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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石屹的博客-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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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写作，最没有创造力、最受人批评的方式是“Ctrl＋C”、“Ctrl＋V”的方式。但在我今天的知识和经验远远不足于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不得不采用这种“Ctrl＋C”、“Ctrl＋V”的方式。以下是一位今年已经80岁的加拿大老人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美国大城市的生和死》（《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中所说的一些话：
“请看看我们当初花几十亿建了些什么：低收入的住宅区成了少年犯罪、蓄意破坏和普遍社会失望情绪的中心，这些住宅区原本是要取代贫民区，但现在这里的情况却比贫民区还要严重。”
“这不是城市的建设，这是对城市的洗劫。”
“这些'成就'比他们可怜兮兮的表面假象还要寒碜。从理论上说，这样的规划行为应对周围地区提供帮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典型的情况是，这些被肢解的地区生发出快速增长的恶性肿瘤。为了以这样的规划方式来给人们提供住宅，价格标签被贴在不同的人群身上，每一个按照价格被分离出来的人群生活在对周边城市日益增长的怀疑和对峙中。”
“完整的社区被分割开来，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样做法的结果是，收获了诸多的怀疑、怨恨和绝望。”
这是简对美国低收入住宅区的描述，我担心很可能不幸成为我们实施建设的经济适用房小区未来几十年之后状况的描述。
简在这本书上还举了一个“波士顿北端”的例子，这个“波士顿北端”是历史形成的老城区，一直延伸到河北的重工业区，并被官方认定是波士顿最破败的贫民区，是这座城市的耻辱。也成为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规划系、建筑系的学生经常做作业的对象。在老师的指导下，他们常常在纸面上把它描述成有超级的街道，规规整整，温文尔雅理想的社区，但虽然多次被大家理想化地来描述，但这个老城区一直没有被改造。简给一位政府负责规划的官员打电话，那位官员说：“那是城里最糟糕的贫民区，我讨厌承认它是波士顿的地方。”又给银行打电话，问愿不愿意给波士顿北边提供新的贷款，银行家告诉他：“那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是贫民区。”
但有意思的是，这里的街道上却洋溢着各种活泼、友好、健康的气氛，这是在波士顿许多地区看不到的。从政府的统计来看，这里的死亡率是每千人，美国城市的平均死亡率是，肺结核的死亡率也很低，少于每千人1人，甚至比布鲁克林还要低。
前天下午的一个聚会上，我遇到了加拿大的建筑师周·卡特（Joe Carter），我知道他是研究城市规划问题的专家，他夫人何红雨是清华大学建筑专业的博士。我当时满脑子是穷人区、富人区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我一见到他，赶紧问他穷人和富人到底应不应该住在一起。他随手就给我一篇文章，题目是《互惠与城市》，我看了后，觉得写得很好。我征求他的意见说这篇文章能不能写到我的博客上，他说没有问题，如果需要，他可以再给我发来电子文本，免得我打字了。他又给了我一大本他打出来的书稿。他说，看了以后可能会对我提的问题有所帮助。
感谢之余，摘录周·卡特《互惠与城市》中的几段与大家共享：
“有人问孔子，什么是教育。孔子说：如果不得不用一个词来总结教育的话，那就是互惠。”
“周尝试着将这样的原则运用到他的设计并探讨它们的现实意义。为了实践互惠、合作和互助，就需要相互信任，需要了解各自的需求和资源，并且易于相互接近。”
“可接近的概念也是适用于我们的过去，我们的文化遗产，如果我们可以接近世界上每一个文明所提供的财富和文化多样性，就更能够实现互惠、互助和合作。现在我们可以用构建‘天下一家’和谐世界秩序的理念来集体继承这遗产。”
“与在人类的生物学生活和其环境中的基因库所扮演的角色很类似，几千年来所实现的文化多样性的巨大财富对于正在经历集体性成长的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它代表了一种必须在全球文明中孕育果实的遗产。一方面，文化表现需要被保护免受当前肆虐的令人窒息的物质主义影响；另一方面，文化必须在不断变化的文明模式中互动。”
“如同生态学中的协同作用所隐喻的，社会、经济、技术、知识和精神生活都是相互依赖的，在任何领域缺乏多样性都会伤害整体的进步。我们需要探寻安全地、便捷地、优雅地接近多样性的途径。”
周·卡特最后告诉我，现代建筑的大师鼻祖勒·柯布西耶曾经设想，城市做高层建筑，高收入的人住在低层，低收入的人住在高层。
这几天，越是看有关城市规划对富人区和穷人区的研究，越感到心惊肉跳，我们现在是不是重复别人几十年前所犯的错误，可能有些错误犯得更大，更明显，这将会影响我们今后许多代人。也许我们的国情跟他们完全不一样，不能盲目地借鉴美国的经验，但我们城市发展正确的道路又是什么？
