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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福尔摩斯:重返"3·19"枪击现场-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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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昌钰博士 前美国康州警政厅厅长、纽黑文大学首席教授。
四、国际法事务问题：
奥斯汀·莫归根律师 前康州检察总长、名律师。
五、鉴识人员安全问题：
柯约瑟 泰柯公司总裁。
六、台湾鉴识专家，处理特殊问题：
吴木荣医师 任教于台湾大学法医学科。
林茂雄教授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鉴识系主任。
孟宪辉教授 台湾“中央警察大学”科学实验室主任。
对于这个“专家小组”的组成，要特别感谢义务负责协调及联系工作的两位幕后女功臣——瓦拉瑞·萧苛（我康州鉴识科学中心的女秘书）及内人宋妙娟女士，她们帮了我很大的忙，功不可没。我们一行7人，决定在台北会师。
。。
不眠不休，紧急动员（2）
至于检验仪器准备方面，因为大型仪器绝对无法运回台湾，于是我决定：
一、在DNA方面由刑事警察局法医室黄女恩博士（也是
我的学生之一）负责。
二、SEM…EDX（扫描电子显微镜）方面，由台湾”中央警
察大学”鉴识科学系主任孟宪辉教授负责。
三、伤口、皮肤切片检验由吴木荣医师负责。
四、实验室鉴定工作及枪击现场重建设备，由林茂雄及
程晓桂两人负责。
五、警力及后勤支持，则由刑事警察局局长侯友宜、台
南市警察局局长何春干两位协助。
六、照相器材及激光装备，由查理·欧斯利及凯文·奥
斯托纳两位负责。
七、别的物证检验仪器，则由我负责准备。
一切的工作筹备、人力动员及行程规划、机票订购等均顺利就绪之时，原本筹划周全的完美计划，还是不免会有些瑕疵出现。当我从匹兹堡赶往旧金山时，一切都还很顺利，就在华航贵宾室等其他专家小组成员会合之际，忽然接到查理·欧斯利的来电，他们两位从盐湖城准备上机时，因为带了大型激光装备及别的仪器，无法通过安检，而耽搁了行程，可能因此会赶不上华航的班机。如此一来，他们就必须要第二天才能出发来台，这样，我整个部署的计划就会功亏一篑。我马上打电话与盐湖城的安检单位协调联系，才使得他们的安检得以顺利过关。然后，我要他们重订机票直飞奥克兰机场（距离旧金山机场约半小时车程），再乘专车，火速赶到旧金山机场。这样也许还可能赶得及华航班机。
20世纪的另一发明——信用卡——此时发挥了它的功效，所有的费用都用我的信用卡支付，才总算解决了这些难题。一方面我也再与旧金山的海关及安检单位联络，幸好这些单位的主管都是我的多年好友，所以就方便多了。最后我再与旧金山华航的地勤人员协调，万一真的赶不及，可否通融一下，稍等些时间才起飞。就在半夜12点钟，两个又肥又胖的老美，满头大汗，气喘如牛，总算顺利搭上这班飞机，有惊无险，我们依原计划顺利成行。查理·欧斯利事后私下告诉我，去年他因为心脏病，共做了3个血管绕道手术（by…pass operation），他赶飞机时，还连吞了两把药丸，以免心脏病发作，也难怪他赶到机场时，脸色特别苍白。而凯文·奥斯托纳则一直喋喋不休，说他们是如何利用李博士的大名，方能与安检人员搭上关系，特别通融后，才能顺利携带仪器、装备上飞机的。
4月9日早晨6时，当我们一行人历经波折，抵达桃园中正机场时，卢检察总长及侯局长亲自到机场迎接。一踏出海关后，上百位新闻媒体记者一拥而上，把我们团团包围，动弹不得，要采访我并谈论此行任务。我当时就说得很明确，我们的任务很单纯，只有两项重点：
一、复验所有物证；
二、重建枪击现场。
至于侦查方面，是由刑事警察局负责，有关动机调查和侦讯则是检察官的职责。我们从事鉴定工作的人员，只需要专心做好鉴识工作即可，至于政治、动机或司法制度，我们一概不管。我们一住进台北的旅馆，便立即兵分三路，开始工作。
