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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上，因为所有的刀子都被没收了。
时间无法拉动钟的秒针了，只是看着发生的一切——可不可能只过去了一周？从枪背在肩上到大多数枪被锁在放笤帚的贮藏室里，这应该至少花了一年时间，不过扣押人质的人已经知道人质不会造反，而人质也知道，或者说几乎知道，恐怖分子不会枪杀他们。当然了，警卫还是有的。两个小伙子在外面的花园里巡逻，三个在房间里绕圈，他们的武器露在外面，像是盲人的拐杖。将军还在给他们下命令。其中有个小伙子，时不时地用枪口戳一下客人，让他去房间的另一头，除了以看他们走来走去为乐，再也没有其他理由了。到了晚上他们会站岗放哨，但通常十二点之前他们就睡着了。他们的武器从手中滑落，咔嗒一声掉在地上时，他们也醒不过来。
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熟悉什么是自由的时间，无一例外。那些很富裕的人总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呆到夜深。他们坐在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发号施令，由司机负责把他们送回家。那些一贫如洗的年轻人也同样卖力地工作，虽说是性质不同的工作。他们要劈柴，或要把甘薯从地里面刨出来。他们要训练怎样使用枪支，怎样逃跑，怎样躲藏。如今，漫长、陌生的无所事事降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坐在那儿你看我、我看你，手指不断在椅子的扶手上敲击。
在时间的广阔海洋中，细川先生对南西会社似乎一点儿都担忧不起来。他凝视天气的时候，从未想过自己被绑架的事情会不会影响股票价格。他不在乎现在是谁坐在他的桌子边替他做决策。这个公司曾是他的生命，曾像他的儿子一样，现在却和他没了关系，像一枚掉落的硬币，想都不用去想。　　
　　　　　　　　　　　　　　　　　　
　美声　第四章（2）
　嘎鲁阿。细川先生坐在窗边时，心里总想着高墙另一侧的人，警察和军人此刻更可能用的是电话，而不是手提式扩音器。他们身上是不是一直湿漉漉的呢？他们是不是坐在汽车里喝咖啡？他能猜到，将军坐在车里，持枪的小伙子和步兵得立正站好，冰冷的雨水在他们脖子后面肆意流淌。
那些士兵不会和在副总统官邸的客厅中巡逻的孩子们有什么不同，不过军队里也许有最低年龄的限制要求。这些孩子究竟多大呢？那些年龄看起来最大的孩子一站到灯的亮光下时便一目了然了：　他们并非年龄更大，而只是长得高大些罢了。他们在房间里迈着大步走来走去时就会撞到东西，还尚未习惯自己最近才长出来的大个子。起码那些小伙子有了喉结，几簇新长出来的头发和发炎红肿的青春痘混在一起。
实际年纪最小的孩子正经历青春期，看起来挺吓人的。他们头发的密度和光泽都和孩子没什么两样。他们皮肤光滑，肩膀和孩子一样瘦小。他们张开小手握住步枪的枪把，努力让自己面无表情。人质们看着恐怖分子，看的时间越久，恐怖分子就显得越稚嫩。难道他们就是那些突然闯入宴会、四处劫掠的暴徒吗？他们现在软塌塌地堆在地板上睡着了，嘴巴张着，手臂扭作一团。从睡觉的样子看，他们像十几岁的少年。他们睡觉时傻乎乎的，全神贯注，房间里的成年人早在几十年前就忘却了这种状态。他们中有些人喜欢当兵的感觉。他们依然扛着枪。他们用不时的推搡和怒视威胁恐吓着成年人。携带武器的孩子比起携带武器的成年人而言似乎要危险得多。一有冲突，他们就会喜怒无常、缺乏理智、焦躁不安。其余的孩子成天盯着房间的细节装饰。他们把床当蹦床，试穿衣柜里的衣服。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冲抽水马桶，就是为了看水打着漩涡冲走，体会这种快感。起初，按照规定他们不许和俘虏们说话，但就连这点，对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慢慢失去了约束力。现在他们有时候主动和人质说话，尤其是当几个将军忙着交换意见的时候。“你是哪儿来的？”是他们最喜欢的问题，尽管他们很少能明白答案。最后，鲁本？伊格莱西亚斯去他的书房取回一本大地图册，这样就可以在地图上指给他们看。即便如此，他们似乎还是弄不清楚，于是他派遣一名警卫到他儿子的房间拿下来一台带有支架的地球仪——一个蓝绿相间、绕着固定的轴轻松旋转的漂亮星球。
