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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福尔摩斯:重返"3·19"枪击现场-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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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还找到几片碎纸，隐约可见“海伦”和“克拉夫兹”的字样，像是个破碎的信封。很可能是信封放在睡衣的口袋中，和尸体一起进入碎木机内，却没有被完全磨碎。此外，最后还捡到一些类似女用内裤的纤维，经过比对，也证实是属于海伦的。
虽然没有海伦的完整遗骸，但是在我们找到的56块碎骨中，包括了1块头盖骨、1块面颊骨、几块手指骨及几块腿骨；此外，还有2000多根头发，1颗牙齿，1副假牙架，半个指头。总之，我们总共收集到1/1000身体的物证，但是经过5000多项检验证实——这些碎骨都属于同一个人，并且任何人缺乏这些骨骼及肌肉都不可能存活。检察官认为证据充足而逮捕了理查。
理查在刑警拘提时，只不屑地讲了一句话：“你们说人是我杀的，有本事就证实给我看。”
法庭审判
很快就要开庭了。我意识到法庭上会有个很大的问题，如果辩护律师问我，假定海伦是被碎木机灭尸的，你将如何证明？
我们的案件重点是碎木机灭尸，要进行比对，必须切碎一具类似的尸体。我们本来下决心以无名尸做试验，却基于人道立场而中止。退而求其次，我们只有改用一头猪，因为人体与猪体有很多相同之处。同时，为避免保护动物组织人士抗议与新闻媒体渲染，我们只有到深山野谷进行实验。
刚开始，我们估计碎木机的弹抛距离是15英尺，我将车子停得远远的，但是，许多刑警好奇心旺盛，都将车停在附近，以图亲眼目睹。
我原来以为100多磅重的猪，至少要花十几分钟才能磨碎。谁知道，开机后一瞬间，轰隆数声，这头大猪居然在2分钟内就灰飞烟灭了。
碎屑弹得老远，周边停车走避不及。接下来两个多星期，这些刑警车上的猪肉碎屑还是清晰可见。
经过比对，碎木机弹出来的猪骨碎片与湖边现场的人骨碎片形状完全一样，呈现多边切割的痕迹。
然而，头发经碎木机切磨后又是什么样子呢？猪鬃与人发完全不一样，不能作为比对标准。穷极生变，实验的前一天，我正在书房里盘算，到哪里找这么多的头发，女儿孝美刚好进来，长发飘逸。我灵机一动跟她说：“孝美，你留短头发比较好看。”
“真的吗？但是妈妈说我留长发比较好看。”
“我是男生，从男生的眼光来看，你留短发会更清爽，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把头发剪得美美的。”我回答道。
“真得？那你就帮我剪短些吧。”她果然中了我的计。
我拿起剪刀，咔嚓几声，就收集到我需要的头发。
第二天，我兴高采烈地正要出门，没想到妙娟一早发现女儿头发剪短了，马上联想到我的实验。她还没来得及问我，我便赶紧驾车离家。
我将孝美的头发放入碎木机内，经过切刀装置绞切的头发果然留下拉扯的痕迹，与湖畔现场收集的头发一模一样。出庭时，在专家证人席上，检察官问到用来作为比对的头发从何而来，当我从实招来时，陪审团都笑了起来。
我出席作证了6天半，经过两个多月的交叉盘问，终于要由陪审团作出裁定。陪审团经过多天的磋商，在裁决的当天中午，一位陪审员午餐后就遁迹无踪，只剩下11位陪审员。法官宣布审判未结束而无效，3个多月的辛劳就这样白白浪费掉了。
这宗无尸的命案涉及前中央情报局人员与外遇事件，审判期间，又传出理查的前妻，一名菲裔女子也凭空失踪未获。经过媒体的详细报道，案情已升高到全国性的关注。此外，海伦家世显赫，这宗谋杀案成了欧洲的头条新闻，康州新镇更扬扬沸沸，无人不晓。在第二次审判前，法官为维护公正裁决，便将审判转移到他市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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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重建
