地位，所以必然把民主指为捣乱。这就是陈布雷可悲之处。
陈布雷其实并非不知道国民党上下体制性的腐败已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如1942年8月23日日记中有记：“……马生积祚自渝来访谈，商市艰难，日用品存量日少，货运日艰，且谓沿途检查之密，自浙至川，有纳税二十一道以上者，告以商人本务，在使货畅其流，仍应勉力为之……”从浙江到重庆，竟然要收21道税，商人生意难做，物价当然上涨，老百姓如何活法，可是陈布雷还是冠冕堂皇地告以“商人本务在使货畅其流，仍应勉力为之”，这就是仍要维持这种腐败的体制。1942年9月16日日记中，陈布雷又记下了一则内幕新闻：“……十一时，委员长约往谈以立夫（庆祥、毓麟）诸人参加工矿银行组织，深为不满，嘱即令彼等退出董事职务，往访立兄，正在行主持开幕礼也，十二时立兄来与之讨论，彼尚固持己见，以为动机不谬，余无法使之明了，约与同往乃兄果夫处商之，果夫所见乃较老成，遂约下午同见委座……五时与立兄同至官邸谒委座，立兄报告参加工矿银行之经过，委座谓已令停闭，余等以为太过，申述理由，言政府有关人员声明退出则可，对于财部已核准之银行，未有重大犯法行为，于开幕日即停闭则不可，委座命令且与陈公侠秘书长商之，遂同赴政院及财部，由立兄说明之，为此事碌碌半天，太不值得……”政府官员参加工矿银行当董事领干股，连一向标榜清白的陈立夫等人也挤进去了，陈布雷最后只好说“碌碌半天，太不值得。”陈布雷是矛盾和痛苦的。陈布雷熟读史书，他是懂得“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之周期律的，可是他在这里仍旧陷入了怪圈而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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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孔祥熙案向参政会做说客（1）
孔祥熙陈布雷在重庆后期，最苦恼的一件事是对孔祥熙鲸吞美金公债案违心地去向国民参政会做说客。他对孔祥熙在抗战中大发国难财的一系列行径，由于在侍从室工作的关系，早有所闻。
1942年，抗战进入第5个年头，军政两费日感困难，由蒋介石兼主席的全国节约建国储蓄委员会借口提倡节约，吸收游资，向西南、西北大后方各省推销“同盟胜利美金公债”一亿元，每元折合法币20元。初发行时，大肆宣传说：“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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