“巴黎，”西蒙？蒂鲍尔特一边说一边指着他的城市。“法国。”
洛塔？法尔肯为他们指出了德国，拉斯姆斯？尼尔森把手指放在丹麦上。对这个游戏不感兴趣的山本明转身走了，于是健给他们指了指日本。罗克珊？柯思把整个美国版图都压在手掌下面，然后用指甲在代表芝加哥的那个点上敲了敲。小伙子们端着地球仪去了下一组人那儿，就算他们听不懂问题，也明白怎么玩这个游戏。“这里是俄罗斯，”他们说。“这是意大利。”“这是阿根廷。”“这是希腊。”
“你是从哪儿来的？”名叫以实玛利的小伙子问副总统。他把副总统视为自己的人质，因为副总统最初受伤的时候是他负责从厨房里取的冰。他依然在为鲁本送冰块，有时候一天三四次，无需副总统开口要求。这为副总统减轻了些痛苦，尽管他的脸颊受到了感染，持续肿胀。　　
　　　　　　　　　　　　　　　　　　
　美声　第四章（3）
　“这儿，”副总统指着地面说。
“指给我看。”以实玛利举起了地球仪。
“这儿。”他的脚在地毯上轻敲。“这里是我的家。我在这个城市生活。我和你们来自同一个国家。”
以实玛利抬头看着他的朋友。刚才让俄罗斯人玩这个游戏要容易多了。“指给我看。”
于是鲁本坐在地面上，坐在小伙子和地球仪的旁边，指出了东道国——它在这个地球仪上是缺少光泽的粉红色。“我们住在这儿。”以实玛利是他们中年纪最小的，长着男孩儿才有的白色牙齿。他就是一个男孩儿而已。鲁本想把这个孩子抱到腿上，搂着他。
“你住在那儿。”
“不，不仅仅是我，”鲁本说。他自己的孩子们在哪儿呢？他们现在在哪儿睡觉呢？“我们俩都是。”
以实玛利叹了口气，从地上站起来，对他呆头呆脑的朋友颇感失望。“你不知道怎么玩，”他说。
“我不知道怎么玩，”鲁本说话的时候看着小伙子寒酸的靴子。右脚的鞋底随时可能全部剥落下来。“现在听我说。上楼去找一个最大的卧室，把门全部打开，直到你看到一个满是女装的壁橱。那个壁橱里有上百双鞋子，只要你找找看就可能找到合你脚的网球运动鞋。甚至可能还有些靴子。”
“我不能穿女鞋。”
鲁本摇摇头。“网球鞋和靴子都不是女式的。我们只不过放在那里罢了。我知道这话听起来没什么道理，但相信我吧。”
“我们就这么坐着，真是太荒唐了，”弗朗茨？冯？舒勒说。健先为西蒙？蒂鲍尔特和雅克？莫蒂西尔翻译成法语，再为细川先生翻译成日语。那儿还有两个德国人。这个两人组站在空荡荡的壁炉边喝柚子汁。柚子汁，盛情的招待。它比地道的苏格兰威士忌还棒。刺激的味道留在他们的舌头上，让他们觉得自己好歹还活着。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弄来柚子汁。“这些人都是外行。这里的人和外面的人。”
“你的建议是？”西蒙？蒂鲍尔特说。蒂鲍尔特把妻子的蓝色大围巾戴在自己脖子上，悬挂在他的后背上，一看到这条围巾，人们便不太能够倾听他对正经事的看法了。
“我们又不是不知道枪藏在哪儿，”冯？舒勒说这话的时候压低了声音，虽然似乎没人能听得懂德语。他们等着健。
“所以我们得杀开一条血路冲出去。就像电视里那样，”皮艾特罗？吉诺维斯说。“那是柚子汁吗？”他似乎对谈话感到厌倦了，尽管他刚刚加入进去。他是造机场的。随着一个国家工业的壮大，机场也必须跟上。
健举了下手。“请稍等片刻。”他还在忙着把德语翻译成日语。
“在我们能够决定推翻一个持刀少年之前，我们需要十来个翻译，还有联合国的仲裁，”雅克？梅德西既是在自言自语，也是在说给其他人听。他曾经担任法国驻联合国的大使，所以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
