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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夜的中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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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甚至并不忌讳中国要先于苏联进入共产主义。他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在延安的时候，林彪同志向我说，将来中国要赶上苏联，当时我还不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我看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提前到来，因为我们的方法比苏联好，速度比苏联快，再加上有6亿人口和苏联的技术援助，理所当然要走到苏联的前面去。
在同年11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再一次讲到了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中苏对比，我们快，他们慢的关键是，他们的资产阶级等级制度根深蒂固，上下级悬殊，猫鼠关系，我们是干部下放劳动，将军当兵。他们缺乏群众路线这一着，即缺少政治，所以搞得比较慢。另外还有几种差别，工农、城乡、体脑劳动，没有破除。毛泽东还说，不管我们走得多快，还是要给苏联人留面子，我们一定要让苏联先过渡，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我们可以以社会主义之名，行共产主义之实。他还说，我们10年后就可以搞到4亿吨钢，160万台机器，25亿吨煤，3亿吨石油，还有天下第一田。可是，他们搞了那么久，还没有过渡，落在我们后头，现在已经发慌了。他们还没有人民公社，他搞不上去，想抢上去。我们过渡到苏联人前面，他脸上无光。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2）
且不说苏联人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种方式是否赞成，就是中国人这种不但要超英赶美，而且还要先于老大哥进入共产主义的雄心壮志，就必然使一向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头人自居的苏联人感到很别扭。
1958年赫鲁晓夫访华时，他就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很不以为然。在会谈的过程中，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你们这个“大跃进”，我们还是不理解。我们认为有超阶段、忽视规律的情况。毛泽东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大，就是联合的生产合作社多，人多力量大；公，就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合作社多，把资本主义的残余逐步去掉。这是人民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从上面布置的。赫鲁晓夫仍是心存疑虑地说：这些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只有你们自己清楚。总之你们这里搞的一切都是中国式，你们比我们更清楚。说到这里，赫鲁晓夫就将话题岔开了。
其实，赫鲁晓夫并不赞成搞人民公社。1958年11月，赫鲁晓夫访问波兰。在同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会谈时，他说：“中国人现在组织公社。在我国这在30年前就曾有过，对这个我们腻了。可是中国人吗，就让他们去尝试吧。当他们碰得满头包时，他们将会有经验。”哥穆尔卡说：“然而在中国的公社问题上，我们没有明确的立场。他们取得很大的成就，这是事实。”赫鲁晓夫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就试一试吧，我们决不会出来反对你们。”
尤其使赫鲁晓夫没有想到的是，中国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竟提高了毛泽东在苏联的威望。当时，莫斯科普遍流行这样的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只有一个理论家、哲学家，这就是毛泽东，而赫鲁晓夫只是一个种玉米的实干家。还有许多苏联人认为，中国搞人民公社真正找到了一条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而赫鲁晓夫没有找到这样的道路。据说赫鲁晓夫听了这些话后非常生气。
在1959年1月的苏共二十一大上，赫鲁晓夫不点名地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含沙射影地说：“由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这是个合乎规律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任意破坏或越过。”“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分配基本上按照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平均主义并不是意味着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是破坏共产主义的声誉。”“所有制的形式不是可以任意改变的，而是在经济规律的基础上发展的，它们取决于生产力的性质和发展水平。”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直言不讳地承认：“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
1959年7月18日，赫鲁晓夫在波兰的波兹南省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群众大会上，谈到当年苏联成立的公社时说，那时许多人还不明白什么是共产主义和如何建设共产主义，以为既然为共产主义奋斗，那就直接组织公社，结果公社是组织起来了，但既不具备物质条件，也不具备政治条件（即农民群众的觉悟）。结果是大家都想过得很好，但又想对公共事业少出劳动，许多这样的公社都没有什么结果。于是党按照列宁指出的道路，把农民组织到劳动组合中，虽然集体劳动，但按付出的劳动取得报酬。这样，我们的集体农庄也就巩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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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3）
