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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风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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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偏激。他瞧不起严复（又陵）和林琴南（林纾）。一次酒酣耳热时，辜发怪论：“如果我有权在手，我定要杀两个人以谢天下。”邻座问杀谁（另一说，他与严、林同桌）。他说：“严又陵和林纾。”邻座问为什么。辜说：“严又陵所译《天演论》，主张物竞天择，于是国人只知道物竞而不知有公理，以致兵祸连天，民不聊生。林纾译《茶花女》，教青年侈谈恋爱，而不知礼教为何物。假若不杀此二人，天下安得太平？”
辜鸿铭性狂。在一次社会名流政界要人宴会上，有位外国记者问辜鸿铭：“中国国内政局如此纷乱，有什么法子可以补救？”他信口答道：“有。法子很简单，把现在在座的这些政客和官僚，拉出去枪决掉，中国政局就要安定些。”
辜鸿铭幽默。一次，一位外国朋友在家宴客，客人中只有他一个是中国人。大家推他坐首席。坐定，大家讨论中西文化。洋主人问他：“孔子教育究竟好在哪里？”辜答：“刚才诸君你推我让，不肯居上座，即是行孔子之教。若照争竞原理，以优胜劣败为主，势必等到胜败决定，然后定座，然后举箸，只恐怕大家这一餐都不能到口了。”说得众人点头称是。席间，一个洋人问他为什么留辫子。他指着那人嘴唇反问：“你为什么要留胡子？”
……
辜鸿铭还有一个令人敬佩的品格：“我向来不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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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教授”，名门之后（1）
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门类里，被冠为“泰斗”、“大师”、“宗师”者不胜数矣。姑且不论这一顶桂冠戴在受者头上合适与否，总觉不新鲜；然被誉为“教授的教授”的却只有一人：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是上世纪20年代清华国学研究院所聘四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之一。他的学问大、名望高，掌握汉语以外的语种达十六种之多（一说十三种），在对学生讲“佛经翻译学”时，能用十几种语言来比较、研究，让学生在比较中明白孰优孰劣，优在何处，劣在何方。他的拿手绝活是对历史的研究，“在史中求史实”，“继承宋贤史学大师，以求真实供鉴戒之史学思想与长编考异之法治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明清史等”。
陈寅恪1902年十三岁，随兄陈衡恪（师曾）留学日本，后赴美在哈佛学习梵文、巴利文，1921年又赴德在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他东方古文字学。旨趣在“以求知识为职志”，留学计达十多年却无意追求博士学位。1925年，吴宓拟请陈寅恪为研究院教授。清华校长曹云祥问梁启超：“他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 “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云祥又问：“他都有些什么著作？”梁答：“也没有什么著作。”曹听罢摇头表示为难。梁启超有点生气地说：“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么，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梁启超列举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名教授对陈寅恪的推誉之词后，曹云祥同意了。
1926年陈寅恪执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他上课喜欢用布包装着相关书籍资料，一进课堂便将布包摊在讲坛上。异趣所在是他备有一黄一黑两只布包，凡上佛经文学、禅宗文学必用黄布兜，讲授其他课程则用黑的。冬日喜欢穿长袍马褂，因体弱，有时严寒还加上件皮袍。讲课时一兴奋觉燥热，便适时脱去。凡引征重要文句或参考书目，他都亲自抄在黑板上，擦黑板活脏，学生要代劳，他一概谢绝。讲课讲到入神处，往往闭目而述如入禅境，直至下课铃响，也不介意。他倘有新的论文发表，必将单行本分给每个同学研读。上课从不点名，也不小考。他不欣赏问答式的笔试，倡导学生提问题，创新，期以对史识有新理解、新发现。他是一位“怪人”。国文考试加试是以科举时代的方式对对子。以此测试学生的读书博寡、语汇丰富及音韵学、逻辑学。此举虽招致毁誉参半，但“寓意甚深”，可“测试作者的联想力和美感力”以及“表现文学的天才和造诣，而修辞的程度更可以从这里流露出来”。他既开风气也为师。一面向学生提示可走的新路，一面指导学生如何去做。出于他的声望，北大的同学为不失名师的教诲不惮跋涉也来清华园听课。那时陈寅恪不过三十多岁，还是单身汉。虽已被人称为“教授的教授”，但他每周还要花两天时间进城跟人学西夏文和蒙古文。他的勤奋令学生们脸红，也激发了学生们的勤勉精神。
他与王国维（静安、观堂）私交甚笃。1927年王国维于昆明湖自沉。在向静安先生遗体告别时，研究院的学生们在先，行的是三鞠躬，而陈寅恪行三跪九叩大礼。他送挽联，撰《王观堂先生挽词》，赋诗言哀。次年，应研究院众学生之请为王观堂先生撰写碑铭，于碑文中阐发观堂先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心曲。
遗憾此碑今已无迹，幸有拓片尚存。
