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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因素缠绕，增添复杂度
在回台湾前，我就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这是一个烫手山芋，怎么做都有人会批评的。蓝军要我回来，绿军说我是蓝军大选时的“纽约连宋海外后援会”的荣誉主席，所以我可能会偏袒国亲这边……还有人质疑我和中国大陆的领导人及公安部门的关系很好，一定会偏袒大陆，不会讲是中国大陆派人来的。也有人怀疑，我和当局的正、副领导人及许多民进党当局的高层人士也有交往，我和他们及现任的警政署长、警察局长的关系都不错，我会不会偏袒民进党，帮着他们讲什么话。面对种种猜测，我要说的是：我这一生都是站在科学证据的客观立场说话，根本不会偏袒哪一方面！让证据说话，是我唯一的准则。
　　——李昌钰
　　我这一生协助世界各地的警察机关办过很多案件，其中也有一些和政治脱离不了关系，像是克林顿和白宫助理莱温斯基的绯闻案、白水案、南斯拉夫总统遇刺案、泰国国会议员举枪自杀疑案等，甚至协助重新调查肯尼迪遇刺案等特殊案件。但是，这些案件都没有像“3·19”枪击案这样，给我这么大的压力。或者是因为我的身份是中国人，或者因为这起案件在台湾社会引起的高度关注，以及信者与不信者间的严重分歧，也或者因为媒体过度报道，加上遭到枪击的对象是台湾当局领导人，案发时间又是选举投票前一天这个最敏感时刻，使得这个案子沾染太多、太复杂的政治因素。枪击案后，选举照常举行，最终###以极些微的优势当选，枪击案俨然成为影响选举结果的关键因素。
　　正因为如此，“3·19”枪击案从发生的那一刻开始，就有太多的揣测、太多的说法。面对各种揣测和说法，民众往往会依照个人偏好“择其所信，弃其所不信”。
　　对绿军（泛指民进党及台联人士）而言，反应也很复杂：一方面他们很意外、很激动，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甚至立刻传出耳语，指称这是蓝军（泛指国民党、亲民党人士）搞的鬼；另一方面绿军也暗中盘算，这么一来是不是选举的胜算就会增加。对蓝军而言，也是百味杂陈，非常错愕，不知道情况究竟如何，真相到底是什么？对当局正、副领导人遭到枪击，理应视作台湾重大危机，全民一致响应，但民众心里又不得不怀疑，怎么会在蓝军选情一片看好的关键时刻，发生这么重大的政治治安事件？这么一来，选举会不会翻盘逆转？再加上“大陆派遣间谍刺客，意图制造纷乱事件”、“黑道大哥介入，以免赌注一面倒”的谣言满天飞，一时间众说纷纭。
　　“3·19”枪击案如何发生？过程是什么？出自什么动机？当时都没人知道。坦白讲，蓝绿双方都是处于利弊难料的情境之中。当时，蓝营内部曾经讨论是否建请暂停选举，但依法得台湾领导人发生生命危机时才能终止选举。最后，蓝营选择了让选举继续，但是暂停竞选活动，算是尊重了“国安单位”的危机处理。
　　相对的，“国安会”和“总统府”在“3·19”枪击案发生后，立刻激活所谓的“国安机制”，这也是后来引发重大政治争议的主因之一。什么是“国安机制”？是否因为激活了“国安机制”而限制了军警的投票权？既然“国安会议”决定选举继续进行，“国安机制”的激活是否成为蓝、绿阵营声称停止选举活动之后唯一的造势活动？当时称之为激活“国安机制”，事后却指“只是一个会议”的说法，到底“激活”了哪些积极作为？枪击现场未能妥善保全，当局的正、副领导人因枪伤送医过程及医疗情形，甚至连当局领导人安全维护都备受质疑。为什么安全管制会如此松散？当局的正、副领导人为何会同车，以致同时遭到枪击？疑点问题处处，而所有的疑点问题都没有答案，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注定在选后发酵，从而扩大了政治争议。
　　政治争议增加了“3·19”枪击案侦办的难度，但此种纷争和“3·19”枪击案的真相无关，鉴识人员的鉴定和政治人物的立场更应该无关。在调查“3·19”枪击案的过程中，政治问题应该摆在一边，不论个人政治偏好是什么，鉴识科学是绝对中立、不分党派、不问蓝绿的。
　　

朝野蓝绿争相邀请回台