1年后，我再次出庭作证。检察官最后问道：“李博士，综合所有证据，你能否推测出海伦被害的经过？”
陪审团听了几天乏味的科学证据分析，现在一听我要重建第一现场、解开谜底时都竖起了耳朵。我一边展示幻灯片，一边述说着海伦的最后一晚：
11月18日晚上7时，克拉夫兹一家吃完了晚餐，保姆出外约会，海伦帮小孩洗澡。
8时，小孩子上床睡觉。海伦到了卧室，换上了她最喜爱的蓝绿色睡衣，顺手将一封信放入睡衣口袋内，准备躺在床上看信。此时，理查进入房间，两人为离婚发生争执，海伦转身不理会理查。
理查顺手拿起重物，可能是球棒，也可能是警用的手电筒，悄悄地走到海伦背后，用力一击。这一击将她打倒跪在地上，理查再补上一击，海伦头部血流如注，并有7点血迹喷到了床边。同时她在重创后头部着地，摩擦到床边，留下了擦抹型血迹。
海伦倒地后，理查将海伦的尸体用床单包起来，放入车库内的冷冻柜内。随后，再用浴室的毛巾清洗地毯上的大片血迹。
第二天，即11月19日清晨，他支开小孩和保姆，开始毁灭证据，先找一辆小卡车拖来先前租好的碎木机，回到家后，将染有血迹的地毯全部卷起丢弃。
然后，19日深夜，他将冰冻的尸体搬上卡车，拿出几个月前购买的电锯，以及车库内的一些木材，开车朝约尔拉湖驶去。
到了湖边，他将碎木机停在一个接近湖中央的空地，先用电锯将海伦的尸体分段锯开。由于尸体已经冻僵，没有任何流动的血液，因而现场没有找到任何血迹。
随后，理查开动碎木机，将肢解的尸体连同一些木材一起放入碎木机内粉碎。碎片被抛到湖中央，但是一些骨头碎片和头发依然留在湖边。
在粉碎完这些证据后，理查将电锯的编号磨掉。然后，将整把电锯丢入湖中。
接着他赶回家，继续毁灭家中所有的证据，并将海伦的汽车停到飞机场，以转移警方的目标……
他满心以为自己是个经过特殊训练的情报人员，而这是一个精心策划、天衣无缝的灭尸计划，但没想到我们能利用科学方法，用身体的1/1000作为证据逮到他。
第二次的审判时间较短些，只进行了1个多月，我作了5天半的专家证人。陪审团经过几个小时的磋商后，很快地作出了裁决。虽然理查始终不肯认罪，但是在这些科学铁证下，陪审员裁定理查谋杀太太海伦的罪名成立，他最后被判50年徒刑。
家人情深（1）
我的祖籍在江苏如皋；世代在当地经商，生意做得很成功，家境相当富裕，颇受当地乡亲的尊敬。父亲李浩民继承家业后，不再甘心自己的生意局限于如皋地区，听人说大上海滩是一个商机遍地的好地方，他便到上海、南通一带经营石油及日常用品的贸易，生意非常兴隆。
父亲很疼爱小孩，除了整天在外面忙碌生意家计外，一有空就回家和小孩玩。父亲和母亲李王岸佛原已生了10个子女，1938年我呱呱落地时，已是第十一个。很多人都担心孩子过多家计负担过重，不过，双亲都觉得他们已经习惯带大了这么多个孩子，再多1个也不会太累。
等到我1岁多时，我们便举家从如皋小镇迁到当时被称为“花花世界”的上海。虽然上海的大都会环境对于我们来自小城镇的外来人来说很陌生，但是我们家人口多，住在一所很大的房子里，大家聚在一起，有说有笑，日子过得很愉快。父亲的生意越做越大，我们的生活一直十分舒适，不愁吃穿，母亲忙不过来，还请了佣人帮忙。许多同乡亲友到上海投靠我父亲，我父母待人很友善，热心助人，让他们和我们住在一起，因而进进出出的亲朋好友为数众多。
父亲在将我们送往上海后工作更加繁忙，不过他总会抽空教我识字，他的管教非常严格，有时我念错了字，他就用筷子打我的手掌，因此我在学习时都不敢有半点马虎，在他回家考我前，我都设法背得滚瓜烂熟。
在上海的日子过得很快，眨眼间就过了3年。到了1947年，父亲担心战乱会危及家人的安全及小孩的成长，便安排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前往台湾。二哥李政宣早几年已先到台湾经营农场，三哥李昌钢也随后在台湾找到一份工程师的工作，他们把我们兄弟姐妹安顿得很好，许多亲友也到台湾投靠我们。父亲定期从上海带钱到台湾，家中十分富裕，母亲和兄长们也十分慷慨地招待这些亲友或同乡，让他们住在我们家中，真可谓“食客数百”。
