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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为蒋介石起草一系列有关慷慨激昂的抗战文告，打下了思想基础。从1936年11月11日和12日两天日记中，完全可以看出陈布雷处世的人生哲学，陈布雷与陈诚一向关系较好，他与陈诚互相交换意见中劝说陈诚：“……（十一日）今日陈辞修君离洛回汉，临行走别，余妄有箴规，竟蒙采纳鄙言，殊感其虚衷纳言之雅，辞修勤劳刻苦，律己谨严，遇事负责，确为值得敬佩之人，唯委员长信任既专，各方不免注目，辞修激于当世之媕啊，亦更奋励激发，愿挺身而分尽怨谤，余故婉言规之，谓将来正有非常重任待君来担当，宜稍抑纵横扬溢之热情，保留为来日之用，若锋棱太露，徒招不必要之怨尤，亦非所以善尽此才之道也，辞修初颇不以然，继乃颔其首……”，11月12日，有一个何姓知交，与陈布雷长谈，陈布雷记：“……无所不说，最后谈及人生观与处世哲学及伦理观念……余曰：‘对己淡泊，对事负责，为人热心，持此十二字，终身行之可也。’……”
　　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陈布雷在12月12日记：“……午后……忽接果夫先生电话云西安有兵变……心急不安……始知张学良等竟以兵力劫持介公及中央各军政长官而发出通电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如此奇变，真出乎意料之外，身为侍从人员，适在后方，未能患难与共，此心何以自安……”，12月13日日记中又记：“……归家午餐，心中悲愤忧急，且以事前不及觉察，坚决劝谏，引为重大失职，益感难过，遂不复能下咽……”陈布雷马上去找蒋夫人“……作短笺问介公起居，托端纳君携陕面呈，并与夫人孔先生谈……”之后，几乎每天去见宋美龄，12月16日记：“……忧愤悲痛，焦思无策，至六时往访立兄于其寓，相对太息，觉国事自此荆棘日多矣，晚餐也不能食……”12月19日记：“……闻蒋夫人将飞洛阳，即往孔宅访之、旋至机场则蒋夫人临时中止西行，由子文先飞陕，遂送子文上机，郑重握手而别，二时卅分归寓，慨念时局忧心忡忡……四时天下雪，渐大，往佛海家与井塘、茂如、君强诸兄谈时局，五时卅分归，蒋夫人约往谈，多愤慨语，极力释慰之……”这里的宋美龄多愤慨语当指国民党内部的勾心斗角。一直到12月22日宋美龄飞陕，陈布雷在日记中记：“……闻蒋夫人今日决赴西安，日前屡屡谏阻，然其意甚坚，不可复止，奈何奈何，十时至通济门外机场送行，同行者子文、铭三诸君，雨农亦西行……十一时视机起飞后乃归，感痛泪下……”12月26日日记：“十一时卅分即往通济门外机场迎委员长，此时已下机，向余点首，嘱即至公馆相谈，遂回军委会入官邸晋谒，见其面容憔悴，睡床上颦蹙呼骨痛不已，余趋前握手，几乎泪下，命余就旁座，口述在陕对张杨训话要旨……”12月27日日记：“八时卅分到军委会侍从室两次入见委员长承命发粤川各一电……晚餐后……又闻蒋介卿先生今午逝世，与蒋夫人商不令委员长知之……”连日来，陈布雷见蒋介石和宋美龄，不但承办各事，而且连蒋介石大哥蒋介卿死了之事也敢暂不告蒋介石，可见蒋陈之间关系之密切。1937年1月蒋介石去溪口养伤，带着陈布雷去，陈仍日夜与蒋在一起，蒋介石并将“蒙难”日记交给陈布雷看，例如1月7日日记中：“夜续阅委员长蒙难期内日记不觉夜深，摘记其每日自省自厉之格言于下：（十二日）成仁取义；（十三日）生而辱不如死而荣；（十四日）明礼义知廉耻，今日幸能无负；（十五日）以至暂至轻之痛苦，得永久之胜利；（十六日）人生几何，为唯留正气在人间耳；（十七日）读圣贤书，受圣明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楷模，何以对生我之天地父母；（十八日）临难毋苟免，庶不愧为黄帝子孙；（十九日）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二十日）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二十一日）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二十二日）其为气也，取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今人奇怪者，陈布雷录蒋介石“蒙难”之经过，日记中已记明“录毕觉张（注：学良）之轻忽，杨（注：虎城）之阴狠……”1月14日日记中还记上蒋介石招子文、张学良、陈布雷等同餐，“余与之（注：对张学良）一点首，即觉忸怩，不知彼心中感觉又何如耳……”
