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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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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饮鸩”。至于“饮鸩”以后在短时期内自然会“止渴”，今天日本国内所夸耀的战争胜利，今天英美在香港与夏威夷的小小失利，正是日本“饮鸩”以后得到“止渴”功效而酣畅兴奋的一刹那。现在暂且不提整个反侵略阵营的统一作战机构和从前日寇只对我们中国一个敌国来作战，今天他要对抗四个以上的敌人，而且都是最强的敌人。在我们方面，从前只有中国一个，抵抗这东亚最强的敌人，现在我们有四个以上的盟邦来共同抵抗我们的敌人。这就是说敌国从前整个的力量，现在要分而为四，我们从前只有单独一个的力量，现在要增加四倍的力量还不止，照此推算敌我两方的胜负之数，只要用极普通的数字常识两相比较：敌我之间，优劣得失，已可不言而喻，这是日寇必败的第二点，最后还有一点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以后，他不但正式与英美为敌，而且整个战局上，他更是面对着一个强大的苏联，因此他就要对付英美中国和苏联四个劲敌，而这四个国家，不但国力根基深厚，远非岛夷所能比拟，就以版图来讲，每一国都要比日本大过十五倍，乃至五十倍，日本整个的区区岛国，只能抵得这四国中间任何国的一个省一个州或者一个属领还是比不上，所以他要想敌对这四个国家，真像俗语所说以蛇吞象，敌军便是徒手旅行也走不遍这四国中间的任何一国，何况反侵略阵营所有国家是紧密联系而不可分，日寇今天，真是进入了无穷无尽的广漠，陷入了无止境的危机，古今来任何战争，哪有像日寇这样狂妄的，老实说他要达成他作战的目的真是比登天还难，日寇最后的命运就只有彻底消灭和崩溃，这是日寇必败的第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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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撰文电加强与西方各国联系（3）
只就这二十天以来报纸上载着美英两国，尤其美国国内所表现的民气，与英美领袖在白宫日夜所筹划的而讲。正用得着邱吉尔首相一句话，日本当英美是什么一种民族：“永远记着珍珠港”的口号，全美工厂的动员，英美军舰的调集，荷澳应战的积极，再加上苏联各战场的大反攻，利比亚的英军的大捷，我可以告诉大家一点机密的消息，日寇腹中所吞下去的鸩毒，短时期必然要发作了。敌寇日本不久必败，犹如饮鸩之人必死。我们有种种事实根据深信反侵略国家的必胜，无论从资源、人力、技术或政略上，最后胜利一定在我们方面，而日寇以七千万的人力，想要侵略八万万以上人口的亚洲，想要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爱好正义和平的国家和人类作对。正所谓“众怒难犯”，“不义自毙”，日寇的命运，就只有整个的绝灭和崩溃，这是毫无疑义的。
但是各位同胞更要记得：我在两年前曾经说过“迷途忘返的人，愈寻求出路，必然愈趋于绝路”，这是指敌寇必然的归趋，我曾经说过“对日抗战十年不胜则抗战十年，百年不胜则抗战百年，我们的战争与东亚问题，要与世界和平同时求得一个总解决”，这是针对敌人“战争要百年化”的话而指明欧战以后整个世界和我们抗战的局势。现在敌寇正是在扬长得意向着毁灭的绝路大踏步前进的时期，也是在饮鸩以后奇渴暂止血脉酣畅的时期。战争的胜利是要靠血肉来争取的。战争的成败得失最主要的是时间因素，是看谁能作最后最大的努力。友邦领袖在日寇发动后曾经说：“时间勇气和坚忍是制胜的三大要素”。这和我在二十九年双十节告诉我们同胞不可存侥幸求速的心理一句话，是同样真实的至理。我们不能轻视毒性未发以前的敌人，不能期待在半年一载之内轻易的便将敌寇击溃，换一句话说：我们万不能存一些疏忽苟且或几微侥幸的心理，正唯最后胜利确有把握，我们更要紧张，更要戒慎，更要以不惜任何牺牲的决心，忍苦茹艰，英勇奋斗来支持整个的战局，负起我们的使命。
