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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大传-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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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寺东厢以居，凡休养五十二日。其间即在山中为蒋公补辑民国十六年以来各年之日记，盖原本藏置地下室，日久为水浸入有剥蚀者，蒋公命余为之整理并督查补重订，凡六周而毕事。又为蒋公撰《科学的群众时代》之讲演，并复阅训练团讲稿多篇，虽在休假中亦有相当工作，然山中气候凉爽，每日必外出散步，居月余，诸患渐除，乃于6月30日下山回渝销假。”
7月初旬，陈布雷精神复原，又为蒋介石撰拟并修改了抗战二周年《告全国军民书》、《告友邦人士书》、《告日本民众书》及激励将士通电和若干对外函札等。
1939年12月26日，陈布雷50岁生日，蒋介石给陈布雷写了“宁静致远澹泊明志”的祝词后，陈布雷道谢。这时，蒋介石告诉陈布雷一件事：
“接到经国电报，日机在农历十一月初二轰炸溪口，以丰镐房和文昌阁为主要目标，经国的母亲、我的外甥宋涨生、教过方良（经国妻）国语的董先生都被炸死。经国奔丧回赣后来过电报，其母满七时（即死后七七四十九天），经国又去溪口，住武岭公园中国旅行社，不料被潜伏的日谍侦悉，正月初二又出动大批日机，狂炸武岭公园……”
“那经国兄……”陈布雷猛地一惊，问。
“经国因年关在即，在年前赶回赣州，总算安全。但是武岭公园附近建筑物被严重破坏，居民死伤之惨，为历次轰炸最严重之一次。”蒋介石言之悻悻。
“日寇就是正对统帅，”陈布雷也不禁义愤填膺说：“蒋先生，你的行踪确实应该严加保密。”
陈布雷对侍从室人员更加强调保密的制度，说：“侍从室的人员绝对不能多嘴，如有一点泄露，就要误大事。”
有一次，当中、英、美三国在开罗开会之前，蒋介石由重庆九龙坡乘专机向西南飞行。这一消息本来是保密的，可是外间有人一开口就说：“委员长到非洲去了。”陈布雷一听，大吃一惊问：“你怎么知道？”
这个人说：“我家隔邻是委员长的随员，他的副官对我说，他收拾了一箱子衣服，其中有几套白色夏衣，现在是冬天，为什么带夏衣？再者，在九龙坡的路上，有宪兵布岗，飞机升空之后，向西直飞，不是去非洲又去哪里？”
。。
在重庆时的蒋介石与陈布雷（2）
陈布雷惊得两手都发抖了。
1944年3月，陈布雷身体又复不支，蒋介石这一次批准陈布雷赴成都休养。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六全大会在重庆复兴关的国民大会堂举行。这一次只有大会的宣言是陈布雷起草的，谁知大会讨论时，有的代表说：“大会宣言狗屁不通，总裁左右都是一些酒囊饭袋……”
陈布雷当场落泪，他想不通：我以领袖之心为心，一切都为贯彻领袖意志出发，周旋于各方面之间，尽调协维系之责，以求国是到达最高境界，奈何不见谅于众？有的代表劝解那位发言人落座，宣言总算修正通过。陈布雷痛心大会意见之分歧，感到政治这事太难搞，心情抑郁不振，身体更垮了。
“宁静致远澹泊明志”（1）
1938年以前，重庆美专街一带还是一片山坡。山坡之下的低地有一座楼，这就是美术专门学校。因为抗战关系，美专疏迁乡间，那座楼房就由退到重庆来的国民党###使用。
山坡上新建了两所小楼，便是美专街1号和2号。由一条斜街走进1号大门，步上台阶，这就是陈布雷的寓所。1号的楼下，一边是饭厅，一边是办公室。侍从室第2处几个职员就在室内办公。楼上的大房间，是陈布雷的办公室兼卧室。楼下楼梯旁边有一个亭子间，是翁祖望秘书的办公室兼卧室，翁是陈布雷的妹夫，曾作过大学教授，他经常守在亭子间内办公文与接电话。蒋介石的官邸随时有电话来，翁接听后立刻报告陈布雷。楼房阶台下左边另有狭窄的小房间是叶实之秘书兄弟的住宅。台阶下右手补建的一座小楼房，则是第5组办公室，在这楼建成以前，第5组几个职员则在2号办公。
陈布雷这个侍从2处，可谓人员精干，设备简陋。他始终不肯扩大编制，也不肯多花钞票讲究排场，这大概也是蒋介石赏识陈布雷的原因之一吧！