一、伤口部分：
由我、石台平和陆受安教授等三人，先查阅医院的医疗记录及伤口照片，然后再到“总统府”检视###的伤口。
二、物证检验方面：
由查理·欧斯利和凯文·奥斯托纳两位，先到刑事警察局组装仪器，等我到达后，一同进行复验。
三、媒体沟通及法律方面：
由奥斯汀·莫归根和柯约瑟两位负责媒体的，应对及解决可能牵涉的国际法律问题。
当天早上从机场赶到旅馆途中，侯友宜与程晓桂便向我报告大约的行程及案情经过。上午10点整，在卢仁发、侯友宜两位陪同下，我和石台平到“总统府”检视###的腹部伤痕。当时###肚皮上的伤口都已经结疤了，其实我要看的并不是伤口，因为伤口已经结疤痊愈了，此时检查毫无意义。我主要是要看###系皮带是不是真的这么低。因为那时候外界很多怀疑，认为伤口和肚脐距离太远，不合常情，一定是“做出来的”。是不是这样？我得亲自验证。事前我完全没说我要看###怎样穿裤子，是不是就穿得这么低。测量结果，因为他的腹部微凸（台湾媒体形容为“鲔鱼肚”），且这些量测的距离并不是全平面，而是有弧度的，肚脐距离裤线上方是8厘米，距离皮带是9厘米，距皮带下方是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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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不休，紧急动员（3）
同样的，我们也检验吕秀莲的伤口和衣物。在她长裤右膝距离裤管下缘约35厘米，发现有一类似弹孔，洞孔周缘有血迹。经显微镜检验，这个洞孔应该是弹头的射入孔，说明弹头穿透吕秀莲的裤子，并造成少量出血。另外在护膝中央处也发现有弹孔，弹孔周围也有血迹，经DNA鉴定与吕秀莲的型别相符。在吕秀莲右膝发现有伤口，这个伤口和弹头直接撞击所造成的伤口符合，证实弹头穿过了她的长裤和护膝，造成皮下伤，但未穿入她的膝盖。
我们一下飞机就开始办案，所有的物证只有弹头、弹壳、衣服、伤口，要在这几样物证上做各种不同的检验，时间实在不够。我们几个人两天半只睡了两个小时，在刑事警察局连茶都没时间喝，叫了便当也没时间坐下享用，只有埋头拼命做各种检验工作。
先看子弹。一颗是8厘米的铅弹头，另一颗是8厘米的铜弹头。从表一及底部的工具剪痕，可以看出这两个子弹的形状、大小和设计都相近，可能是由同一人所制造的，也可能是从同一批的改造式玩具手枪所射出的。虽然弹道比对在刑事鉴识上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弹头的受损及弹头上的微物迹证也相当重要，因为我们可以从这些微物迹证上，找到一颗子弹的历史、跳弹经过及接触物体的表面。
单靠一颗弹头破案的案例，在美国屡见不鲜。尤其从2003年我们康州鉴识科学中心新安装了“全国枪弹数据网络整合系统”（NIBIN System； National Integrated Ballistics Information Network）之后，将弹头比对与计算机人工智能联机后，我的实验室在1年内，就已经侦破了400宗枪击案件。所以我对这两颗弹头抱着极大的希望。我们希望在这两颗弹头上，能够找到下面几个问题的答案：
一、弹头是如何设计的？
二、弹头是由什么样的枪支射出的？
三、弹头上有没有工具痕迹及来复线（膛线）？
四、弹头是由怎样的工具制造而成的？
五、弹头的微物成分及主要成分是什么？
六、弹头上有没有血迹、皮肤或毛发等物证？
七、弹头上有没有制式火药的残迹（GSR）、玻璃、油漆
或纤维等物证？
八、弹头本身有没有受损？
九、弹头上有无跳弹痕迹？
十、弹头是谁制造的？
以上10个问题，前9个都找到答案了。只有第10个问题，我建议侯友宜及程晓桂将过去几年来涉案的所有改造玩具手枪，重新调卷，一件一件比对。同时我也建议侯友宜成立专案小组，找寻私枪和子弹，一件一件比对。我的建议听起来很简单，但实际执行时相当艰巨，等于是大海捞针，必须花费相当多的时间及人力资源。