我从抗战开始以来，不是屡次说过，我们要“准备忍受十倍百倍更大的困苦艰难”吗？我不是再四指示我们军民：“愈危险艰难的时候，就是接近最大成功的时候，而最后胜利到来之前，一定有一段最大的危险和艰难”吗？各位同胞们：我这几句话，就是为着今天而说的，从前我要我们军民同胞准备，今天我严肃的要求我们同胞对这几句话来实行。目前正是国家安危存亡极大转捩的时期，我们能否不愧为黄帝的子孙，能否不愧为世界战争中健全的战斗员，在和各友邦并肩作战之中，我们能否并驾齐驱而不落后。这就要看我们同胞能不能任重致远，能不能极端刻苦，格外勤劳，能不能英勇奋发，自立自强而决定。
各位同胞：现在我们抗战的局势愈重要，而我们经济情况和国民生活当然是格外艰苦，我们必须不自馁不懈怠，不自暴自弃，要正视现实，承受艰难，进一步的克服艰难，我们全国同胞无分海内外，无分男女老幼，不论农工商学兵，都要各守岗位各尽本职，各自发挥其最大的勇气和努力。在外来物资供给方面，最近海上形势的变迁，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百分之百的自力更生，我们是革命建国期中的国家，试看世上哪一个革命国家不是从四面紧密包围封锁中恶战苦斗出来的，苏联和土耳其就是我们的先例，何况我们并不曾完全隔断和各友邦的联系，在军需物资上尽有充分供给的来源，而其他一切日用必需品，因为我们天生是一个地大物博人众的国家，国内尽可以生产，只要我们真能做到普遍节约，真能发挥经济自给的力量，老实说：今天这一个形势正是我们坚苦撑持自立自强的一个大好的机会。因之我要求我们全国同胞真正实行全国总动员，彻底革新我们的精神思想和行动，集中我们的意志和才能，发挥我们全国人力、物力和地力，牺牲自由，放弃安乐、贡献一切的所有，供国家的需要，为战斗而使用，要知道艰难是成功之母，革命以创造为本，从现在为始，我们的经济与人民生活正可以彻头彻尾的做到自力更生，民国三十一年，真是我们中国百年来空前未有的大转机，更是三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彻底更新的唯一机会。我们务必谨严沉着，向着抗战胜利的大道上前进，我们更要乐观兴奋发挥更英勇的气概，向着建国必成的大道上前进。我们的政治要能成为真正战时的政治，经济要成为真正战时的经济，社会要成为真正战时的社会，而我们每一个国民，都要无愧为这个伟大时代中一个战斗员，大家同心同德，造成我们国家为一个坚强的战斗体，而后可以消灭敌寇，打倒侵略暴力，重现世界和平，对内建立起三民主义的富强康乐的新中国，对外达到我们三民主义尊重独立自由平等，重奠世界正义和平的理想，我们的机会是千载一时，我们的努力要事半功倍。我愿我全国军民和海内外全体同胞，都以这个蓬勃热烈的精神和坚如金石的决心，来迎接民国三十一年的元旦，来承接摆在我们前面的胜利和光明：借今天这个机会，我以无限的热诚和信心，祝我们同胞向前努力，祝我们抗战胜利和反侵略国家整个的胜利。三民主义万岁！中华民国万岁！
陈布雷撰文电加强与西方各国联系（4）
陈布雷在为蒋介石写1942年元旦对全国国民广播稿中还是倾注了一股爱国之心的，而且将世界上反侵略国家和民族联系起来，这一篇文字在抗战中是他第二篇杰作了。
自此，中、美、英三国在远东一致对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如1942年4月10日日记载：“……为蒋夫人修改《新中国之成立》译文，译文译者笔墨故作缭绕，又不能忠实达意，见其英文根底似不佳，故每次修改极费力……”这是陈布雷附带谈到对译者文字的看法。