“我没说每个人都得同意，”冯？舒勒说。
“难道你想自己试试吗？”蒂鲍尔特说。
“先生们，请耐心。”健努力把所有这些翻译成日语。这是他最重要的职责。他可不是为大众提供便利的，虽说每个人都忘了这一点。他是为细川先生工作的。
用两种以上的语言进行的对话让人觉得既不舒服又不可靠，就像是说话的时候含着一嘴的棉花和奴佛卡因。没人能把自己的想法屏得够长，等待自己说话的时机。他们可不是习惯等待或者说话清晰、条理分明的人。他们宁可高谈阔论，必要的时候喜欢发表热情激昂的演说。皮艾特罗？吉诺维斯离开了，去看看厨房里还有没有更多的果汁。西蒙？蒂鲍尔特用平平的手掌抚顺他的围巾，问雅克？梅德西是否有兴趣打牌。“要是我参与颠覆政权，我老婆会杀了我的，”蒂鲍尔特用法语说。　　
　　　　　　　　　　　　　　　　　　
　美声　第四章（4）
　三名将军之间飞快地说着什么，健没去听。
“我永远不会对天气感到厌倦，”两人走回到窗口的时候，细川先生这样对健说。他们肩并肩站了一会儿，把所有其他语言从脑子里清理出去。
“你想到过反抗吗？”健问道。他能看到他们的映像。他们站得离玻璃很近。两个日本男人，都戴着眼镜，一个个子高些，年轻二十五岁，不过在这个人们鲜有共同之处的房间里，健生平第一次发觉他俩看起来有多么像。
细川先生的目光一直盯在他们的映像上，也有可能是在看“嘎鲁阿”。“最后总有什么事情会发生的，”他说。“到了那时候，我们就无能为力、阻止不了了。”想到这里，他的声音沉重起来。
士兵们大多数时间都在考察这栋房子，吃他们在食品储藏室里找到的淡绿色坚果，使劲嗅浴室里的薰衣草洗手液。这栋房子为他们提供无穷的好奇之源：　壁橱的尺寸和他们见过的有些房子一样大，卧室里却没人睡，碗橱里除了一卷卷的彩色纸张和丝带之外什么都没有。他们最喜欢的房间是副总统的书房，它位于一条长廊的尽头。在厚重的帏帐之后，窗户紧靠着两张装了软垫的沙滩椅，在这里，你可以卷起裤腿，接连几个小时看着窗外的花园。书房里有两张皮沙发、两张皮座椅，所有书的封面都是皮质的。就连文具用品、笔筒和记录簿的封面也是皮质的。房间里充满着牛群站在烈日下的那种舒服而熟悉的气味。
这个房间里有台电视机。他们中有几个曾经看到过电视，那是个带着片曲面玻璃的木盒子，以奇特的方式投射你的映像。他们总是坏，总是坏。这是电视的特点。他们之前听人说起过电视，听说过电视，但没人相信，因为没人见过电视。名叫恺撒的小伙子把脸凑到电视屏幕上，用一个手指勾住他嘴巴的一侧把嘴唇往后扳，高兴地看着那个映像。其他人都在看。他把眼珠往后转，抖了抖舌头。然后他把手从嘴里拿出来，在胸前双手合十，开始模仿一首歌——他们第一个晚上等在空调通风管道里时他记得罗克珊？柯思唱的一首歌。他并不明白歌词，但是调子挺接近，音高也很准。确切地说，他不是在模仿，而是在唱歌，而且唱得还不错。他不记得下面是什么了，突然停了下来，九十度鞠躬。他转过身，继续对着电视做鬼脸。
打开电视的人是西蒙？蒂鲍尔特。他这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他来到房间里是因为听到了歌声。他以为是有人在放什么奇怪又好听的老唱片，觉得很好奇。然后他看见是那个小伙子在表演——一个有点儿好玩又不是特别好玩的小伙子，他想，当他看到自己脸的位置突然出现了图像肯定会吓得往后跳。西蒙拿起遥控器——它原来晃晃悠悠地横在一张看起来很舒服的皮座椅的扶手上，然后按下了电源开关。
他们尖叫起来。他们像狗一样嚎叫。他们大叫着同志们的名字：“吉尔伯特！弗朗西斯科！耶稣！”声音像是在说火灾、凶杀、警察来了。于是——他们打开了枪上的保险栓，响起一阵清脆的金属咔嚓声，其他士兵匆匆忙忙跑了进来，三个将军把西蒙？蒂鲍尔特往墙上一推，划破了他的嘴唇。
“别干蠢事，”伊迪丝曾经这样说过，她的双唇轻轻地碰着他的耳朵。但蠢事包括哪些呢？打开电视也算？　　
　　　　　　　　　　　　　　　　　　
　美声　第四章（5）
　冲进来的一个小伙子——一个名叫吉尔伯特的高个头小伙，用步枪圆圆的枪口顶住了蒂鲍尔特的喉咙，蓝色的丝绸围巾戳进了他气管上方柔软的皮肉中。他被钉在那儿，就像一只被大头针钉在软木板上的蝴蝶。