我曾记得去年任总出钱资助过一种“植物多样性”研究的课题，在大自然中人为地种一种植物，这些植物很容易死亡、退化，如果各种植物混合在一起种植，就会互为营养，互为平衡，植物就会健康地成长。北京前些年在马路边种了清一色的白杨树，每年到夏末秋初，这些白杨树的叶子就会发黄，需要用飞机喷药，我想这肯定与品种太单一有关。北京也曾大面积引进过一种冬天还能发绿的国外过冬草，但没有几年时间这些过冬草全都退化了，死得也差不多了。
我们的城市何尝不是如此？大自然中要有参天大树，也应该有“没有花香，没有树高”的无名小草，也正是有了这些无名小草，才维持着植物多样性的平衡与和谐。
穷人区和富人区到底是不是应该分开？我们讨论的目的不是要誓死捍卫我们个人的观点，把自己的观点像自己的私有财产一样去保护，那就失去了讨论的意义。讨论的过程也是探究真理的过程，也同时发现自己的不足、自己的无知和别人观点中的正确的值得借鉴的成分。我想穷人区富人区的讨论更应该是如此。
任总在给我的回信中提到了我们开发的项目，认为我们是挂羊头卖狗肉。“SOHO现代城”是我们最早开发的进行多样化探讨的项目，其中有90平方米的房子，也有300平方米的房子，这只是我们迈出的第一步。“建外SOHO”也不是什么豪华区、富人区，因为其中一大部分是商业写字楼、公共建筑，是没有围墙的建筑，任何人都可以随便出入，这与富人区没有关系。同时，“长城脚下的公社”也没有放弃我们对建筑多样化的探讨，我们聘请了十二位风格各异的建筑师设计出了十二种不同的建筑，在威尼斯双年展获奖后，我们对学生和建筑师开放，免费参观了一年多的时间。现在，“长城脚下的公社”也正像任志强信中说的，既不是穷人的居住区，也不是富人的居住区，是由凯宾斯基管理集团管理的一座酒店，并有300多人在这里就业，其中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来自于农村。前不久，美国《商业周刊》把长城脚下的公社评入“中国十大建筑奇迹”。
人生活在城市里，最需要的是快乐，而真正快乐的来源是来自于给予和奉献。我看到现代城社区中组织过很多次给孤儿院、贫困山区捐玩具、书本及衣物的活动，现代城的居民，从几岁的小孩到六七十岁的老人，他们捐出自己的东西时，那种快乐的表情是发自内心的。同住在一个社区，生活在一个社区，要能够和谐相处，最关键的是要有给予和奉献的氛围。奉献金钱不是唯一的途径，奉献也可能是自己的时间，自己的经验，甚至是一个礼貌的微笑，一句问候，一句提醒。
穷人和富人在未来不可能是两个势不两立的阶级，这种观念和思想已经过时了，而且这种观点曾经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他们完全可以共同相处，并且给对方创造和提供给予奉献的机会和环境。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人的素质、教养高低几乎与他拥有的金钱、物质财富没有关系。德兰修女是全世界最受尊重的人物之一，但在她去世时，她全部的个人财产就是一张《耶稣受难图》一双凉鞋和三件旧衣服。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说，我不能接受按照拥有物质财富的多少来划分人的素质高低，并以这种假设为出发点得出的结论，甚至采取行动。
在这篇博客写完后，发现任总又写了一篇博客，题目是《不能用道德观点否认经济规律》。在博客的开头，他描述了美国洛杉矶富人区的情景，这似乎是他心目中城市发展的楷模和榜样。而我只想用一段数字来说明洛杉矶这个城市：
“洛杉矶每100；000人中有人被强奸，比紧随其后的两个城市圣路易和费城高出两倍，比芝加哥人的比率高出3倍，比纽约人的比率高出4倍。
在其他更为严重的人身攻击方面，洛杉矶拥有每 100；000人中185人的比率，相比之下，巴尔的摩是人，圣路易人，纽约人，芝加哥79人。
洛杉矶整个犯罪率是每10万人中人犯罪，远远超过紧随其后的圣路易和休斯敦（分别为人和人），而纽约和芝加哥则分别为人和人。”
还是要再强调一下，我只是在说明我的个人观点，我的见识是有限的，也不一定全面，希望与任总和更多有识之士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样的讨论很有价值，我也可以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
潘石屹
二00六年二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
//blog。sina。/u/4679dbbf010001v8
瑞士的达沃斯在阿尔卑斯山脉脚下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冬天的气温很低，经常是零下十几摄氏度，甚至零下二十摄氏度，但却没有任何的风，空气也非常潮湿，空中还时不时有雪花飘落下来，感觉不是很冷，而且常年积累下来的雪很厚，大概有一米多厚，很干净，很洁白，给人的意境却很美。
达沃斯现在有6000多居民，在过去的冬天，因为这里的山大坡陡，所以常常发生雪崩，现在在陡坡的地方做了一些防护措施——起防护作用的护栏，雪崩的现象不再发生了，这里也因此成了开会的盛地，许多国家元首、皇室成员、跨国公司的CEO，以及各行各业的明星每年冬天都汇集到这里。
瑞士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可能除了瑞士军刀和瑞士巧克力之外，就算是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了。
正是开会的季节，这里住满了各国政要、CEO、明星、诗人、作家等等，我们只能住在山脚下一个叫卡莱斯的村子里的一个小饭店里，饭店很小，我们住的房间也很小，除了一张床，我们的两个箱子放进去之后，就没有落脚的地方了。好在每天都在紧张地开会，早起晚归，回到饭店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倒头就睡了，房子小一些也没有什么影响，但上网很不方便。