在铅弹头上，我们找到了不少的微物纤维，有些是白色的人造纤维，也有蓝色、白色的棉质纤维。白色的人造纤维与###当时所穿的内衣质料相同，而蓝色及白色的棉质纤维则与他的衬衫相同。但是我却没找到浅棕色的夹克纤维，所以后来有人质疑：为什么没有找到夹克纤维？我的答案是不知道！鉴识人员只能依据实验事实，报告真相结果，“有多少证据说多少话”。另外，我在弹头上面，也找到些许皮肤及血迹，这些检体的DNA分析结果都证明是###的。这些结果都一再显示这颗弹头确实曾接触过###的衣服及皮肤，而且这些微物迹证是埋在铅弹头底部的一边，而非在弹头的鼻尖部位找到的。此一现象又说明了，这颗子弹并不是从制式枪支所射出的，应该是从改造玩具手枪所射击的。因为这种改造枪支的枪管并没有标准的来复线，所以子弹一出了枪口，便会开始翻转，结果弹头的底部先接触到他的衣服及皮肤，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至于有没有可能找不到夹克纤维，我要说的是“凡事都有可能”。经检验，铅弹头上蓝色及白色的棉质纤维、皮肤及血液（验了DNA）全都是###的。这告诉我们，弹头确实打穿了衣服，打伤了皮肤，但是为什么没有夹克的纤维？我也没有答案，只能说没找到夹克的纤维，不能谎称说找到了。科学鉴识只能据实报告。
不眠不休，紧急动员（4）
有人说，弹头打穿玻璃总要有受损，岂能像“3·19”枪击案的两颗弹头，完整无缺。事实上，铜弹底部严重毁损，有31％的底部没有了，所以打穿玻璃的那个弹头确实是有毁损的，不是如外传那样没有损伤。弹头底部上沾有白色粉状的东西，经显微镜检视的结果，发现这是碎玻璃。这也告诉我们，弹头是底部先撞击进入玻璃的。有没有这个可能？有可能！我们可以推论该枪支可能是没有标准来复线的改造枪管，弹头打出来会在空中翻转，从弹头底部先撞击到玻璃，才造成底部损伤。
另外，这两个弹壳也都是土制的（参表二），是民众捡到交给警方的。在哪里捡到的？民众说的地点是不是真的？这些都还有待查证。从弹壳上的工具痕迹，看出是同一个工具所产生的，至于是什么工具，那就是破案的关键之一。紧接着，我们开始检验弹壳，然后马上与程晓桂、李经纬、黄国政等其他鉴识科的专案人员，召开了简要的紧急会议，我们的复验结果与他们原来的鉴定结果大致相符。鉴识科学之所以称为科学，就是“不管任何人只要依据标准实验程序，便可重现相同的结论”。
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得出一个结论：凶枪是用玩具手枪改造，加装土制枪管制成。从弹头的工具痕上看出枪管的设计，这就是侦查破案的关键！我当时看到两颗弹头的情形，就认为铜弹头留下的纹路是制造过程中，使用工具车出来的，而且铅弹头还用砂纸磨过；而铜弹头底部的剪痕最特殊，是铁剪裁剪的痕迹。依照这些发现，我判断很可能是从一个柱状体剪下来的，事后也证实确是如此。另一方面，弹头上并没有一般制式子弹常用的火药成分，反而像制造鞭炮用的火药。
接着，我们开始检验###和吕秀莲的衣物（参表三）。当时有一种说法，指称夹克上面的血迹很多，但我检查，没有很多血，大部分是小护士油膏，小部分才是血。血迹和油渍不同，用多波域光源可以看得出来。衬衫是白色蓝线条，腹部有很多油渍，也有大块的血迹。衬衫总共有6个洞。为什么有6个洞？有待查证，我们只能报告有6个洞。同时，有些孔洞非常小，绝对不是典型的弹孔形状。什么原因造成这些孔洞？同样有待查证。其中1个是枪弹打进的孔，该孔洞证明弹孔是由右侧面穿入衬衫。左侧有1个孔洞呈L型撕裂状，方向是由右向左，可能是弹头行进，要穿出衬衫，但能量不足而仅造成撕裂口。至于别的小孔是不是剪刀口？是不是医疗人员在急救时剪破的？这些问题只能交给刑事局继续调查，询问当初的医护人员即可得知。使用油膏（就是台湾俗称的“小护士”），到底是否符合医疗处理的需要？这我也没有解释，只能说明衬衫上是有很多油膏。至于这些洞是不是造假？我不会为他辩解，但我们可以想到：如果要造假，要这么费力气搞6个洞吗？1个洞不是更像真的吗？