　　

陈布雷又萌引退之念（2）
但是陈布雷心中仍很矛盾和痛苦，他在1月21日日记又发作起来：“……这个世界上，为什么想不通的人这样多呢？又为什么要勉强一个已经看透一切而害神经过敏的人，来感此痛苦呢？烦闷之至！无味之至！”1月23日日记中记：“……以见我近日太疲顿也，蒋夫人来谈，对予多激勉语……”1月29日日记中记有与蒋氏夫妇同游慈北一事：“……过龙山虞洽卿老之故乡，又过沈师桥而达观海卫，余愧为慈溪人而到慈溪北乡尚是生平第一次也……”2月3日日记记：“……西安昨发生兵变……王以哲被害……”这时已奉命写《西安半日记》至杭州，2月10日日记记：“……以今日为旧历除夕，外人商店放假多来杭游览也，乃决定移寓于新新旅馆……午后小睡至三时起，着手起草西安半月记……至夜九时仅成三页……余亦倦于执笔遂中辍……”2月11日“继续起草西安半月记，至九时完成，全稿一万二千言……余文字近年来实不如二十余岁时之警练简劲……”但《西安半日记》2月11日完稿，2月13日蒋介石命修改，2月14日修改完毕，2月15日又修改，2月18日日记中陈布雷拟新生活运动3周年纪念广播稿又发作：“此等文字工作，最易落窠臼，用思甚苦……”陈布雷身体也支持不住，2月23日日记中云：“……十二时面请蒋先生给病假两天，以连日实感精神太倦也，蒋先生似不愿予请假，勉之，”过了二天，2月26日“头晕仍剧，且骨痛未已，然假期已满，不愿再续……”2月28日“……夜应蒋先生召商半月记文字，并有所指示，10时归寓，觉眩晕未已……”大概，陈布雷身心确实疲惫之至，又萌引退之念，4月9日日记中明载：“……今日神思忽忽不乐，又萌引退之念，盖侍从室环境特殊，余来此二年余，对国事迄无深切之情，彼等待人均抱敬而远之之态度，而余于彼等亦常觉格格不相入，盖大多数人言不及义，思不及义，唯知以挈较权利为急务，稍便则酒食征逐，只要瞒得过首领而已，余虽抑志相从，推诚相与，然征逐既非所喜，随和亦不能无限度，故终不能相水乳也……”，这时陈布雷又随蒋介石到了溪口，蒋经国也回到溪口了，蒋介卿要出丧，陈布雷为蒋介石写祭兄文，4月15日，蒋介卿出殡后，4月18日又随蒋介石赴杭，4月22日记又露出退意，云：“午后无事在寓，与允默商进退问题，颇思俟委员长病愈，摆脱侍从室职务，以既管理不善即应引咎，而让贤也……”4月24日日记中记：“……余连日心情不佳，幸而滞留杭州，尚可不发神经病，此种痛苦，非同病者不能知也……并校定西安事变半月记与回忆录之文字……”奇怪得很，从1月写西安半月记已完稿，到4月还在校改，心中一直想引退，5月1日日记中又记：“……十一时到大哥家午餐。与大姐等谈家常，近日，予心境不舒畅，坐立行止，觉一无是处……”5月5日日记中记“四弟来谈……觉心中苦闷实甚，在兄弟之前又欲稍露词色……”5月6日于是又请病假5天，5月7日日记中提到知友采访“对余之健康个性与工作困难问题均以无法解决……”5月12日日记中记得更明白：“……抑郁焦躁之病态又显露无遗，傍晚五妹挈细儿来寓相视，劝余决心引退……”陈布雷在5月22日日记中最后讲明：“午后，又试为文字工作，乃竟不能下笔，苦闷之至，焦急之至……余病实伏于西安事变时透支，精神太过，今乃觉之……”可是西安半月记还要改，5月23日日记中记：“七时卅分起，覆阅西安事变回忆录，将文中语意之不妥者标出修改之，得十八条。”5月26日日记中又云：“……今日精神又不佳，心思极不宁……不思饮食，即纸烟亦觉无味，六弟来谈劝余往沪上休息，以为较之蛰居京寓当胜一筹，然予自知此疾非移地所能瘳，须待其自愈也。”5月27日日记：“……午后力子先生来谈甚久，以静心澄虑相劝，知其意终不能行，奈何奈何，今日觉彷徨更甚……”5月29日日记中记“……自牯岭来电话，西安半月记暂缓发售，夜心绪不佳……”5月30日记：“……午后电委员长商西安半月记事，仍请及早指定一发售之确期……”说来十分奇怪，这本仅万字的西安半月记写就不过一二天，而出版一拖四个多月，而陈布雷心理状态极复杂，不断出现引退之念，又有难言之隐，内心痛苦与矛盾跃然于纸上。