陈寅恪，江西修水人，生于长沙。出身于诗书世家。他自言并非是“读书种子”，那是自谦。祖父陈宝箴，咸丰年间诗人，光绪年间官至湖南巡抚。其父三立，别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近代著名诗人。长兄衡恪，民初著名的艺术家，诗、书、画、印俱精，我国漫画创始人。称陈氏“诗是吾家事”确切不过。尤当陈氏宗族定居南京后，对子女教育更为注重。除延聘西席外还在家开设学堂，所授课程不止我国传统文化典籍四书、五经之类，还设置数学、英文、音乐和绘画。延聘的塾师都是饱学之士，如王伯沆、刘翼谋、萧泉等。家中藏书也丰，多为古籍和佛典。童稚时代，家庭便为陈寅恪创造了一个中西合璧、自由发展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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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的教授”，名门之后（2）
乃翁陈三立得陈寅恪时已三十有八。“恪”是兄弟间排行字，他生于（庚）寅年，由祖母黄太夫人命名为“寅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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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贤内助，两个好帮手（1）
贤内助者，唐也。
陈寅恪、唐是一对结发并白头偕老的夫妻，一对相濡以沫、荣辱与共的伴侣。他们的琴瑟和鸣、真情相爱，演绎了一段传统文人的婚姻佳话。
唐，又名晓莹。1898年生，广西灌阳人，也是名门之后。其祖父唐景崧是同治四年的进士，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吏部主事等职。后出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奇功，获清廷“四品衔”、“二品秩”和“加赏花翎”的赏赐，是位爱国将士。唐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她的一生默默地消融在丈夫的光环里。
陈、唐结婚甚晚，于1928年结缡于沪上。陈寅恪时年三十有八，唐亦三十。
1926年陈寅恪受聘于清华国学研究院，与赵元任是同事。陈寅恪“愿有家而不愿做家”。时赵元任住清华南院一、二号两屋，将二号让一半给陈寅恪住，陈吃饭也在赵家搭伙。杨步伟是有名的热心人，又快嘴快语。他见陈寅恪快四十岁了，便对他说：“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陈寅恪答：“现在也很快活么，有家就多出一些麻烦来。”赵元任幽默：“不能让我太太管两个家啊！”于是赵元任夫妇就与清华学校的体育教师郝更生合谋为媒，将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介绍给陈寅恪。
陈寅恪与唐一见钟情，他们都很珍惜这命中注定的姻缘。
婚后的唐，主政家务，相夫教子，兼帮丈夫处理文稿琐碎事务。家中全靠陈寅恪工薪维持，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们一直坚持赡养老父散原先生和寅恪长兄陈衡恪的###。后三个女儿陆续来到人间，为家庭平添了生活情趣。唐担当教育子女的任务，她的字写得好，把方块字写在纸上，教孩子们识字、背诵唐诗。最初七八年间生活尚稳定。惟苦于唐在生长女流求时引发心脏病差点死去，此后一生终为心脏病折磨。自1937年日寇入侵，覆卵下岂有安巢，陷入苦难深渊。为避日寇，全家与难民们仓皇逃亡。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在济南车站上车，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惨不忍睹。到香港之后，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获救。因经济窘迫，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残剩山河行旅倦，乱离骨肉病怨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香港，社会混乱不堪，食品奇缺，没有饭吃。唐除自己节食外，还忍泪控制孩子们进食，吃红薯根和皮的“神仙饭”。日军烧杀掳掠，遍街建卡设哨，唐怕逃难时孩子们会散失，含泪用毛笔在布上写上小女儿的名字、出生年月及亲友们的住址，缝在四岁小女儿的衣襟里。两个大一点的女儿，怕碰上日本鬼子万一被糟蹋，强行给她们剪男孩头式，穿男孩衣服，惶惶不可终日。1943年在成都燕京大学的日子，钞币贬值，柴米飞涨。唐常发病，还得照料家中生活。为了能给陈寅恪增加一点营养，喝一口羊奶，家里养了一只跛足母羊，她和未上学的小女儿共同饲养。陈寅恪不顾病目和疟疾之灾，在那种恶劣的条件下除完成上课任务外，坚持写完了《论元白诗之分类》、《长恨歌笺证》。学期终了，填写学生成绩单，格子小，纸张劣，陈寅恪看不清楚，唐和女儿帮忙完成。1945年陈寅恪双眼失去光明，手术仍不见效。为了能给病弱的陈寅恪补身体，唐把两件像样的出客衣服送进当铺……
在人生重大抉择关头，唐倾心支持陈寅恪。尤当提及的是1948年底留在广州，坚拒不去台湾。1949年“土改运动”冲击了唐的亲属，她害怕，暂避香港月余。后经中山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劝返广州。
唐，本是一家庭主妇。1951年，陈寅恪的助手程曦不辞而别，陈寅恪无法上课，唐拿起课本，充当丈夫的助手走上讲坛，直至一年后黄萱到来才作罢。
唐不止是丈夫的贤内助，晚年也成了丈夫的“贤外助”了。陈寅恪在生命最后二十年所写的“声明”、“抗议书”、检讨交代材料都出自唐之手，她甘为丈 夫遮风避雨。“文革”期间所遭的人格侮辱令唐十分愤怒。学校配给陈寅恪的护士和清洁工全部取消，重任全落在唐一人身上。申请保留一老工友助陈寅恪坐椅上厕干杂活，因他们的工资停发，少量的存款被冻结，嗣以无法支付工友的工资，以致陈寅恪、唐先后故去，家中的家具被人抬去抵债。特别是那一纸为活命而写的“申请书”：“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每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教人不忍卒读。