初闻枪击事件，我的心情异常沉重。我有不少外国朋友始终有个印象：台湾议会动辄肢体冲突，台湾的政治很野蛮。如今竟然发生在台湾大选期间，当局的正、副领导人同时遭到枪击的事件，既让人震惊，又感到不可思议。当时，海内外不少人抱持高度怀疑的态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海外，几乎不会有当局的正、副领导人同车甚至同时出席一个活动场合，更不要说是最高当局的正、副领导人。陈、吕为什么会同车？为什么会同时遇刺呢？均令人生疑。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就有各式各样的传闻和揣测。
　　“3·19”枪击案一发生，我的助理和秘书就接到大量的电子邮件及信件，来自世界各地的热心民众的关切询问蜂拥而至，但因为我当时手边实在还有太多工作，所以我并没打算要回台湾协助侦办此案，而且我对案情不了解，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更不想卷入政治纠纷，就谢绝了各种媒体的采访。
　　我记得当时台北市市长马英九打电话找我，前调查局局长吴东明也表示希望我能回台湾调查真相，国、亲驻美代表袁健生也转达国民党党主席连战先生的期望，希望我能回台湾帮忙；绿营方面也通过一些关系希望我能回台湾一趟，调查事实真相。后来，刑事警察局局长侯友宜及台湾法院检察署检察总长卢仁发，也正式代表当局邀请我回台协助调查。但我因实在太忙，无法立刻回台湾，所以推荐了几位美国鉴识专家，前往台湾协助调查。
　　台湾民众对我推荐的专家并不陌生，法医专家魏契（Dr。　Cyril　H。　Wecht）为“陈文成命案”、“余登发命案”都曾经来过台湾协助调查，他是我30多年的好友，担任法医工作已近50年了，调查过8000多宗的死亡案件，解剖相验过的尸体上万具，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法医。他也曾担任过法医学会（Medical　Legal　Society）以及美国鉴识科学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Forensic　Sciences）的会长，是检验枪伤的世界级权威。
　　就这个案件而言，弹道比对是相当重要的关键，于是我推荐新墨西哥州的弹道专家哈格（Michael　Haag）。另外就是跟随我30多年的学生，现任康涅狄格州鉴识科学中心主任现场鉴识专家庞巴（Timothy　Palmbach）。这三人就在我引荐下，先一步到台湾调查“3·19”枪击案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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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完全被破坏的“3·19”枪击案
“3·19”枪击案的状况又是如何？　根据媒体报道，###当天先到高雄拜票，再从高雄转赴台南县，中午在朋友家休息，下午继续拜票。当车队进入台南市市区时，###和吕秀莲同在一部吉普车上。途经金华路附近时，沿街鞭炮声震耳欲聋，硝烟弥漫，群众挥舞着旗帜欢迎陈、吕的车队。这个时候，吕秀莲先感到有点不对劲，后来她发现右脚流血（吕秀莲后来告诉我，她在第一时间发现时，还以为只是被鞭炮打到了）。没过多久，###也感到腹部不舒服。随行的医师从车队后面赶到前面，为###检视伤口并涂抹了俗称“小护士面速利达母”的软膏。在涂抹的时候才发觉伤口不对劲，于是紧急改变行程，转赴奇美医院治疗。
　　当时随行的警卫人员到底有多少，我并不清楚，据报道说有几百人。但是无论如何，当时依刑案现场紧急处理要领，应落实下列四点：
　　一、案发当时，当人群、车辆都还在双黄线的一边时，特
　　勤人员应立即要求封锁现场，保全所有物证；
　　二、将陈、吕火速护送至特约医院，并应做好完整的医
　　疗记录；
　　三、随行的特勤人员应结合当地警力，寻找相关目击证
　　人。立即把现场所有的人留置在原地，详细询问、盘
　　查并记录基本资料后，方可放行；
　　四、鉴识人员应先确认案发现场及可能枪击的地点，把
　　握第一时间，依刑案勘查要领，仔细搜集各项物证。