同时，陈布雷自己带头，实际上他生性如此，除了公务接洽之外，很少与各机关交际，甚至私人亲朋，也很少往来。即使有应酬，也必定问清晤谈和餐会的地方有无电话，没有电话的地方是不敢逗留的。陈布雷很少外出，一出去也必定留下电话号码，以备蒋介石的传见。这也是蒋介石对陈布雷视作左右手的又一个原因吧。
陈布雷一再叮嘱2处工作人员，“要保密，不要多嘴”。2处的每一个职员分得的工作只由自己处理，决不告诉任何同事，即使是同坐一室之人也不交头接耳。至于蒋介石的行止，从不探问传言。因此，蒋介石对陈布雷是十分信任的。
陈布雷白天处理公事，参加必要会议，晚饭后与各组长讨论公务，以第四组为中心，几乎每夜都提出报告，商承处理。如有重要文告，陈布雷就得通宵工作，常常等到清晨发抄，才上床略为休息。不熬夜的时候，也常在11点钟，先吃两片安眠药，精神反觉旺盛，再办公事，写文章，或与人谈话，至就寝时，加吃两片或三片药，才睡两小时，也就起来了。翁秘书一接到官邸电话，陈布雷就是睡着了也立刻起来赶到蒋介石那里去。叶实之是党务秘书，凡中央党部文件应请示蒋介石者，即由陈布雷亲自进呈核示。这种连日连夜为蒋介石一人效劳的精神，也确实感动了宋美龄。宋美龄总想尽办法从印度空运三五牌香烟、美国奶粉，按时送给陈布雷。
于右任陈布雷最大的任务是为蒋介石起草文告。到了侍从室后，除非陈布雷患病休养，一应重要文告几乎都是陈布雷起草的。但陈布雷守口如瓶，持身谦抑，从不对外人谈说过任何文告的草拟经过与政治背景，也不透露哪些文告是他执笔的；就是他自己写的《回忆录》中也只提到少数文告是由他奉命起草的。陈布雷后来以撰写文告知名于世，而世人却很少知道他草拟文告的呕心沥血的过程。“每一篇文告的每一段乃至每一句或每一个字，都是委员长的。”陈布雷说过，而蒋介石对于一篇文告，常常是修改再修改，至少两三次易稿，多至有18次易稿的。为了一气呵成，为了保密，陈布雷甚至午饭或者一日三餐都不下楼。
1939年12月26日，是陈布雷的50岁生日。但是他不愿祝寿，在前两天，他找了程沧波商量：“沧波兄，布雷五十初度，大哥（堂兄陈屺怀）、四弟等均来函问讯。我恐友朋祝寿，意欲避开一两天。”
当时程沧波住领事巷康心之公馆，地方幽静而宽敞。程沧波说：“我与康心之先生商量一下，请你到领事巷住两天吧！”
陈布雷很高兴，在12月25日下午，移居领事巷。可是程沧波却为陈布雷布置了一间简单寿堂，挂上寿联，高烧一对红烛，还有叶琢堂等人送的两只花篮。
“我准备晚间为先生举行小酌，只请了于右任、叶琢堂、张季鸾、邵力子诸先生，还有康氏昆仲，略表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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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静致远澹泊明志”（2）
“沧波兄，我意避寿，反而扰兄为我祝寿，真是不胜惭愧。”
“都是一些老朋友，晚餐后，大家提议陪寿翁雀战。”
叶琢堂说：“布雷兄不仅抗战后从未作此消遣，据我所知，离开记者生涯后也绝少有此娱乐。”叶琢堂提议“由张季鸾、邵力子、程沧波三人陪寿翁雀战”。
“四个新闻记者打麻雀牌，我老记者观战呢！”于右任手拈长须说。
4个人一共打了8圈。陈布雷对“自摸双”仍感极大的兴趣。8圈既毕，时尚未过午夜。程沧波复叫家人煮咖啡谈天。陈布雷多年来未有这样轻松而活跃过。第二失一早，朱家骅也来祝寿了，陈布雷说：“不好了，这里也不能安居了，还是回去。”
回到美专街1号，秘书双手递呈给他一封军委会的大信封，说：“委员长亲笔贺词”。
“什么？”陈布雷拿着信封的手激动得发抖了。他打开信封，是两张军委会的公文信笺，蒋介石亲笔写道：
布雷吾兄五十诞辰
宁静致远澹泊明志
蒋中正敬书
布雷吾兄：战时无以祝嘏，特书联语以赠，略表向慕之意也。顺颂
时祉
中正手启十二月廿四日
陈布雷双手捧着贺词，喃喃自语：“蒋公勖勉期许之意，真不知何以报其惠也！”
蒋介石贺陈布雷五十寿辰手迹他又说：“知我者蒋公也！”蒋介石用诸葛亮说的八个字来表彰陈布雷，使陈布雷更感到“知遇之恩”不得不报；何况得到中国最高统治者“墨宝”，不正像接到皇上的御笔一样吗！
蒋介石把陈布雷当做不可须臾离开的人物；陈布雷也决心要从一而终以报恩宠。
在反共与诱降的逆流中（1）
