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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蓝的天空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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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个球,我全招了。”我说。
以后每次和齐月吵架,她就说,你身边有个现成的女人,嫌我不好,你和她过嘛。事实证明,男人永远不要对女人讲你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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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出所的事,多得像羊圈里的跳蚤。什么东家小孩打了西家小孩;张家牛吃了李家麦苗;悍妇捉奸,被奸夫揍了一顿;两个闲人打台球,因为挣输赢而动了手。在加上上级领导巡视封地,作一些想当然的指示,弄得我像一只打晕的鸡。早上,副局长吩咐说,半道堵车了,让我疏通一下交通。刚到现场,办公室又通知,让我在所里恭候分管副县长检查工作。还让人活不?我骂。忙留下两名干警疏导交通,自己赶回派出所接驾。
副县长挺着大肚皮来了,还未进门就指着一滩烂掉的水泥地面说:“搞点水泥补上嘛。多难看呀。”我唯唯喏喏的答应。心里说,没有经费,用你脑袋补啊。副县长转了一圈,装着很懂的样子翻了一下卷宗,作了一些不痛不痒的指示,便钻进丰田霸道里走了。望着他绝尘而去,我舒了一口气。
下午,乡上那个妖里妖气的女文书来通知我,要求我派干警和他们一起到一个超生户家罚款。我断然拒绝,理由是,派出所没有对超生户进行处罚的法律依据;上级公安机关又三令五申,不准参加非警务活动。警察又不是万金油,什么地方都可以抹。那个妖精般的文书临走时妩媚的瞟了我一眼,提着嗓门说:“张所长;你有点拽哦。”我没开腔。格桑在我背后小声嘀咕:“我看你才拽,你不但拽,还骚。”这小子窜到我面前,“张sir,这个女人好拿下得很。”
“你试过?”我笑着问他。
他摆摆手:“听人说的。”
“少瞎想,干你的正事。”我将手里的卷宗丢给他。
这个格桑,比我迟大半年入警,岁数不大,猴精猴精的。他抱着卷宗说:“张sir,你还是安排人去一趟吧。不然,他们又要告黑状,前任所长就被他们告了。”
我一想,觉得也是,得罪不起这些地头蛇。他们可以直接找县委书记、县长汇报,我只能给局长汇报告。到时候,歪曲事实的参我一本,我这个比芝麻还小的所长就得下课。再说,以后很多基层工作还需要人家协助。于是,我让格桑换上便服,混在乡上工作人员中间一同去,只许看,不许发言。
这些天,胡子长得特别快,昨天才刮的胡茬,今天早上照镜子,发现又黑了一圈。用手一摸,发出“沙沙”的声响,像干枯的草。男人是一口井,看井边的苔藓,就能了解他经历的岁月。
心里特别累,是那种说不出感觉的累。记忆差得要命,常常是刚用过的东西,转手就不知放哪里了。明明是想做一件事,可走下楼梯就忘了自己要干什么。
《黑客帝国》里的莫斐斯说过一句话:“你是一个奴隶。每个人呱呱坠地后就生活在一个没有知觉的牢笼中----心灵的牢笼。”
真羡慕那种“轻解罗衫,独上兰舟,”的幽闲。一成不变的生活方式让人倦怠,好想到一个没有人烟的深谷里静一静。我想请几天假,局长说:“你别添乱,我手里就这么几十号人,我都不知道该怎样安排了,连副局长都扛着相机到案发现场去了。请一天假都不行。”
据说,局里要评选优秀民警。我向政工科打听名额分配情况,发现其他科室都有名额,唯独没有派出所的份。我给其他几个派出所的所长打电话,他们也愤愤不平。
我去了一趟局里,局长不在。我调头冲到政委办公室,也没敲门就闯了进去,政委正在和办公室的杨主任谈话,见我进来,问:“什么事?”
