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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夜的中国-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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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幢ǜ妫至挡胖�###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呈送材料，并向主席做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以随时到来。”
同一天，叶群坐专机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至于汇报的内容，用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的话说：“现已无从知道。”因为汇报是单独进行的，自然没有留下记录。但据几天后叶群在上海会议上的发言了解，揭发的内容大致是罗瑞卿要夺军权，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
当年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曾安排叶群向毛泽东汇报，因为叶群谈话的时间太久，他还三次进去催叶早点结束谈话。据他回忆：
三次催叶群，只听到她的话头话尾。联系起来看，是叶群向毛主席告罗瑞卿的状。她对主席说：“我过去对罗瑞卿是毕恭毕敬的，没想到罗瑞卿跟林彪的关系搞得这个样子。”
叶群又说：“罗瑞卿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除非林彪同志把国防部长让给他。”“林彪的位子让给他没关系，但会不会发展到‘逼上夺位’的程度呢，我想是会的。主席，他是两个眼睛盯着这个位置的。”叶群还罗列了罗瑞卿的一些罪名，她说：“罗瑞卿反对林彪‘突出政治’，他说，‘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应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路。’”
在叶群来杭州前几天，罗瑞卿也到了杭州。11月25日下午，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罗瑞卿在参加接见时见到毛泽东，并且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已要了一本，还没看。”毛泽东只向他笑了笑，没有说什么话。当晚，江青见到罗瑞卿又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道为什么？”还说：“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罗瑞卿听江青讲完这几句话后，回到住地即给彭真打电话，说：“姚文元写的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同毛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毛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家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11月29日，《解放军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28日，罗瑞卿离开上海去苏州看望林彪，行前将他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鼓励说：“去看看好，去看看好。”可见此时的罗瑞卿根本就没想到林彪要对他下手，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没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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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遭打倒内情（4）
林彪、叶群的诬告显然产生了作用。12月2日，毛泽东在兰州军区第55师的一个报告上写了如下一段批示：“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12月8日至16日，毛泽东在上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是一次比较独特的常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既有中央政治局常委，也有书记处成员，还有军委委员和军队的负责人，作为林彪办公室主任的叶群和总参作战部的一位副部长也参加了会议，除了少数人外，大多数与会者事先并不知道会议的内容，开会时才知道是批判罗瑞卿。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曾讲到这样一个细节：贺龙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问通知人开什么会，对方回答说，去上海就知道了。秘书问他，去开会总要带点文件，带什么？贺龙说，带上地图去，他还以为是讨论军事上的事。到了上海后，刘少奇见到贺龙，问贺开什么会，贺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会议分为三个小组，组长分别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叶群在会上分三次作了近十个小时的发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杨成武回忆：
小组会由周恩来主持。他宣布开会后，叶群首先发言，她是做了充分准备的，讲得有声有色，说：“罗长子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既要突出政治，也要突出军事，军事政治都重要。搞折中主义。”
“翟月英（按：刘亚楼夫人）对我讲，刘亚楼在病重时要她把罗瑞卿的四条意见转告我叶群。四条意见是：
一、一个人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林总也是要退出政治舞台的；
二、要我照顾好林总身体，劝林总多管一管中央的工作；
三、部队的事情让他罗瑞卿负责；
四、这件事办好了，罗瑞卿不会亏待我叶群。
我当时就把她的话顶了回去，没想到后来刘亚楼又找101（林彪代号）当面谈。”
“还有一次，罗长子到林总这里汇报工作，林总身体不好，没有听完就让走了。他在走廊里大吵大嚷：‘病号嘛！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不要挡道呢！’这完全是逼林总交权、让位。他这是存心折磨林总，气林总。”叶群声色俱厉，心情激动，一下子讲了几个小时，硬说罗瑞卿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使别人听起来似乎都是真的。