陈布雷木刻像，系1940年其九妹陈玲娟所刻抗日战争初期，国共合作，蒋介石在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的抗战救国的高潮中，不得不与日本帝国主义者撕破脸皮，动员全民抗战。这一点也确实触怒了日本帝国主义者，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他们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轰炸，不但要炸死他，而且也罹及他的家属。以炸迫和，这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一套方法。后来，汪精卫公开投敌，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了这个儿皇帝，更加紧了对蒋介石的诱降政策。这一点，陈布雷是完全了解的，也是深有所感的。他知道蒋介石之所以能在抗战中得到民心，这就是坚持了抗战；如果像汪精卫那样，则必将遗臭万年，不齿于炎黄子孙。但是1940年春季的某一天，蒋介石在与陈布雷的一次谈话中却泄露了他积郁心中多年的忧虑和###的打算。
他说：“布雷先生，从戴笠的报告中看来，共产党、新四军在京、沪、杭一带外围有了很大的发展。”蒋介石皱着眉头，铁青着脸说：“据密报，共产党、新四军有一个‘三山计划’，要打通四明山，天目山……要把过去江西、福建苏区都连成一片。到那时候啊，他们羽翼丰满，江南大好河山将一片赤化。这是心腹大患啊！”
陈布雷还是有点书生气，他对共产党并无好感，但是国共合作抗日这是讲明了的，他支支吾吾说；“新四军不是打着国共合作抗日的旗帜吗？”
“这是公开讲的，明的，但是他们发展势力，大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之势，不加以限制、防止，弄得不好，又会造成民国十六年北伐那时局面，打倒军阀，打倒军阀，结果把我们也打了进去。”
“那该怎么办？”陈布雷问。
“最近我叫戴笠物色了一个人选，准备派他到京、沪去，到汪光铭那里去……”
陈布雷没有问，只是双目紧紧地盯着蒋介石。蒋介石干脆讲明道：
“这个人你也认识，他就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现任常桃（常德、桃源）警备司令部司令兼湖南省第二区行政专员与区保安司令。”
“唐生明不是参加过汪、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等人的活动吗？”陈布雷有点奇怪，因为按说唐生明是反蒋派。
“不错。正因为这样，他与汪兆铭方面的人都熟悉，派他去，南京方面不会怀疑；而且这个唐生明，吃喝玩乐惯了，还有一个电影明星老婆徐来。派他去最合适。”蒋介石似乎很得意：“我打算派他去，一方面由他转告那些投敌分子，我知道他们中有的投敌是出于不得已，有的还在彷徨，只要肯为我们出力，我们都不计较。另一方面，我叫唐生明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方面人员，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蒋介石说到这里，提高了声音说：“这是孙子兵法喽，反间计么！不过最重要的任务是防共。在京、沪一带敌区，除了忠义救国军外，大部分地方都为新四军所占领。我叫唐生明去，就是叫他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他们的发展。”蒋介石这时似乎在向人训话似的，他挥了挥拳头：“新四军一天天发展壮大，这是我们的大患，我们要尽力发展忠救军，对新四军要限制、打击、消灭。”
陈布雷知道他的主人心中正在孕育着一个早已形成的计划，这就是###。表面上合作，暗底下分裂。不过唐生明的具体联系、布置都是由戴笠去作的，陈布雷不过问，只是蒋介石亲自接见唐生明那一天，陈布雷是知道的。
这是1940年春的一天上午9点钟，戴笠陪了唐生明来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笠送到门口后不进来了。蒋介石一见到唐生明，就夸奖了一句：“你很好！”接着问唐来了几天了？住在哪里？等唐一一回答了后，便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合适。”
唐生明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唐生明也是黄埔生，故称蒋为校长。
在反共与诱降的逆流中（2）
