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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风雅-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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眩鹤髁恕督裉煳颐怯Φ比绾纹兰劭鬃印烦て聪惭荩恢毖员硖祷ぁＴ谥诳谧肺仕浴芭帧钡奶仁保担骸拔业奶仁遣慌祝慌帧！贝佣鸲粤旱拇蠊婺Ｅ小�1974 年9月23日，对梁历时半年的批判会告一段落时，主持人征问梁对大家批判他的感想时，梁脱口而出：“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石破天惊，四座哑然，旋群情激奋。主持人勒令梁作解释。梁说：“‘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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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1）
梁漱溟，祖籍广西桂林。元人后裔，宦游北方。自曾祖赴京会试中进士后居北京。
父梁济（巨川，1858—1918），二十七岁中举，四十岁时才踏上仕途，曾做过教谕、内阁中书，至民政部主事。官不大，口碑较隆。“吾最得意之事，肩挑负贩、拉人力车者多识我。常于途中遇褴褛苦人，大呼曰：‘梁老爷，你好吗？’”时有赶驴车者见之，居然叫出他的名字，请他上车。6 《清史·忠义·梁济传》有载：“济以总局处罪人，而收贫民于分局。更立小学，课幼儿，俾分科习艺，设专所授之，费省而事集。”
在梁漱溟心中，父亲“是一秉性笃实底人，而不是一个天资高明的人”。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梁济于六十岁生日前夕，家里人准备为他祝寿大扫除，他借故到朋友家小住，说生日那天回来。谁知生日前三天即民国七年11月10日自沉于别墅附近的“净业湖”。遗书《敬告世人书》中说：“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7因遗书中出现“殉清而死”四字令人费解，有人称他“梁疯子”。逊帝溥仪下诏追赠谥号。早在民国元年，梁济首次向神明、父灵起誓殉清，着手写遗书，稽延六年。见民国后社会道德继续沦丧，甚而变本加厉，故“尸谏”。此为一说。据培恕告诉笔者，其祖父写遗书时，连朋友的生日也未忘记，将准备好的贺仪留在桌子上。他是理智的。而梁漱溟将其父自杀原因归于精神耗弱所致。梁济在遗书中说：“中国每个朝代灭亡都有人或许多人为之殉，清亡无一人殉，这在历史上是可耻的，既然如此，我来做这件事。”
梁漱溟深感：“我最初的思想和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父亲从小对他实施“宽放”式的教育。给其自由，任其“瞎闹”，发现不对，点到为止，完全的启发式。梁漱溟追忆儿时趣事时说：他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见了，吵闹不休。父亲在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不斥责，让他去看。梁漱溟见树上有父亲写的小纸条：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询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梁漱溟到该读四书五经的年龄了，其父不使其读，而令其学习《地球韵言》。青年的梁漱溟拒绝家中提婚要求，想出家当和尚，其父虽不以为然，但也不明示反对……梁漱溟在处事做人上深得其父精髓，十七岁时，梁济赠其两个字“肖吾”。民国以后，父子对时政见解的分歧日益增大，但父亲只表示自己的主见而已，对儿子参加革命活动并不加干涉。梁漱溟年轻时因考虑人生问题不得其解，多次想自杀，而自他父亲自杀后，他倒看重自己的生命，坚信在完成复兴儒学使命之前不能死，不会死。
梁漱溟一生前后相隔约十年娶过两位夫人。“在父亲的生活里，家庭生活始终不重要，无论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配偶都不重要。我料想，如果他回顾一生，会对她们俩人觉得歉然。”次子梁培恕如是说。