“评选优秀民警的事,有点不公平。”我说。
“怎么不公平了?”政委问。
“为什么局里的各科室都有名额,偏偏没有我们派出所?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的干警在乡下累死累活,有谁看见了。大奖小奖无所谓,关键是心里上的一种慰籍。做得好不好都一个样,长此以往,谁还有积极性。”我一口气说完。政委点点头,说:“有意见就直接提出来,这是对的。但我们不可能搞平均主义,谁成绩突出,就该把优秀给谁。你的意见我们局党委开会时会研究的。”我还想说两句,杨主任不停地给我挤眼睛。
从政委办公室出来,杨主任叫住我说:“兄弟,你太急躁了。你这样说话容易得罪领导,评个优秀、得个奖励,有什么稀罕的,得罪了领导,那你以后在单位上就难混了。其他派出所的所长都没来出这个风头,你又何必当宝器呢。”
杨主任是一偏好心,他也比我圆滑得多。去年,我在泸州四川警察学院培训时,到长江边喝茶,一个相面的先生对我说:“你眉心杂乱,一定性情暴躁,就像一个瓷碗,虽然坚硬,一但掉在地上就会成为碎片。”
评选优秀民警的名额分配方案还是没改变,我也没再去向局领导反映。
乡上那个文书,每天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这段时间,她好象对派出所特别感兴趣。三天两头往这里跑。一来就扎在我办公室的电脑上打游戏,还张所长张所短的问个不休。昨天的晚饭;她都是在派出所蹭的,吃完饭我去村里办事,回来时,发现她还泡在网上打游戏,没有要走的意思。我的卧室就在办公室的里面,困得不行,想进去睡觉,又怕别人误会说闲话。害得我在接待室里陪格桑和吴越看了一夜韩剧。
格桑嬉皮笑脸的对我说:“张sir,她这几天,天天打听你的情况,好象对你特别感兴趣。反正嫂子也不在身边,她长得也不赖,你就凑合着用吧。”这家伙和仁真扎西一个德行。
我说:“你少给我信口雌黄,整出啥谣言,我找你算帐。”
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让吴越在电路的插板上做了手脚,谎称电脑坏了。这些天她不再来派出所了,改着早晚给我发些类似问候的暧昧短信。
那天我回雅江,到家准备洗澡,刚把衣服脱光,她的短信就跟来了。齐月在客厅里拿着手机喊:“老公,你的短消息。”我以为是派出所的人给我说事,对齐月说:“你帮我看一下。”齐越一看火冒三丈,“咣”一脚就把卫生间的门踹开了。吓得我条件反射的一把抓起毛巾挡在胸前。齐月脸都青了,冲进来揪住我问:“你什么意思?”我莫明奇妙的拿过手机一看----
不知为什么;昨夜我梦见你了……不是因为寂寞才想你;是因为想你才寂寞。……每天,我都在为你祝福,祝周末愉快!
我听见齐月在外面“咣,咣,咣”的摔东西,赶紧裹着毛巾跑出去解释。满地都是盆盆罐罐,齐月边摔东西边骂:“刚结婚你就这样,真不是东西!表面上老实巴交的,结果一肚子坏水。我是瞎眼了。”我围着她转来转去的解释,只差没下跪了。好不容易收场,那短信又来了,问我咋不回信息?我正在火头上,抓起手机给她回道----祝你祖宗十八代都周末愉快!
装了一天孙子;才勉强把这件事搁平。晚上,齐月手指头都没让我碰一下,说没兴趣,翻身抱着枕头上的洋娃娃睡了,我听见半夜她还在梦里抽泣。
本来说好,周六下午和达杰、曾浩、仁真扎西聚一下。但终因他们有事,而未能如愿。
这些天,总是下雨,没完没了。
陈队要走的风声越来越紧,盯刑警队长位置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人已经开始蠢蠢欲动,比如,文毅,全局人民都晓得他想当刑警队长。还有法制科长蔡畅。蔡畅也来找我拉票,完了还要求我保密。对所有来拉票的人我都一一许诺。
距离理塘“八一”赛马节开幕还有两天,毛垭草原在一夜之间就扎下一千多顶帐篷,延绵数里,蔚为壮观。曾浩的大喜之日就选在开幕式那天,其实,他们早就同居了,但他还是决定花血本操办一回。
曾浩结婚那天,来了很多人。我早早就过去了,忙上忙下。直到中午,都没看见达杰和仁真扎西的影子。打电话,说无法接通。新郎几次来问我:“他们呢?”我推说,有点事,快来了。直到夜幕降临,人已散去时,他们俩才赶到。见到我说:“局长的朋友来了,想吃烤全羊。他安排我们到乡下买山羊。所以来迟了,对不起。”我有些不高兴,“给我说什么对不起,我又不是新郎。”他们去找曾浩,曾浩有些醉了,讥讽说:“哟,贵客来了。简直令蓬壁生辉呀。来也不说一声,我好沐浴更衣,到十里之外恭迎二位。”我看见,新娘在使劲拧着新郎的腰。“你拧我干啥?我说的是实话。”曾浩拨开新娘的手,新娘便不作声了。
大家喝了一夜闷酒。
新郎醉了,大笑着说:
“你们都回去,我要洞房了。”
四人不欢而散。
我听见身后,曾浩将酒桌掀翻在地的声音。
人家都说,朋友是一壶酒,越久越醇。但我觉得,再醇的酒,也有挥发的时候。
九月二十二号,曾浩搬新家,他通知我,但没告诉达杰和仁真扎西。我说叫上他们吧,他说算了,他们忙。
国庆节那天,我特意从乡下赶上来,想把大家聚到一起,像从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做朋友。
我在香雪海火锅店订了一个包间。给他们三个打电话,达杰说,他有急事来不了;曾浩说,要陪老婆去她舅舅家;仁真扎西的电话无法接通。
望着锅里红红的汤,我在心里骂了一句:“滚你妈的蛋!”