　　只要落实好上述的措施，案子其实不难侦破。但是，这些基本的现场处理步骤都因故没有做，直到把陈、吕送到医院后，才发现事态严重。结果，案发当时的所有迹证，都只能从片段的现场照片慢慢推敲、搜集。从头再做一次现场重建，不但工程浩大，而且相当困难，成效也有限。我常开玩笑，婚能够结好几次，但现场侦查只有一次。很不幸的，不论有心或无意，“3·19”枪击案的现场处理确实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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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重建现场（1）
“3·19”枪击案发生时，我人正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府萨克拉曼多，协助加州州检察官调查一件重大刑案。加州的工作结束后，随即转赴新西兰，在另一次国际鉴识学术会议担任主讲人，行程排得很紧凑。在新西兰的行程结束后，还要到澳大利亚一个我从没去过的特斯尼米亚岛，对市民发表演讲，这项邀约早在两年多前便排定，机票也早就寄来。算一算，得在１个月之后才能勉强挤出空档返台协助调查。在新西兰时，我回到下榻的旅馆，一打开计算机，发现我的电子信箱被塞爆了！计算机还死机，弄得我浑身大汗，请了警方信息室主任来帮忙，也搞不定。最后，信息室主任找了他13岁的儿子来看，他拿掉电池，计算机重开，一切搞定。计算机才刚弄好，紧接着是一堆的电话，接都接不完。
　　媒体朋友非常关心这件事，台湾TVBS电视台还特别带来群众活动的现场录像带给我看。从录像上，我看到车队行进的状况，人这么多，警卫也站在两旁值勤，看不出能有让人放冷枪的机会。但是，经过金华路之后的录像，显示吉普车上已有弹孔，并不像谣传所言“弹孔是到医院后加上的”，等等。但只凭录像带，还不能推论什么结果。
　　从3月20日到3月27日这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可说是台湾人心最浮动的时候，蓝、绿双方为了大选结果争议不休。尽管下着大雨，在“总统府”门前的凯达格兰大道上，支持蓝军的群众聚集不散，情绪激昂，有人要冲“总统府”，有人要冲“中选会”，有人要绝食，电话的这一头，还听得到激动群众的呼喊，坚持要讨回公道。他们说，选举前蓝军民调支持率度领先8个百分点，开票结果却输了2万多票，一定是“3·19”枪击案搞出来的同情票，甚至怀疑“3·19”枪击案是不是有问题。又说很多照片资料显示不对劲：血液的颜色不对；汗衫没有破洞；裤子没有血；阿扁腹部的伤口不像枪伤，像是美工刀或激光刀切割的伤。这些疑问都成为大选后的重大争议。身为鉴识专家，我自然知道，光看照片是不能肯定这些疑问是否成立的，比方说，衣服上血迹的颜色可能因拍照时间或相机的曝光及像差的不同而异。有些激动的群众哭喊着要我回来主持公道，朋友们也一再向我游说。坦白说，作为中国人，我的心情是说不出来的难过和沉重。
　　由于国、亲两党及民进党当局都通过各种渠道希望我能亲自回来一趟，来自世界各地的电邮、信件、电话非常多，我已经招架不住，有一种被逼上梁山的感觉，这个“烫手山芋”不接是不行了。尤其是卢仁发和侯友宜也一直和我联络，希望我能回来帮忙。算一算，4月上旬有一趟行程，是要到夏威夷对“全球亚裔帮派警察首长会议”讲学，或许那段行程勉强可以挪得出一两天的时间吧，于是硬着头皮就先答应了。
　　在我返台前，我推荐的法医专家魏契、弹道专家哈格及现场鉴识专家庞巴，均已先于3月底抵台协助调查本案，当时是由国亲联盟的代表雷倩陪同下，前往台湾刑事警察局，由鉴识科科长程晓桂接待。三位专家先就刑事警察局所提供的弹头、弹壳、衣物、伤口清理后的皮肤组织等证物，进行各种鉴定并评估可能的状况。同时，也赴台南枪击案发生现场，进行初步的勘验，并在###就医的奇美医院，访谈医护人员、拍照以及检验相关的医疗记录。
　　这三位专家依据鉴识专业来勘验本案，在离开台湾前初步作了判定，结论如下：
　　一、###肚皮上的伤口确实是枪伤；
　　二、这样的枪伤，不可能是自己打的；
　　三、必须做进一步的弹道实验及重建。
