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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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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12月29日日记云：下午，蒋先生以《大公报》攻击孔夫人飞机带箱箧、老妈、洋狗事曾询问孔夫人，绝对无其事，嘱交通部声明更正。当遵嘱拟稿办理。《大公报》的社论发表于12月22日，蒋介石见报后立即向宋蔼龄调查，得知“绝对无其事”后，要求张嘉璈发表声明更正。
据此可知，交通部的声明虽是奉命之作，但张嘉璈早在12月10日，即事发的当天，就得知洋狗为美国人所携，并且亲自向中央航空公司调查，进一步确知：“美机师两人，因有空位，顺便将洋狗四只，计三十公斤，携带到渝”。
至于交通部声明“因有空位”，而拙文所引孔令仪回忆则称：“连位子都没有”，两者似乎矛盾。这种情况，或因共有三架飞机，各机情况不同，或因客舱、货舱有别，或因孔的回忆系在晚年，年深日久，不会所有细节都十分精确。人们不应因为此类细枝末节的差异而对宋庆龄致宋子文函这样的铁证也不予置信。此外，关于孔二小姐在此事中的角色，孔令仪的回忆讲得很清楚，她是接机者，是在到机场迎接宋蔼龄、宋庆龄等人之际，“和老外聊天，逗他们的狗玩”，如此而已。
拙文完成后，读台湾《传记文学》2009年12月号林史少敏所作《永远的大小姐孔令仪》一文，中云：“当日军占领香港的前夕，孔夫人和子女由香港飞渝，当时机位是一票难求。几十年来以讹传讹，说孔府的狗占用载人的机位。而事实上孔夫人根本对猫狗敏感，从不养狗。当时飞机上确实有狗，但该狗是飞机驾驶员Pilot所有，孔府是横遭嫁祸。”作者与孔令仪极熟，其说可作为本文的补证。当然，该文也有细节错误，即当日宋蔼龄仅携长女孔令仪与管家赵惠芳，并未携“子”。对于回忆文章，应从总体上考察其真实性，个别细节的错误是难免的。
2010年4月1日晚写于斯坦福大学之Escondido Village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1）
世界是复杂的，历史也是复杂的。许多历史事件常常具有双重性或多重性。如果人们只看到其中一个方面，就很难掌握全貌；而当人们为了某一目的，有意突出、夸张、强调其中的一个方面时，事件的面貌往往就更难于认识。在*中，人们为了所属政派、集团或阶级、阶层的利益需要，常常掩盖事件的部分特性，夸张、扭曲另一部分特性，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常见，有时还会很严重。
二二八事件发生于上一世纪的台湾。多年来，人们对它的态度与感情大异，因之叙述与评价亦大异。今天，当我们重新审视这一曾经给台湾人民带来巨大伤痛的事件时，必须采取冷静、超脱的客观立场和严谨的科学态度，远离一切狭隘的功利需要，而只留下一个需要和目的，即还原历史本相，最大限度地追求历史的真实，建立对这一事件的真实可靠的论述。
【一】事件的两重性：抗暴与骚乱
二二八事件就是一个具有两重性或多重性的事件。
众所周知，二二八事件起源于缉私员暴力执法与军警单位处理失当。台湾光复后，行政长官公署成立烟酒专卖局，统制烟酒产销，禁止私制及进口。1947年2月27日下午，专卖局缉私人员叶德根等六人到台北南京西路太平町巡搜，查获小贩、寡妇林江迈贩卖私烟，林妇跪地苦苦哀乞，围观民众帮同求情，缉私人员不予理会，叶德根并用枪管打破林妇头颅，以致鲜血直流，激起群众不满。参见《高等法院记录》，《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南京出版社1989年版，第580…585页。缉私人员傅学通见势逃走，被人追拉，挣脱后即将子弹上膛，后又被人抱住，叶开枪，击中看闲路人陈文溪（当晚身亡）。台湾省文献研究会：《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1992年版，第226页。《缉烟血案被告傅学通等判决书》，陈芳明编：《台湾战后史资料选》，二二八和平日促进会1991年版，第229…232页。群众愤而烧车，包围警察局、宪兵队，要求立即处决凶犯。28日上午，《中外日报》记者周青、吴克泰所撰现场报道见报，发向全省。同日，台湾省政治协会等发起抗议。陈文溪系大流氓陈木荣之弟，因此，抗议活动一开始即有部分流氓参加。