其元配夫人黄靖贤是家庭妇女型，经友人介绍于1921年结婚。育两子。由于文化差异，两人感情平淡。1935年黄因难产去世，客观上使梁漱溟“以有爽利的身子，容我全副精力服务于社会”。本不拟续娶，将两个儿子先后寄养于多位亲戚家。十年后因缘际会，与小他六岁的陈树结婚。陈北师大毕业，但个性强烈，脾气暴躁，甚而在公众场合不大讲礼仪，令丈夫尴尬。两人一直在龃龉中过日子。陈晚年患歇斯底里症，1979年逝世。比较起来，梁更怀念发妻，耄耋之年写《纪念先妻黄靖贤》，认为“只有她配做自己的妻子”，回顾以往，倍增愧然。
对先父梁济的“道德理想和卓立精神”梁漱溟十分推崇，并将其对自己的教育方法，复施予儿子们。他十分尊重、理解、宽容儿子的个性发展。对长子培宽梁漱溟手迹。
家事（2）
有“多年父子如兄弟”之谊，次子培恕“患病”（意指思想、情绪、意向多变、浮躁），他让培宽“研究研究恕之受伤或受‘病’在何处，当如何药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梁漱溟为社会大事东奔西走，居无定所。培宽、培恕先后寄于多位亲戚家，十三岁的培宽便为弟弟买布做衣服。1944年梁漱溟再婚时，培恕不愿意接受后母，抄一首写孀妇的诗：“故人恩义重，不忍复双飞。”给父亲看。梁漱溟看后点点头，就算父子交换意见了。从现留存的父子数十通函札资料看，梁漱溟还是不时关怀、培养两个儿子的人品与学业的，不乏儿女情长——大到注意身体健康，用钱不要太苛刻自己以致冻馁，小到纠正信中的错别字。“两人之自传均阅看。宽儿所做虽不甚好，尚清爽简洁，但开头一句无主词，在文法上是不行的，或漏去一‘我’字耶。恕所作太简短，总是因为他对所作之事无兴趣之故；勉强他多写怕也不行的。”“我的原则是：一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兴趣，确定自己的兴趣。你们兄弟二人要明白我这个意思，喜欢干什么事，我都不阻拦你们的。”（1943年2 月28日）培宽告诉笔者，有一年他的地理考了五十九分，要补考。父亲看到补考通知单随手退还给了他，一句话也没有批评。因为他相信儿子会知道怎么做的。培宽记忆中一生父亲只打过他一次，那是他十岁时，在邹平父亲的办公室里乱翻东西玩。父亲打了他一下手心，也只是象征性的。梁漱溟谆谆告诫、提醒子女“不要贪”，“不仅贪图的事不应做，贪图的念头也不要起”。
梁漱溟把“不谋衣食，不顾家室，不因家事拖累而奔赴的大事”当作家训，在两个儿子的身上得到了传承。培宽、培恕一生素不喜出头露面，不喜张扬，为人低调。大概正因为如此，两人在历次运动中没有遭到更多的磨难。培宽于1953年初即加入中国共产党。
但他们父子之间也是有分歧的。
1977年初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收入《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梁漱溟看过后，认为其中毛泽东所说的话，有些似当年不曾在会上听到过，推想这可能是在别的场合讲的，现在将它们编写在一篇文字里了。但梁漱溟还是给中央统战部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说：“由于我狂妄冒犯主席，无可原谅”，“今日只有敬领训斥，好好学习”。对此，梁培宽、梁培恕很不以为然。培恕试图劝阻，无效。培宽时在北大，不知；知道后信已寄出。儿子们认为：根本无须表态，故信无须写。“如果一定要表态，应该承认有冒犯之处的同时，应将过去一再表明并无反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之意申述清楚，不可忽略不提。”培宽对笔者说：“父亲只是一味地检讨自己，而对对方却一字不提。这种‘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和‘不计前嫌’是大可斟酌的。人家看成###，而父亲却一心讲道德修养，而只讲自己的修养不足，一味的‘反求诸已’这种以德报怨，有点亏待了自己。”
他们兄弟二人知道敬重父亲的最佳选择是对他精神的传承。梁漱溟去世后， 梁漱溟在“孔研会”讲话。