对于开这样一个会议，事先罗瑞卿本人更是一无所知，会议召开时，他已离开苏州，正在云南昆明巡视部队。会议进行到第三天，才通知他来上海出席会议。罗瑞卿于12月11日下午到达上海，没能住进大多数到会人员住的锦江饭店，而是住到建国西路618号一个小院子里，一进小院实质上就被看管起来了。会议对罗瑞卿进行的是背靠背的揭发和批判，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
当时给罗瑞卿列的“罪状”，概括起来有三条：一是反对林彪，封锁林彪，对林彪搞突然袭击；二是反对突出政治；三是向党伸手。林彪在会上宣布：撤销罗瑞卿的各项职务。
罗瑞卿遭打倒内情（5）
12月16日，周恩来、邓小平向罗瑞卿传达毛泽东的谈话：“主席对林彪讲，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那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把问题先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就检查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由此可见，当时毛泽东还没有想到完全打倒罗瑞卿。
罗瑞卿听了周恩来、邓小平的传达后，很想不通，给周恩来打电话，要求去见毛泽东，去见林彪，希望把问题解释清楚。周恩来告诉他不能同毛泽东见面后，罗瑞卿又马上给林彪打电话要求见面。周恩来见此情景，感慨地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
会后，罗瑞卿即遭隔离审查。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于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揭发批判罗瑞卿，邓小平被指定为会议的主持者之一。邓小平对林彪素无好感，根本不相信林对罗的那些恶意诬告。于是，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会议交给彭真一人去主持，自己与李富春等前往西北，视察三线建设。后来在“文革”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并承认“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
这次会议最后作出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给罗瑞卿罗列了一大堆罪名，诸如：“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推行资产阶级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搞独立王国”，“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等，还说他是“妄图夺取兵权，达到他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是“打着红旗造反”的“埋藏在我们党内军内的‘定时炸弹’。”
林彪为什么要打倒罗瑞卿呢？
罗瑞卿自己在1978年一次讲话中说：“是因为林彪要拉我入伙，我不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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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1）
1965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说：不要提《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要过头，要慎重。彭真还特地讲到要对那些“左派”们进行必要的整风，不要让他们像学阀一样武断地以势压人，进行挑拨离间和破坏活动。
在罗瑞卿被打倒后不久，彭真又成了被打倒的对象。彭真的被打倒，直接原因是主持制定了《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力图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定在学术问题的范围，尽量避免事态的扩大。
按照彭真的意见，1965年12月12日，《北京日报》和《前线》杂志发表了邓拓署名向阳生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从学术问题的角度对《海瑞罢官》作了批判。
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副部长周扬主持写作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是《人民日报》第一篇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文章。文章本身并不是批判姚文元，而是支持他对《海瑞罢官》的批判，但不同意姚文元对清官的分析，并认为《海瑞罢官》反映了一种社会思潮，当然这种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这就是“方求”的文章与姚文元文章的主要区别。换句话说，“方求”试图把《海瑞罢官》当做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并将吴晗的问题限定了“社会思潮”的范围内，而不是从政治立场上进行批判。所以文章在开头部分这样写道：
“吴晗同志的《海瑞罢官》和有关的著作是属于哪一家的呢？他在这出戏中尽情歌颂了一个被说成农民‘救星’的‘清官’海瑞，歌颂了一个被说成‘要为生民作主张’，并且因此被罢了官的海瑞。这种歌颂，反映出一种怎样的历史观，又表达出一种怎样的对现实政治的态度呢？它代表着一种什么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是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是有利于社会主义，还是不利于社会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的呢？”
“方求”在为《海瑞罢官》定性上，还颇费了一番心思，特地引用了列宁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对工人的方法》中的一段话：“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意思是吴晗主观上并不是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但客观上却走错了门，走到反社会主义的“房间”去了。
其实，在讨论这篇文章的时候，作为“方求”文章的指导者周扬还讲过，要讲政治影射的话，最大的影射是罢官，那个时候罢了谁的官？这个影射，政治上就更严重了。但他又说，姚文元的文章没有提这个问题，我们的文章，也不去提这个问题。①可见，“方求”并非没有发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而是不愿这样做。文章写罢，已传来毛泽东关于要害是“罢官”的话，周扬赶忙告诉写作组补上几句相关的话。于是“方求”的文章最后便有了这样的文字：“至于《海瑞罢官》这个剧本，那就更清楚了，它有哪一个人物、哪一段情节、哪一点思想、哪一句唱词和道白，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有哪一点影子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呢？说它是假冒海瑞而被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精神面貌的写照和颂歌，岂不是更像一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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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2）