　　这些只是初步结论。那时我人虽在新西兰及澳洲讲学，但也没闲过，因为这三位美国专家都一直与我保持电话联系，随时汇报他们对“3·19”枪击案调查的进展。在他们离台前夕，魏契法医还在半夜打电话到新西兰，向我说明他们此行勘查现场、检验证物的初步结果。他认为###及吕秀莲的伤口均为枪伤。当时我问他，是不是确定结果，是不是三人共同的意见，我还问其他两人对此案的见解，他们三人均在电话上说明这确实是大家的共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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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重建现场（2）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关键问题。即使他们三人都一致认定为枪伤，我还是保持了客观的立场，因为我还没到过现场，尚未亲自了解案情，所以无法表达任何意见。
　　这个时候，我再也按捺不住了，为了增加人民的信心及顾虑台湾的前途，我当下便作了一个决定，回台湾协助勘查现场、检查物证，并重建枪击现场。明知是个火坑，我也要往下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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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眠不休，紧急动员（1）
由于行程紧凑，算一算，我能抽出停留在台湾的时间只有短短的两天半，时间非常短，必须妥善规划，分秒必争。因为侦办任何案件，都需按照下列6个基本步骤：
　　一、现场证物保全；
　　二、搜集物证；
　　三、重建现场；
　　四、从人证、物证找嫌犯；
　　五、对嫌犯进行动机分析；
　　六、缉捕嫌犯到案。
　　这6个步骤中，第一步是在“3·19”枪击案当天就应该做的，我4月9日才到台湾，已经不可能做到第一步。同样的，搜集物证也是第一天就要做的，我隔了这么久，也很难再搜集到其余新的物证，只能就已经搜集到的物证重新检验。然后，重建现场。
　　其实，当我决定返台协助侦办时，我就与程晓桂及侯友宜联络，告诉他们所有的物证应立刻保持原状，不要再做任何的化学或仪器等破坏性的分析，并立即将所有的照片、档案等重要相关资料快递邮寄给我。在回台之前，我还必须做一些准备工作，例如我需要带哪方面专家担任我的助手、需要准备哪些检测仪器且须先做好校正、测试工作。在短时间内要完成这些准备工作，也是极大的挑战。
　　在刑事科学的鉴定工作上，“3·19”枪击案与别的一般刑案鉴定项目，并无区别，其中需要检验的重点，共有下列15种：
　　一、伤口是否为枪伤？
　　二、若是枪伤，是何种枪械造成的？
　　三、能否从弹头、弹壳来找到凶枪？
　　四、能否从弹头、弹壳及凶枪的设计，进而追到造枪者？
　　五、能否从工具痕迹找到线索？
　　六、能否从微物迹证中找到线索？
　　七、能否从弹孔位置来推测出弹道？　
　　八、是否有制式火药残迹（GSR），如果有，能否用来推
　　测出开枪距离？
　　九、能否在吉普车上找到相关物证？
　　十、能否在挡风玻璃的弹孔上，找到相关线索？
　　十一、能否从台南的案发现场实地重建，找出线索？
　　十二、能否从枪击现场的重建步骤，推测出弹道方向？
　　十三、能否从枪击现场的弹道方向重建，推测出枪手的
　　射击位置？
　　十四、能否通过枪击现场重建，来描绘嫌犯的特征？
　　十五、能否从枪击现场录像带中，来找出嫌犯？
　　但是，单凭我一己之力，想要在短短两天内找出所有的答案，几乎是个“不可能的任务”（Mission　Impossible），所以一定要成立一个集合各方面鉴识专长的“专家小组”，来进行复验鉴定的工作。将所有应该理清的问题及工作分析后，我决定要邀请专家：
　　一、伤口检验问题：
　　石台平法医　　　前刑事警察局法医室主任。
　　陆受安医师　　　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教授、名医师。
　　二、物证检验问题：
　　李昌钰博士　　　前美国康州警政厅厅长、纽黑文大学首席教授。
　　查理·欧斯利　　前国际鉴定协会会长、指纹鉴定专家。
　　三、刑案现场重建问题：
　　凯文·奥斯托纳　　美国犹他州法医中心激光专家。
　　李昌钰博士　　　　前美国康州警政厅厅长、纽黑文大学首席教授。
　　四、国际法事务问题：
　　奥斯汀·莫归根律师　　　前康州检察总长、名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