群众鸣锣罢市，包围并捣毁位于本町的专卖局台北分局，殴毙外省籍缉私员两人，殴伤四人，将物资搬出焚烧。下午，群众四五百人*，以“严惩杀人凶手”的横幅标语及“狮鼓”为前导，向行政长官公署请愿，冲击公署大门。其间，出现抢夺警卫枪支及开枪射击卫兵情况，卫兵还击，当场打死三人、打伤三人，逮捕六人。台湾省文献研究会：《二二八事件文献辑录》，第228页。《续录》，第376页。关于卫兵开枪的原因、所用枪支及死伤人数，诸说不一。参见戚嘉林：《台湾真历史》，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1年版，第184页；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一书称，受伤三人后来也都死了。见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13页。另据目击者、《中外日报》记者周青回忆：“隐伏在公署顶楼的轻机枪向人群开火扫射”，“死伤者有七八人”，“后来，政府当局竟谎称群众欲抢卫兵枪支。”又，二二八惨案台胞慰问团于3月14日呈送于右任的《处理台湾事变意见书》称：“当场杀死数千人。”显然过于夸大。见《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2页。群众情绪更为激昂，在各处殴打外省人，同时进占位于台北公园内的广播电台，向全省广播，批判政府的贪污*，号召各地民众驱逐贪官污吏以求自存。3月1日，全台各地纷纷响应，从要求惩凶发展为政治抗争。警备总部于是下令*。武装军警巡逻台北市区。当日，群众包围铁路委员会，企图夺取驻警武器，驻警开枪，“致有死伤”。《陈仪报告电文》，《二二八事件文献续录》，第376页。吴克泰称：“翌日，在北门铁路局附近，宪兵又开枪打死百姓，有二三卡车之多。我亲眼目睹运尸车。”见《周青、吴克泰先生口述记录》，《二二八事件文献补录》，第75页。郑剑：《台湾秘史》称：当场打死18人，伤40多人。见该书1998年版，第212页。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2）
自1945年光复以来，群众对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施政本多不满，例如，在政治上，台湾与内地各省不同，实行行政长官公署制，行政长官集行政、军事、财政以至立法、司法诸权于一身，类似于日据时代的总督。在行政长官公署的官员中，外省人过多，台湾人过少，副处长以上官员仅有台民1人。《二二八惨案台胞慰问团呈于右任关于处理台湾事变意见书》，《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0页。全省简任官214人，本省人仅12人。《杨亮功、何汉文关于台湾二二八事件调查报告及善后办法》，《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647页。在经济上，实行严格的统制，烟、酒、火柴等日用品均实行专卖，官办的专卖局、贸易局几乎垄断台湾的进出口贸易与工业的方方面面，企业家以至小本商人均遭束缚。《台湾二二八惨案联合后援会为挽救台湾危局致于右任电》，《台湾光复和光复后五年省情》（下），第594页。这一时期，通货膨胀，物价腾飞；粮价过高，失业严重，大批复员返乡的原台籍日本士兵就业无门；此外，官员贪污腐化；军队纪律不良。行政长官陈仪继承的是一个烂摊子，虽有心求治，也采取了开放舆论等开明措施，但刚愎自用，不明省情、民情。凡此种种，都使台湾民众长期愤郁、压抑。当时，台湾民间有“五天五地”之说：即“惊天动地（盟军轰炸）、欢天喜地（台湾光复）、花天酒地（接收官员）、黑天暗地（*统治）、呼天唤地（物价飞涨）”。其中后三个短语正反映出台湾人民的强烈不满。现在，由于缉私中的处理不当，这种愤懑终于找到突破口，群众的情绪就像长期运行于地下的岩浆，一朝喷发了。