一个贤内助，两个好帮手（2）
墨池飞出北溟鱼。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喻陈寅恪为史学界“北溟鱼”的话，那么唐就是那方广瀚融和的“墨池”。没有她，他是“飞”不出来的。绝对。
陈寅恪常对女儿们说：“妈妈是主心骨，没有她就没有这个家，没有她就没有我们，所以我们大家要好好保护妈妈。”
一次唐心脏病突发，陈寅恪在万念俱灰时，事先为爱妻写了挽联：
涕泣对牛衣，1载都成断肠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唐好像专为陈寅恪而来到人间。陈寅恪故去四十五天后，她亦步其后尘而去。
陈寅恪又是幸福的。他的人生之旅除了上帝给他安排了一个贤内助外，还有两位好帮手。
远在1941年陈寅恪一家困居香港，有一位女性托人给以四十元“军票”小小资助，陈婉拒。这份情谊，却由此在岭南大学得到延续。她叫冼玉清。
冼玉清，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自号“碧琅馆主”，是广东著名女诗人、女学者，也是一位“怪”女性，终身不曾婚嫁。上世纪20年代她便出言：“以事业为丈夫，以学校为家庭，以学生为儿女。”带着浓浓的人情味，她走入陈寅恪的视窗。两家亲人般地相互关怀和照顾。陈家的外到与学校的对话，内至女儿婚事，冼玉清都十分关心。这给晚年的陈寅恪精神上增添了暖色。1956年春节，唐曾手书陈寅恪撰的春联赠冼玉清：
春风桃李红争放，
仙馆琅碧换新。
也就是这位冼玉清，孑然一生，身后将祖传遗产四十四万港元捐给国家，将广州房产、书籍、收藏悉数捐给了中山大学和广东文史馆。
另一位女性叫黄萱，印尼华侨首富黄奕住之女、周寿恺教授夫人。195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黄萱应中山大学之聘为陈寅恪的助手兼助教。陈寅恪晚年著述融入黄萱大量的心血。《论再生缘》、《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都是由黄萱记录、整理的。陈寅恪与其合作十分愉快，对其工作十分满意，曾借著作出版之际专事附记鸣谢。她在陈寅恪身边工作了十四年。因爱人工作调动，黄萱一度欲辞职。陈寅恪说：“你的工作干得不错，你去了，我要再找一个适当的助教也不容易，那我就不能再工作了。”黄萱被感动，又留了下来。直至1966年被迫离开。不可设想，倘若没有遇到黄萱，陈寅恪晚年的著述将又是一番什么样子。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黄萱在中山大学工作了十四年，月工资七十六元一分也没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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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目膑足，慈眉傲骨（1）
陈寅恪1937年右眼失明，五十二岁时左眼又发现眼疾，希冀有良药治疗能康复。兵荒马乱，岂容幻想。五十六岁时，左眼视网膜剥离，终致双目失明。日本投降后，应英国牛津大学之请陈赴伦敦再治目疾，仍不见好；拟次年赴美医治，闻此疾美国名医亦无良策作罢，遂与赵元任夫妇等于1946年春返回清华。“五十八年涕尽，可能留命见升平。”诗句可见情哀意悲。时国事蜩螗、民生凋敝，陈寅恪将书斋命名为“不见为净之室”，于昏昏中度过最后二十年苜蓿生涯。
祸不单行，1962年陈寅恪右腿骨跌折，因年迈不能手术，住院半年，仍不能站立。即在失明膑足后他仍坚持著述不辍，彰显了一纯正学人的襟抱与风骨。
陈寅恪、吴宓和汤用彤当年被誉为“哈佛三杰”。陈寅恪为人孤清、倔傲，处事情感“深挚”，吴宓为人谦和、宽容，做事“投入”。陈寅恪给人的印象是狷介、孤傲，实则对朋友、门生他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蔼蔼长者。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他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一个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在奖掖提携后生方面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他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教授。后来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陈寅恪爱才，他还推荐朱延丰给胡适翻译史学；他向主管中研院史语所的傅斯年推荐过张荫麟，推荐信中说：“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才，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他还同时为北师大史学系系主任陈垣推荐过吴其昌，信中说：“吴君学问必能胜任教职，如其不能胜任，则寅恪甘坐滥保之罪。”历史证明，张荫麟、吴其昌后来都是卓有建树的教授、历史学家。遗憾的是两人都英年早逝。张荫麟死时年仅三十七岁，陈寅恪闻讯极悲，还作诗以悼。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早年毕业后曾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同样，令北大教授王永兴感动的是，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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