12月27日，《北京日报》发表了吴晗的《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首先给自己1959年和1960年所发表的海瑞文章，排了一个时间表，以论证自己写《论海瑞》“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反对假冒、歪曲海瑞的”，以辩解《海瑞罢官》同“单干风”、“翻案风”无关。吴晗也承认，《论海瑞》这篇文章，在论点上，在评价上，缺点、错误是很多的。特别是缺乏阶级分析。他还说：“至于《海瑞罢官》问题就更严重了”，“完全是为古而古，为写戏而写戏，脱离了政治，脱离了现实。是资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而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在指导着。”“总之，没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没有用一分为二的科学方法，没有用历史唯物主义来正确地评价人物和事件，而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片面地、绝对地、主观地来描述海瑞和农民群众，这是思想问题，也是阶级立场问题，错误是严重的。”
江青、张春桥等人见姚文元的文章虽然被转载，但北京方面仍将之作为学术问题对待，岂能就此善罢甘休。于是，他们积极物色“左派”，组织文章，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势。
在北京的“左派”人物中，跳得最欢要数关锋和戚本禹。关锋出身贫穷，少年投身革命，14岁便入了党，19岁任县委书记，解放后担任过山东政治学校校长、第四中级党校副校长，1956年调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1958年《红旗》杂志创刊后，出任《红旗》杂志编委。关锋除了写理论文章外，还喜欢写杂文，且文笔尖锐，颇为引人注目，他曾用“庆云”、“何明”等笔名在《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杂文。1962年，有人将他的杂文送到毛泽东那里，说是反毛泽东思想的。毛泽东看了后说：这点杂文有什么了不起，何明的文章我早看过，还不错。此话一出，反使关锋名气大增。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关锋也未曾看出其中的奥妙。《文汇报》驻北京的记者为了寻求北京的“左派”理论家的支持，特意找到了关锋，请其谈看法，结果他从学术的角度讲了一通。这也难怪，姚文元的文章对中央一线领导人都加以封锁，关锋自然对其背景无从知晓。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找几位理论家谈话，关锋也名列其中。因毛泽东在谈话中对姚文元和戚本禹的文章都作了肯定，也使关锋明白了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于是，他紧紧跟上，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一员干将。
戚本禹在“左派”理论家中属于年轻者。此人1931年出生于上海，建国后在中央团校学习时，被选调到中央办公厅给田家英当助手，后在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当了一名科长。1961年中共中央提倡调查研究，时在长辛店机车车辆厂的戚本禹写了一篇关于调查研究“成灾”的信给田家英，田又将之转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对此很重视，写了批语转发给全党，戚本禹也由此扬名。1963年8月，戚本禹写了《评李秀成自述》一文，断定太平天国后期的重要将领李秀成是叛徒，将其骂了个一无是处，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反对。不料此文被毛泽东看到，得到肯定。1965年12月，他又写了《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对翦伯赞大加###，从而成为“左派”理论家中的重要人物。
试图控制局势的《二月提纲》（3）
1966年1月13日到17日，关锋和戚本禹写成几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送给###，其中两篇文章是关于“要害是罢官”的，并且上纲上线很高，“要害”讲得很明显。戚本禹在文章中说：吴晗1959年6月写的《海瑞骂皇帝》，“实质上是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锤鼓助威”，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向党进攻的“开场锣鼓”；而他1961年1月写的《海瑞罢官》，则是“为一小撮被人民‘罢’了‘官’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鸣冤叫屈，它的真正主题是号召被人民‘罢官’而去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东山再起”。文章中还说，吴晗用“兵部尚书”的历史人物来影射，并特地注明，“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就只差没点彭德怀的名字了。
关和戚的文章，本是###的约稿，现在文章写成这个样子，已大大超出了###将《海瑞罢官》限定在学术讨论范围的设想，发与不发，只能由部领导拍板决定。恰巧这时负责此事的周扬因发现得了肺癌而要住院动手术，他负责的工作由另一副部长许立群接管。有关人员请示许立群如何处置。许说，这样大的政治问题他也作不了主，彭德怀现在还是西南三线的副总指挥（按：1965年11月，庐山会议后被免职的彭德怀被任命为此职）哩，能不能这样明显地在报纸上公开批判？于是他让###有关部门将关锋与戚本禹的文章作出摘要，上报“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可是，此时“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虽有这么个组织，并无具体的办事机构，对于###上报的这个材料没有及时作出答复，后来这件事还被指责为“扣压‘左派’稿件”。
与受到###冷落相反的是，江青对关锋等人极力拉拢。1月下旬，通过张春桥安排，江青在上海接见关锋，向他交底说：“批判《海瑞罢官》不单是学术问题，而是反击彭德怀的翻案”，“姚文元的文章，北京不转载，不发行，是黑线专政的一例”。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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