　　

在病痛和苦痛中决计随蒋抗日（1）
陈布雷跟上蒋介石有21年时间，前10年开始是作为客卿身份，从1934年开始，作为侍从室主任，可谓形影不离，但是这21年中最为重要的是抗战八年从南京而武汉，1938年下半年起武汉失陷，就随侍蒋介石到重庆一直到抗战胜利。1937年初到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西安事变刚刚结束，蒋介石被逼抗日，蒋介石和其所属部队在正面战场确也抗击过日寇，特别是抗战初期，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影响下，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全国人民同仇敌忾抗击日寇，陈布雷这人确实也是爱国的，所以在他为蒋介石所撰写的文告中，抗日热情，奔泻千里，也使蒋介石成为世界瞩目和全国军民拥戴的抗战领袖。
　　1937年的6月1日，陈布雷在日记中有记载云：“余自四月初迄今，身心交病，已近两月，当去年西安事变发生，家人即以余工作太劳为忧，乃自委员长由洛到东后，受命治事，较前加繁而并不感觉特别疲劳，盖当时神经兴奋，他事均不遑计耳，此次突然颓丧，且恢复如此之难，均出意计之外，今既发现非常贫血，即应针对此症而下救治，连日注射药剂，似已渐渐生效，听其自然，唯当忍耐持久，以观其后，盖摆脱既不可能，即当屏除杂念，听其自然或较有益也……”这段日记披露了陈布雷的身体确实病得不轻，但“摆脱既不可能，即当屏除杂念，听其自然”语，当不仅指病身，亦有摆脱政治圈子之意。因为，他对蒋介石知遇之恩念念不忘，所以抱病从政，何以见得，6月3日日记中有记：“……自卅日起病体似显有进步，血色转和，精神亦佳，乃最近二三天又转劣，骨病较甚，意绪甚恶，休假已久，何能再续，心烦不止……”但是他在妻子王允默帮助下“继续摘剪报纸上之材料，自晨九时至午后五时始将三、四、五三个月之旧报整理毕，再为归类粘存于参考册内……所剪存者大抵为（一）演词（二）要电（三）经济建设事项（四）国民大会事项（五）中国问题（六）英美中心之国际关系（七）德义轴心之国际关系（八）灾况等等……”工作是够辛勤的，“夜接学素函荻浪函附下委员长手函一件惓惓相念，真不知何以报之”，蒋介石一纸手纸，陈布雷怀“何以报之”之心，于是又抱病“屏除杂念”，奋身相从了。陈布雷当时是在杭州休养，6月5日陈立夫去看望他，6月5日日记有记载：“……十一时，立夫来谈，询予病状，切劝绝对静养，勿萦心于外物之变迁，谓烦恼何人皆有，贵在善自排遣，我等既无特殊嗜好之娱乐，则应别求心思之寄托之所，或思索真理，或研究问题，均可使当前扰我心曲之烦恼暂时退避，因述彼近年竭力阐明唯生哲学者，诚知不免僭妄，然亦痛苦中强自排遣之一方法，劝予亦作而行之，并述其对于建立民生哲学之理想，谈约二小时而去，接谦夫函，贻予以《圣经》上之二语，谓“Peace　lgine　unto　fovene　theqhenoild　giueik！”“Let　ie．tce　oqraid，”6月6日，陈布雷在日记中又记下：“……接牯岭委员长来电，复余支电，嘱令安心静养，既感其意，亦复自愧，盖余之大病即在‘不能心安’之四字，每思克治，而不久即故态复萌，行年五十……殆将以悔吝终其身耳，可悲可叹……”6月8日日记载：“……午后疲惫抑郁，坐立不安，苦痛之至，允默以为不可使蒋先生久待，乃由默函蒋夫人告不能即行之故……”陈布雷在休养中思想翻来覆去，斗争十分激烈，也十分痛苦，然其对救国之法却极关心，6月9日他接待裴复恒，记下裴君“……近两年专心办学，极肯用真实工夫，为余谈其办学之心得及对现时教育之意见，有极警切中肯者，如谓目前第一需要在训练各种技术人材，……从此着手而从实质上将国家现代化！