可以看出，专卖局缉私人员的行为属于恃强凌弱的暴力执法，而台湾民众的行为则属于抗暴自卫和反对恶劣政治，有其正义性与合理性。但是，一旦群体性事件爆发，由于参加者人数多，成员复杂，自发性强，冲动性强，就很难要求每一个人、每一个步骤都中规中矩，合理合法。无可否认，二二八事件中，有情绪性的打、砸、抢、烧等非理智行为，也有方向性的谬误。例如，将台湾民众和国民党台湾当局的矛盾当作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从而激起对外省人的普遍仇视。27日下午，就有人张贴“打死中国人”的标语，高喊：“阿山（外省人）不讲理”阿山，意为山猪，对外省人的轻蔑称呼。、“猪仔太可恶”、“台湾人赶快出来报仇”，等等。28日，更出现“打阿山”的号召，于是，在这种狭隘的地域主义、乡里主义情绪的支配下，对“外省人”的暴力行为不断发生。太平町的正华旅行社、虎标永安堂，荣町的新台百货公司相继被捣毁，十余辆汽车、卡车被烧毁，本町、台北车站、台北公园、荣町、永乐町、太平町、万华等地，都有不少外省人无故被棒打或棍击，或被打成瘫痪，或被打死。这种仇视、攻击外省人，抢劫外省人财物的现象迅速向板桥、桃园、新竹、台中、嘉义、台南、台东、高雄等地蔓延。至3月6日，澎湖以外的十六个县市都遭波及。台中的火柴工厂、烟叶工厂、洋丝工厂、被服厂均遭破坏。新竹县的工厂、商店损失达236万余元。《二二八事件台中各机关损失调查表》，武之璋：《二二八真相解密》，〔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245页。高雄市未及逃避的外省人被拘禁于第一中学。〔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1992年版，第62页。新竹县的外省人则集中于桃源农业学校，不给食粮。《安全局之报告》，武之璋：《二二八真相解密》，第237、246页。宜兰提出：“外省人应集中受本省青年监视”。《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一），第103页。有的地方甚至成立“外省人管护所”。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3）
关于事件中外省人被害的情况向无精确统计。3月5日，台北宪兵第四团团长张慕陶报告称：外省人之被袭击而伤亡者，总数在800人以上。《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67页。3月6日，陈仪向蒋介石报告称：“遇外省人，不问何人，即肆殴打，不只对公教人员而已。商人亦遭波及，外省人开设之商店亦被捣毁。外省人（台北市）受伤人数约在200人左右，且有致死者。”《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72…73页。据事后各单位向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汇报，在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抵台之前，外省人死亡或失踪470人（公务员72人，军警130人，民众268人），受伤2131人（公务员1351人，军警397人，民众383人）合计为2601人。公家财产损失14亿台币，私人财产损失47亿台币。朱浤源：《二二八事件真相还原》。//wrechcc/blog/rainbow2/5435457除殴击外省人，抢夺公私财产之外，外省妇女也成为侮辱对象。李益中记载：暴徒“见妇女则恣情凌辱，或令裸行以取笑乐”。《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第375页。赖泽涵等人的《研究报告》则称，*事件也“偶有所闻”。
关于当时外省人被惨杀、侮辱的状况，唐贤龙的《台湾事变内幕记》等书有几则触目惊心的记载，摘录如下：
1在台中市，烟酒专卖局科员刘青山从办公室走出，即被推倒、围殴。后入台中医院治疗，第二天晚上，十余人冲入医院，割去刘的耳朵、鼻子，挖出两眼，再加殴击，直至毙命。
2在台北新公园附近，除打死十几个外省人，殴伤二十几个公务员外，更有一个外省女教师被*。另外，一个少妇搀小孩回家，被人拦住，先调戏，剥光衣服，横加殴打，后用刀割开嘴巴，再绑起双脚，抛到水沟中。少妇惨叫身死，小孩哭喊妈妈，流氓抓住小孩头，用力向背后扭转，使小孩气绝毙命。在太平町，有一孕妇被剥光衣服，游街示众，该孕妇坚不答允，被一刀从头部劈为两段，当场身死。
3在台北桥附近，外省小孩在路上被流氓抓住，一个人抓左腿，一个人抓右腿，将小孩撕开，尸体被丢到水沟里。另有两个小学生，路遇暴民，暴民一手执一学生，将两人的头猛力互撞，直至脑血横流，旁观者拍手叫好。在万华附近，一小孩被捆绑双脚，暴徒将小孩头倒置地上，用力猛击，使脑浆流出，抛于路旁。
4在台湾银行门前，有一职员从办公室走出，即被暴民当头一棍，打出脑浆殒命。适逢一对青年夫妇路过，又被暴民围住，吆喝喊打，拳脚交加，棍棒齐飞，二人均被打得血肉模糊而死。