卡莱斯离达沃斯还有18公里的路，每天都要经过好几道严格的检查才能进入会场。第一天，我在主会场遇到了张永和，我们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我们坐到了一起参加会议。会议开始之前，我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他说，发生了一次车祸，撞断了三根肋骨，其中一根肋骨插到肺里，把身体撞了个稀里哗啦。去麻省理工学院建筑学院任教之后，张永和似乎变得更沉默了。
开完这个会，我对张永和说：“下一个会是曾培炎的演讲，我们坐在前面去吧。”张永和问我曾培炎是谁，我说：“他是中国的副总理。”张永和说：“哦，是真的吗？”我说：“当然！”我们一起坐在了前面。
曾培炎的讲演有讲稿，讲完后，我们旁边的外国人说：“讲得好，中国领导人的态度，讲话的语气都很谦和、很诚恳。”我当时忙着照相，没有注意听具体的内容，出门时发现在门口的桌子上，曾培炎副总理讲话的中英文稿都整齐地摆放在那里，封面上印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其他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于是我拿了一本带回来了。
曾培炎副总理的讲话，主要是根据中国的“十一五规划”而讲的，讲的都是关于中国未来如何发展的事情，都在往前看。而上一次德国总理默克尔讲的内容却总是离不开东西柏林的合并，柏林墙的倒塌，讲的都是十几年前、二十年前的事情，这与中国往前看、求发展的角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会议上每人发了一张图表，这张图表上面的数字是从1820年以来，中国、日本、印度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我看到在1820年时，中国在世界GDP中占了三分之一的比重，可是到了1973年，只有5％了。中国未来的目标，如果GDP能恢复到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占世界的水平，中国就富强了，中国人民也就富裕了。
我在想，19世纪的欧洲是什么样的情形，我们可以从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看到法国当时的经济情景，穷人从贫困走向绝望，从绝望走向犯罪的道路。《悲惨世界》中的主人公冉·阿让为了偷一个面包，又多次越狱，被判了19年的苦役。而今天的法国，面包好像不要钱似的，变得不再值钱了。
我记得去年夏天，我和张欣带着两个小孩在巴黎，当时，两个小孩看到马路上一辆装可口可乐的车上有一只猫，于是就对着那只猫指指划划的。那个装卸工听不懂中文，以为两个小孩想要可口可乐喝，马上给他们每人送了一罐。张欣还对小孩说：可乐太甜，少喝点，别把牙喝坏了。
这就是今天的法国，而这个国家就是100年前“悲惨世界”发生的国家。
评论///
林夕
/// 2006/01/30 /// 15：43：24
“瑞士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可能除了瑞士军刀和瑞士巧克力之外，就算是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了。”
指出一个错误，瑞士给中国人留下印象最深的当数瑞士手表。大家都为腕上生辉而牢牢地记住了劳力士，江诗丹顿……瑞士的巧克力出名是因为瑞士巧克力不甜。瑞士军刀出名是因为刀上没沾过血。
倒是瑞士的皑皑白雪，纯净得一尘不染而最让人难忘。
haha8haha
/// 2006/02/03 /// 22：10：03
随着美国经济全球化的步伐，欧洲也不得不从欧盟的温室中走出，开始他们迟来的全球化征程，幸好文化的差异造就了产品上的特征。
1820年中国的经济结构与现在大不相同，单纯的GDP指标已无法量度现在与过去，何时能寻回自己的路，像大清、大唐、大明一样结结实实地把GDP踩在自己的脚下，还需我们一起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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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不是群众运动
//blog。sina。/u/4679dbbf010001v1
就要坐飞机去瑞士的达沃斯参加世界经济论坛了，在飞机上带一本什么书看呢？想了一下，对“上帝的显圣者”——摩西、耶稣、穆罕默德和佛陀我都有一些粗浅的了解，但是对印度的显圣者克里希那我几乎没有任何了解。于是我在书架上找了找，正好发现有一本克里希那·穆提的书，书名叫《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我顺手拿上，准备在飞机上翻翻。
上了飞机打开书一看，发现这位克里希那和那位显圣者克里希那虽然都生活在印度，名字的前部分也是一样的，但却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是两回事。这位克里希那是近一百年出现的一位印度哲学家，而我之前想到的那位印度教的始祖显圣者克里希那，却是印度几千年前的人物了。
我一直认为人的灵魂、精神是可以得到启示的，而带来这种启示的有时可能是一本书，有时是与某人的一次谈话，或者是一件事，又或者是一幅艺术作品，是一首诗，再或者是佛教中的一个小故事，是阿难的一个微笑。在禅宗中，这种灵魂的启示可能是出其不意地大喊一声，或是打你一拳，或是扫地的时候一个小石子撞到竹子上发出的声音等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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