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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前世的五百次回眸-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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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同妻争辩，但是他想，下雪的时候生火当然更有情趣。不过，他居住的这个城市从来没有下过雪。他明白，如果真要等到下雪的时候才生火，他家的壁炉便永远用不上。事实上，新西兰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一个漂亮的壁炉。壁炉成为住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为人口稀少，这儿的居民住的都是一二层的花园洋房，壁炉成为房屋的轴心。他家不例外，壁炉坐落在客厅中央，像是用青砖砌成的空心竖井。井口即是烟囱，从房顶穿出，直刺青天：井底是用小钢筋条做成的正方形结构，气通无阻。壁炉正面有一扇精致的玻璃门，为避尘挡烟用的。这样的壁炉是新西兰居民最常见的家用壁炉。
这壁炉真好！妻一边点火，一边嘀咕。你瞧，她只用了三张报纸，就把火生起来了，真舒服！妻朝他瞟了一眼，又说，小时候，她最怕给家里生火做饭，每次弄得她眼泪直流，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现在想来，还起疙瘩。
谈起这个儿时在国内过的乡村生活，他有同感。不过，在这里生火之所以是一种享受，除壁炉本身的结构好外，还应归功于它的柴好。这里烧火用的干柴是一截一截的好木料，极便宜的。如果你愿意自己去农场拖，十元钱可以运回一拖车。有时，当地免费报纸上还刊有广告，无偿提供干木材。不久前，他花五元钱买了一大堆这样的干料。当天下午，他将大一点的木料，用斧头劈成薄薄的条状，码得整整齐齐地放在杂屋里。妻说，看见他在夕阳下劈柴的样子，听着那啪啦的清脆响声，她一下子想起了小学一篇课文上讲的小林肯在雪地上劈柴的情景来，觉得生活好美好美。
火生起来后，房里顿时暖和起来。他泡了两杯香茶，放起了有钢琴伴奏的背景音乐，彻底地放松自己。一种渴望已久的、宁静祥和的情愫从心灵深处弥散开来。妻拿起一本厚厚的英文书，坐在壁炉前暖色柔和的地毯上，让背部斜斜地靠着浅绿色的沙发，漫不经心地翻着书本，不时歪身拨弄炉中的火苗。那只叫做伊娜维亚的小猫在壁炉前俏皮地跳来跳去，一旦静下来，便将两只圆圆的、像透明的葡萄似的小眼睛投向跳跃的火苗。这只小猫是隔壁一家毛利人的，生下来大约才一个多月，可它活泼得很，总是爬过栅栏，跳到他家来找乐子。有时，它那威严的猫妈妈叫它，它都不回去，颇有点乐不思蜀的味道。它的主人每次见他，都笑笑说，这小东西真淘气。他家共有四只猫、一条狗和两只不知名的小鸟，是典型的动物爱好者。
室外的雨在静静地飘洒，室内的火在美丽地燃烧。他将印有墨竹花纹的天蓝色的窗帘放下来，虽是下午，光线不坏，但他还是扭亮壁炉前的座灯，让菊黄色的灯光将室内的宁静涂摸得更加富有诗意。
有火真好，这红红的、象征着青春活力的火总是让人想起那些富有诗意的日子，包括玖瑰的爱情，古典的月亮，以及像老酒一样、越品越酽的故乡的风景。难怪当地人老早就开始在家里生火。因为在家里生火，并不完全是为了取暖，有时仅仅是一种习惯，一种浪漫，甚至是一种点缀或装饰。新西兰不少人家里的壁炉是用煤气或电，即便是用电，他们也要将壁炉里的电阻丝弄得像生动的火苗一样。他们说，火苗是生命的核心。生活其实很平淡。不平淡的是家里和心里都有一堆闪动的火苗。
妻突然朝他“呃”了一声，说，我瞧着这堆火，就想美美地睡一觉。他说，想睡就睡吧。她果真裹着一床小被，躺了下来。可那只可爱的小猫也想睡觉，它爬到妻的肩部，伸了一个懒腰，也躺了下来。妻遂一手将它搂到怀里，用被盖住它的身子，只让它露出两只童话般的眼睛。