蒋介石的脸孔有点不高兴，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好好去和戴笠商量一下。”
唐生明说：“我还想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
唐生明话刚完，蒋介石接着说：“我会和孟潇（唐生智）兄说明的，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去，让她放心。”他一面叫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合照，陈布雷给他写上“唐老伯母惠存”，蒋介石亲自签上了“蒋中正蒋宋美龄×年×月”字样。
临走时，蒋介石又说：“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他见唐生明还有顾虑，又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
这次接见后的第三天，蒋介石夫妇请唐生明吃饭。在吃饭时，蒋介石问了唐生明过去和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一些人的关系，同时蒋还很含蓄地说：“你这次去，见到过去熟识的人，都可以跟他们说清楚，只要他们做事对得起国家，于国家有益，将来都可以宽恕的。”
唐生明走了后，陈布雷就不知道情况了，只是在1940年10月10日的重庆（中央日报）第一版上看到用特大号铅字刊出的“唐生智启事”，这个启事连续登了10天，全文是这样：四弟生明，平日生活行为常多失检，虽告诫谆谆，而听之藐藐。不意近日突然离湘，潜赴南京，昨据敌人广播，已任伪组织军事委员会委员，殊深痛恨。除呈请政府免官严缉外，特此登报声明，从此脱离兄弟关系。此启。陈琏陈布雷知道这是蒋介石使的一个计策，要使日伪方面相信唐生明是真去投降了。陈布雷的小女儿陈琏，原在重庆“国立二中”高中读书，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到西南联大失踪一年回到重庆，陈布雷并不知道这些底细，只知道她思想激进。陈琏回家来说：“阿爸，看，国军将领又一个投敌了！还是一个中将呢！”
陈布雷很难回答女儿的问题。
女儿很尖锐地又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阿爸，除了公开投敌的汪精卫外，还有李精卫、张精卫呢！”
陈琏后来考入了昆明的西南联大。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陈布雷听到侍从室的人说：“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16个字。周恩来还亲自上街卖报……”陈布雷对自己衷心钦佩的这位共产党人所写的千古名句，私下里是很叹服的。不错，“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这是曹植的《七步诗》的引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国共两党对于日本侵略者，本应是兄弟之于敌人的关系。正在这时候，陈琏失踪了，她写来一封信说：“……再会了，我去的地方很远，我们也许永远也见不着了。不要为我烦忧，多多保重自己。”陈布雷隐隐约约觉得女儿是去延安了，是走向另一条道路了。他心中又烦恼又忧伤，国事和家事，都使他心伤……
这时候，日军又偷袭了珍珠港，爆发了太平洋战争。陈方在电话中连呼：“陈主任，英、美参战了，中华民国万岁！”他以为英、美参战，抗战有了希望。可是陈布雷倒并不这样认为，他淡淡地说：“别高兴得太早，事情并没有这样简单！”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题辞
1944年初，陈布雷突然听到吴开先从沦陷区跑到了重庆。这个吴开先，原是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抗战期间，奉命留在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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