服务员递上菜单,“先生,请点菜。”
“随便上。”我说。小妹妹为难的搓着手。
我抓起笔,胡乱勾了几个菜。
“来两罐百威。”我丢下笔说。
小妹妹走出去,轻轻关上门。
汤在锅里翻滚,像我十四岁那年家乡发生的那一场洪灾。突然想起,听说,有的火锅店把客人吃过的汤,过滤后拿给下一桌客人吃。忽然感到一阵恶心。
隔壁有人马尿塞多了,说着酒话,说什么永远是朋友,永远做好兄弟。“扯蛋!”我喝了一口啤酒骂道。
派出所的李东打来电话说,泽翁家的狗把尼玛家小儿子的脚咬伤了,双方闹到派出所。问我,咋办?
“你干啥呢?难道要你在派出所守大门吗?”我重重的挂掉电话,给自己灌了一大口啤酒。
齐月问我在干什么。我说在吃炒饭。我不敢给她说我在喝酒。她不喜欢我像个酒鬼的样子,尽管,我不打算喝醉。
齐月说,有一个高中同学回来了,她去看一下。我问,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她说是男同学。我有些上火,这个年代的同学关系,就像《红楼梦》里的表哥表妹一样暧昧。我只说了三个字“不准去!”然后挂了电话。现在的女人,恋爱时对她好点,结婚后这方面就得管严点。就像小平同志说的:“主权问题是不能讨论的!”
从火锅店里出来,想去看一下曲宁的母亲。买了些蜂蜜和营养品。我把车开到她家门口,却不敢下车。我怕她老人家看见我之后,想起她儿子会痛苦。也许,她已经把我忘记了,但我不能揭开她心底的伤疤。我在车里坐了很久,呆呆的望着楼上的灯光,直到它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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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经理约我晚上去康南酒吧,我准时赴约。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学着放松自己;学着忘记过去的伙伴;学着结识新的朋友。
那夜,我像一条醉虾。
人生是一条河流,可以把一个石块冲得很圆滑、很干净,也可能会被一堆烂泥搅得污浊不堪。
父亲打来电话,问我最近的工作和生活情况。我醉得像一滩稀泥,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了。他老人家听我说话带着鼻音语无伦次,就猜到我喝醉了,大声教训我:“你要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我说:“党和人民又不缺我一个。”父亲在电话那头暴跳如雷,恨不得从电话里伸进手来煽我两耳光。他已经很多年没有对我发火了,我吓得酒醒了一半,一声不语的任他教训。
早晨,赶紧打电话过去认错。父亲余怒未消,直到我说,明年让他抱个大胖小子的孙子时,他才转怒为喜,要我把脾气改改,对齐月好点。齐月这丫头片子,挺会讨我父母喜欢,我们结婚的前些天,我向父母请示,父亲顿都没打就说:“行。虽然没见过面,但听她在电话里摆龙门阵,这女娃子不错。”
父母一天天老去,该让他们抱抱孙子,享享天伦之乐了。为人父母就这么累,孩子小的时候,总担心他学习不好;考上大学后又操心他找不到好工作;工作落实了又焦心他娶不到好媳妇,等这一切都有着落了;又觉得再添一个孙子才算完美,于是,老巴巴的两口子,又跟着小孙子的屁股后面转,像俩个老奴仆,还乐此不疲。做父母真苦!