记得我在9岁的时候，全家人正喜气洋洋地备办着除夕年夜饭，准备在父亲回家后大家一起开心地吃一顿团圆饭。就在这个时候，消息传来，父亲乘搭的太平轮出事沉没，船上的几百名乘客全都罹难。刚开始我们都不相信，但是，报纸、电台都陆续报道这一消息，称这艘运载几百名乘客及大批黄金的轮船的确在海上出事，无人生还。
这一噩耗来得太突然了，我们都不愿相信，我从来没有看过母亲如此悲伤，她觉得纵使轮船沉没，父亲仍有可能会在轮船沉没时死里逃生，便花大笔钱雇了一架飞机到出事的地区四处搜索，但是没有任结果。
父亲就从此与我们永别了，他为我们编织好的在台发展的美梦也破灭了。原来投靠我们家的亲友同乡纷纷离开，剩下从未出外工作过、年近半百的母亲，带着失去丈夫的创痛，在家用所剩不多的情况下，于异乡陌地里担负起把10多个未成年子女抚育长大的重担。
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能吃苦耐劳的女子。在父亲罹难后，她擦干眼泪，挑起我们这个有十几张口的大家庭重担。家里只有两个哥哥及两个姐姐工作，积蓄又少得可怜。为了养活这么多小孩，母亲起早摸黑，四处奔波，忙里忙外，填饱我们的肚子，替我们安排学校，有时看到别人都有父亲而自己却没有，我们心里都很难过。母亲却将自己的痛苦掩饰起来，开导我们要好好读书，不要辜负她对我们的期望，才能安慰父亲在天之灵。我们兄弟姐妹也理解家中的困境，都会设法帮助家务，或到外面打工以贴补家用。
上海的日子和台北的生活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家里常常缺钱闹穷，饭都吃不饱，衣服都是大的穿完小的穿，缝缝补补继续穿。用电也是十分节省，为了省电，我们小孩都围在一张圆桌上一起看书做功课，睡觉时间一到，得马上关灯。虽然母亲没有接受过教育，但是她知道父亲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尽管忙里忙外不可开交，只要一有机会她就查问我们的学业。家里没有钱，买东西都要考虑再三，但是如果我们需要文具或学费，母亲总是想尽办法去筹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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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人情深（2）
当时我们住在桃园郊区，但上学却在桃园小学，要走很远的一段路。自从父亲过世后，我都没有穿过新鞋，大部分时间都是光着脚。记得我入学那一年，学校不允许学生光着脚上学，虽然当时家里很缺钱，但是母亲还是挪出家人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替我买了双新鞋。我知道这双新鞋得之不易，不愿意将它穿坏，因此我总是在上学时光着脚丫提着鞋子走路到学校，到了校门口才将鞋子穿上，下午一走出校门时又马上脱下来，提着鞋子光脚走回家。就这样，别的同学每年都换一双，而我这双鞋却伴随我很长的日子。
虽然家里经济环境很不好，但母亲对我们的学业要求非常严格。大姐李昌云、三姐李小枫、四姐李昌婉、六姐李昌萍相继到大学读书，毕业后又在大学教书或持家相夫教子。我母亲后来随同三姐搬到美国，我就留在台北跟四姐李昌婉和姐夫林伯安住。因为我在家中年纪尚小，学校成绩平平，母亲在我留学前就一再叮嘱我，要好好读书，希望我能拿到博士学位，为了不让她担心，我就答应她，一定会念到博士学位。在我求学的生涯中，我的兄姐均花了很多心血照顾我。四哥李昌鑫、五姐李昌霞、六姐李昌萍及两个妹妹李昌如与李昌芷，还有两个侄儿因为年龄相近，所以最谈得来。我们都是在贫困中长大的一家人。
初中刚开始，住在大姐家里，就读彰化中学，初二转到强恕中学。毕业后考上大同高中。在这段时间里，我结识了许多知心朋友。记得当时同班同学吴东明担任班长，他后来担任台湾“国安局”副秘书长；刘平衡在班上担任文艺股长，后来成为著名的画家；我在班上担任风纪股长，后来就走上了警政这条路。