则理论左右之争，绝不值得重视而将自然消灭也，此语真有见地……”陈布雷非常赞赏科技救国的做法，对于政治上之纷扰内心是反感的，而他的大哥、四弟也一再劝其继续休养，如6月10日日记中记：“……九时，谦夫先生来访，坚劝余以身体为重，应立下决心，请一较长期之休假，不宜因循忍耐以自贻误，彼此次接两函知病状如此，极不安，故特由沪来京专为此事，向余切劝，并携来大哥一函有‘弟宜直告介公，请三个月之病假，方是疗养办法，若带病苦干，真是与生命相搏，决非介公所待弟之意，介公若知弟真病如此，必不相强也’之语，手足朋友之关切，殊令余感动……”6月11日日记中载：“……接四弟来信，劝予向委员长直陈病况，请假二三月，移地疗养，其惓惓想念之情欲言又止之意，充溢于字里行间，五妹亦函允默，询余病状，骨肉关切至此，而余终无法以慰……”陈布雷在杭州因病体和工作之苦，正在矛盾中，而蒋介石已派他任庐山训练团之团附了，6月12日日记中载：“卢参谋集贤自牯岭来，携来学素函及铁城、辞修各一电，知余被派为第一期训练团团附——又携来蒋夫人所赠之回忆录英文本一册，蒋夫人并有覆允默函，嘱余安心静养，勿亟亟去牯，且谓委员长已知余病中之情况，决可相谅云云。午后小睡一小时，读回忆录之英文本，描写生动，理致清晰，自是佳著，然措辞有太激直处，对西安事变中军政当局采取严峻政策不无指责过当，是其疵病耳……”可见宋美龄对西安事变中某些人是有很大看法的，且公诸于众，不过，陈布雷却认为是“指责过当”。
　　

在病痛和苦痛中决计随蒋抗日（2）
陈布雷还是准备上庐山，6月19日日记中记：“晨6时醒，忽然杂念纷起，觉非即去牯岭不可，百计镇静，不能入睡，七时十五分，接学素来函谓余病殆由忧患所致，为根本治疗（一）唯有积极兴奋（二）则决然引退，如两者均不可能，则将始之终之为忧患所困而不能自拔矣。其言极不确当，即覆彼一函，告以检验后之病状，以山中事繁，拟即扶病来牯，进退问题，当俟暑期终了后考虑之……今日精神极苦闷极彷徨，忽忽若有所亡，又郁闷难忍，如此下去，真成心疾矣，奈何奈何……”
　　但是陈布雷毕竟是爱国的，他对日本之野心表示极大之关注与警惕，6月21日日记中载：“……阅报载近卫内阁，将对川越茂归任新训令仍以广田三原则为出发点，先谋中日间为悬案之解决，将先从易解决者，如某项交通问题及华北经济开发着手云云，各报登此消息，均不免作悲观之猜测，以余观之，殆为日方事前一种试探，故略放此项消息也，自西安事变结束后，日方高唱‘对华新认识’。而实际则为静观主义。静观者何。即欲觑我之隙而猛以乘之也。国人一面苟安，一面虚怯。乃竟以为日本将自动转换方向，此本乐观太甚。宜其又有今日之悲观矣！”
　　陈布雷是7月2日登上三北公司轮船，下午1时抵九江，7月3日上山的，7月7日参加训练团第二总队升旗典礼，还作了精神讲话，题为“我们受训后如何达成救国建国之任务。”他在当天日记中记下参加听讲者约1084人。7月8日记下：“……接王外长电话，昨晚我卢沟桥驻军突被日军进袭云云，即报告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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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谈话会：《最后关头》（1）
陈布雷给蒋介石编了《西安半月记》后，又生了病，就在杭州休养，偕夫人王允默游览湖山，心境稍稍宽怡，但是接到第二处内人员的来函，告以人事倾轧之情，心里又不痛快起来。5月20日回到南京，续假休养。6月中旬，蒋介石在接见陈布雷时说：
　　“布雷先生，你为我写的《西安半月记》，很好。国外都有登载的，使人明了事实真相，夫人也很满意。我拟去庐山，你在7月里也来庐山吧。庐山要举行一个学术界名流的谈话会，谈话会不设秘书处，由中政会正副秘书长张群、曾仲鸣负责。你不必劳心。你一定要去的，也可以带夫人去，顺便可以避暑，休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