音乐停了下来，他没有忙着去换一盘新曲。屋内的植物和花，绿的绿、红的红，特别是那一盆蟹爪兰，艳红艳红的，质感极佳。他站了起来，有一种冲动激发他想触摸这些可爱的花草。他甚至闻到了一股从来没有体味过的清香。这清香透过他的皮肤，直达他的灵魂。
火苗也慢慢地变小了，可他的心反而更热了……门外忽地响起一声猫叫，他轻轻扒开窗帘一看，是伊娜维亚的妈妈在叫唤。他赶紧将小家伙从暖暖的被窝里抱出来，说，快回去，你妈妈到处在找你。伊娜维亚不情愿地踱到门口，见猫妈妈正蹲在栅栏的柱墩上瞪着，它娇叫一声，一溜烟地跑了过去。
天黑下来，雨还在下……
辣椒的故事
聂茂
俗话说，四川人“辣不怕”，贵州人“不怕辣”，湖南人最厉害，叫做“怕不辣”。作为没有“辣子”吃不下饭的我，刚到新西兰来的那阵子，因为对当地情况不熟悉，到城里几家超级商店转了又转，没有发现辣椒卖，心里可急坏了。严格地说，也不是没有辣椒，可洋人种出来的辣椒，一个个像萝卜一般大，吃起来就像是吃红薯，哪里有半点辣味！如果长期这样，没辣子，日子过得没滋没味，我可就要打道回府了。心里还骂道，这是什么破地方，连辣椒都没有！
往家里打电话，就说起了这件事。“民以食为天”，吃不下饭，这可是件大事。家里人也没同我商量，就到当地农贸市场买了一公斤最辣的“朝天椒”，晒干，弄成辣椒灰，用快件给我寄来。
这一寄不打紧，光邮费就是二百元人民币。
然而，就在我给家里打了电话没多久，当地中国朋友告诉我，这里怎么没辣椒呢？每个星期六的中国市场就有新鲜辣椒卖啊。我说是不是洋人那种“大胖胖”、好看却不辣？朋友说，哪里，只怕辣得你吃不下！
结果，在福里马克市场，果真买到了广东人种的特别辣的新鲜辣椒。卖辣椒的人说，这种辣椒是从泰国进的种，辣得让人受不了。他们从不吃，即使是摘，都要戴着手套，唯恐那辣椒汁不小心弄到手上，火烧火燎，几天都消不了。
我心里可高兴了。回到家，做菜时，真正感受了这种“小个子”辣椒的威风，呛得我眼泪直流。家里装的防火报警器也响个不停。助人为乐的洋人邻居闻讯赶来，以为家里出了大事。可一到家门口，见我围着裙带，正在掌勺，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请他进来尝尝，他做了个鬼脸，躲都躲不赢地逃走了。
这一顿饭，吃得我五脏六肺都辣得要“跳”出来了。领教了这一番，才真正想到，湖南人所谓“怕不辣”之说该大大打一番折扣了，因为，大伙没有碰到真正的辣呢。
就在快接到家里邮来的昂贵的辣椒时，我又知道这里有两家中国食品店，也有类似的辣椒出售。只不过，这两家店里的辣椒更中国化，更地道一些，青椒是那种长条形的，肉厚，味纯，又带有香油的味道。店家告诉我，这种辣椒是一些中国朋友（主要是湖南和四川的）从国内带来的种子，自己在这里种出来的。
不久，我又在一家韩国人开的店里发现了韩国辣椒，在泰国人开的店里发现了纯正的泰国辣椒，甚至还在印度店和马来西亚店里也发现了他们国家的辣椒。
可以说，这些国家的辣椒，我都尝过。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是泰国的辣椒最辣。泰国朋友告诉我，因为他们国家是热带国家，那里的辣椒是被太阳油浇出来的。我去过泰国，当然知道这不是妄说。
一次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按当地习惯，自己带了一份家常菜去。在聚会上，一个韩国朋友说他特别能吃辣的。我就说我也是，并劝他尝尝我做的菜。结果，他只吃了一口，那餐饭便再也没有吃了，因为辣得他肚子痛得去了一家私人诊所。
当我随后赶到那家诊所、并满怀歉意地说“对不起”时，韩国朋友一脸的不幸。他喘着气，结结巴巴地说，“那是什么辣椒，明明是毒药嘛！”
两天后，他碰到我，特地上来拍着我的肩膀说，他刚刚读了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知道毛泽东爱吃辣的。然后说，“爱吃辣椒的人有一种暴力倾向。这本书说，你们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毛发动起来的。”我没有告诉他我就是来自毛泽东的家乡，只是故意轻描淡写地说，“上我家吃晚饭去吧。”