念初中时，我很想当一名篮球运动员，一有空就练习篮球。虽然当时营养不良，发育缓慢，身材瘦小，但仍想争取加入篮球队。教练不想直接拒绝我，便叫我长到米以上再来。我知道自己的身高无法突飞猛进，篮球梦难以实现，便渐渐打消了这个念头。但是，在篮球场上花费的时间也不能挽回了。
等我觉醒到打篮球这条路走不通时，我的学业成绩已受到影响，学科成绩一律平平，只有加倍努力。1957年参加升学考试时，我的成绩还不错，海洋学院（即台湾海洋大学的前身），与淡江英专（台湾淡江大学前身）两所学院都录取了我。我权衡了一下，决定去海洋学院报到。
刚进入海洋学院就读1个星期，就得知台湾“中央警官学校”招生，这是这所培养警官人才的学院首度公开对外招考。这个消息十分吸引我，因为学员除不需要缴纳学费外，还可以获得生活津贴。尽管海洋学院的环境不错，但是我觉得自己的学费及生活开销给家人带来太大的压力，又不想一辈子都靠兄姐的帮忙，因此跃跃欲试。
我将自己的想法与家人商量时，他们都全力反对。我十分理解他们的顾虑，一来他们关心我的个人安全，二来以前旧社会的警察形象很差，贪污、欺压百姓的事情司空见惯。
我向家人解释道，当局已向外招生，就显示当局锐意改革警政的决心，而自己也可以通过报考去参与警政改革。
尽管家人依然反对，但是我偷偷去申请并参加了招生考试。放榜后，我幸运上榜，成为该学院首批对外招收的第二十四期学员之一，该期共招收50名学员，警校也成为我投身警政的开始。
警官学校生涯（1）
入学第一天；教育长及教官就对新学员训话，询问新学员为何要选择警校而成为警察队伍的一员。有的学员说，是因为以往被人欺侮，当了警察就没有人敢欺负。有的学员说，是因为当警察很威风，能保护社会大众。有的学员说，可以替将来做官打下基础。当问到我时，我就照实说，我放弃了海洋学院而选择了警校，主要是因为警校免学费，又有津贴，并且毕业后工作有保障。话音刚落，马上引来哄堂大笑，但教育长及教官都对我报以微笑，肯定了我的诚实。
进入了警校，我觉得自己的人生进入了新的阶段。我完全舍弃了不切实际的梦想，立志充分利用警校的学习环境，为自己成为一位好警察打好基础。校方的伙食对我这个在家里只能勉强填饱肚子的年轻人来说的确丰盛，随着营养的增加，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强壮。
警校的纪律和训练都非常严格。每天清晨6点钟就吹起床号，5分钟之内就要洗漱完毕并整理好内务，然后，马上出操。这种训练让我养成了早起晚睡的生活习惯。
除了没有放弃篮球活动外，我还参加学校举办的各类活动，如柔道、摔跤比赛等，从这些课程中，我也学会了中国武术。我意识到做警察必须与社会各界打交道，口才要好才能做一位称职的警察。于是我参加了学校的各类演讲比赛，并得到了许多大奖。
我知道这个学习环境得之不易，除学习校方安排的课程外，我对外语也十分有兴趣，在校期间从不放过学习英语的机会，一有空就背书温习。1年后，警校的体格及纪律训练有素，加上营养变好，使我比以往强壮。此外在应变能力上的训练，使年纪刚到20岁的我显得相当成熟，而且成绩名列前茅，家人不再为我担心。
警校每到暑假都安排学员到派出所或警察局，和警员一起执勤巡逻。第一年的暑假我被派到台北的松山机场派出所实习，这个派出所负责机场的治安，责任非常重大。
有一天，我和另一名警员正沿着机场旁的街道巡逻。一架飞机从我们的头顶高速飞过，飞机离地面很近，离附近房屋的屋顶只有十几米，看上去差一点就要接触到附近的高压电线杆。我便向这位经常巡逻这一带的同伴说道，这架飞机怎么飞得这么低，好像要碰到电线杆一样。他答道，这是常见的事，这里的飞机都是飞这么低的。
话音刚落，我们就听到上空“轰”的一声，接着就是连续性的几声碰撞撕扯声，前面十几根几十米高的高压电线杆摩擦着耀眼的火花应声倒下。我来不及躲过，在我前方的一根电线杆就朝我的方向压过来，“轰”的一声倒在离我几米远的地方，仍不断闪出火花。接着我听到前面不远的地方又传来一声巨响，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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