5在桃园，外省人被羁囚于大庙、警察官舍与忠烈祠后山三地，内有五个女眷，被流氓奸污后愤极自缢。该县大溪国小女教员林兆煦被流氓吕春松等*后*彻夜，被高山族女参议员李月娇救出脱险。转引自《一个外省人亲历二二八的回忆》，转据武之璋：《二二八真相解密》，第113…114页，又121…125页。
上述暴行，令人发指，应视之为骚乱。它们不具有任何正义性与合理性。
既是抗暴，反对*政治，又是骚乱；既有正义性与合理性的成分，又有非正义与非理性的成分。这就是二二八事件的双重性。只有同时看到这两个方面，才能正确地掌握事件的性质，也才有可能正确地分析并评价它的善后处理。
二二八事件与蒋介石的对策（4）
【二】三驾马车，三种政治诉求
28日以后，事件分别向不同方向发展。一是要求政治、经济改革；一是夺械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一是要求*或联合国托管。
3月1日，台北市参议会邀请国民参政员、制宪国大代表及省参议员在台北市中山堂紧急*，成立“缉私血案调查委员会”。推派省参议会议长黄朝琴等七人为代表谒见陈仪，要求撤销*令，释放被拘民众。下午5时，陈仪向全省广播，应允黄朝琴等人提出的要求，派民政处长周一鹗、交通处长任显群等五人代表政府与台北市参议员、省参议员、国民参政员、国大代表等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2日，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及中等学校学生千余人*，谴责陈仪政府。当日，处理委员会增加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柯远芬及民间代表林献堂、《自由报》社长王添灯等人，举行首次会议。陈仪第二次向全省广播，宣布宽大措施四条：参加事件的人民一律不加追究，被拘捕者准予释放，伤者给付治疗，死者优予抚恤。3日，处理委员会推派代表与柯远芬商定，命战斗部队集中营房，成立宪警民维持治安联合办事处，同时成立“忠义服务队”，维持治安。随后，全省各县市纷纷成立处理委员会分会。6日下午，王添灯向处理委员会提出《处理纲要》32条，其第一条要求政府下令各地武装部队“暂时解除武装”，政治方面提出“制定省自治法”，县市长、参议会于6月以前“实施民选”，省各处长2/3以上须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担任，言论、出版、*“绝对自由”，一切公营事业主管人由本省人担任，撤销专卖局、贸易局，宣传委员会、地方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等。该《纲要》事前曾送请*地下党负责人审阅，负责人表示，时间紧迫，来不及开会讨论了，就这样提出去。《〈自由报〉》总编辑蔡子民的脚踪》，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第158页。同日，处理委员会发表告全国*，宣称：“我们的目标在肃清贪官污吏，争取本省的政治改革，不是要排挤外省同胞。”“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大汉民族国家政治的好坏，每个国民都有责任。”书告特别表示，今后绝对不得发生殴打外省同胞一类事件。《二二八事件资料选辑》（二），381…382页。当晚，陈仪接受部分建议，在第三次广播中宣告改革政治意见，表示拟将省级行政机关改为省政府，委员及各厅、处长尽量任用本省人士，7月1日举行县市长民选。7日，处理委员会讨论《处理纲要》，追加“本省陆海空军，应尽量采用本省人”以及撤销警备司令部等10条，加上前面所提共为42条。其主体部分反映当时台湾人民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要求，但其中有些条件明显过高，如军队暂时“解除武装”；有些条件明显错误，如“本省人之战犯及汉奸嫌疑被拘禁者，要求无条件及时释放”等。蓝博洲：《沉尸、流亡、二二八》一书称，此条由国民党台湾铁道特别党部书记长黄国信提出，其他的特务分子叫喊赞成威胁通过的。见该书第225页。陈仪读到《纲要》时勃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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