那兄弟像遭蛰子咬了一下似的，神经质地瞪了我一眼，转身逃走了。
第二天，我收到了家里寄来的辣椒粉。可是，这昂贵的辣椒粉，我大约只吃了一半，另一半因为起了霉而只好丢掉。
第二年，我也学着大部分中国人的样，在家门口的菜地里种起了辣椒。我种的当然不是泰国辣椒，也不是韩国的或别的什么国家的辣椒，我种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辣椒，地地道道的湖南辣椒。每一顿饭，当我从家门口摘下那一串串的辣椒的时候，我也摘回了一串串思念，一串串由辣椒连结起来的浓浓的乡愁……
与博尔赫斯聊天
聂茂
博尔赫斯来到奥克兰的时候，谁都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任何人。他静静地坐在市政府大楼旁的一处台阶上，手里抓着一把石骨，漫不经心地把玩着。
没有人知道，他就是那只鼎鼎有名的黄金的老虎！
博尔赫斯旁边有一个老人在弹钢琴。
这老人是一个瞎子，他弹的钢琴是两百多年前的那种旧式钢琴。钢琴的键盘都是木头做的，弹出的声音比时下流行的钢琴声要低沉、单调得多。
那钢琴被在一辆陈旧不堪的马车上。老人坐的凳子也是木头做成的圆面凳。他坐在凳上，也坐在车上，他一弹，屁股一颤一颤的，我老担心他会把钢琴弹散了架。
过往的行人就偶尔扔几块钢崩儿给老人脚下的木盆里。
但扔钱的声音往往被钢琴本身的声音淹没。
我不认识这个老人，但我认识博尔赫斯。
我说，嘿，博尔赫斯先生，你怎么从阿根廷跑到新西兰来了？
博尔赫斯笑道，你是谁呀。连我自己都快要忘记自己是谁了，居然还有人能认得我？
我说，我是谁这并不重要，就像你经常强调的那样，无论是谁，有一天都得面对泥土，面对自己的一堆白骨。
博尔赫斯说，我讲过这样的话吗？真奇怪，我自己怎么没有一点印象呢？
我说，你的著作多如牛毛，你哪能记得如此多的东西？告诉我，你来新西兰多久了？你每天都来这里听这个盲人弹钢琴吗？
博尔赫斯说，我忘记来这儿多久了。我去了许多许多地方，我也不知道这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早在我去冰岛之前，我的视力就开始下降。后来去了曼哈顿。这个城市将我的眼睛弄瞎了。不过，我也不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好。对了，你提到这个弹钢琴的人，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我一听他的琴声就看到了自己的童年，妙不可言。你知道吗，我从他的钢琴声中感受到了一些诗歌的片断，很好的诗歌，简单，质朴，没有一丝感伤的色彩。
我说，诗歌是什么东西？
博尔赫斯说，诗歌应当是匿名之作。我读过一些最古老的诗歌或故事，比方说《一千零一夜》，包括中国的《诗经》。这些诗歌都很伟大，可是你不知道是谁写出来的。诗人们向人们提供的应该是诗歌本身，而不是诗人这个响亮的名头。因为你的名头再响，在时间巨大的钟声里，那声音也是小得可怜，小得几乎听不见。如果你在乎这些，你就不可能写出好诗来。
我说，你的说教味太重了。
博尔赫斯说，嗯，你提醒得有道理。我总是犯这个老毛病。好吧，我们不谈这些吧。我们再来谈这个弹钢琴的老人。在这个闹哄哄的世界，他不急不躁，沉迷于自己的梦境。你不觉得他才是真正的诗人吗？
我说，至少你不会比他差吧？你写了那么多书，你不为自己感到骄傲吗？
博尔赫斯说，真是浪得虚名。我为此感到很难过。我想人们一定对我产生某种误解了。我无法排除人们由来已久的误解，我也不会大声直嚷人们加在我头上的名衔，尽管我真想这么做，但是我不敢。因为要是我这么做了，人们一定会说我装崇高。我很讨厌自己成为别人饭后的谈资或被评论家引用的对象。有一件事你可能不信，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时候，我掌管着一个很大的图书馆，甚至可以说，这个图书馆在阿根廷是最有名气的。可是这里面没有我一本书，因为我不允许我的所谓的“著作”在这个图书馆占上一席之地。一想到我的书要与维吉尔或史蒂文森并肩而立，我就觉得羞愧难当。