兄弟两人已先后退休，全身心投入整理父亲的遗著，为其父编辑出版八卷本六百多万字的“全集”，以及“自传”、“传”，出版纪念集、书法集等，接待国内外梁漱溟的研究者。目的是通过整理编辑先父的著作，加深对他的了解，把父亲的思想完整地交给社会，供世人研究。他们只继承父亲的遗志，不继承家产。他们将整理出版父亲著作的数万元稿费，只留下买一台电脑（供继续编选著述用）的几千元钱，其余以梁漱溟的名义全部捐给当年梁氏在桂林所办的勉仁中学，即现在的勉仁职业学校。笔者曾代为转赠过一笔稿费。我曾问培恕先生为什么，是不是承老先生不谋衣食、不谋家室的遗训，他笑着说：“不为什么，我们只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孙子梁钦东向祖父求字，八十八岁的梁漱溟录诸葛亮《诫子书》，令其研读自勉：“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家事（3）
梁氏家风：还斯文于先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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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事（1）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二十岁时他在《民国报》当记者，发表文章常用的笔名是寿民或瘦民。那时他年轻，当外勤记者，上跑总统府、国务院，下访学校团体，政治新闻、市井民生都是笔下文章。当年袁世凯在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他作为《民国报》记者亲眼目睹。他晚年回忆说：“袁世凯与我们记者近在咫尺。他矮墩墩的个头，光着秃脑袋（帽子拿在手里），留着短须，已有几根花白，胡须周围和两颊都没有修刮干净，一套军服也是皱巴巴的，与大总统就职的庄重典礼很不相称。”当时的《民国报》总编辑是孙炳文先生，一次兴致所至为梁题写一扇面，不知出于何意，将上款题为“漱溟”。“正中我意”，梁觉得此名很别致，自此始将梁焕鼎正式易为梁漱溟，沿用终生。
梁漱溟上有一兄长，下有两个妹妹。父亲特喜欢他。少年时的梁漱溟爱静中思维，不喜运动。体质较弱，且有少年斫丧身体之不良习惯（手淫），后觉影响健康，痛加改之。他的生活自理能力也差，六岁时自己不会穿裤子，因背带裤，不会打扣。常晚起。家里人呼他起床，他却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一直为家里人的笑谈。“自幼呆笨，几乎全部小学时期皆不如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的丰富，他立志培养自己“自学、自进、自强”的精神。
十四岁时，梁漱溟入顺天中学堂，与张申府、汤用彤同学。当时他与班上的廖福申、王毓芬、姚万里三人最要好。廖少年老成，勉励大家自学。相互间依年龄称大哥、二哥、三哥。某日四个人谈到兴头上，奔赴酒楼上喝酒吃蟹，以示庆贺。廖福申提议以每个人的短处拣出一个字来，以此呼名警示策勉。于是廖给大家起名：王同学懦弱，妇人气重，取名为“懦”；姚同学擅体育，起名为“暴”；他自己很勤奋，却自谦名为“惰”；而给梁漱溟起的是“傲”。梁漱溟觉得很中肯、贴切。梁漱溟当时确实很“傲”，他的作文成绩在班上常名列第一。“我的特点总喜欢做翻案文章，不肯落俗套。”能出奇制胜，有时亦草率失败。一位王姓的国文先生对他此举很反感，批语为：“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而后来的一位范先生却偏偏赏识，以“语不惊人死不休”褒之。
在顺天中学堂，梁漱溟特别崇拜年级低于自己的郭人麟：“其思想高于我，其精神足以笼罩我。”梁尊称他为“郭师”，课余常去讨教，并将他的谈话整理装订成册，冠名“郭师语录”。学友们讽之“梁贤人遇上郭圣人”。梁漱溟回忆说：“我一向狭隘的功利思想为之打破，对哲学始知尊重。”另一个是同班的插班生革命派甄元熙，鼓励他剪辫子，介绍他入京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
梁漱溟一生笃信佛学，孜孜思索，探求中国问题、人生问题。正是穷于思索和苦闷，他试图从佛学中找答案。就苦、乐而言，他自觉自己家境尚好，也聪明，父母疼爱，却常常苦闷不乐，而家中的女工，天天做饭、洗衣、干杂活，辛苦得很，却脸上常有笑容，并不觉苦。他苦苦思索，最后悟出“人生的苦乐不在外界（环境），而在自身，即在主观。其根源在自己的欲望，满足则乐，不满足则苦。而这种欲望是无穷尽的。”因此，他就注意观察一些社会现象，如坐轿子与抬轿子的，走路的和坐车的。不再以为坐轿子的就乐，走路的就苦。他悟出：“坐轿子的正为某个难题（欲望）发愁，步行的却悠然自得，并未感到苦。”因此觉得对人生苦乐探求与佛学合拍，他就拼命看佛家书。以至十八岁那年拒绝父母为其订婚，十九岁开始茹素至终生，决意为僧长达九年。