蒋介石与史迪威10日日记中又记：“……七时，委员长自缅甸前线归，即往官邸谒见谈十分钟归，委员长此行至腊戍、曼德里，九日回昆明，行期共6天，晚餐后，俞国华君来谈缅军事情况，孔先生函呈英方所拟五千万磅借约草案，即为呈送之……”可是到了1942年夏秋，蒋介石对美国态度却极为不满起来，所以在1942年6月28日，陈布雷的日记中就明显反映出来，“……委员长约往谈话，命拟致罗斯福一函，口授要点约二千余言，随听随笔记于小册，凡一小时毕事，右腕为之酸痛异常，委员长今日之神志对于美国至为不满，历述其追随英国，甘心为英国所左右，而不能独立自主之决定政策战略之错误，尤侧重于批评‘先德后日’之战略，以为长此不改，美国将永远处于两洋作战，而应付之被动境遇，非唯不智，亦亦可危，又述及美国供应我空军，不及所要求者十分之一，而已经决定运华之飞机，尚欲应英国要求而移用，此非责其不应漠视中国，至此盖闻美国拨至中国战场之第四十大队空军，忽复他调而发也，此函复杂而难达意，午餐后以二小时之力写成，略改其语气轻重，而已未能多所修正，以委员长甚坚持也……”7月4日，陈布雷日记中记载的更加明显了，“……晌午，亮畴先生来谈，商致罗斯福文件内容，亮畴意最好稿不发，否则亦须大大删节，余意亦有同感，近来委座对英国之无识，美国之专断，颇感焦急，为全局着想，亦难怪其，然激刺之言，自仍以避免为当耳……”罗斯福派史迪威来华，史迪威欲指挥中国军队，而且史迪威是轻视蒋介石的，且亲共，蒋介石当然不满，与美国关系有点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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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痛悼张季鸾（1）
陈布雷与《大公报》首任总编辑张季鸾有近20年交情，始识于二十年代陈布雷在《商报》时代，抗战后，关系更加密切，日记中隔三两天都有记载，可谓文字之交，在对外宣传方面，张出了很多主意，陈布雷常常把张的长信和建议几千字几千字摘录在日记中，张季鸾在1941年9月6日死于重庆，9月6日日记中陈布雷有详记：“五时方在朦胧中，接右任先生来电话，知季鸾于今晨四时长逝矣，季鸾真诚爱国，出于至忱，抗战以来，昼则运思，夜则奋笔，其贡献一切以求抗战胜利革命成功之一片至诚，在中国国民党党员中不可多见，尝自谓弱冠得事中山先生，垂老得为中山先生之继承人蒋先生效力，乃生平不可多得之两大际遇，故疲身劳神或奔走道途，或献替帷幄，其忠勤有为外人所不详知者，而出其精悍之舌，锐敏之思，以从事于对敌人攻心之工作，亦有非外间所得而详者，今抗战局势甫见曙光，而夺此念念不忘‘国家至上’之论士以去，天乎何酷，知其临殁之方必不瞑矣，以电话报告委员长后，六时卅分到中央医院临视遗体，与其夫人谈临殁情形，凄怆之至，右任先生及谷冰等来为安排殓室，备办殓具，九时始归，念之不可置，午后为委员长草一唁电，四时再至医院视殓，到新闻界友人及其乡友凡二十人，其子士基年才五龄，出面拜谢，英巍过人，喜其有后也，与吴院长商殡地后，至右任先生寓，邀张夫人共商后事，决定暂葬四川，不迁陕，八时始归，委员长电话来询，将经过报告之……”陈布雷在日记中也有记友人或亲人之死，但从未这样详细和充满感情，而且对张的评价也远远超过其所记之任何人。过了20天，9月25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上一笔：“七时起，以季鸾之逝，余独无悼文，明日为其三七，特撰‘追念张先生’一文，述相交之经过及其言行，为余所能忆者，文成读之。逾二千言，然所欲言之犹未尽也，季鸾近年对国事前途与革命义谛认识甚深，虽无党籍，而热情炯识过于一般徒装门面以读三民主义者，余此文特送中央日报发表……”
我遍找原文不着，最后竟在陈布雷1946年日记中见到《追念张季鸾先生》全文，兹全录于下，陈布雷在报上写文章悼念友人，而且评价至高是少有的，悼文也充满感情。
追念张季鸾先生
季鸾先生之逝二十一日矣。缠绵病榻时，余三访之于医院，病亟犹自谓“疾有转机，将留院三月以期全痊”，是其自知不能死，不可死，故始终不自意其将死，其生命意志之坚强弥满，虽目睹其盖棺，余直不信其已死也。余哀蟠胸，挥之不去，纪其前言往行，藉遣余悲。
余识先生二十年矣。最初订交，在民国十年，其时余在商报，以某案与先生主持中华新报往复论辩者七八次，吾辈之论据，实未必强于先生所持者，而先生则在彼报揭一短评曰：
“余在报界十年，感寂寞与痛苦久矣。最近商报与本报之辩论，其主张且不论，然其攻击之猛，笔锋之锐，令为读之先自感一种愉快，甚喜我报界之有进步也。国事待讨论者正多，如吾两报，不宜为一个问题，辩难不已，宜自此结束论争，不必定孰为得失。”