“电视，”蒂鲍尔特很艰难地说。
毫无疑问，在这个拥挤的书房里，人们的注意力已经从西蒙？蒂鲍尔特身上移开了。与他成为威胁和明星的速度一样，他们很快把他身上的枪挪开，任凭他因为害怕又是发抖又是腿软，沿着墙瘫了下去。他们现在都看着电视。一个迷人的黑发女人双手举着脏兮兮的几件衣服对着镜头，带着一丝厌恶之情摇了摇头，把它们塞进了洗衣机。她的口红是大红色的，身后的墙是鲜艳的黄色。“这可是个大挑战，”她用西班牙语说。吉尔伯特蹲在地上看起来。
西蒙？蒂鲍尔特咳嗽了下，揉揉喉咙。
当然，几个将军以前是见过电视的，不过他们退回到丛林之后的几年中便再也没有见过。他们现在在房间里。这是个相当漂亮的彩色电视，二十八英寸的屏幕。遥控器刚才掉到了地上，阿尔弗莱德将军把它捡起来，开始按按钮浏览频道：　足球比赛；穿着外套、戴着领带坐在桌子边读书的男人；穿着银色裤子唱歌的女孩；篮子里的十几只小狗。大家都颇感新鲜、兴奋不已，每个新画面一出现，就齐声说“啊”。
西蒙？蒂鲍尔特离开了房间，没人注意到他。恺撒的歌声甚至没有穿过他的脑海。
细川先生想不出自己的女儿会在其他什么地方，只想象得出她们蜷缩在她们母亲的床上，一边看着新闻一边哭着要他回来。不过让所有人着实大吃一惊的是，年轻的士兵中竟然有两个是女孩儿。其中一个轻而易举就被识破了：　大概是在第十二天，她摘下帽子抓脑袋的时候，一根辫子垂下来了。她是个女孩儿，可她似乎一点儿也不认为这是个秘密。她的名字叫比阿特丽斯。她十分乐意把名字告诉每个问她的人。老天没有赐予她漂亮的脸蛋和优雅的举止，她冒充男孩儿像得很。和小伙子一样，她端着枪，随时准备射击，眼神也一直很严肃，虽然已经没必要这个样子了。尽管如此，尽管她实在是平淡无奇，人质们看着她的眼神就好像她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世间罕见之物，就像是一只在雪地里发光的月光蛾。他们这些人里怎么可能有个女孩儿？他们怎么就没注意到？另外的那个女孩儿也不难找。逻辑告诉我们，如果有一个女孩儿，那么很可能还不止一个，于是所有人都立马朝一个不说话的男孩看过去。他从来不回答问题，从一开始就显得处处不自然，他实在是太漂亮了，太紧张了。他的发际线沿额头渗透下来，使他的脸成了一个完美的心形。他的嘴珠圆玉润。他的眼睛总是半张半合，仿佛沉重的睫毛是个抬不起来的大包袱。他的气味和其他小伙子不一样——那是一种甜蜜、温暖的气息。他的脖子细长而光滑。他就是那个看起来特别钟爱罗克珊？柯思的人，他晚上还睡在她房间外面的走廊地板上，用他的身体挡住所有从门下面钻进来的气流。健看着他，看着这个曾经让他觉得不自在的人，胸口的不安如乘着绵延而低沉的海浪滚滚而去了。
“比阿特丽斯，”西蒙？蒂鲍尔特说，“那边那个男孩儿。他是你姐姐吗？”　　
　　　　　　　　　　　　　　　　　　
　美声　第四章（6）
　比阿特丽斯嗤之以鼻，摇着头。“卡门？我姐姐？你肯定是疯了。”
听到自己的名字，卡门从房间的另一端抬起头来。比阿特丽斯在说她的名字。这个世界上压根儿就没有秘密可言。卡门扔下了原先一直在看的杂志（它是意大利语的，上面满是电影明星和皇室家族光彩照人的图片。文章无疑含有关于他们最为隐秘的私生活的重要信息。她读不懂。她是在副总统妻子就寝的那张床旁边的一个床头柜抽屉里找到的。）卡门拿着她的左轮枪进了厨房，关上了门，没人跟着她。看得出，这是个气呼呼的持枪少女。没有其他地方好去，每个人都觉得到了最后她会自己出来的。他们想再看她一眼，想看看她不戴帽子的样子，想有时间把她当个女孩儿端详，不过他们愿意等。假如说这就是下午的一出戏——一个恐怖分子自己当了几个小时的人质，那么它带来的悬念比一门心思看毛毛雨要大些。
“我早该知道她是女孩儿的，”鲁本的说话对象是奥斯卡？门多萨——那个住处离这儿只有几英里远的人。
奥斯卡耸耸肩。“我家里有五个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