做鉴识工作的另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多作没有根据的解释，或为当事人找理由去解释”。很多东西本来就是解释不了的，如果鉴识人员一天到晚找解释，那就不客观了，而且容易只看到自己想看到的事，而看不到真实的面貌。所以，不必多管现象的成因是什么，也不需问动机。鉴识工作是不管动机，只查证据。动机是外勤侦查人员的任务。
因为衬衫的射入口是直的，有人问，那为什么###腹部上的伤口是横的？这也是有可能的，衣服高低不平，或者是布的织法的原因，也许会造成这样的结果。从衣服上黑色污渍的外观近照，可以看出其形态有可能是铅弹头摩擦所致。同时，铅弹头直接接触内衣部位还有翻滚的现象。最后，弹头动能等于零时，就会停在衣服中了。
有人怀疑，为什么裤子上竟然没血？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能在自己的肚皮上打一枪来检验。以我的经验，我们看过很多同样的伤口，但是看过不表示可能或不可能。 没血，是个事实。至于原因、假设可能有很多，有可能没打到肌肉及血管，或许他的血液凝结速度比较快，或者脂肪层较厚，这本来是因人而异的，这是医学上的原因，但表现在事实上，就是没血。这是否可疑呢？也许可疑，但也可能就是事实。还有人质疑说，###肚皮上的伤口是由美工刀或激光刀划的。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枪伤就是枪伤。
从两个弹壳重建弹道（1）
至于吉普车挡风玻璃上的“弹孔”到底是真是假，传闻也很多。有人说是贴上去的，有人说用洋钉打的，还有人说事后补加的。刑事鉴定是要依据科学的，吉普车挡风玻璃上的这种“弹孔”痕迹只有子弹才打得出来，用槌子、尖锐物都打不出来这样的痕迹。
吉普车内有碎玻璃粉，这表示子弹是从外面打进，种种迹象均显示吉普车上的弹孔毫无疑问，就是子弹打出来的。
至于我在台南，做的是重建现场。严格来说，是做不到绝对的原始现场重建的，因为吉普车上的人及旁观的民众，都不可能再全部找回去，路边也不可能放同样的鞭炮，但是单纯的弹道路径则是可以重建的。我们只有两个线索，一是吉普车上的弹孔，二是吕秀莲膝上的伤口。我们就只能从这两个线索反推回去，判断约是54度角射击。以这个角度分析，枪手可能在这角度范围内射击，我们可以肯定枪手绝不可能从二楼或正前方等别的方向射击。
我总是会利用坐飞机的时候来思考问题。在从台北到台南的飞机上，我闭着双眼，有人以为我太累了，在睡觉，其实身体是很累，但我的脑袋正像计算机一样，不停地运转，每分钟都有几十个疑问及推理出现。我在不断反复问自己，下飞机后要做什么？先去看吉普车，确认吉普车挡风玻璃的洞是不是弹孔？还是先到现场去了解情况？或者先到奇美医院调阅医疗记录？最后，我还是决定先去奇美医院，然后再检视玻璃窗弹孔，最后再进行弹道重建；我们将吉普车开到现场，以仿真出最逼近真实的情况，以便决定弹道方向及射击者位置。
当飞机抵达台南时，已经是傍晚了，乘专车直奔警察局后，工作人员为我们一行人作了演示文稿，并准备了便当。我们中国人吃卤蛋、炸鱼及小菜配白饭，而外国人则吃牛排。后来回美国后，那几位老美都表示他们很羡慕我们吃中式便当，而不是牛排，尤其用筷子吃全熟的牛排，对他们更是一种考验。
任务分配后，我们决定再兵分三路：
一部分人员先将现场重建所需的激光装备、仪器、造烟机等器材装置好，且需先经过安全检查，以防意外发生。因为我们所用的激光的能量很强，一不小心可能会伤到眼睛。另一部分人员先去初步检视吉普车，并照相、测量、详细记录，这可以节省一些时间。我与陆受安医师、石台平法医及柯约瑟则先去奇美医院，访谈医院的医护人员，并检视医疗记录及X光片。
我们到达奇美医院时，只见人山人海，连警车都开不进去，幸好台南市警察局警备队的警员与柯约瑟等人筑成一道人墙，连推带挤，才把我们送进医院，与院长詹启贤及其他医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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