赫鲁晓夫讲这番话也很不是时候。此时，庐山会议正处于由纠“左”到反右的转向阶段，毛泽东本来就因彭德怀在其信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所非议而不满，恰巧此前彭德怀访问过苏联，这样使他产生了彭德怀与赫鲁晓夫是预先串通好，共同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发难的错觉。在他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与成绩相比，不过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如今，彭在信中说“大跃进”是“有失有得”，赫鲁晓夫也以苏联历史上的公社垮台，来暗喻中国人民公社的命运。这样一来，不但促使毛泽东下决心在党内开展“反右倾”，而且也将赫鲁晓夫当做是国际上反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后台。
正如一位研究者所说的：“中苏两党两国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当时虽然没有发展为公开的争执，但它引发的风波却对中苏关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毛泽东始终认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真理，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而赫鲁晓夫们所持的反对态度则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他们的公开批评更是粗暴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但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干了一件大蠢事，表明了他‘妄自尊大’，表明了‘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和领导水平留有印象’等等。总之，此事对双方的领导人来说，留下的都是严重的‘恶感’，使得已经紧张的中苏关系变得更加紧张起来。”
1959年8月，中印两国军队在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生了武装冲突。赫鲁晓夫此时正在做访问美国的准备。得到这一消息，本已为台海危机对中国有一肚子气的赫鲁晓夫，这一次终于按捺不住了。为了在世人面前树立自己是“和平大使”的形象，赫鲁晓夫置中苏同盟关系于不顾，也不考虑中方的异议，就让塔斯社发表了一个表面上看是采取中立态度的声明，对中印边界冲突表示“遗憾”，并说中印边界的冲突，是“那些企图阻碍国际紧张局势缓和的人搞的”。不难看出，赫鲁晓夫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没有站到中国一边。这对于中国方面而言，是很难接受的。在中国方面看来，中苏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不帮社会主义国家说话，反而为资本主义国家说话，实在太不应该。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后，一直高唱“和平过渡”的高调，高喊“和平竞赛”的口号。在其“和平过渡”理论的支配下，苏联开始走上其自以为是的由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之路。于是，赫鲁晓夫不断地向美国献媚讨好。1959年6月，苏联竟以苏美正在讨论签署禁止核试验条约为由，下令停止向中国运送已装箱好的原子弹样品。
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
“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送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始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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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4）
这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也许是一直想做却未能做成的事情。可此举对中国原子弹的研制来说，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领导人对赫鲁晓夫还多少抱有一些好感的话，到此时，不但好感已荡然无存，而且是十分不满了。
9月下旬，赫鲁晓夫在美国戴维营举行苏美首脑会谈后，兴冲冲地飞到了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
9月30日晚上，中国政府举行国庆招待会。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在谈到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强大之后，说了一段明显对中国不满的话：“我们应当对当前局势有现实的看法和正确的理解。这当然绝不是说，既然我们这么强大，就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人民将不会理解，也绝不会支持那些想这么干的人。”赫鲁晓夫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毛泽东的不快，并以在宴会上不发表讲话表示不满。
10月1日，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决定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淡淡地说：需要是需要，也没什么大关系。技术上能帮助我们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由你们考虑决定。
10月2日，中苏两党举行正式会谈。
赫鲁晓夫首先介绍了他此次美国之行的感受，认为同美国只能在经济上搞竞赛，搞和平竞争，不能搞武力对抗。毛泽东对此不冷不热地说：我们赞成你访美，赞成同美国搞和平共处，但美国究竟怎么样，不能看表面，应该看其帝国主义的本质。
赫鲁晓夫接着说：中国和美国的关系还是要搞好，希望中国采取一些步骤来改善同美国的关系。又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那样处理。他还解释说，列宁当年同意成立远东共和国，是为了避免在东方同日本作战，中国也可以用这样的办法处理台湾问题。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性质不同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同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一个问题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国内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台湾，我们要求美国从台湾撤兵；我们同台湾的关系则是解放台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
赫鲁晓夫又说：为了缓和同美国的关系，中国是不是可以把监狱里的几个美国人释放？在此之前，中国曾击落了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并俘虏了两名飞行员。
毛泽东说：放是要放的，但不是现在，而是在他们服刑期满的时候，或者是在他们服刑期间有好的表现因而提前释放的时候。这都要按照中国的法律办。