其雅度深情，为新闻史上所仅见，此与先生二十年来热心奖进青年闻一善辄称道不置者如出一辙，盖天性然也。
翌年先生走北方，佐孙禹行将军于戎幕；余驰书敦劝，谓“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舆论界万不可无先生，援招隐之义，敢以重回故业为请”，先生复书，有“且请拭目俟之，中国必须有终身之新闻记者，舍我辈其谁”之语，未几而《国闻周报》出版，又越一年而《大公报》以新姿态与读者相见，先生卒以主持国论终其身，余乃转弃其所业而奉身于奔走，竟未践夙志，愧负死友多矣。
黄少谷先生最近所纪十六年郑州总部早餐之盛会，始重晤先生，最使余不能忘者，则先生郑重告语，谓“北伐统一后宜亟图复兴，振国防，集民力，以成中山先生之志，国民革命可成而不可收，此国运所系，应大家共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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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痛悼张季鸾（2）
先生之逝，海内外识与不识，皆深悼之，曾读先生文字者重先生之文，尤重先生爱国之热情，而凡与先生接触者，更钦服先生气度之渊深，用志之专一，气概之严整，态度之恳切和谦，与其爱国爱友尤爱青年之诚挚，然先生之性行，可以与先生相知最深二友之言代表之。二十四五年闻北方最危急，先生已多病，吴达诠先生来京，尝谓余曰“他人亦忧国，唯季鸾则真心爱国，从心底深处寝馈不忘以忧国，唯其如此，其病不可瘳，然亦唯如此，其扶病工作不可止”。而先生既逝之后，胡政之先生为余言：“各方如此称美季鸾，非逝者地下之志，季鸾为典型的中国文人，其自视至平凡，抑其工作精神，实亦一般记者所应耳，中国如须进步，虽产生季鸾百辈不为多也”。先生临死前夕犹殷殷询日美谈判事。平日每闻誉言，辄避开话题。能阅欧宇之书报与通讯，而人只知其通东人语言。故吴胡二氏之言，实龙状其生平”。
先生不只为文人，而其文字实别具一格，许君远君言先生尝劝人读吕东莱王船山论议，余意季鸾先生实得力于汉人之文，故砥节砺行亦似之，季鸾之文最廉劲峭拔，亦最畅达明快，二者难兼而彼兼之，盖意蓄于内，情溢乎词，料材丰富而洗练喷薄以出之，其最精之技巧，则在单刀直入，先提出明确简单之结论，而阐之以经过精思审择之论证，更贯注以热情，虽寥寥数语，亦常能透纸背，即长文亘数千言，亦耐人咀嚼不尽，所谓“有感情，有活力”，其论文如此，书翰亦如此，今王芸生君文得其十之###，先生有传人矣。
先生早岁入同盟会为会员，革命大义，不只习闻之且亦力行之，故其认识国民革命为最深，近年未著党籍，然未尝一日不以中国国民党之荣枯盛衰，引为自身之休戚，尝谓今日之吾辈责任，在保障中华民国，因之，即不可不尊重中国国民党，欲恢复中国独立尊严与求得中国自由平等，宜全国协力，国民不能对党冷淡，而党则必须自重。其论释三民主义，见之文字谈论者，谓民族主义之中心在春秋大义，在不侮鳏寡，不畏强御之传统精神，在不受侵略亦不侵略兼并，其手段为国防。民权主义之中心在造成中国的彻底民治，其途径为尊重不违国家利益之言论自由，使人人对国事具有负责之自觉，在战时则应绝对尊重国家纪律，而其手段为教育。民生主义之中心在使民众普遍有生活，而在战时应使人人乐意过平均刻苦之生活，其手段则为经济建设。此皆能把握三民主义之最高义谛，同盟会时代之意气与血液，民元以后革命党人之艰危奋斗，贯注于先生之脑筋而凝集为真诚笃实之思想，又前瞻世局，一秉爱国公识而努力，以求国民革命之成功，洵非涂饰门面者可比。先生尝语余“民国元年我曾一度事中山先生为总统府秘书，引为毕生之殊荣，十载艰难，何幸乃有继承，中山先生志事之全国领袖，国民党员如何可以不尽力。”此言真足令人感彻心脾也。
先生自民国二十四五年后，对余之交谊由文字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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