“无我为大，有本无穷。”这是梁漱溟送友人的一副联语，勉人并自勉。对于生、死，梁漱溟是“任其自然”。
梁漱溟信奉孔子的“仁者不忧”之说，因此他“乐天知命”。抗战期间，袁鸿寿先生在桂林七星岩宴请他吃素席，饭后在一株小树下聊天，恰敌机在头上盘旋下“蛋”，袁鸿寿大惊失色，要避，“万一‘中头赏’”何以对天下人！“而梁漱溟则镇定自若，聊天如常。”“志不可夺。”1976年唐山大地震时，北京人都逃出户外，梁漱溟却安居不动。在居委会、家属再三劝告下，最后才有几个晚上到寓所后门草地上露宿。
趣事（2）
但有时他也“怕”的，怕的不是天，而是人。
1944年梁漱溟在民盟秘书长任上，介绍千家驹入盟，新盟员每人填写“入盟志愿书”并签名盖章，志愿书填好后，他又叫其当场焚毁，不留蛛丝马迹。究其原因，民盟当时还是“地下组织”。
梁漱溟面冷，似不苟言笑，但也不乏幽默。1944年在桂林梁漱溟的续弦婚礼上，热闹非凡，仪式无法结束，让大家扫兴也不好，梁站起来说，自己喜欢听京剧《盗御马》，借剧中人台词并做起身告辞状，说“告辞了——” （拖长声），他就借机扬长而去，众人随之退场。
“文革”中，他以十分幽默而带有不屑的意味向批判者说：“给我贴大字报，自是应有之举；……责斥我驳斥我，全是理所当然。这种驳斥、责斥与其少不如多，与其轻不如重，如果平淡轻松，则不带劲，那倒不好。” 8
晚年，因年岁已高，苦于络绎不绝的访客，为健康计不得不亲题“告示”，但不像他人拒人千里，而是有礼、有节，亲自书写“敬告来访宾客”的字条。上写： “漱溟今年九十有二，精力就衰，谈话请以一个半小时为限，如有未尽之意，可以改日续谈，敬此陈情，唯希见谅，幸甚。一九八六年三月，梁漱溟敬白。” 9有心人从字纸的颜色和笔迹上判断，那个一个半小时的“半”字，是后来加上去的。真可谓“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诚如赵朴初对梁的评说：“观之俨然，即之也温。”
梁漱溟享高寿，有不少人向其讨教养生之道。他的回答十分有趣：“少吃多动。”他不烟不酒。酒偶尔为之，那是在迫不得已的场合。他风趣地说：“吃饭是应酬自己，喝酒是应酬人家。”他还认为养生还应包括精神上的自我修养。
友事（1）
“情贵淡，气贵和。惟淡惟和，乃得其养；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这是梁漱溟的座右铭；“勉仁斋”，是梁漱溟的斋名。
由此两端，可见梁漱溟的品格与操行之一斑。
梁漱溟的百年人生，由于他独特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结交了一大批中外社会名流和贤达，甚而是其他杂色人士。无论对谁，他都通体透明，表里如一。他说： “在人格上不轻于怀疑人家，在见识上不过于相信自己。”这是他处事做人的原则；尽管“失言失态，这也并不少见”，甚而既“狂”又“狷”，但绝不乏一个“诚”字。
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得见梁漱溟形（光头）与神（劳形，为国事奔走），称他为 “中国的甘地”。
40年代，在重庆、桂林办学期间，他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之宗旨，接纳不少穷困的学生；他明知有些师生是从事民主和学生运动的，也乐于保护。当学生被捕时，他多方奔走、呼吁，亲笔书函甚而挺身交涉，保释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据当事人回忆，当时的勉仁国专一度成为民主运动的“保护伞”、“避难所”。
他的平易近人是有口皆碑的。每遇有人相求，只要他认为在理，从不厌烦劳；复信不假他人之手，即在垂暮之年，一时无力作复，他都要在未复的函件上注明 “待复”。对八方的不速之客，无论对方年长年幼，位尊位卑，他都竭诚相迎、让座，客人告辞，送至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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