我想好了,等我的孩子满十八岁,就不管他了。我六十岁就去养老院,打打麻将,晒晒太阳。身体好就四处走走,到年轻时想去而没去成的地方。如果有幸活到七十岁,就申请安乐死,那时候,我们国家应该有安乐死的相关法规了。两腿一蹬,眼不见心不烦。
派出所东边的一家饭馆开张,老板邀请我参加开张庆典,他缠我了三天,我终于被他的虔诚打动,答应在午时三刻准时赴宴。我赶到时,餐馆里已宾朋满座,乌烟瘴气。全乡的头面人物一个都不缺,肥头大耳的乡长正举着酒杯在致贺词,说餐馆的开张,将促进全乡经济的发展,是对全乡经济建设的贡献。说得好象这是一家外资企业。有人一把将我拽进去,说所长来迟了。乡长赶紧说,罚酒。乡长的狗腿子赶忙给我斟满酒。我像《智取威虎山》里的杨子荣双手抱拳说:“失敬,失敬。”
酒是要喝的,但不能被别人罚着喝。我冲老板一招手说:“马老板,来,把这杯酒干了,我祝你生意兴隆,财源广进。”马老板卑躬屈膝的捧起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我才端起酒杯对乡长说:“乡长,这杯酒敬你。感谢你长期以来对派出所工作的鼎力支持。”心里说,撑死你龟儿子。这家伙最烦!乡里给村民发退耕还林的补贴粮他都要叫上派出所。前任所长就是因为不听他使唤,而被他暗地里告下课的。我必须和他处好关系,但又不能被他捏在手掌心里。最好的办法就是常和他一起吃吃喝喝,让他的一些把柄落在我手里,如果哪天撕破脸皮,我也有本上奏。
大家推杯换盏,酒性正酣,吴越打来电话说:“乡上的民政助理和专武干事喝醉酒在外面打起来了。”简直是天赐良机!我悄悄走出餐厅,不慌不忙的吩咐:“先用摄相机把打架的场面摄下来。然后让全所的干警一起出动,开着警车,将警灯警笛全部打开,把打架的两人带回派出所,我随后就到。”吴越和格桑是我的两员勇将,两人二十出头,涉世不深,但脑袋够用,有些事不需要我点穿他们就能心领神会。
人家说,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话一点都不假,终于让我逮着机会收拾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乡长了。
挂完电话,我若无其事的回到座位上,乡长抱着我的头,喷着酒气给我分析全乡形势。要我紧跟他的步伐。言外之意就是,他说一我就不能说二。我不停的点头,心想,你就等着出丑吧。
我举起酒杯正准备和乡长共饮,外面突然警笛声大作。乡长问我,怎么了。我装着一无所知的摇头。一会儿李东慌慌张张的跑来说:“乡上的两名干部在街上打架,现在被带到派出所了。”
乡长的脸色当时就变了,放下酒杯说:“走,快去看看。”
打架的两人鼻青脸肿的坐在派出所里,乡长气得破口大骂:“流氓!地痞!”我给吴越使眼色,他赶紧把摄相机打开让乡长看,两人像两只公鸡,正扑腾着大打出手。乡长气得发抖。我站出来说:“没事了,都是内部人,让乡长把人领回去教育一下就行了。”格桑说:“张所,我们已经报到县局了。”我立马装着生气的训道:“你们怎么搞的,为什么不向我汇报就直接往上报?”格桑小声说:“你和乡长在喝酒,我们怕扫你们的兴。所以就自作主张了。”我感觉到乡长有些紧张,果真报上去,对他的政绩多少有些影响。他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转身出门,我跟出去。
他小声问我:“张所,咋办?”
我说:“你别着急,我想办法把案子消了。但程序还是要走,呆会儿给他们取完笔录,你就先把人领回去,我们暂不做处理。”
乡长很感激的说:“好,好,就按你说的办。”
临走,我当着乡长的面就像骂儿一样,把那两名干部着着实实教训了一通。然后,让乡长把他们领回去。乡长边走边骂:“两个龟儿子,尽给老子丢脸。”
这一招带来的积极意义是相当大的,乡长在我面前没有从前那么大的架子了,不管在那里遇见都十分热情。乡上开会,他也是亲自给我打电话,再也不是像从前那样只派个文书来叫我。这件事还在老百姓里面传开了,说这个所长是六亲不认的,连乡上的人都敢收拾,最好别招惹他。派出所的地位明显提高了,所里的几个年轻人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陈队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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