我说，你太谦虚了。
博尔赫斯说，真难受，我最怕听这句话了，可它从你的嘴里不经意就说了出来。说真的，如果让我选择，我乐意让别人加工、重写我的一行诗或一篇小说，以便让它们流传下去；我希望我个人的名字会被忘掉，正如在适当的时候会是这样。对于一位作者来讲，最好是他成为传统的一部分、语言的一部分，因为语言将使用下去而书籍会遗忘。也许每一个时代都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书，只是改变或加入一些细节而已。
我说，这个弹钢琴的老人弹奏的仍然是他父亲曾经弹过的曲子。
博尔赫斯说，至少他使用的钢琴和座凳是他父亲或祖父的遗物，但是，他坐的姿态和弹奏的指法一定与他的前辈不同。也就是说，他增加了一些细节，将切分音和滑音更好地交织起来，让人感觉到时间是一天天地流过来的，而过去的私刑一天都已经干涸，这干涸的过程就是这个老人变成音符的过程，也就是这个老人赖以活着的生命的过程。
这时，我看到一个时髦女子将一大叠纸币轻轻地放到老人的木盆里。放完，就低着头，匆匆走了。
我说，真不敢相信，一个时髦女子将一大叠纸放到这个老人的木盆里，她居然连头都不抬就匆匆走了。
博尔赫斯说，这有什么不对吗？
我说，那个女子给了那么多钱，她完全有理由让老人专门给她弹奏一曲嘛。
博尔赫斯说，你以为这个老人在这里弹钢琴是为了钱？你以为那女子给了钱就因此获得某种特权？错了，你不给他一分钱，只要给他弹奏钢琴的自由，只要让他自己沉浸于古老得发黑的梦中，只要人们少打扰他一下，他就足够了。至于那个女子，也许她只是一个极其普通的富商主妇，可她一定同时是一个真正的艺术爱好者。当沉甸甸的钱和轻飘飘的音乐摆在一起时，音乐的重量总是让有钱人难以承受！
我说，可老人毕竟是用这个木盆来装钱的。
博尔赫斯说，你不觉得它更像一个寓言、一种象征或一首沉默的诗歌？当落日的余晖照在城市的上空，当烧烤的梦在苍老的弹奏下升起又落下，一个盛着几枚硬币或几张纸币的木盆，它不会发出求助的声音，但它传出了艺术的尖锐。你敢说，它不会让这个城市感到疼痛吗？
母亲，让我陪你慢慢变老
卫宣利
从小，她对母亲就是有距离的。母亲不漂亮不温柔，嗓门粗大，身材肥胖。而她，偏偏遗传了母亲的这些缺点，从小学一年级起，她便是班上最胖的女生。母亲又懒得给她扎小辫，硬是把她一头乌黑的发剪成了短短的娃娃头。有一次上完体育课，她满头大汗跑去上厕所，结果把厕所里的女生吓得集体尖叫——她们把她当成了男生。
这样屈辱的记忆，深深地刻在她的脑海里。她害怕学校的体检，因为每次一踩上体重磅，旁边的老师和同学便一惊一乍地惊呼：呀，65公斤！她也害怕体育课，跑步她总是最后一名，仰卧起坐，别人一分钟50个，她躺在床垫上，咬紧牙关，憋得满脸通红，仍然坐不起来。
这样的事情经过一次，她对母亲的怨恨就加深一层。如果母亲漂亮一些，自己也不会这么丑吧？如果母亲细致讲究一些，自己也不会如此粗糙笨拙惹人耻笑吧？
她从来不肯和母亲一起上街，一个胖妇人，后面跟着一个胖女孩儿，企鹅一样一摇一摆地从街上走过，这样的场景，想想都让她心里憋得慌。可是那一天，母亲非要拉她上街，她死抠着门缝不肯挪步，逼急了，大叫一声：“我不要和你在一起，你这么难看，我怎么会是你的女儿？”
母亲呆了半晌，然后，那肥胖的穿着廉价印花汗衫的身体，剧烈地抖动着，嘴角颤了几颤，巴掌高高地扬了起来，终于又缓缓放下。母亲没有像平时那样泼妇一样地把她的祖孙三代统统扯出来骂一遍，她晃着肥胖的身体，一步一步走出去，背影有些悲怆。
后来，父亲告诉她，其实那天，母亲是想给她做裙子的，那件缀着百合花的棉布长裙，班上的晨晨也有一条，她羡慕的目光逃不过母亲的眼睛。母亲买了同样的布，又找了街上最巧的裁缝，只是想让她跟着去量一下尺寸。
她并无半点感激，愈发在心里愤恨：如果不是长得和你一样胖，何苦费这么大的周折？
她没见过那样笨拙的女人，切菜会切破手指，毛衣织了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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