赫鲁晓夫又把话题转移到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上，并说谁开第一枪我不知道，反正印度人被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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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5）
周恩来说：印度人先入境，打了12个小时，怎么能说我们错了呢？
赫鲁晓夫说：我打过仗，不管谁先开枪，反正印度死了人。又说：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只是一块人烟稀少、荒凉的高地，边界也是几十年前确定的。
陈毅回答说：中印边界是英国在1914年用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确定的，这块土地是属于中国的，是英国人把它从我国手里夺走的。
赫鲁晓夫说：尼赫鲁是主张中立和反帝的，社会主义国家就应当积极同他搞好团结。苏联不同意采取任何疏远和削弱尼赫鲁在国内地位的政策。
陈毅回答说：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是既团结又斗争，而不是迁就主义的态度。
赫鲁晓夫又说：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喇嘛跑掉。
毛泽东说：这么大的边境我们怎么能看得住他呢？
赫鲁晓夫又扯到炮击金门、马祖的问题。陈毅说：炮击金门是我们内部的事情，那是中国的领土。中印边境，明明是他们侵略，你却偏袒。炮击金门，难道你还要替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指责我们吗？
赫鲁晓夫听了之后脸马上就红了，竟然对陈毅说，论军衔，你比我高，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在党内，我是总书记。陈毅也不示弱，回答说：什么总书记，你说得不对，就不能听你的。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并没有讲很多话。只是在陈毅这番话后，毛泽东才说：赫鲁晓夫同志，你这次来，给我戴了好几顶大帽子，我也送你一顶，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这顶帽子已是够重的了。
这次会谈，是中苏关系史上两国领导人第一次公开的争吵。虽然会谈之后赫鲁晓夫曾建议两方均撤销这一次会谈的纪要，但两党两国关系的恶化已经难以避免了。赫鲁晓夫想得很天真，会议纪要固然可以撤销，但留在双方心中的阴影能一笔勾销吗？！他在离开北京到海参崴后，又指责中国领导人是“好斗的公鸡”。中国领导人听到这样的话，内心对赫鲁晓夫的反感也就可想而知了。
在1959年12月的杭州会议上，毛泽东在一份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中，明确表达了他对赫鲁晓夫的厌恶。毛泽东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克思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到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毛泽东还为赫鲁晓夫访美写了一首打油诗，以示对赫鲁晓夫的讽刺。诗是这样写的：“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间从此入大同。”
自此之后，中国领导人产生一个基本的判断，赫鲁晓夫可能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滑下去，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
1960年2月，华沙条约国家召开政治协商委员会例会。中国照例派出观察员列席，这次派出的观察员是康生（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伍修权（中央委员）和刘晓（中央委员、中国驻苏联大使）。
赫鲁晓夫发动突然袭击（6）
在讨论世界和平与裁军问题时，双方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苏联方面提出要通过裁军来实现“三无世界”，即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中国方面则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没有变，战争的危险仍然存在，美帝国主义仍然是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全世界一切真诚为和平而努力的人们，有必要对美国的两面手法保持警惕。赫鲁晓夫认为，世界由此进入了通过谈判解决国际争端，以建立持久和平的新阶段。中国则认为，国际局势出现了某些和缓的趋势，这是社会主义力量、民族革命力量和和平民主力量同帝国主义战争势力反复进行斗争的结果，是东风压倒西风的结果。苏联在会上宣布，将单方面裁军一百二十万，即裁去军队总数的三分之一；中国则宣布：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和它的代表的签字，有关裁军的国际协议和其他一切国际协议，当然都不能对中国具有任何约束力。
2月6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华沙条约缔约国宣言》和康生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将中苏两国在国际战略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分歧公开地暴露出来。
1960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列宁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发表文章阐述中共在时代、战争与和平、和平过渡、帝国主义的本质、列宁主义是不是过时等问题上的意见，开展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这年4月，也就在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时候，中国方面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和《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这些文章采取指桑骂槐的办法，表面上是批判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及其领导人铁托，实际上是批判苏共及赫鲁晓夫。
例如，《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中，就有如下这样两段话：
“现代修正主义者，从他们对现代世界形势的荒谬论断出发，从他们的那种所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已经过时的荒谬论断出发，企图在暴力、战争、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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